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在革命群体中再制极权主义,德勒兹与加塔利断然同列宁式的普世知识分子概念、先锋队政党概念以及极权化的组织模式实行了决裂。德勒兹高度赞扬福柯对再现的批判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亦即否弃了“代表”所有受压迫群体的普世知识分子，主张个体或群体应当自主且为自已发言。由此不难理解，加塔利为什么要抛弃社会主义党、共产党、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等传统左派政党组织，因为这些政党组织发生了官僚式的畸变,有悖于个体和激进群体欲望的去层级化。他试图用一种能够使自由、民主以及创造性得到最大化的非中心化的组织形式来取代传统左派政党，这一点在他与内格里合作的著作中有更为详细的界说。

尽管这些微观政治策略带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但加塔利还是把他的计划同后现代主义作了区分。在他的《后现代的绝境》一文中,，他将后现代说成是一种犬儒式的反动“狂热”，一种“新的无所信奉的伦理学”，在社会乐迫和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关键时刻瘫痪了激进政治。尽管加塔利也同意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认为“某些进步观念和现代性的观念业已破产”，但是他注意到:“在它走向破产的过程中，它也带走了人们对通过社会行动来获得解放这一观念的全部信仰”，尽管他勉强承认我们正处于一个全新的历史情境中，但他却竭力排斥“后现代状况”这一观念，认为它是“所有向现状屈服和妥协的典范”。
在他看来后现代思想家对积极的社会行动和解放纲领的怀疑,例如他在博德里拉和利奥塔的著作中所看到的，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陷阱”,将会导致对一切政治形式的拒斥,并因而导致对现状的支持。加塔利赞成行动主义策略一一我们将会看到，拉克劳与墨菲以及哈贝马斯也是如此一他重申了现代政治价值,并呼吁“民主的重建”:一项可以通过微观政治群体对新的媒体和通信技术的积极占用而变得极为容易的事业。

事实上，只说“多样性万岁”是不够的，因难在于如何提高这样的呼声。仅仅依靠印刷上的、词汇上的、甚或句法上的小聪明，是不足以让人们听到它的。多样性必须被制造出来。
发现你的无组织躯体。弄清如何去造就它? 这是一个关乎生死,关乎青春与衰老,关乎悲伤与快乐的问题。一切都将从这里上演。

千高原以“块茎”概念一一个他们为解辖域化运动提出的新术语一为基础，提出了一种关于不可总体化之多样性的后现代理论。尽管作为《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之第二卷,本书承继了《反俄狄甫斯》中提出的差异与欲望政治,但是其间还是有一些重要变化。其中包括对语言学、符号学、分裂主体以及国家的更为详尽的分析;题材变得更加广泛( 涵盖了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各个领城); 用由僵硬线、柔韧线和逃逸线组成的三分图式取代了克分子/分子对立,这里的“线”指的是构成或解构社会、群体或个体的空间要素、物质要素及心理要素。不过，和充满复杂论辩色彩的《反俄狄甫斯》不同，《千高原》主要关怀的是将后现代思维方式正面地运用于对自然、社会以及个人现实的块茎性质的分析。

像《反俄狄甫斯》那样，《千高原》则采用了前卫写作技术，例如使书的“形式”成为其“内容”的一部分,或者干脆打破形式与内容之分。尽管《反俄狄甫斯》是一种分裂文本,通过把理论与文学形象杂乱地汇集在一起重现它所分析的精神错乱,但是它仍然保留了某种叙事结构。《千高原》则采用了类似拼凑的技巧，放弃了任何类似于叙事或论证阐述的理论方法，偏好一种随机的、观点并置的章节安排,或者说是由复杂的概念流组成的“高原”。这些高原混乱地跨越了许多不同的主题、时间框架及学科领域;而且,依照作者的建议,它可以按照任意一种顺序来阅读( 不过有一点例外，“结论”部分,也就是一个术语“词典”应当放在最后来阅读)。

在千高原中，德勒兹与加塔利为他们的分析工作提出了许多术语诸如分裂分析、块茎学、语用学、图表学、制图学、微观政治学等等一一为的是防止他们的观点僵化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方法或一种单一隐喻。

千高原一书围绕“树状的”与“块茎状的”这一区分而组织起来的。“树状思维模式”指那种形构了植物学、信息科学、神学等所有西方思想的认识论。众所周知，西方思想长久以来一直依赖于一种镜像隐喻，认为现实是透明地反映到意识之中的。但是，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西方传统还存在着另一个重要的隐喻,亦即树的隐喻，认为心灵按照系统原则和层级原则( 知识的分支)来组织关于现实的知识( 由镜子所提供的)，而这些知识都扎根于坚实的基础( 根)之上。这些隐喻使得树状文化建立起了以自明的、自我同一的和再现性的主体为基础的庞大的、中心化的、统一的、层级化的概念结构。生长在这棵树上的繁茂的树叶则被冠之以形式、本质、规律、真理、正义、权利、我思等名目。柏拉图、笛卡儿和康德是树状思想家，他们试图从普遍化和本质化的图式中铲除所有的暂时性和多样性。信息科学是树状思想，它借用命令树形象将数据纳人到一个中心化的层级系统当中，乔姆斯基的语言学也是树状思想,它依据二元对立原则对语句作了线性区分。

与树状思维不同，块茎状思维试图将哲学之树及其第一原则连根拔起，以此来解构二元逻辑。它试图铲除根和基础，反对统一并打破二分法，伸展根与枝叶，使之多元化和撒播，从而产生出差异与多样性,制造出新的连接。块茎学肯定了那些被西方思想所排斥的原则,将现实重新解释为动态的、异质性的、非二元对立的。块茎学方法把信息非中心化为不同的松散系统,把语言非中心化为多重符号向度。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观点同德里达的观点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试图颠覆二分化的概念图式,颠覆为二分思维所许可的本质化、总体化以及基础化的思维模式。像德里达一样,他们用这样的图式来诠释所有西方哲学，并推崇差异,尽管德勒兹曾经指出现代经验主义传统也能够以多元的和多样性的方式思考问题。不仅如此，德勒兹与加塔利还反对极端解构主义思想所具有的文本唯心主义特质，强调欲望的物质性，以及思想与流动世界之间的块茎状联系。

德勒兹与加塔利喜好用植物作比喻,他们采用块茎一词来指称构成多样性的非中心化之线。作为一种“存在于地下的茎”，块茎对立于根和胚根。根一树结构限定并约束着自身向各个方面的连接，与此不同,块茎则是解辖域化线的非层级化系统，它通过随意性的、不受约束的关系同其他线相连接。这些关系形成于一个“光滑的”无边际的平面之上,而不是形成于一个“有纹路的”、具有封闭疆界的空间之中。马唐草、蚂蚁、狼群、飞车党以及精神分裂者都是块茎的例子,它们漫游于解辖域化的空间之中。大自然就是一个块茎,在自中“根就是一个具有更加繁多的、侧生的、迂回的分支系统的直根，而非一个二分化的根”。卡夫卡所写的块茎文本打开了语言通向欲望的多样化路径,尼采的警句是一种视角的块茎，而《千高原》本身也是一部向无数方向流动的块茎文本。块茎之线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它们总是处于动态的运动之中;因而它们构成的多样性不具有任何认同或本质，当它们的线的构成发生变化时,它们的性质也就随之改变了。

在块茎分析中，主体就像是一只手,由众多的线组成。其中有三种基本的线。第一种是“僵硬的分割线”，一种克分子线,它是主体在各种社会制度中通过二元对立建构起来的稳固的规范化认同。这里，个体的认同是在老板与工人、男人与女人、白人与黑人以及诸如此类的任何二元组合中建构起来的。第二种线是柔韧的分割线，一种摆脱了克分子之僵硬性,扰乱了克分子线的线性特征及其正常状态的分子运动,就像当某人的认同出现表面上的裂隙或当某人的精神开始崩溃时所发生的那样。按照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解释，弗洛伊德的著名精神分析对象一那个狼人，就是在试图找到出路时搁浅在这种线上的，但弗洛伊德却试图把他再辖域化到俄狄甫斯克分子线上。最后还有一种“逃逸线”，一种成功地摆脱了克分子认同的解辖域化运动，在这里，裂原变成了断裂，而主体则在多样化的过程中走向了瓦解。这是创造与欲望的平面，同时也是死亡与毁灭的平面。卡新塔涅达笔下的唐璜就是在这些线上获得新生的，南阿尔托以及其他无数的人则死在了这些线上。

块茎学被说成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分析法和矛盾分析法相对立的一种方法，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马克思主义分析法适宜于用来分析克分子组织形式，但却无法将社会的更重要的分子层次及其逃逸线予以理论化。1968 年五月事件就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宏观观点的局限性。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看来,这场革命斗争的爆发让某些政客、政党、工会以及许多左派人士感到无法理解,因为从宏观政治观点来看,这种斗争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也就是说,阶级矛盾和资本危机尚未达到危机阶段。然而，从微观政治观点来看,危机已是一触即发,因为大多数人,尤其是学生，已经对科层制和日常生活的异化状况忍无可忍。按照块茎学观点,这些事件是能够被很容易地预见到的,而且也是可以理解的。由于五月斗争是在政党领袖的权威之外发展起来的，它并不符合正统革命模式,因而被斥责为会分散注意力的或是不成熟的,而不是将它视为一场真正的宏观政治革命的必要条件并接受它。

德勒兹和加塔利还从两个重要方面将他们的观点同福柯的微观权力分析理论作了区分。首先,他们声称,解辖域化之线形成于其上的那种“聚合体”从根本上讲是欲望的聚合体,而非权力的聚合体。块茎本质上就是平面的,而非层级状的;它们总是不停地分解、扩散并撒播着，只有当它们受制于社会语言的力量、专断性的能指、政治暴君、规范化制度之权威或是大量的日常生活微观实践时,才会成为组织化的统一体、基础以及层级结构。权力只不过是欲望流的附带现象。其次，基于上述原因，逃逸线本质上是积极的、创造性的,它并不是抵抗或反抗之线。按照德勒兹的早期观点,他们坚持认为欲望完全是肯定性的，而不是一种抗拒其他力量的欲望,就此而言,他们超越了尼采和福柯。福柯在此问题上持一种否定性的理论,将欲望同匮乏、同斗争与抵抗的对立关系联系在一起。

作为一种真正的多样性哲学,亦即作为一门无需借助已经受到攻击的统一或总体性概念就能从事分析的哲学，块茎学试图“揭开树状假多样性的真面目”一一由层级化了的块茎构成的衍生性的建构物。一切现实从本质上讲都是多样性的;统一体、层级以及结构等只不过是被殖民化了的块茎。因此，即使是宏观结构也是块茎式的，不仅如此，他们还区分了树状的多样性和块茎状的多样性。这里的这个假设与福柯的观点很相似，福柯就认为诸如国家之类的宏观结构实际上是复杂的微观权力领域( 学校、军队、医院、精神病院等)的衍生物。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尽管现代政治系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它实际上只是许多子系统经由并置、迭交、有序排列等方式而产生的一种组合而已”。同样，如果没有使一个先于法西斯主义而存在的庞大的分子欲望领域组织化，法西斯主义就不可能成为一种极权性的宏观政治;如果语言的异质性没有被同质化，就不会出现占支配地位的语言。不过，树状多样性与块茎状多样性之间的区分并不是一种低硬的对立,因为树状结构也有块茎线，正像块茎也有预示着科层制、等级制或法西斯主义可能出现的树状特征一样。

为此，块茎学分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流,并寻求能够在政治斗争中进一步被解辖化的逃逸线以及使微观政治斗争层级化并威胁着微观政治斗争之革命性的僵硬线和柔韧线。与博德里拉等极端后现代理论家的决定论不同，块茎学强调“任何社会系统都
存在着各个方向上的漏洞”，因而，存在着许多条可能的逃避和变革路线。在德勒兹与加塔利看来，“权力中心与其说是由它所能鞭及的范围来界定的,莫如说是由它们所不能掌握的东西或由它们的无能来界定的”。举例来说，相对于中心化的教会权力，总是存在着持续不断的罪愆和违戒之流;同样，相对于国家的法律体系，总是存在着逃避这一体系的不断增加的违法犯罪现象。妇女们对父权制家庭的逃避，同性恋者对要求他们遵从异性恋的各种束缚的抛弃,有色人种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这些都是逃离克分子线的逃逸线的进一步例证，也是“成为少数” 过程的进一步例证。

块茎学是一种与“国家式思维”相对立的“游牧式思维”，前者试图对理论( 例如哲学的总体化形式)和实践( 例如警察和科层组织)领域的块落式运动加以规诚。普遍主义的国家式思维通过“国家机器”来运作，而游牧式思维则利用诸如块茎学这样的“战争机器”来与之对抗。这些隐喻来源于国家与游牧者之间的战争史，德勒兹与加塔利对此作过详细的描述。作为一种树状机构,国家试图控制所有种类的流动一人口、商品、货币等，以此来征服游牧式生活。而游牧者则试图通过暴乱和发动游击战争等微观举措来摧毁城市和国家,以此来回应国家对他们]的控制。德勒兹与加塔利不同意那种宣称游牧者在技术上落后的神话，他们宣称，在许多不同层次上，包括在技术、武器以及战争艺术上，游牧者都是发明者。借助这些发明，游牧者发展出了用以对抗国家的有效战争机器，然而这些机器却被国家窃取，成为达到其水不知足的征服目标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