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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一词最早产生于清末，但不知究竟是谁所创。我们知道的是，国学这个名词，是因为欧美学术输入后才产生的。它的范围，是把西学输入以前中国原有的全部学术包括进去的。

中国学术想来无所谓分科，一般儒者都是以万能博士自命，他们常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但事实上，国学任然是分类部门的。曾国藩把学术分为“义理”（性理之学或理学）、“考据”（考证学）、“词章”三大部门（戴东原亦曾如此分类）。曾国藩认为，诸子百家，只是当做参考书，全部学术集中在儒家一派范围内。三大部门以义理第一，词章第二，考据最末了。它的话也正是宋明以来儒家正统派的传统意见。

传统的经学，到了康有为，已经发展到了顶点，正统的考证学派（古文派），到章太炎也可告一段落，过此之后，人们都采用新工具、新材料来研究中国古文化了。“五四”之后，情况最显。胡适、梁启超、顾颉刚诸氏的整理国故，是丝毫没有偶像观念的。

研究古代语文之学，自汉以来，称为小学。许慎《说文解字叙》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 “六书”即是识字的课程。汉班固以后，凡是解释文字的书，都称小学。清《四库全书》，将小学类分为训诂之属、字书之属、韵书之属三种。

六书是造字及用字的方式，其名称与次序，一般按汉刘歆及班固的讲法：（一）象形，（二）象事，（三）象意，（四）象声，（五）转注，（六）假借。

六书中的转注、假借就是说明字义演变的。因为假借字的发展，许多字的本义逐渐被人们忘记，而后人们对古义就不明白了。古书字义中最难了解的是虛字。虚字就是连词、介词、助词、叹词以及代名词等，这些字多系假借字，而古人又常常广泛的使用同音通假，写法不很固定，所以很难辨识。

古人说话的词气，其表现方式就是语法或文法。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可以说是中国文法学的萌芽。除此，刘淇的《助字辨略》比王更系统。到清代马建忠著《马氏文通》，文法学便成立了。从学术的传统来看，文法学是训诂学的一个分支，但马建忠之后的文法学受西方影响较多。

方言学也属于训诂学。如《尔雅·释言》，就是将方言解释作为训诂的一部分。到西汉扬雄作《方言》，然后有研究方言的专著。扬雄的书是搜集当时各地方言，互相比较，互相贯通，以便利了解当时人们的著作和谈论，不是为读古书而作。而清代杭世骏作《续方言》，章太炎作《新方言》，则是为读古书而作。

汉字不是拼音的，形声字的声符不够精密，字音的改变不容易看出，但从有韵的文字可以略加推测。《诗经·邶风·击鼓》篇拿“于林之下”和“"爰居爰处”押韵，这可以证明“下”字在周代和“处”是同韵的。但唐宋时期《广韵》则将“下”字编入马韵，胡雅切，可见它的音已读变了。

汉字读音，固然跟着语言变迁，但有些字音，语言里面并没有变，而文字变了。据钱大昕推定，古时候没有zh,chi,shi,f,v等声母，凡轻唇音读重唇音（“文”读如“门”），舌叶音读舌尖音（“直”读如“特”）。大约到了中古时期，舌叶音和轻唇音产生。所以说，语言和文字分家，是我国古书不易读的最大原因。

声母相同，叫做双声，例如“参差”是双声字，因为声母都是c。韵母相同，叫做叠韵，例如“缭绕”同属ao韵。双声字，音韵学家称为同母之字，训诂学家称之为一声之转。叠韵字，音韵学家称为同韵之字，训诂学家称为音近之字。读古书时应注意双声叠韵的现象。

反切是汉字的注音方法，大约在汉代出现，正式应用是从东汉孙叔然的《尔雅音义》开始。在反切之前，注音用“直音法”，如《说文》中“某字读如某”。遇到没有同音字的场合，就无法注音。故反切出现，合成两个字拼成一个字的读音。这个方法，当初叫“反”，后来叫“切”，再后来合成为“反切”。反切的规律，是上一字与所注字为双声（声母相同），下一字与所注字叠韵（韵母相同）。如“都，东姑反”。但反切所用的字，与拼音所用的字母不同，不是代表音素的，是代表音节的，因此大半不能连读二字而成一音。直到国语注音符号产生，方才获彻底解决。

单音字太多的语文，常常要靠声调的抑扬高低来分别同音字。我国自汉以前，字的声调就有长短之分，例如《春秋公羊传》庄公二十八年的何休注，解释“伐”字，说“伐人者为客，读伐长言者，见伐者为主，读伐短言之”，即系用长短音分别主动被动的意义。到南北朝齐梁之间，字的声调又有平上去入四种分别了。除此之外，又有五声说、七声说、八声说，现在粤语且有九声的分别。但就读书的应用说，读六朝以后的诗文词曲，以及翻检韵书，都只须懂得四声。

宋代以后，我国铜器出土渐多，拓印金石文字也都成为风尚，故金石之学即产生于这个时期，如欧阳修《集古录》，吕大临《考古图录》，即系初期研究报告。到清代乾嘉两朝，考证学者辈出，方才大大发展了金石研究。近年来的金石研究，更扩大到辽、金、蒙古碑文的考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