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阳东行“脚引”考》
《全真集》收录了一首题名《欲东行被友偷了引相留》的七言诗，显示为了挽留他，有道友将其“脚引”藏了起来。诗云：
欲东行被友偷了引相留
脚引谁留慢慢收，元来不用这凭由。
今朝已得前程路，便是逍遥达岸舟。
脚引伊将诚见察，扶风真行成搜刷。
足知王结得因缘，会要修持遵国法。
诗中没有点名偷脚引的道友是谁，望仙猜测，弟子辈的史处厚、严处常等人囿于尊卑，当不敢做此可能陷王重阳于违法的大胆之举，最可能者当为和李两公。当然，两公不会真的难为他，所以诗中的语气也是心平气和，讲道理的。
《全真集》中还有一首关于脚引的诗，题名《人戏言欲盗脚引》，诗云：
幸中有幸遇乡侯，岂肯将余脚引偷。
你等不遭三毒苦，我咱已出九幽雠。
心如朗月天心运，性似清风道性流。
短引再蒙长引在，管教东海一灵周。
诗中之言不仅不心平气和，而且有点气急败坏、恶言相向的意味。这和王重阳修道有成的形象严重不符。其中的原因，是因为脚引对于要远游的王重阳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古人出远门，可不像今天，抽点时间就可以来个说走就走的国内旅程，古人远游，是需要办理脚引，也就是通行证的。
对古人来说，出远门被视作很严重的大事，除非战乱和饥荒，升斗小民一般是不离家的。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古代战争连绵，在边境、关隘均设有关卡，由于这些关卡功能特殊，地位重要，关系到各国的军事、经济和社会要枢，所以普通人要通过这些关卡不是件容易的事。有时即使是一些社会“名流”，要想蒙混过关也不容易，伍子胥出逃无法过昭关而一夜白头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二是古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保证田租赋役的征敛，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笔者梳理了历朝户籍制度，深感古人之艰难。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采用“编户”、“定籍”的办法管理户籍。秦统一全国后，形成了严密的户籍管理办法。“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什伍皆有长”，实行“连坐制度”；“使民无得擅徙”，人口迁居，应请求地方官吏“更籍”。汉承秦制，萧何编制《九章律》，其中的“户律”规定了详细的户籍管理办法，实行编户齐民，历史上首次将户籍管理上升到法律规范。
为了确保户籍管理的实施，秦汉魏晋时期实行乡里制。西汉时，“乡间居民十里为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啬夫和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循禁贼盗。”东汉时，“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北魏时实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为了防止脱籍，政府严禁自由迁徙，规定未经乡亭批准、结清赋税，不得迁徙更籍，违者受罚。这样基层组织无形中就有了控制农民迁徙自由的权力。
唐朝实行乡保制，五家为一保，四家为一邻，百户为一里，五百户为一乡。每里置正一人。里长的职责是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伪，催驱赋役。”《唐律疏议·讼律》载：“同伍保内在家有犯，知而不纠者，死罪，徒一年；流罪，杖一百；徒罪，杖七十”。户籍控制更趋严密。宋朝实行都保制，“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力者一人为保户；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长”。保内设置有挂牌，以书其保内户数姓名。同保中如发生“强盗、杀人、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同保诸家"知而不告，依律五保法"。金代实行保伍制，元朝实行村社制，五十家立为一社。明朝实行保甲制，“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摊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清朝也实行保甲制，光绪《大清会典事例·户部》规定：“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户给印牌一张，备书姓名丁数，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来路不明者，就要“捉”去治罪。民国时期，推行《户籍法》，1937年，颁布《保甲条例》，在全国统一建立保甲组织，实行“联保连坐”制。
这些严苛的制度的目的是要被编制者善恶以告。脱漏户口，逃离本土不承担田租赋役，同伍者事前未加阻止，事后未行告发之责，要连坐，包赔逃户的田租徭役。如汉朝规定：“细民不堪，流亡远去，中家为之包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西晋规定，举家流亡，一旦被捉，家长斩首；北周《刑书要制》规定：“正、长隐五户以上，隐地三顷以上者，至死”；《隋书·刑法志》规定，“缘坐则老幼不免，一人亡逃，则坐家质作”；宋唐时期对脱户者同样严惩不贷，主管户籍的官吏也受到牵连；明朝法律规定：“凡民户逃往邻境州县，躲避差役者，杖一百，发还原籍当差。其亲管里长，提调官吏鼓纵及邻境人户隐蔽在己者与罪。”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三月又颁布榜文：“今后里甲邻人、老人所管人户，务要见丁著业，互相觉察。有出外，要知本人下落，作何生理，干何事务。若是不知下落及日久不回，老人、邻人不行赴官首者，一体迁发充军”。明代法律规定“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任何人离乡百里，都必须持“路引”，“路引”也叫“过所”、“文引”、“脚引”。实际上就是古代的通行凭证。在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森严，一般人想出远门必须申请路引，按现在的说法相当于街道、乡镇办事处开证明，然后到公安机关申领护照才能出城门。古代那时候，人员流动很困难，一般一个地域只有常住人口，外面的人一旦进入，很容易就被识别出来，因为你的口音、习俗和气质都与本地人不同。而且古代对于人员往来的控制比现代还要严密，行经各种关卡都要凭路引，你从一地到另一地，在经过关口时，如果你的路引上没有上一地官府的官印，那你就只能去大牢里去吃牢饭了。当年商鞅变法得罪了太子，太子一当了国君第一件事就是找商鞅算账，商鞅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结果还没跑出秦国就被抓了回来，五马分尸。当然，古代的通行凭证历代情况不同，有松有紧。汉唐时，人民如果要出远门，必须先向官方申请通行证，叫做“过所”。宋人则拥有迁徙之自由，不再需要什么“过所”。但元朝又实行“路引制”来限制人口的流动性，元会典中有一项立法，叫做“路人验引放行”：“凡行路之人，先于见住处司县官司具状召保，给公凭，方许他处勾当。……经过关津渡口，验此放行，经司县呈押；如无司县，于尉司或巡检呈押；无公引者，并不得安下。遇宿止，店户亦验引，明附店历。……违者，止理见发之家，笞二十七下。”商民出门远行、投宿，必须持有官方开具的“文引”，类似于介绍信，才准许放行、住店。路引在明清最为时兴。

金代通行凭证的要求不详，按说，金代多承宋制，宋代迁徙不需要“过所”，所以南宋境内白玉蟾能够云游天下而不被官府抓捕。但王重阳两诗反复提及脚引及国法，可知金代是需要通行凭证的，只是名字叫“脚引”。结合金代户籍制的情况，《金史·食货志》云：“令民以五家为保。泰和六年，上以旧定保伍法，有司灭裂不行，其令结保，有匿奸细、盗贼者连坐。宰臣谓旧以五家为保，恐人易为计而难觉察，遂令从唐制，五家为邻、五邻为保，以相检察。”“避役之户举家逃于他所者，元贯及所寓司县官同罪”。保伍制要求民户必须聚居，而不能散居独处。大定九年（1169年）冬，宋人楼钥以书状官的身份跟随贺正旦使汪大猷出使金朝，途经灵壁时，见“人家独处皆烧拆去。闻北人新法，路傍居民尽令移就邻保，恐蒙奸盗。违者焚其居。”〔《北行日录》（上）〕由此可见金代的保伍制是多么的严格。陕西对于金国是边境地区，经行的潼关更是军事要塞，王重阳身为异族，四处云游，又要明目张胆的组织地下教会组织，不严格遵行金朝的律条，没出关中就被抓住问斩了，后来马钰入关阐教就被当做南宋奸细关押。有人以王重阳诗词中常出现遵守国法，遵守金国法来证明王重阳效忠金朝，是对宋的背叛，是纯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量，姑且不提绍兴和议南宋小朝廷对北方人民的抛弃和背叛，绍兴和议规定南宋朝廷自己都要向金称臣，赵构的皇帝还要金册封，王重阳金国治下一介小民，要组织一个庞大的地下反抗组织，不处处标榜自己尊国法，呵呵，试想一下，金三治下的小民，要组织个地下组织。从中我们可以理解王重阳遭三毒苦（恶鬼、恶事、恶病，喻为贪嗔痴）这般的恶语相向了。在当时，金国对于汉族是严密防范的，脚引必须随身携带，而且查得很紧，脚引被偷，不仅无法东行，而且随时会触犯金国法律，锒铛入狱，东迈传道将沦为泡影。
“短引再蒙长引在”一句，表明当时金代脚引有长引、短引之分，区分标准似乎是有效期长短有别。关于长短引，望仙只查到宋代茶引法有之，长引，即官府发给商人长途运销茶、盐的专卖凭证。宋崇宁四年(1105)，蔡京推行茶引法，发行两种茶引：长引，限一年，可行销外路；短引，限一季，只能行销本路。政和二年(1112)，蔡京创立合同场法，进一步规定：购买长引，出钱一百缗，可往他路；需贩茶往陕西者，加二十缗，都给价值一百二十缗的茶，约一千五百斤。凡短引，出钱二十缗，给价值二十五缗的茶，约三百斤。政和三年，新发行水磨末茶引，其中长引两种，纳钱五十缗，许贩茶五百斤。出钱三十缗，许贩末茶九百斤。南宋建炎二年（1127），赵开改革茶法，以市茶百斤为一大引，实则亦为长引。元承宋制，初行引法。长引许买茶一百二十斤，短引可买茶九十斤。金代，大约和宋元时差不多。
如此就产生了一个疑问，王重阳是以什么身份申请脚引的。
古代出行的主要是官、学、商和道释等出家人士，或者探亲之类的特殊情况。官、学与王重阳无涉，可能有关的为经商或访道，正规道士拥有自己的身份证“度牒”，凭此牒可到处化缘、筹善款；从有关王重阳的传记资料及自作诗词，我们找不到王重阳正式入道、申办度牒的记载，而且，如果有度牒，到处化缘是应有之义，就不需要再办脚引了。不过，在金统治下，有段时间道士是不能游方的。根据《金史世宗纪》记载，“大定二十一年又诏禁道士游方，遣发道人各返本乡”，“又诏”的用词让人不好把握，有可能是以前禁过后开禁再禁，也可能是大定二十一年之前道士游方不受限制。不管哪种情况，王重阳应不是以道士的身份申请脚引的。至于探亲之类，我们没有找到王重阳在目的地山东有亲属的证据，即便有，也不会同时申请有长引、短引。最大的可能是以经商为名申请脚引。
金代的禁榷商品包括盐、酒、曲、茶、醋、香、矾、丹、锡、铁等10种。其中，盐酒茶最为重要，金代盐的销售实行严格的销售分区制度，陕西由解盐供应，当无涉。酒则分榷酒曲和榷酒两种，王重阳家有酒坊，有可能与贩酒有关，但史料中未查到当时有酒引一说，王重阳东迈，随身亦无大宗行李，此种情况似不符合。贩茶既有长引、短引之分，其流程为商人向官府申请领“引”交纳税款后持“引”入茶山购茶，运到指定地点销售，亦符合王重阳持引东行无大宗行李的现实，当然，人们会有疑问山东非产茶地，其实，山东也有产茶的记载，唐代封演在其《封氏闻见录》中记载：“南人好饮茶，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虽然山东不是有名的产茶区，但王重阳生活的金代早中期金国茶的数量不多，茶在女真人生活中还非常珍贵，金境内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产茶极少，只有开封府有产香茶的记录，开封正是王重阳赴山东需经地。承安四年（1199）三月，金朝于“淄、密、宁海、蔡州各置一坊，造新茶”，但由于质量低劣，受到市场冷落。淄、密、宁海均在山东。以此推论，王重阳很可能是以贩茶为名，申请长引和短引，东迈山东传道的。

《王重阳东迈时带了什么？》
除了脚引，王重阳东行还有两般物事：盘缠和行李。
《重阳集》收录有《望蓬莱又醴泉觅钱》，词云：
醴泉好，偏爱养贫儿。为破殚虚华业余，从此捉住傻猿儿，无女又无儿。街两面，愿助小钱儿。同共买成金麦饭，三时喂饱铁牛儿，耕种老婴儿。
《重阳集》还有《又（咏别道友）》
王哲已东迁。经过甘河上众贤。性内饥寒由未免，盘缠。乞觅诸公自肯钱。
得得递相传。慧我同为出九莲。多少各人心意会，怜怜。此去如来本气传。
我已入南京。甘镇人人个个听。敬重三光须要认，休轻。五谷中间得致精。
此去决前程。写尽平生自己声。若是却来重一过。灵灵。总看真形一气清。
富贵与身贫。肯把荣华只取仁。前定缘由今世用，心纯。自是阴功福自臻。
说明临行前王重阳在醴泉当街乞讨。在甘河向众乡贤辞行并乞觅盘缠。
王重阳东行的行李很简单，一个麻囊一个瓢，一个背笼，一个铁罐。
《重阳集》有《小重山》，《河传令》，言及一个麻囊一个瓢。
堪叹犊儿堪叹牛。若还省我语，是同流。性如灯烛命如油。相滋引，明焰出山头。照破一齐休。前程除险路，没深沟。这回与你说根由。成功行，蓬岛永无忧。
世上人人做有为。荣华并富贵，衔能为。锦衣肉饭斗多为。饶君会，一品又奚为。王哲不施为。麻衫兼纸袄，自堪为。随缘粝食日常为。唯长久，真外认无为。
一个麻囊一个瓢。我咱三口子，过清朝。饥来长采玉芝苗。克肠腹，水向火中烧。舞袖拂风飘。青鸾前引路，蹑云梢。蓬莱须访旧王乔。重相约，同共上丹霄。
河传令
竹冠顶按。更竹作水瓶，至今常将手盥。竹杖竹蓝，竹笠竹车竹钻。竹林中，竹笛鸣，声自唤。木鞋衬脚真热暖。木做盘儿，镜磨明圆满。木箸木匙，木杓木盔木碗。木阴间，木牛耕，田三段。
营躯手段。这饥寒未免，上街须当唱唤。提个清净，了了惺惺铁罐。觅残馀，声声叫，道摄乱。极承贵府人悯叹。唯愿诸公，心怀常照管。选甚冷吃，将来腹中煎。炼重阳，方堪看，害风汉。
害风落魄。便飘蓬信任，到处并无篱落。游历水云，管甚身躯零落。觅残馀，傍人家。闲院落。众皆笑我贫沦落。教他骨头，无福长流落。看你不知，将来何方下落。免伊忧，恁时节，超碧落。
凡躯莫藉。把惺惺了了，自然明明构架。行住坐卧，须要清清闲暇。气神和，结成珠，堪教化。张弓举箭能亲射。红心正中，赶退周天卦。垜贴中间，并出霞光无价。五行违，脱阴阳，超造化。
麻衫兼纸袄、随缘粝食、一个麻囊一个瓢、上街须当唱唤。提个清净，了了惺惺铁罐。觅残馀，声声叫，众皆笑我贫沦落，读来可体会王重阳街头乞食的状况。
《重阳集》有又（买背笼）词，提到背笼。
又（买背笼）
柳条柔，麻线细。妙手玄功，密织牢缠系。合格身儿都捏腻。堪与王风，背上成家计。
水云游，灵性慧。应用衣餐，里面深根蒂。脱下凡躯猜得谜。了了超升，全是伊相济。
临行前买了柳条麻线编制的背笼，装一些应用衣餐。
《重阳集》有《化造铁罐钱》、《铁罐歌》。
《化造铁罐钱》
若使于身灭黑烟，八都山上认三田。
静来便是归虚寂，闹处那由觅妙玄。
木上如求金上虎，水中须养火中莲。
诸公要识刀圭法，愿助王风铁罐钱。
铁罐歌
铁罐歌，铁罐歌，一从打造按金科。
腹内空虚成妙果，这般消息孰知么。
铁罐成，铁罐成，频添玉液满盈盈。
火锻炼时抛雪浪，水澄清处贺升平。
铁罐携，铁罐携，响声敲动振愚迷。
若要响声人会得，不分南北与东西。
铁罐新，铁罐新，内光外耀自相亲。
添鼎须凭津液水，调和全藉气精神。
铁罐宽，铁罐宽，气腾腾处雪漫漫。
方遣虎龙蟠绕定，便将铅汞里头安。
铁罐深，铁罐深，凡尘俗垢不能侵。
作用焚烧木上火，行持煎煮水中金。
铁罐光，铁罐光，三光照耀瑞中祥。
每到用时能造化，欲将歇处便清凉。
铁罐烧，铁罐烧，昨宵今日与来朝。
按节安炉全藉地，依时养就玉芝苗。
铁罐能，铁罐能，能中兀兀与腾腾。
杳杳冥冥风作友，昏昏默默月为朋。
铁罐坚，铁罐坚，虚心大肚贮幽玄。
内外炼成金玉体，一冲直上大罗天。
可知王重阳临行前打造铁罐，铁罐是用来盛乞食饭菜的。
有人会有疑问，穷家富路，王重阳大户人家，无论如何不会沦落到如此境地呀，其实，王重阳舍家已久，早就过着乞食而活的日子。
《全真集》中收录有《河传令》，叙述了当时的情景。
营躯手段。这饥寒未免，上街须当唱唤。提个清净，了了惺惺铁罐。觅残馀，声声叫，道摄乱。极承贵府人悯叹。唯愿诸公，心怀常照管。选甚冷吃，将来腹中煎。炼重阳，方堪看，害风汉。
害风落魄。便飘蓬信任，到处并无篱落。游历水云，管甚身躯零落。觅残馀，傍人家。闲院落。众皆笑我贫沦落。教他骨头，无福长流落。看你不知，将来何方下落。免伊忧，恁时节，超碧落。
麻衫兼纸袄、随缘粝食、一个麻囊一个瓢、上街须当唱唤。提个清净，了了惺惺铁罐。觅残馀，声声叫，众皆笑我贫沦落。
读来可体会当时王重阳街头乞食的状况。
虽是乞讨，王重阳却对未来充满希望。
《重阳集》有友人献酒诗，就表达了这种心情。
登途上路不由吾，云雾相招本性苏。
万里清风常作伴，一轮明月每为徒。
山青水绿程程送，酒白梁黄旋旋沽。
今夜一杯如有意，放开红焰照冰壶。

《王重阳东迈途经陕西境路线考》
根据《续编》记载，王重阳“携鐵罐乞食而行，曰：我於東方有緣耳。迤逦出關。”
行前，他在终南山资圣宫题诗云：
《题终南山资圣宫》
“终南山，重阳子，违地肺，别京兆，指蓝田，经华岳，入南京，游海岛，得知友，赴蓬瀛”
诗中规划了东行的路线，从终南山出发，离开西安，经蓝田、华山、开封到山东，开始了一次事业上伟大的转折。
资圣宫在终南山上清太平宫之南，资圣就是资助圣政的意思，据元代李鼎《重修终南山上清太平宫记》记载，当时建宫（终南山上清太平宫）的时候，张守真曾问过宫殿的位次，翊圣真君说：“此众圣所居之处，若有三清象，则众圣不得安……当于宫之南别建一所，以奉三清，额曰资圣宫”。张守真借翊圣真君之口，将道教三清尊神挤出了终南山上清太平宫，资圣宫就是供奉三清尊神的庙宇。从中亦可看出太宗初继位时张守真翊圣神话的显赫声势，连道教最为尊贵的三清尊神都要退避三舍。
《重阳集》收录有《踏莎行赠友生词》，词云：
前岁麻收，去年麦觅。一麻一麦传消息。左边金饼一阳生，右傍银器纯阴匿。偏党无私，倒颠有则。心灯朗彻缘挑剔。终南街里不游行，京东路上知端的。
《满庭芳留别京兆》词
劝韩公，归东路，人子细消详。谈教我，须要写词章。地慈尊几旦，轮显，圆相明光。谁得，心无碍，古庆好施张。长。真善做，心灵点，常使玎铛。声敲振动，响尽琅琅。友须凭行果，花绽、金蕊馨香。鸟朗，蟾现处，正照满庭芳。
从两词的内容和标题看，王重阳确实是由终南出发，途径京兆东行的。
这样，我们可以勾勒出王重阳烧庵东迈的路线图：
（一）离开刘蒋村，过老家，辞别兄嫂众侄以及众乡亲。上祖坟地，别坟。又返故宅，与妻儿话别，言己云朋之愿。参见《重阳全真集》卷7《踏莎行·别家眷》及卷10《离亲咏》以及《别坟》等诗词。
（二）路过蒋夏村，本期与村中大户姚玹同游，不想遭拒。事见李道谦编《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卷上“姚玹”本传。
（三）后经甘河镇，与道友咏别，道友赠以盘缠。《南乡子·咏别道友》云：“王喆已东迁，经过甘河上众贤。性内饥寒由未免，盘缠，乞觅诸公自肯钱。”
（四）后入京兆，告别长安诸道友。有韩姓文士劝重阳弃道从文，因作藏头词回应：“（长）劝韩公，（私）归东路。（各）人子细消详。（言）谈教我，须要写词章。（立）地慈尊几旦，（日）轮显、圆相明光。（兀）谁得，（寸）心无碍，吉庆好施张。”表明他道心甚坚，绝无改悔之意。
离开京兆之后的行程，有两条线索，一是《题终南山资圣宫》所言的“指蓝田”，《重阳集》有《又继韵》诗，诗云：
云根上起任天涯，到处临风弄月华。
对水双鹤由我跨，辋川一景属吾家。
清虚益气凭师教，恬淡通津愧易牙。
占得逍遥真自在，何须服药与餐霞。
词中提及的辋川即在蓝田境内，辋川以美景著称，因王维闻名，“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想想都令人神往，王重阳过蓝田，无论多急迫，也会到这个闻名已久的隐士隐居地一探究竟，体会一番“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妙境，因为王重阳自身正处在“行到水穷处”。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出自王维的《山居秋暝》，大家很熟悉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出自王维的《终南别业》，原文如下：
《终南别业》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王维的终南别业位于南山陲，即终南山脚下，原是著名诗人宋之问的别业，后被王维购得。这里青山逶迤，峰峦叠嶂，奇花野藤遍布幽谷，瀑布溪流随处可见。因辋河水流潺湲，波纹旋转如辋，故名辋川。辋川在历史上不仅为“秦楚之要冲，三辅之屏障”，而且是达官贵人，文人骚客心醉神驰的风景胜地。“终南之秀钟蓝田，茁其英者为辋川”。“辋川烟雨”为蓝田八景之冠。从此，王维便过起了“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的闲适生活。王维常陶醉于山壑林泉之间，同孟浩然、裴迪、钱起等诗友良朋“模山范水”、“练赋敲诗”、泛舟往来、鼓琴唱合，为辋川二十景写下了40首五言绝句，取名《辋川集》。王维还画了《辋川图》，首创了水墨山水画，他也因之被尊为“画界南宗鼻祖”。
山林的生活自在无比，兴致来临之际，每每独往山中信步闲走，那快意自在的感受只有王维自己能心领神会。山间信步闲走，不知不觉中，已到了溪水尽头，似乎再无路可走，索性坐下，看天上的风起云涌。“行到水穷处”，让读者体味到了“应尽便须尽”的坦荡；“坐看云起时”，在体味最悠闲、最自在境界的同时，又能领略到妙境无穷的活泼！云，有形无迹，飘忽不定，变化无穷，绵绵不绝，因而给人以无心、自在和闲散的印象，陶潜有诗云“云无心以出岫”（《归去来兮辞》），而在佛家眼里，云又象征着“无常心”“无住心”。因此，“坐看云起时”，还蕴藏着一种“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禅机。简而言之，就是“空”，如果人能够去掉执着，像云般无心，就可以摆脱烦恼，得到解脱，得到自在，诗人在一坐、一看之际已经顿悟。再看这流水、白云，已是无所分别，达到了物我一体的境界。如今，王重阳到了辋川，再来体会自己的艰难处境，竟然是“占得逍遥真自在，何须服药与餐霞”，感慨仅仅欣赏辋川美景就足够了，不用服药残霞就能到达逍遥真自在的境界。
第二条线索是《骊山》、《游白鹿观》三首和《踏莎行·别道友游白鹿观》词提及的骊山白鹿观，骊山是我国古今驰名的风景游览胜地，因系西周时骊戎国国地，因此称为骊山，《古迹志》云：骊山“崇峻不如太华，绵亘不如终南，幽异不如太白，奇险不如龙门，然而三皇传为旧居，娲圣既其出冶，周、秦、汉、唐以来，多游幸离宫别馆，绣岭温汤皆成佳境。”骊山有老母宫（纪念女娲黎山老母）、老君殿等著名道教宫观，但王重阳只留下游白鹿观的诗文，可知白鹿观对于王重阳有特别的意义。
骊山白鹿观在今西安市临潼区斜口街道办辖区的秦东陵保护区内。白鹿观，本名骊山观，其命名始自唐高祖李渊。史载武德六年（623），李渊游猎于骊山，得白鹿一只，以为神鹿。故命人将骊山观修缮一新，改名白鹿观。又令人将观中井、台等建筑整饬一新。在唐帝王及王公贵族的推崇下，骊山白鹿观便与临潼汤泉并驾齐驱而名扬天下。据《临潼县志》载，宋初白鹿观被朝廷加封为神德洞天，陈抟为之撰碑记。其碑于明末遗失。观中著名景点有蟾井和升仙台，在王重阳诗词中均有提及。
《骊山》一诗收录在《重阳全真集》卷2，原诗藏头，云：
（日）常访饮乐真闲，（门）间金花镇远山。
（一）自神仙来此地，（也）知身在白云间。
《踏莎行·别道友游白鹿观》收录在《重阳全真集》卷6，是一首藏头拆字词，原词云：
（甫）要吹灯，（火）中有作。（乍）离暂别休疑却。（去）游白鹿观头看，（目）前便是成行脚。（却）要归来，（一）宵为约。（丝）丝不断真嬉谑。（言）诚语朴决重欢，（人）间紧把猿儿缚。
游白鹿观（三首）收录在《重阳全真集》卷十。
其一
观有清凉号集仙，台名白鹿昔升天。
我来到此君休笑，已在白云洞里眠。
其二
无何霍氏太言深，昨日天晴今日阴。
天意若教人数得，不高不广似人心。
其三
不寒不暑好风吹，金饼团团照我衣。
武曲星临文曲位，上元节比下元时。
《游白鹿观》（其一）的首二句云：“观有清凉号集仙，台名白鹿昔升天。”“号集仙”的“清凉”，即为仙井，也就是志书所载的蟾井。白鹿台即为仙台，就是贺兰先生的升天台。末二句“我来到此君休笑，已在白云洞里眠”，与《骊山》诗都提到骊山的“白云”景象，两诗所透露出的神仙般的自我感觉也都是相同的。《骊山》诗中明言已是金花盛开的时候，这个时间与《游白鹿观》其三描述的“不寒不暑好风吹”的时间相吻合；《骊山》诗中明言“也知身在白云间”一句，说明天气晴朗，这与《游白鹿观》其二的“昨日天晴”相一致。可见，《骊山》诗与《游白鹿观》诗之间并非互不关联。这四首诗写的都是春末夏初时节，游山访道的见闻及感受。所以说《骊山》一诗与《游白鹿观》的三首诗应作于同时同地，只不过前者侧重摹写骊山，后者侧重记述白鹿观而已。它们在写作时间、地点及所述事件上都可以相互比照和印证。
《骊山》诗言王重阳访饮的道友是一位“乐真闲”的高人，门前栽种金花（油菜花），连绵而直接远山。身边白云缭绕，就如同仙境一般。
《踏莎行·别道友游白鹿观》词上片大意是说，与白鹿观道友彻夜长谈，刚准备吹灯休息，天就亮，到了启程的时候。下片以月亮的圆缺起笔，引入思念之意，仍然紧扣惜别主题，但归结点却落在劝道“人间紧把猿儿缚”上。词中未提及道友姓名，但从“言诚语朴决重欢”一句看，两人的友谊非同一般。这是一次快乐的聚会。
《游白鹿观》（其一）点明白鹿观的景点和白云飘飘的神仙境地。其二告诉明白告诉读者，自己拜访的高人，也就是白鹿观观主姓霍；霍道长与重阳真人论道而“太言深”，说明其道行匪浅。其三则说王重阳来到白鹿观的时间是在凉风吹拂的春末夏初，那天晚上正好望日，明月高悬，碧宇清辉。“武曲星临文曲位”，可以解释为文曲星（天权）与武曲星（开阳）调换位置，寓意季节转换。也可解释为王重阳自喻武曲星临凡，而白鹿观的当家人（霍道长）就是文曲星在世。王重阳把白鹿观的主人比作文曲星，也说明白鹿观主人很有才学，而且道行高深的缘故。明白鹿观主人博学，早有渊源。据北宋张师正《倦游杂录》载：骊山白鹿观，向有道士王某，通五经，结茅庐数十区讲授，生徒几百人。韩丕亦尝从之学。道士王某在骊山聚徒讲学，“茅庐数十区”，学生竟达几百人之多。霍道长颇有王道士遗风。
两条线索都有证据支持，这就带来了一个疑问，王重阳离开京兆，是先去蓝田辋川还是先去骊山呢？
王重阳到达骊山，正是春末时节，凉风习习，山花烂漫，白云朵朵。故诗中有“不寒不暑好风吹”（《游白鹿观》其三）、“门间金花镇远山”、“也知身在白云间”（《骊山》）等句子。而《游白鹿观》（其三）的“金饼团团”、“上元节”、“下元节”等字眼，则暗示了游访骊山白鹿观的具体日子应在望日前后，也就是五月十五前后。结合王重阳后面还有经华岳，过潼关，于五月入洛阳题诗的日程，迢迢八百里，日夜兼程，步行差不多需要十多天时间，期间再安排辋川之行，殊为不易。根据常识推断，我们认为，王重阳离开京兆后，当先去辋川，再到骊山。从终南刘蒋村、经甘河、京兆、辋川到骊山，实际距离，差不多200公里，包括访友停留，步行二十多天，差不多刚好五月十五，符合逻辑。所以，王重阳于大定七年（1167）四月二十六日离开刘蒋，且行且止，沿途劝化，经甘河、京兆别友，即去辋川，体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境界，然后转向临潼，过骊山，访好友白鹿观观主霍道长。此时正是春末时节的五月十五左右，凉风习习，山花烂漫，白云朵朵。故诗中有“不寒不暑好风吹”（《游白鹿观》其三）、“门间金花镇远山”（《骊山》）、“金饼团团”、“上元节”、“下元节”等字眼。他在临潼骊山停留两天左右的时间，天气先晴后阴。游赏骊山及访道白鹿观时共作诗四首：即藏头诗《骊山》一首和《游白鹿观》三首。与霍道长彻夜长谈，刚准备吹灯休息，天就亮了，到了启程的时候。告别时又作藏头词《踏莎行·别道友游白鹿观》一首。
匆匆告别霍道长，王重阳加快脚步，向出关的方向疾行，这一日，就来到了闻名天下的西岳华山。

《王重阳与华山》
金大侠小说中，华山极顶是王重阳与东邪西毒南帝北丐论剑的地方，不过，遍查相关传记资料，均不见王重阳曾登顶华山的记载，《重阳集》中也找不到有关王重阳游历华山、华岳时的诗文，不过，《永乐宫重阳殿王重阳画传题四十九幅—别河辞岳》记载了王重阳过华山时的情景，“道过太华，有道者八人邀游岳顶，师拒之。游者回谒师于华阴茶肆，因请教，遂书长短句以诫之，大意明道在诸己，非外可求。”
根据考证，《永乐宫重阳殿王重阳画传》完成于元末明初，作为全真派的祖庭之一，永乐宫壁画当出于重阳弟子辈之描述，《别河辞岳》描述朴实，没有神化的痕迹，当言之有据。《别河辞岳》明确说王重阳没有同八人一起登顶华山，这一点金迷们要失望了，其中的原因，想来一是华山实在太险，古人说华山如立，以五岳比喻五经，华山如同《春秋》，主威严肃杀，最是奇险无比，有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说法。华山绝壁巍峙，奇峰耸立，山路险峻，摄人魂魄。二是王重阳长途跋涉，后面还有更为遥远的行程，不能多耽误时间，三是王重阳可能体力不支，从骊山到洛阳，将近800里，从五月十五到月末，十天左右时间，每天平均80里，加上山路崎岖，对于一个长途跋涉、乞食裹腹的老者来说，确实是非常大的挑战。后面接着说王重阳在华阴茶肆中歇息就是一个旁证。根据《别河辞岳》的记载，我们知道王重阳在华阴停留的时间不短，一直等到八人登顶再返回，还在华阴茶肆中为来请教的这八个人书写了一首词。在八人登顶的时间内，王重阳是一直在茶肆歇息，还是去华山其他地方游览，《别河辞岳》中没有交待。但从《别河辞岳》题名之“辞”的用字，似乎显示王重阳和华山关系很密切，王重阳是很郑重地告别华山。
既是郑重告别，当不会对华山主要道教宫观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按金代以前华山下最有名的宫观是西岳庙、玉泉院和云台观。西岳庙在华山下十里之处，华阴东五里。旧址在黄神谷。始建于汉武帝时，当时叫集灵宫。为历代帝王祭祀华山之神少昊的的要地。北魏兴光元年（公元454年），文成帝时因旧庙已毁坏不堪在华阴东五里处的官道北兴建新庙。以后历代均有修葺、建设。因在五岳庙中建置最早、面积最大，被称为“五岳第一庙”。历代帝王祭祀华山多住于此。西岳庙内碑刻极多，现存后周“华岳庙碑”，明重刻“唐玄宗御制华山碑铭”，明万历刻“华山卧图”，图首附王维、李白、杜甫、陈抟等唐宋名人有华山的题诗和华山图。
玉泉院在华山的张超谷，宋仁宗皇祐年间（公元1049—1053）为纪念陈抟所建，院与玉井潜通，玉泉溪水环绕，故名。院内有奉祀陈抟的希夷祠，祠后曾有希夷睡洞，传说是陈抟练习睡功之处。
云台观在华山下，去谷口二里，华阴南八里，为古明堂地，北周焦道广初创，唐天宝年间金仙公主复修。陈抟初居华山，曾开辟荆榛，在观内居住。大中祥符四年（1011）二月真宗备牲礼亲谒岳庙，封岳神为顺圣金天王。然后亲临云台观视察，免除了云台观道士的地税田租，并指示陈抟弟子贾得升在观内营造“圣祖并真宗本命星官元辰三殿”；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又增建集真殿。元、明、清历代不断修葺，迄今旧址还在，其东北有纪念陈抟的希夷祠。
上述三个宫观，西岳庙是官家宫观，去不去我们不关心，我们关心的是云台观与玉泉院，这两个道观都与陈抟老祖有关，两观又均在华山脚下，距离这个不清楚地址的华阴茶肆当不远。《别河辞岳》短短四十言，信息量实在有限。我们无法以此判断王重阳是否拜谒过两观，这是非常可惜的，因为王重阳所练功法的来源、内容对于我们来说还有很多的谜团，我们从其诗文中看到他的内丹学说很接近陈抟老祖的内丹说，他练的功法很重要的一个是睡功，而睡功就是陈抟老祖下传的。《重阳全真集》卷10《赠刘四友》诗言：“梦里逢师是睡仙，从公知道这因缘。若教足下还如此，也没惊忧自在眠。”明言尊睡仙（后世对陈抟的尊称）为师，《重阳教化集序》说：“自太上出关之后，有关令尹喜传袭其道，下逮钟离处士、吕洞宾、陈图南者，皆相继而出，于今得重阳真人及丹阳先生，亦接踵于世。”也将王重阳接续陈抟道统，如王重阳确实到访两观并留下诗文，就能从中找出明确的功法传承的证据，可惜没有。当然，这种简略的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陈抟老祖是北宋的守护神、背书者，王重阳身在金国高压统治下，不能不谨慎从事。
而且八位道者的身份颇耐人寻味，道者游方，多单人独往，八名道者结伴，还要邀游岳顶，大有奇怪之处。按南宋时华山道士素有支持宋朝的传统，金兵占领陕西，云台观道士背着宋朝皇帝画像南迁。前文提及之陕西义军首领赵宗印，据陆游《剑南诗稿》载：“客为予言，靖康建炎间。关中奇士赵宗印者提义兵出战，有众数千，所向辄下，敌不敢当。会王师败于富平，宗印知事不济，大恸于王景略庙，尽以金帛散其下，被发入华山，不知所终。”华山大上方有一块石刻题字：“周道谨、王文友重修唐时古道，建炎三年四月终功毕记”。建炎三年陕西在金人统治范围，出资修路者却大胆地刻上大宋年号，并刻上自己姓名，可见华山之民心向背。华山拱极观观主雷道之曾在绍兴九年重刻《拱极观记》，正书绍兴九年（金天眷二年，公元1139年）岁次己未中元日前西岳知殿兼拱极观主赐紫道士雷道之谨记重刻，顾炎武在《金石文字记》卷六《识余》之《拱极观记跋》曰：“黄冠道流犹能念本朝而望之兴复，其愈于后世之人且千万也。夫绍兴九年，髙宗方在临安，而金人有许和之约。考之于史，八年十二月丁丑诏，金国使来尽割河南陜西故地，通好于我，令尚书省榜谕。九年三月丙申，王伦受地于金，得东西南三京、夀春、宿、亳、曹、单州及陜西京西之地。四月辛亥，命楼炤宣谕陜西诸路。十年五月，金人叛盟，防永兴军，则此地之复归于宋葢无多日，而雷道之一道士耳，能于干戈丧乱之际而系思本朝，辞微旨切，以视夫士大夫之腼顔臣仆者不大有迳庭邪，余见朝邑藏春坞之记称阜昌癸丑，而西安府学有华夷圗刻亦称阜昌七年，以伪齐刘豫之号而欲夀之贞石，岂不见此文而媿死也。其没于土中乆而后出，岂陷金之后观主埋之，如郑所南井中《心史》之为邪？”
王重阳曾专门等候八位道者登顶归来，并为八位道者写了一首词，内容云云，我们同样也搞不清了，只知道大意是道在诸己，非外可求，当有告诫其谨慎从事，从长计议之意。金大侠华山论剑之奇思，当滥斛于此吧。

《王重阳东迈途经河南境路线考》
辞别华岳，王重阳验引出关，开始进入河南境了。有人说这个关是潼关，也有人说是函谷关，需要明确一下。
函谷关“因在谷中，深险如函而得名。东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号称天险”。其西接衡岭，东临绝涧，南依秦岭，北濒黄河，“车不方轨，马不并辔”，地理位置十分险要。对此，《古函谷关铭·序》曾这样形容函谷关的险峻：“天作崤函，俾屏京宝，崇山回合，长河曲盘，岸奔巅蹙，谷抱溪斗，崖起重险，为秦东门，设险守关，作藩于京。”崤山至潼津段，是所谓的崤函古道。崤函古道经行的灵宝、陕县和渑池等县，不仅地貌形态高低起伏，多沟涧峭崖，而且自古就是森林比较茂盛之地。由于崤函古道曲折狭窄，车不方轨，而又自东向西而来的战车又必须经过函谷古道才能西行，所以函谷关便成为西汉以前扼守崤函古道的咽喉所在。无论是哪一方占据了函谷关，都等于取得了战争胜利的钥匙。公元前627年春，秦穆公不听百里奚和蹇叔的劝阻，出动300辆战车的部队，潜行远袭郑国。蹇叔的儿子参加了军队，蹇叔哭着送别他说：“晋人御师必于肴。肴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国军队在从东返回，途径函谷古道时，果然遭到晋国军队伏击，虽然秦军已有所准备，但三名大将仍全部被俘虏。在以战车为主要作战工具的先秦时代，对逶迤曲折、狭窄蜿蜒的函谷古道中行进的战车进行攻击，非常容易。进入到西汉武帝时期以后，随着对匈奴战争的进行，中国古代的兵种结构开始发生变化。骑兵和步兵的数量大量增加，成为军队中的主要兵种。相对于车兵来说，步兵和骑兵机动性更强，灵活性更好。不仅可以在平坦之处穿插行军，而且还可以翻越山岭，在密林中行进。这样函谷关对它们来说就成为一个有其他替代的选择。安史之乱时期，发生在崤函古道的两次战争，可以使我们对此有更加具体和感性的认识。公元756年唐将歌舒翰在灵宝西原与安史叛军作战时，官军被困在六七十里长的狭路之中，局促不得前行，“（叛军）乾佑遣同罗精骑自南山过，出官军之后击之，官军首尾骇乱，不知所备，于是大败”。（卷218）一年之后，郭子仪与叛军再战与陕县西南的新店，叛军据山列阵，“子仪等初与之战，不利，贼逐之下山。回纥自南山袭其背，于黄埃中发十馀矢。贼惊顾曰：“回纥至矣！遂溃。”（卷220）两场发生在函谷关的战争，都有骑兵绕道他路“别径奇道”进行攻击的战法。“别径奇道”之一是位于桃林高地的北部，沿着潼水河谷的小道，沧海桑田，这条河谷小道后来变成了与函谷并行的大道，渐渐成了主要通道，于是位于函谷西头、也扼守潼水河谷通道的潼关便渐渐成了主要通道，函谷关便在岁月中渐渐淡出了。
大家看地图，可知潼关同样是关中防守关东的最重要的关隘。潼关，因临近潼水而得名，古称桃林塞。位于函谷的西头，与位于东头的函谷关遥遥相对。对于单纯防御来说，守住潼关或守住函谷关，效果相同，都能切断东面来敌进犯长安之通道。潼关离长安较近，补给方便，容易防守，而防守函谷关，从长安方向的补给需要穿越函谷。战国时，关中的秦国是处在进攻地位的。对于从关中向关东进攻这一目的来说，是必须控制函谷关的。不然，如果关东势力控制了函谷关，则秦国的东进之路就会被封闭。也就是说，函谷关利于进攻，同时也有等效的防守攻能；而潼关则有防守的便利。
潼关创建于何时，历史文献没有具体说明，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211年，曹操曾于潼关破马超，由此可知潼关在这之前已开始建置了。后经唐、宋、明、清乃至民国的修葺，保存基本完好。关城周长约5公里，北面与东北，为板筑土墙，外包青砖高16米，宽8米；南与东南，顺山势削成垛口，高达30米。除开门6处外，留有南北二水门。潼关东约3公里，有一禁沟，自唐至明、清，为了潼关的安全，沿禁沟两岸，夯筑方形土台12个，是防御性的军事堡垒。由于土台与潼关城基本连接，故称“十二连城”。
潼关作为关中的东大门，它经历过大小战役数十次。东汉末年，曹操与马超战于潼关，马超据关抗曹师，后曹操凭其智谋巧妙地夺取了潼关。三国时期魏延的子午谷奇袭的重要一步就是夺潼关（关闭关中大门）。北周末年，扬坚在洛阳篡位立隋时，曾密遣杨尚希扼守潼关，以解其西顾之忧。唐中叶安禄山攻占洛阳，进逼潼关，使用反间计占据了潼关，震动京师，唐玄宗仓皇西逃。唐末黄巢起义军攻取潼关直捣长安。宋代“靖康之变”后，潼关为金所得，金朝后来为蒙古军队逼迫，迁都汴京。将兵力完全集中潼关附近。有人曾对蒙古铁木真说：“金廷居汴将二十年，所持以安者，唯潼关、黄河耳”。所以公元1233年当蒙军包围汴京时，首先夺取潼关。元末，朱元璋也是先破潼关，整个关陕地区才迅速得到平定。之后，但凡发生东西对峙，潼关的地位就会突现出来。潼关成为关中的东大门，得潼关可以拒山东之敌。
虽然王重阳过潼关之时，河南、陕西均为金国控制，潼关没有作为军事重镇而禁止通行，但潼关与函谷关之间是狭窄通道，仍然十分的迂曲峻坂，艰涩难行。过了潼关，道路同样险峻崎岖，《读史方舆纪要》说：“洛阳西至新安（洛阳西部），道路平旷。自新安西至潼关殆四百里，重冈叠阜，连绵不绝，终日走硖中，无方轨列骑处。其间硖石及灵宝、阌乡尤为险要，古之崤函在此，真所谓百二重关也。”

王重阳出潼关，四百里重冈叠阜，艰涩难行。好不容易到得洛阳。《年谱》云：“五月过北邙山上清宫，题其壁云：‘丘谭王风捉马刘，昆仑顶上打玉球；你还般在寰海内，赢得三千八百筹。’至今石刻犹在。”筹，是古代的一种计算用具，这里似乎是日数。按照一年360日来说，3800筹就是十年半，从正隆四年（1159）六月往后推十年半，正是大定十年（1170年）初，此年王重阳仙逝于开封。3800筹正是指甘河遇仙之后到仙逝的十年时光。“至今石刻犹在”的记述，可知这首诗作为祖师遗迹被后世弟子刻石保存起来了。《金莲正宗记》的记载略同：“又过洛阳，谒上清宫，题诗於壁间曰：丘谭王风捉马刘，昆仑顶上打玉球。你还搬在寰海内，赢得三千八百筹。”不过，《永乐宫重阳殿王重阳画传留颂邙山》提供了更多细节：王重阳“抵邙山。谒上清宫，阅纯阳吕真君诗碑。已而提点王公问师何来？曰：“自西秦。”何往？曰：“往东海。”何干焉？遂题颂于东庑间以答其问。”
关于邙山和上清宫，我们在白玉蟾传第18古墓诵经一节中用了8000字来描述，大家可以翻楼，在此不再赘述。对于道教内丹派南北宗的两位创始人，王白两人均经过长途乞讨云游，行经洛阳北邙山，都是到上清宫瞻仰圣迹，可谓殊途同归，但两人所遇颇为不同，王重阳瞻仰老君圣迹，阅纯阳吕真君诗碑，还得到上清宫提点王公的热情款待，意气风发，兴致盎然，作《题上清宫壁》诗一首：“丘谭王风捉马刘，昆嵛顶上打玉球。你还般在寰海内，赢得三千八百筹。”正待丘谭捉马刘，大事待发。白玉蟾则夜行至北邙山下，草衰古墓，月掩荒台，隐隐鬼哭不止。白玉蟾初时惊慌，想起身上携带的度人经，乃展经朗诵一卷，其声旋寂，那些鬼哭之声很快安静下来，白玉蟾始知经符之妙。可谓落魄惊惶。这种鲜明对比的背后，既有南宋游民对沦陷区大好河山的哀悲与无奈之痛，也有北宋遗民拥兵反抗无成，彻底抛弃幻想，下定决心创教济世的大气磅礴，既已心死，更有活路，心境大不同，遭遇自迥异。
纯阳吕真君诗碑，不详，反正洛阳民间传说中关于吕洞宾的很多，比如三戏白牡丹等，相传吕洞宾东游洛阳时曾“憩鹤于邙山之颠”，在北邙山修道，并有诗词传世，后人就在吕洞宾修道地修庙塑像，即今之吕祖庵。吕祖庵距离上清宫不远，两宫道士时有来往。查吕洞宾诗集，有七言，言及北邙山。
金锤灼灼舞天阶，独自骑龙去又来。
高卧白云观日窟，闲眠秋月擘天开。
离花片片乾坤产，坎蕊翻翻造化栽。
晚醉九岩回首望，北邙山下骨皑皑。
不知王重阳所阅吕祖诗碑是否即是这首。
《永乐宫重阳殿王重阳画传留颂邙山》提及的上清宫提点王公，生平不详，在金代，上清宫曾为太一派所主管之宫观，王若虚撰《清虚太师侯公墓碣》云：“师讳元仙，字子真，赵州人也。……闻淇上萧真人立太一教，因往参，为门弟子。……明昌初，以高德应诏，入住中都天长观。……宣宗南巡，被命入汴，提控上清宫，敕有司一依天长故事，逾年而退。未几太清宫请为宗主，三返益勤，不得已应之，时院门凌替，殆莫能支，加以岁赋数百斛，为病尤甚。师下车来浃旬，以状上闻，悉获蠲免，众赖其庇。”（《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文中萧真人，太一教创始人萧抱珍。天长观即北京白云观，上清宫即北邙山上清宫，侯元仙提控上清宫在宣宗南巡时，宣宗南巡发生在贞祐二年（1214年）三月，在王重阳谒上清宫之后47年，王重阳谒上清宫时的提点王公是否太一教，我们尚不知晓。但从《金莲正宗记》紧跟其后的描述看，很可能是有关系的。
《金莲正宗记》接着说：“东海卫州，见萧真人颇有仙风道骨，深欲提挈。盘桓数日，话不相投，赠之《蓦山溪》曰：‘真人已悟，四海名先到。只为有声闻，却隔了玄元妙道。可怜仙骨，落入鬼形骸。一般衰，一般老，空恁一般了。岂知玄妙，刚把身心傲。度日若聋盲，诮不识丹砂炉灶。好将二物，鼎内结成丹。服饵了，得长生，携手归蓬岛。’真人读之，终不能悟其妙旨，但点头而已。祖师遂东归海边。”
东海卫州，治所在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偏离了王重阳《题终南山资圣宫》规划的路线“经华岳，入南京，游海岛”，得知友，赴蓬瀛”，卫辉在南京（开封）西北方向88公里处，王重阳本可由开封东行，直接奔赴山东，此时转而向西北，不顺路，而且绕路。说不定，这次偏离预定路线的北行之旅正是由于上清宫王公的影响，因为此时的太一教如日中天，王重阳有必要观摩学习一番。
那么，王重阳究竟是从洛阳到开封，然后到卫州呢，还是从洛阳到卫州，然后到开封呢？史料中没有找到明确的记载，但依据现有资料推测，王重阳东行确实是路过开封的，这一点，《重阳集》收录有《南乡子咏别道友》一词，可做证据。
又（咏别道友）
王哲已东迁。经过甘河上众贤。性内饥寒由未免，盘缠。乞觅诸公自肯钱。
得得递相传。慧我同为出九莲。多少各人心意会，怜怜。此去如来本气传。
我已入南京。甘镇人人个个听。敬重三光须要认，休轻。五谷中间得致精。
此去决前程。写尽平生自己声。若是却来重一过。灵灵。总看真形一气清。
富贵与身贫。肯把荣华只取仁。前定缘由今世用，心纯。自是阴功福自臻。
休更苦中辛。恶业休贪作善因。奉劝愚迷须省悟，休嗔。万事由天不在人。
因为王重阳两年后回陕时仙逝于南京（开封），所以他在开封所做的诗词，并不能都看做是东迈途中的作品，但是这首咏别道友为题的词，连续吟咏了与甘河众人辞别的情形，确实应该是东迈途中的词作，词中表达了对甘河众人的强烈思念，表达了对将来的期望，初看好像充满信心，可是从表述中，仍可读出当时不断动摇的心情。

《王重阳与太一教》
《金莲正宗记》有一段记载，提及王重阳东迈途经河南卫州时曾度化萧真人，原文云：“东海卫州，见萧真人颇有仙风道骨，深欲提挈。盘桓数日，话不相投，赠之《蓦山溪》曰：‘真人已悟，四海名先到。只为有声闻，却隔了玄元妙道。可怜仙骨，落入鬼形骸。一般衰，一般老，空恁一般了。岂知玄妙，刚把身心傲。度日若聋盲，诮不识丹砂炉灶。好将二物，鼎内结成丹。服饵了，得长生，携手归蓬岛。’真人读之，终不能悟其妙旨，但点头而已。祖师遂东归海边。”
太一道为金初中国北方兴起的三大道派之一。创始于金熙宗天眷（1138～1140）初，创始人为卫州（今河南卫辉）人萧抱珍（？～1166）。《元史释老传》记载：“太一教始金天眷中道士萧抱珍。”元王鹗《重修大一广福万寿宫碑》据金王若虚《一悟真人传》，记载说：初，萧抱珍既得道，即以仙圣所授秘箓济人，祈禳诃禁，罔不立验。金天眷（1138～1140）初，其法大行，因名之曰太一教。盖取元气浑沦，太极剖判，至理纯一之义也。寻以所居湫隘，乃于卫州东三清院故址，改建太一庵堂。明人无名氏所编纂的《卫辉府志》卷十三有《萧抱珍传》，内云∶萧抱珍，卫州人，道貌纯古，性至孝。尝嗣道士李天竞，业以符水应治，随用辄验。皇统间，徵至阙下，累被宠赉，有祈雪、伏龙、退星、禳火、平瘿、开哑之异，因敕所居为太乙万寿宫。之所以称“太一”，说法有二：一为“盖取元气浑沦，太极剖判，至理纯一之义”。一为《元史·释老传》所云，“传太一三元法箓之术，因名其教曰太一”。该教“以老氏之学修身”，“以巫祝之术御世”，重视符咒秘箓，祈禳诃禁，为人去厄求福。属于符箓道教。
太一道创立后，于天眷初即“远迩响风，受箓为门徒者，岁无虑千数”。“寻以所居湫隘，不可揭香火斋洁之虔，乃于州东三清院故址，葺茆而庵”。其后，弟子侯元仙又在赵州及真定的家中，“各建太一堂，奉持香火，以符药济人”。将太一道传至河北赵县、正定一带。金皇统八年（1148），熙宗闻萧抱珍之名，召赴阙，赐所居之庵名“太一万寿观”。萧抱珍于金大定六年（1166）逝世。王重阳赴卫州之时，正当二祖萧道熙刚刚嗣教。此时萧道熙不过十一岁。嗣任太一道掌教不满一年。
萧道熙年龄虽小，却是个厉害角色，（元）王恽《故太一二代度师先考韩君墓碣铭并序》称其：“既诞师，果有奇表，真人（萧抱珍）目之曰：“他日辅兴吾教者，此儿也。”甫免抱，即留养道宫，三岁识字，七岁善书，既长，仪观秀伟，慧悟绝人，批答辞章，捷若影响。”（元）王恽《太一二代度师赠嗣教重明真人萧公行状》称其：“师生，果禀奇相，充闾之气肃如也。才免怀，留养道宫，受度为道士，复先训也，再命而受清虚大德之号。大定六年（1166，丙戌年）冬十有一月，真人羽化于万寿丈室，师缞绖哀戚，如丧考妣。于是相宅兆，具葬仪，及殡，整整有法，纲而不紊，观者咸嗟异之，时师甫满十祀耳。既窆，师乃陈宝箓法物，具香火升堂，以二代嗣事谕众。有门弟子芋道省、刘道固等，思有以大厌众心，稽首求颂，且问师：“它生云何贤圣？”师即走笔批曰：“明月清风大德，颇讶愚人未识，忉忉询吾为谁？只是从来太一。”众遂詟服归心焉。九年（1169，己丑年），朝廷歆其行异，勅立万寿额碑于本观。是后，声教大振，门徒増盛，东渐于海矣。”
对于这样一位声名远播、慧悟绝人的掌教神童，风尘仆仆的云游道士王重阳显然难以用普通的言辞打动并度化，“真人读之，终不能悟其妙旨，但点头而已”的结局可想而知。有人怀疑王重阳到卫州见的是第一代掌教萧抱珍，萧真人出道、出名都比王重阳早，已见过大金皇帝快20年了，早已功成名就，有了很大的势力和地盘，名头很响。王重阳显然是想投靠他。这种说法显然有误，因为萧抱珍一年前就去世了。也有人怀疑《金莲正宗记》卷二《重阳王真人》中所记载的度化萧真人事是杜撰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全真道的地位与声誉。查《重阳集》确实收录有《金莲正宗记》记载的这首《蓦山溪》。而且，《重阳集》中还收录有一首题名《道友问修行》的《临江仙》，词云：“太一混元真法箓，清心精锐行持。先擒自己那虫尸。香烟通上界，威力暗施为。救拔亡魂消旧业，见存广得洪禧。鬼惊神骇惧勾追。行功惟显著，指日彩云随。”词中很突兀地提到了“太一混元真法箓”，其中的“太一”显然是指太一道，而这位问修行的道友也很有可能就是太一道信徒。词中的内容，与传统的符箓道教无异，绝对属于王重阳诗词中的异类，与王重阳的教说并不符合，该词说明王重阳对太一道及其法录是了解的，萧抱珍时代太一教主要在河南北部传播，没有资料表明曾传播至陕西关中一带，最大可能是王重阳在东迈旅途中受到了太一道的影响。
而且，从王重阳到山东后先后建立起“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等众多下层民众组织，创立全真道，与在陕西的零星收徒做派迥异，其中的转折，正可用观摩借鉴太一派萧真人的教派发展经验来解释。因为王重阳东行，本来目的并不明确，最多不过是想到东方传道度人，至于如何度人，采用什么方式组织教众，都没有确定，说他“东方有缘”，要到东方寻找七朵金莲之类的，都是出于神谕，王重阳本人是否意识到或者说预见到后来的发展规模，是很难说的。他到了萧真人这里，看到了太一教的兴盛，所见所闻，给了他很大启发，虽然不能说服萧真人，他却对如何发展自己的道派开悟了。
在望仙看来，这次会面，不仅不是杜撰，而且还是王重阳对于后续传教思想认识上的转折点，不仅仅是在开封向北转了个弯，也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因为在遥远的旅途中，王重阳不可能对势力如此之大的太一教置若罔闻，或许他曾有过将其纳入自己道教系统的想法，更有可能受其影响，借其某一方面来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但无论如何，经过种种挫折和漫漫长路的历练之后，我们在这之后再也没有见到过王重阳思想中的分歧与矛盾，而是那个坚定不移、广收门徒的笃志教主了。

《王重阳在宁海最先得遇者是谁？》
宁海州此时还叫宁海军，大约15年后方才改为宁海州。治所在牟平县，辖牟平、文登二县，而牟平、文登两县，金代大定以前，属登州。按大定年间，登州管辖区域有所变化，析登州之牟平、文登2县设宁海州，以登州所属的两水、杨疃2镇置福山、栖霞2县。登州辖4县：蓬莱、黄县、福山、栖霞，治所仍在蓬莱。宁海，伪齐阜昌二年（1131），于登州牟平县治，别置宁海军。阜昌八年（1137），金废齐，宁海军为金直接统治。金大定二十二年（1182），升宁海军为宁海州，治所仍在牟平县，辖牟平、文登二县，属山东东路。
《仙迹记》记载王重阳“詰旦東邁，徑達寧海，首會馬鈺於恰老亭。”《续编》则说：“世宗大定七年七月，抵宁海，径诣儒者范明叔家。主人适与郡人马宜甫邀馆於私第，既久，重而遇之。”《年谱》明确了具体时间：“闰七月十八日，抵宁海州，会丹阳真人。洎高巨才邀师于范明叔怡老亭。”《教化集》范绎序亦言：“大定丁亥中元后一日，真人抵郡，竹冠弊衣携笠，策杖径入于余侄明叔之南园，憩于遇仙亭，丹阳先生马公继踵而至，不差顷刻，可谓不期而会焉。二人相见，礼揖而罢，问应之际，欢若亲旧。坐中设瓜，唯真人从蒂而食，众皆异之。丹阳先生先题诗于亭壁，有“沈醉无人扶”之句，真人读而笑曰：“吾不远数千里而来，欲扶醉人。”尔又问：“如何是道”？对曰：“大道无形、无名，出五行之外是其道也。”清谈终晷，坐者听之，纚纚忘倦，使人荣利之心、娇气淫志顿然释去。”各传记记载侧重点不同，但读来令人产生一个印象，似乎王重阳抵宁海直接拜访范明叔家，与马钰相遇。这样马钰是全真七子中最先得遇的。
但依据永乐宫重阳画传《沃雪朝元》的描述，王重阳“祖师初至宁海，憩于州之朝元观。索浆，童子□之以水。师曰：“卤而温。”乃以水沃于掌，纷纷成雪，积若玉峰，啖而□。市有兰子者，疑其非仙。怀七鱼而往试焉。曰：“若既仙也，能知勿怀中物乎？”师曰：“七蟹。”兰子探怀取鱼，乃蟹也，一市莫不惊异。”王重阳一到宁海，憩于州之朝元观，并未直接去范明叔家。时间当在当年闰七月。已是秋季。《牟平县志》言：“朝元宫，今名三清观，在城里县署西。金大定五年重修，碑尚存，乡贡进士王庭丙撰文。”虽然《山西省芮城县永东宫重阳殿王重阳画传榜题四十九幅》中所言未必可信，但综合各种史料，王重阳初至宁海宿于朝元观似乎更为合情合理。而且，王重阳一入朝元宫，就接连显示神异，一改前时禅僧做派，如太一教一般以符箓、神通度化门徒。可见久久打不开局面，王重阳也有些着急了，有点饥不择食。
根据《年谱》的记载，“祖师又于广宁真人卦肆前，背坐感发之，广宁从至朝元观，祖师授以口诀及以二词付之。”《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卷一《王嚞》言：“日者郝升深于易，卖卜于市。师入其肆，背而坐焉，升曰：“请公回头。”师应声曰：‘君何为不回头耶？’升悚然异之。师出，从至朝元观，师授之二词，以发至意，升大感悟，乃执弟子礼。”又卷三《郝大通》言：“世宗大定七年，祖师至宁海，见其（郝大通）资禀高古，所习不凡，遂以背坐之机感发之。翌日晚，于朝元观付以二词，言下领悟，如走万里迷途，一呼知返。”即郝大通是在朝元观得王重阳授词的。这样，王重阳到达宁海之后，首先感发的应该是郝大通，而不是马钰，王重阳在遇到马钰以前，可能在宁海已经呆了一段时间，对宁海的情况以及对马钰都有了一定的了解，所以才有遇仙园“不远万里而来扶醉人”之说。因此，范怿《重阳教化集序》中言：“大定丁亥中元后一日，真人抵郡，竹冠弊衣，携笠策杖，径入于余侄明叔之南园，憩于遇仙亭。丹阳先生马公继踵而至，不差顷刻，可谓不期而会焉。”可能有神化其说的成份。当然，也有史料与此记载不同，按《金莲正宗人源像传·广宁子》：“重阳去，师即闭卜肆，至马氏南园全真庵中谒重阳请教，重阳授以二词，师大悟，不觉下拜。以有母老，未即入道”的说法，郝大通是到全真庵中向王重阳请教的，这样郝大通与重阳祖师的初次会面就后于马钰了。孰先孰后，我们已无从分辨，不过，相差不了几天。
但如此以来，作为重阳祖师的大弟子的马钰就很可能不是全真七子中最早得遇重阳祖师的，这是一个颇令人讶异的结论，更令人讶异的是，马钰也不是最早全真七子中最早拜师王重阳的。

《全真七子中最早拜师的是谁》
全真七子中第一个拜王重阳为师的是丘处机。
金大定七年（1167）九月，邱处机听说王重阳在宁海“全真庵”布道，即前来求教。重阳见而爱之，与语终夕，玄机契合，并赠之以诗，处机称师服拜。重阳训其名为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这是王重阳到宁海后正式收的第一个弟子。时年20岁。丘处机是全真七子中年龄最小，拜师最早，寿命最长，也是对全真道队伍壮大发展贡献最大的。王重阳视丘处机为儿子。《全真第五代宗师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南村辍耕录》、《邱祖全书·邱祖本传》、《金莲正宗仙源像传》、《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玄风庆会图》等，都持此说。《玄风庆会图》言：“宗师闻之，自石门诣州拜谒，祖师赐之以诗。”《金莲正宗仙源像传·长春子》则更是给出了具体的时间：“大定七年，闻重阳道化，九月，乃拜于宁海之全真庵，重阳赠以《金鳞》，遂为弟子，重阳为训今名字。”对此，《七真年谱》中也有相同的明确记载。
关于丘处机拜师王重阳的地点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地点在昆嵛山，陈大任《磻溪集·序》、《甘水仙源录·长春真人本行碑》、《金莲正宗记·长春丘真人》、《牟平县志》、《长春真人成道碑》等，均持此说。陈大任《磻溪集·序》言：“东州高士长春子丘公，世居登之栖霞，未冠一年，游昆嵛山遇重阳子王害风，一言而道合，遂师事之。”《金莲正宗记·长春丘真人》言：“大定丁亥春，闻重阳在昆嵛山烟霞洞，竭蹶而往，抠衣请教。”但这几种说法都经不起推敲，陈大任《磻溪集·序》以为丘处机于“未冠一年”拜师王重阳。按《七真年谱》，丘处机“未冠一年”当为大定六年（1166），而此时王重阳尚未到宁海，何谈昆嵛山拜师？《金莲正宗记·长春丘真人》中“大定丁亥”即大定七年（1167），大定七年（1167）春天丘处机于昆嵛山烟霞洞拜王重阳为师，时间上也不对，王重阳是此年的夏天来到宁海的，他怎么可能在同年正月昆嵛山收丘处机为徒呢？《长春真人成道碑》的记载也存在着这样的错误：“大定丁亥春正月，重阳自陕右而来，访求知友，始及昆嵛。真人闻而往观之，目击神会，遂师事焉。”
《全真教祖碑》称“八年三月凿洞昆嵛山”，也就是说，王重阳开凿昆嵛山烟霞洞的时间是金大定八年（1168）三月。《金莲正宗仙源像传·重阳子》也言：“次年（1168）戊子正月十一日启环。二月，宜甫弃家入道。王玉阳自牛仙山来礼师。晦日，师携马、谭、丘、王四师游昆嵛山，开烟霞洞居之。”因此，从地点上讲，大定七年（1167）正月，烟霞洞尚未开凿，而大定八年（1168）三月，烟霞洞也不过刚刚开始开凿，王重阳不可能在昆嵛山烟霞洞收丘处机为弟子。王重阳于大定七年（1167）正月在昆嵛山烟霞洞收丘处机为徒之说，或许是混同了丘处机出家的时间、地点与拜师王重阳的时间、地点，所以才得出了如此前后矛盾的结论。因此，从时间上讲，丘处机在昆嵛山拜王重阳为师的说法显然是不妥的。
丘处机是登州栖霞滨都人，“祖父业农，世称善门”（《南村辍耕录》卷十，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0页）。自幼父母双亡，家境贫寒。有人说丘家世为“名族”、“显族”、“显姓”，都是不对的，丘祖有词曰“幼稚抛家，孤贫乐道”可证。丘处机年少时即酷慕玄风，19岁时隐居昆嵛山学道，求教于唐四仙姑。听说王重阳的仙名，于是到全真庵来拜见。王重阳一见到他就非常喜欢，收为弟子，取名处机，字通密，道号长春子，并赠诗曰：“细密金鳞戏碧流，能寻香饵会吞钩。被予缓缓收纶线，拽入蓬莱水自由。”表达了王重阳的兴奋期许之情。全真七子中，丘处机是唯一主动来拜、王重阳没有显示神异和神通感化就收下的弟子。其中的缘故，跟丘处机年龄小有关，更与出身和个人禀赋相关。
全真教祖师和全真七子中，王重阳、马钰、孙不二、郝大通都出身富豪，谭处端、王处一和刘处玄出身中等家庭，唯丘处机例外，金完颜璹《全真教祖碑》云：“有登州栖霞县丘哥者，幼亡父母，未尝读书。”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亦载：“祖、父业农，世称善门。”张瓒《长春邱道人道行碑》也记载：“登州栖霞人，家世为金编民，父祖俱有贤行。”又丘处机自己的《满庭芳》词也说：“幼稚抛家，孤贫乐道，纵心物外飘蓬。”对于丘处机幼亡父母，专家学者多有争议。但从史料中起码可以看出丘处机的出身是普通的平民，而且“孤贫乐道”的“贫”字道出了他家境的不宽裕。《教祖碑》言其未尝读书“又有登州栖霞县邱哥者，幼亡父母，未尝读书。”也印证了这一点。一个没有读过书的弱冠穷小子，于修行内丹术方面起点太低了，只能“旦夕亲侍左右，甘洒扫之役”（《金莲正宗记》）。不过，王重阳对他的聪明非常认可，陈时可《长春真人本行碑》云：“幼聪敏，日记千余言，能久而不忘。……祖师知其非常人也，以《金鳞颂》赠之，遂执弟子礼。”能日记千余言，自然是非常聪敏，王重阳一见，即认为非常人，以“金鳞”誉之。让他掌管文翰，教他诗文，此后，丘处机日记千余言，诗文上也卓有成就。训名处机，号长春子者是也。
对于自己起点较低的情况，丘处机自己是知晓的。他认为马珏和谭处端“十年五载之间，天外飞腾自在……”，二人是“宿缘”，“修道”在他们看来是一帆风顺的。而对于自己，丘处机在《真仙直指语录》这样描述说：“我无宿骨，虽遇名师，万苦千辛，至今未了。”尹志平《清河真人北游语录》中也说：“师父言：丹阳二年半了道，长真五年，长生七年，我福薄，下志十八九年……。”丘处机从公元1168年遇到王重阳开始，到公元1187年从龙门出关结束，“修道”并有所成就，约有十九年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在全真七子中是独一无二的。当然，这并不妨碍丘处机成为日后全真七子中成就最大的高道，正印证了一句古话“大器晚成”。

《全真七子拜师的先后顺序》
前文已证，全真七子的老大马钰并非重阳祖师的大弟子，重阳祖师在陕西曾收有史处厚、严处常、赵抱渊两个半弟子，东迈至山东，先收刘通微为弟子，也非全真七子中马钰最早拜师王重阳的，丘处机、谭处端均在马钰之前，甚至也可能不是全真七子中最早得遇重阳祖师的，这是一个颇令人讶异的结论。
全真七子中第一个拜王重阳为师的是丘处机。大定七年（1167）九月，当丘处机听闻王重阳在马钰家“全真庵”传道时，即慕名而来，“拜于宁海之全真庵”，时在大定七年（1167）九月，王重阳训名处机，号长春子，丘处机时年20岁。丘处机是全真七子中年龄最小，拜师最早，寿命最长，也是对全真道发展贡献最大的。王重阳视丘处机为儿子。
全真七子中第二个拜王重阳为师的是谭处端。大定七年（1167）冬，谭处端因“醉卧雪中，即感风痹之疾”，并久治不愈。当听闻马钰家里来了一位异人后，便登门求医，精通医术的王重阳为其治好了病。谭处端被王重阳高超的医术和学识所吸引，乃拜王重阳为师，王重阳训名处端，号长真子，时在大定七年（1167）冬，谭处端时年45岁，被王重阳视为侄子。在当地很有威望的谭处端加入全真道，同样为全真道阵营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马钰是全真七子中第三个拜王重阳为师的。有文章说，马钰是全真七子中第一个拜王重阳为师的，理由是，马钰与王重阳第一次会面后，“遂心服而师之”，也就是说，在建“全真庵”之前，马钰已经拜王重阳为师了。这样的推断不确，马钰“遂心服而师之”，只是说，马钰很佩服、心服王重阳，以师父来称呼他，善待他，但这和正式出家拜师不是一回事。马钰正式出家拜王重阳为师，是在分梨十化之后，即金世宗大定八年（1168）“二月初八，丹阳真人出家，……号丹阳子，时年四十六”。
全真七子中第四个拜王重阳为师的是王处一。王玉阳与马钰同日拜王重阳为师，王重阳训名处一，号玉阳子，王处一时年27岁。王玉阳的母亲周氏也拜王重阳为师，王重阳“训名曰德清，号玄靖散人”。
全真七子中第五个拜王重阳为师的是可能最早得遇王重阳的卜者郝大通。郝大通虽有跟王重阳学道之意，但因有老母需要照顾，没有出家。第二年，老母去世后，于大定八年（1168）三月，自投烟霞洞拜王重阳为师，王重阳训名璘，号恬然子，郝大通时年29岁。一个宁海州的首富子弟都能加入全真道，其示范效应也是可想而知的。
全真七子中第六个拜王重阳为师的是孙不二。孙不二是个典型的受儒家礼仪规范影响的贤妻良母。起初，孙不二并没有出家的想法，且坚决反对马钰出家，但马钰出嫁后，便“夫唱妇随”，在马钰出家的第二年，于大定九年（1169）四月，也拜王重阳为师，王重阳训名不二，号清静散人，孙不二时年51岁。
全真七子中最后一个拜王重阳为师的是刘处玄。大定九年（1169）九月，刘处玄得知王重阳到了莱州后，立即与之接触，经几番交谈之后，便自奉香火拜王重阳为师，王重阳训名处玄，号长生子，刘处玄时年21岁，同丘处机一样，刘处玄也被王重阳视为儿子。王重阳收刘处玄为徒时，“莱人从之者众，独纳刘处玄”，也说明了刘处玄的家庭及其本人的操行在当地的影响力，这也是王重阳能够在莱州顺利建立“三教平等会”，有“千余人”加入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山东的宗教环境问题，金对道教从一开始就严厉控制，海陵王完颜亮即位的次年，就诏令“废度僧道”，对僧侣人口数量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到金世宗时期（1161—1189），世宗曾屡次下诏，严禁民间私建寺院，大定二十年重申此禁令时，并有“嗣后创造到无名额寺观者尽行除去”的强硬规定，对私度僧尼也明令禁止，大定二十五年(1185)，诏禁“农民避课役为僧道者”，章宗嗣位之初，也重申这一禁令。可谓变本加厉，不断发布限制道教发展的政策。但相对而言，山东的宗教环境明显比陕西宽松，刘德仁创立的真大道在山东兴起，没有遭到金统治者的镇压和迫害；王重阳在山东传教，很多时间就设立三州五会，信众达万人，并没有引起金统治者的注意；而马钰在陕西传道处处受阻，不仅多次被当做南宋的奸细被抓，而且还在大定22年因牒发事被遣返回乡，但回到山东后，却能继续在各地传教。刘处玄也被迫返回。但回来就大规模建造宫观，并未受到金统治者的干预。丘处机亦然。前文提及，王重阳有题名《道友问修行》的临江仙词称颂太一真法录，也专程去卫州见萧真人，可见对太一道是了解的，虽然没有找到王重阳与真大道交往的证据，但大定七年，金世宗赐真大道刘德仁东岳真人之号，对于正苦寻出路的王重阳来说，这样的消息是其迫切需要知道的，所以王重阳东行，确实是可能受到太一道和真大道在河南、河北、山东一带兴起的启发，认识到东方宗教政策执行的比较宽松，所以来宗教政策执行比较宽松的东方传教。
不过，山东地区在政策执行方面虽然比陕西地区来得宽松，但该因素对于全真道兴盛于山东半岛的影响，虽较封闭说更具影响力，但仍非决定性。我们知道，王重阳东迈之时，另外两家新道派大道教和太一道已成气候，大道教发端于河北，传布于山东中北部的淄川、棣州一带，并非胶东，太一道发端于河南北部的卫州，传布于河北南部，到大定九年，也就是王重阳见萧真人后一年之后，才传播到山东。“九年，朝廷歆其行异，敕立万寿额碑于本观。是后声教大振，门徒增盛，东渐于海矣”。其主要传播地也在河南、河北交界，而非山东，以此观之，则河北、河南的宗教环境又较山东更为宽松，所以宗教环境说更大的意义在于启示、指点方向。王重阳东迈过程中转而北行至卫州见萧真人之后，又折而向东，而没有继续北上进入河北这一大道、太一共同兴盛之地，其中当有更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