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是，十几年前一位名叫沃特方的德国人，曾经来到岛上，他和马太一样不停地潜水，不同的捞出几块碎瓷片，对此岛上居民倒是见多不怪了。

不曾想几年后的1998年，那位德国人竟然带人捞起一整艘古代沉船，上面装满乱七八糟的瓷器，因为当地有不少黒色礁石，这艘船就被命名为“黑石号”。

沃特方这位水泥厂老板，一心迷恋寻宝发财的德国人，终于如愿以偿。
但他或许想不到，发现“黑石号”的巨大文化影响。
这是勿里洞岛上唯一的一家博物馆，当年沃特方的发现只留下一小部分，他们怀疑这些瓷器来自中国。

2012年5月，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第六次公开展示“黑石号”文物，当年从这艘沉船中打捞出水的文物，仅瓷器就有67000多件，占全船文物的98%，包括350件白瓷，200件青瓷，和200件白釉绿彩瓷。
这足以说明他们产自古代中国。
但令人震惊的还是多达56500件，以棕褐色为主的彩瓷。
如此庞大的规模，为何史书中全无记载？
倒是仅有的3件青花瓷，让大家的猜测“黑石号”或许是青花盛行的明代沉船。
直到有一天，清理人员兴奋地发现一只彩瓷瓷碗上，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的印记。遍查史料，居然是大唐朝的年号，即公元826年。
结合对其他器物的考证，考古学家们终于确认，“黑石号”正是来自那个辉煌的朝代——唐！

只可惜它过早地，沉沙海底。

（我们不敢想象在中国与东南亚之间，陶瓷贸易竟然数量惊人，这个现象表明，当时中国的生产体系已经非常高效。）

然而中国之大，这些不清不白的5万多件瓷器，出生地到底在哪里？
随着清理工作继续，又一件瓷碗洗尽千年的陈泥，露出依稀的字迹，“湖南道草市”“石渚孟子”等等。

湖南似乎就是指今天的湖南省。因为在长沙市望城区，的确有一座石渚村，在一首名为《石渚》的唐诗中，第一句就说“古岸陶为器”，分明是在写陶瓷。
有趣的是离石渚村不远的铜官镇，今天也恰恰以瓷器远近闻名。
难道这都是巧合吗？
雍起林，是镇上一家陶瓷作坊的主人，他作品似乎都和一个时代的记忆有关。
而镇子里的其它大部分作坊，更热衷生产一种仿古陶瓷，看上去还真和“黑石号”中那些不清不白的瓷器十分神似。
或许他们本来就是同根生，无非古与今，真与仿的不同。
“黑石号”大宗瓷器的出生地，应该就在这里。

离铜官镇不远，一个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刚刚开园，山坡上蜿蜒着一座复原的古代龙窑竟长达41米，这就是长沙铜官窑遗址。
所谓铜官窑瓷，其典型特征是把各色颜料直接绘画在瓷胎上，再用明釉覆盖，形成所谓“釉下彩”，烧成后平滑柔和，颜色经久不褪。
考古证实，铜官窑是最早大规模烧制釉下彩的瓷窑，堪称瓷器史上又一座里程碑。
由此打破了“南青北白”平分天下的格局，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

其实早在1956年，铜官窑遗址就已被发现，但如此大的规模，如此独到的工艺，古代史籍何以视而不见，集体失明？
学者们推断，铜官窑并非官窑，烧制瓷器朴实厚重，多为民间生活用具，显然得不到上层社会文人雅士们的青睐。史家们也因此戴上了有色眼镜。
或许正因为如此，铜官窑彩瓷才在民间广泛流行，也才不受限制地像黑石号那样，被整船整船转卖到海外四方。甚至黑石号上的铜官窑瓷器，有不少画着阿拉伯风格的图案，它们很可能是专门为外销定制的。

（长沙窑彩瓷外销了数个世纪，我并不认为，其符合当时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中国人喜欢朴素，不加修饰的瓷器，当时的北方窑工向南迁移，因此唐三彩的彩釉技术和绘画风格，也对长沙窑瓷器产生影响。）

可以想见，当西方的各色人等，被磁铁一般的大唐吸引来时，一定对流光溢彩的瓷器，垂涎欲滴，比拥有之而后快。
假如瓷器上再有一些自己喜欢的徽记或图案，那种衣锦还乡的荣耀，该是何等荣光！

然而这一切，又得益造船与航海业的发展。
考古证明，唐代中国已经可以建造五六十米长，带有水密隔舱的大船，此技术早于欧洲900年，这样一艘船装载的货物量，相当于上千头骆驼呼哧带喘的脚力，何况骆驼打个趔趄，就可能让千里颠簸的瓷器前功尽弃，而船运相对平稳的多。
有人因此认为：海上陶瓷之路的创立，才是丝绸故道早生华发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装满瓷器，丝绸和茶叶的商船，无论最终驶向何方，一般都会在东南亚补充给养，也可以卖掉一部分货物，换一些当地特产，再接再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