花了几日功夫，一边检索古籍库，一边仔细读了一遍。想想读懂了大概十分之三四。本书实在不易索解，即便加上入矢义高、伊永文两书，其中不可解处仍然很多，着实没有办法。
邓先生于此书为功臣无可疑，筚路蓝缕，艰难实多。入矢义高当年批评猛烈，震惊一时，以致半世纪以来对邓先生此书评价有天壤之别，其文未见，不敢妄议。
但平心而论，邓先生此书所注大多可取，偶有可商。例如木香菊一条以为刘蒙、史正志菊谱均无此名，疑为玉球，然而史铸百集菊谱中则收此品种，是所疑不当。
又邓先生注中有数处引用《宋稗类钞》，此书抄撮宋人笔记，时有讹误，又不注出处，前辈学人均谓不可引用。因彼时无法检索，检书或不易得，故邓先生径引用此书，亦无奈之举。此外尚有失检者，如六十八页用王国维《优语录》所引《铁围山丛谈》，案语曰：“此则不载《铁围山丛谈》，俟考”，然此则实见于《丛谈》卷三之末，邓先生所用知不足斋本有此条，当系失检无疑。其他如引《说郛》不用原书、明知《文献通考》本之《乐书》而不用原书等等，均不无可商。
进而言之，此书非邓先生用功之作，不过一时兴起，以是之故，详略不同，大抵前三卷最详，卷四、卷七最疏略，有一段文字而无一注之例。每卷下注解，或仅引《事物纪原》、《岁时广记》，近于偷工减料，似亦为一病。另引明李濂《汴京遗迹考》、清周城《宋东京考》较多，或者前三卷所引笔记材料有从此摘出者，亦未可知。
邓注取材，“以宋人杂记为段，亦不多取正史，阑出此例不过数条。”立此体例，大旨不差，以《梦华录》所记多当时地理事物风俗节序，验之正史恐无多可取，反以笔记小说能相印证阐发者为多，然而笔记小说之外，诗词、文赋、话本可为旁证者亦众，几乎一无所取，仅借《芦浦笔记》引《鹧鸪天》数首，实为可惜。又今传宋元话本，与此书关联颇多，不见提及，殊为可怪。伊永文笺注则多引《水浒传》《清平山堂话本》等，较好。其实，不仅宋元小说，即便明代三言之类，以其来源甚早，间亦有可证宋时故事之处，不妨更检之。
至于校勘，“既以元刻为主，后此秘册、津逮、唐宋、学津各本，不应以后证前，况多臆改，故皆不取”，看似有理，但实有后是而前非之例，详郜彦杰硕士论文所附校勘杂记，故邓先生此书校勘工作多有不足，且有不必改而改之处，有待进一步董理。宋元类书引此书甚多，伊注搜罗尚有未备也。
邓先生序云：“虽力求不误，而误者必多。胡三省曰：人之误我知之，我之误则不自知”，斯言谅矣。”旨哉斯言！伊永文新版笺注以不掠美而不采邓注及入矢义高注，则读《东京梦华录》仍不可弃邓注不顾，且比较而言，邓注眉目清朗，以读书所得，较之伊注检索而出，自有不同，故略书数语如上，不免求全责备，然实望此书早日有一可读之本能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