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君臣都以天朝大国的观念来对待这一事变（指西夏立国），认为元昊不过“蕞尔小丑”，大兵一出，就可诛灭。兴兵问罪，成为文武群臣舆论的主流。知集贤院吴育建议采取开国之初太祖对待江南藩国的方针，即稍易其名，故许其求，暂时顺抚，伺机收服，被宰相张士逊讥讽为脑子有毛病。

《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九《王安石事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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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学士院这时正要对于谋求“馆职”的李清臣等人进行考试,做翰林学士的司马光就在他所拟定的一道“策问”中,把这三句话作为奇谈怪论而向与试者质询道：今之论者或曰：“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
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
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惮改为,可与乐成,难与虑始.纷纭之议,不足听采.”
意者古今异宜,《诗》、《书》陈迹不可尽信耶?将圣人之言深微高远,非常人所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耶?愿闻所以辨之.既然以“愿闻所以辨之”作为这道“策问”的结语,这就很明确地示意给对策的人,要他们对“策问”中所引述的“三不足”之说用力驳辩一番.但是,当司马光把这道“策问”送请宋神宗审阅时,神宗却叫人用纸把它贴盖起来,并批令“别出策目,试清臣等”.
在发生这事的次日,王安石去见宋神宗,神宗问他说：“闻有‘三不足’之说否?”王安石回答说：“不闻.”神宗说：“陈荐言,外人云：‘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专指此三事,此是何理?朝廷亦何尝有此?已令别作策问矣.”
王安石说：“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唯恐伤民,此即是畏天变.陛下询纳人言,无小大唯言之从,岂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义理,则人言何足恤?故《传》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郑庄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乱,乃诗人所刺；则以人言为不足恤,未过也.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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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神宗和王安石这次对话看来,可知：一、在此以前,王安石决不曾在宋神宗面前提到过“三不足”的口号；二、对于“天变不足畏”一语,王安石没有直截了当地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对于天变是否可畏的问题,王安石在此前的一些著述和言论当中,都表明他是认为不足畏的.据《宋史·富弼传》载,在熙宁二年（1069）的二月,王安石就曾发表过“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的言论,以致富弼惊慌失措地说什么“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在这里,王安石所提出和富弼希图加以驳难的,正是“天变不足畏”的观点.至于王安石在答复宋神宗关于“三不足”的问话时,之所以不肯直抒己见,必是因为宋神宗在对话之初,就先已气愤地说出了“朝廷亦何尝有此”的话,王安石只好把语气放委婉一些,不作正面的答复了.

小子闲览宋史，每叹宋朝的善政，却有数种：第一种，是整肃宫闱，没有女祸；第二种，是抑制宦官，没有奄祸；第三种，是睦好懿亲，没有宗室祸；第四种，是防闲戚里，没有外戚祸；第五种，是罢典禁兵，没有强藩祸，不但汉、唐未能相比，就是夏、商、周三代，恐怕还逊他一筹。
（蔡东藩说宋史）

宋太祖曾自豪的说过“吾家之事，惟养兵为百代之利”，推其用意，是将桀骜恣肆的不稳定因素强制融入军队这一国家机器中，使其难以直接危害社会与政权。但太祖没有料到军队本身也有这种全面失控的时候，这时，收隶尺籍的犷暴之民经过了训练，拥有了武装，结成了集团，就像上百头突破铁笼的恶狼与猛虎，不仅使历经战乱的国计民生雪上加霜，而且直接威胁到南宋政权的自身安全与立足根基，其危害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高宗小朝廷南渡以后，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所谓“群盗”上，以至当时宰相赵鼎都说：“渡江以来，每遣兵将，只是讨荡盗贼，未尝与敌国交战。”南宋政权剿灭流寇，消除了腹背受敌的威胁，巩固了后方，有利于南宋的社会安定与经济恢复，这一战争大体到绍兴五年基本完成。在平定流寇集团中，张俊、刘光世、韩世忠和岳飞所起作用最大，并通过对流寇的招降与改编，不断扩大自己的实力，成为拥有重兵的中兴四大将。

何况宋三百余年，人心坚固，君臣辑睦，城郭修完，兵甲精利，粮储充足，将士如云，谋臣盈廷。——《平宋录·卷上》

“曩者我圣天子登极之初，遣使奉国书以修和好，汝国无赖，执我行人一十六年，所以兴师问罪。去载，又将廉奉使等无故杀戮，谁之过欤？如彼果欲我师不进，盍学钱王纳士、李王出降乎？尔宋昔得天下于小儿之手，亦失于小儿之手。其道如此，卿何多言？”——《平宋录·伯颜语柳岳》

（三月）丁丑诘旦，武备严肃入宫，召宋太后、幼主听皇帝诏，曰：“免牵羊系颈之礼。”宋太后谓幼主曰：“荷天子仁慈不杀，活此性命，汝当望阙拜谢。”
于是迁宋太后、幼主及宫人出宫，遂封府库。
谢太后以疾言，屡遣万户赵兴祖诣丞相请命。丞相曰：“既不能起，留之无碍。”
是日，宋太后、幼主同宫人出城，止宿北新桥船中。
是日，悉收宋之所贮宝玉。督宋大臣以下僚属俱从其行。丞相班师之日及迁宋君臣，百姓晏然不知。

检校官的演变：
临时代理某官职——编制外额外担任某官职的人【1】——身份待遇等级标志（尤用于方镇及方镇幕僚）——荣誉勋章。
【1】唐朝是律令制国家，设置哪些官职、每个官职有几个固定编制都是被写进法律的。但有时某个官职须要额外增加人手，超出编制额外增授的那位就成了检校。

南宋降金官吏。原名宇文黄中，后改今名，字叔通，别号龙溪老人，华阳（今四川成都）人。大观三年进士，历官州县。政和五年，除起居舍人、国史院编修官。六年，为中书舍人。宣和间，出为河北河东陕西宣抚使司参谋事。宋朝廷欲连金攻辽，虚中上疏极谏，降集英殿修撰，后又建十一策，上二十议，皆不用。靖康初，金军围汴京，为资政殿大学士、军前宣谕使，檄各路将帅率兵勤王，又多次出使金营，除签书枢密院事。金军北撤，言者劾其议和之罪，罢知青州，落职奉祠。建炎元年，韶州安置。二年，应募使金，复职。被留于金国，累官翰林学士、知制诰兼太常少卿，进礼部尚书。绍兴十五年，因以蜡书与宋通消息，并谋夺兵仗挟金主南归，事觉察被捕，全家近一百人遇害，年六十七。淳熙时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谥肃愍。虚中有文才，擅长诗文，现存诗多为出使或留金时所作，抒发羁囚于异域的感愤之情，如《虏中作三首》有“南冠终日囚军府，北雁何时到上林？开口摧颓空抱朴，胁肩奔走尚腰金。莫郓利剑今安在，不斩奸邪恨最深”之句，将自己的愤激与忧思表现得淋漓尽致，气势雄健沉郁。其余诗如《古剑行》、《春日》、《过居庸关》、《己酉岁抒怀》等篇都是这类作品。也能词，风格近于苏轼，清沈雄评论其词“大旨不出苏黄之外”，“直于宋而伤浅，质于元而少情”（《古今词话·词话》下卷）。如《迎春乐》、《念奴娇》二词，表现了流落他乡，思念故国的愁绪。著有《纶言集》三十一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五）、《春秋纪咏》三十卷 （《宋史·艺文志》一），又有《宇文肃愍公文集》（《蜀中广记》卷九九），均已佚。元好问编《中州集》辑录其诗一卷。《全宋诗》卷一四三二录其诗一卷。《全金元词》收其词二首。《全宋文》卷三三五三收有其文。事迹见《中州集》卷一、《宋史》卷三七一、《金史》卷七九本传。

建炎四年七月，福建建州范汝為作亂，轉戰建陽，後表面上受辛啟宗招安。紹興元年十月，以福州民兵統領入福州，乘勝攻克邵武軍，起義勢力發展到閩贛邊境。高宗以韓世忠為福建、江西、荊湖宣撫使赴福州鎮壓，二年正月初，范汝為兵敗自焚。同年冬，餘党范忠作亂，亂軍自建州北上，經松溪，一直打到浙西的處州一帶。宋廷以神武前軍統領申世景等鎮壓， 十二月，范忠兵敗。

鐘相，鼎州武陵人。早年行醫，密結百姓，自號“老爺”、“天大聖”。倡議“等貴賤，均平富”。靖康元年，金賊南寇，相激于義奮，招募勤王民兵，入衛王室。北宋亡後，往應天府擁立趙構。後被遣散返還原籍。
建炎二年，人告鐘相父子私置武器， 意要作亂。遂編管衡州。相潛逃，準備起義。
建炎三年，金賊再寇。孔彥舟為亂，自淮西入荊南、鼎、澧諸州，相與之戰。
四年二月，金賊陷潭州，彥舟入澧州，人情驚擾，相自稱楚王，建號天載。起義軍所到之處，焚殺劫奪。
朝廷以孔彥舟為荊湖南北路捉殺使，鎮壓鐘相。彥舟屠鼎州。三月，彥舟襲鐘相大寨，相與妻子部屬被俘，旋被向子湮所殺。
六月，程昌寓為鼎、澧镇抚使兼知鼎州，赴任途中，縱兵搶掠，楊麽杀官兵、奪輜重，公開反抗。麽自稱“大聖天王”，立鐘相幼子儀為太子。以龍陽洞庭湖為大寨，陸耕水戰，造“車船”以迎官兵。
程昌寓、孟庾、李綱遣使招安，拒絕。義軍楊華叛降，楊廣被殺。王燮、崔增、 吳全與程昌寓合圍楊麽，敗績，崔增吳全溺水戰歿。
紹興四年，僞齊李成遣使約以剋日會合，楊麽距之，殺使者。
宋廷以楊麽為心腹大患，滋蔓难图。
紹興五年，以張浚為右相，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督師潭州，以岳飛為荊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将兵平湖贼杨太。
岳飞威逼利诱，以杨华潜入水寨，黄佐叛变。飞命黄佐招降杨钦，六月，杨钦以兵三千、船四百至鼎州降飞。
六月十一，洞庭湖大战，陈瑫叛变，杨么败绩。岳飞破大寨 ，夏诚降飞，杨么、钟仪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