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对主体的后现代拒斥比福柯更激进,因为福柯后来曾试图恢复理性和主体等现代观念的地位。不过,他们常常被人们误认为是在颂扬精神分裂症,而实际上他们的观点是有所限制的:“我们一点都不认为革命者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也不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就是革命者。相反地，我们始终都将作为一种实体的精神分裂同作为一种过程的精神分裂区分开来:我们之所以仅仅谈论社会领域中力比多投资方面的精神分裂，其实正是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将精神分裂过程与制造精神分裂症患者相混淆”。换言之，精神分裂过程是一个非中心化过程，是法西斯分子、偏执狂或受压抑个体成为革命者所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但这一过程是有限度的,超过了这一限度就会变成自我毁灭，成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必须经历一场不至于彻底“崩溃”的“突破”，一场德勒兹与加塔利试图从多方面进行分析的解构性转变。可见，充满活力的分裂主体同有机能障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是有所区别的。
就此而言，他们比福柯要显得谨慎一些,因为福柯对所有类型的疯子、罪犯及边缘人都抱以同情，而德勒兹与加塔利却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警觉:“边缘人总是让我们感到害怕,以及某种轻微的恐惧”。因此，在接下来的著作中，他们警告我们要谨防过速的解辖域化，无论是在宏观层次上对国家的解构，还是在微观层次上对个体的解构,因为突发的或过速的逃逸有可能会转变成毁灭或自杀。
“如果没有颠覆性的力量，不将臣附关系予以扭转”，就不可能使欲望从偏执狂的、法西斯的一端转向“分裂革命”的一端。德勒兹与加塔利赞同福柯的如下观点:传统工人组织和左派组织已经破产，“新政治”需要采取一种微观形式的政治斗争。

像福柯那样，德勒兹与加塔利也阐发了一种后现代政治,他们从后结构主义对主体性、总体性以及再现的批判( 认识论和政治方面的)中导引出了具有实践意义的后果。他们的微观政治概念乃是根据资本主义向消费、媒体及医学社会发展这一事实，重新反思政治策略的一种尝试。他们基于由赖希对法西斯主义的解释所带来的理论进步以及1968 年的政治经验,后者缔造了新的革命观,使得许多理论家开始拥护新的社会运动并且将日常生活政治化。

德勒兹与加塔利并不否认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不过他们认为，阶级概念并没有穷尽多种事样的压迫与斗争形式，而且真正的阶级斗争到来之前，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一一创造出革命的欲望形式。用加塔利的话说，阶级斗争同欲望相关联的斗争“并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在他们合写的著作中，加塔利与内格里拒斥“核心”(阶级) 与“边缘”(学生、妇女)之间的对立，因为这种对立使得不同的政治群体都屈从于某个虚构的统一体，屈从于工人阶级的特权地位。与此同时，他们强调必须建立排除了工人的中心地位的新的政治联盟。不过，虽然他们认为“宣扬工人的核心地位和霸权地位的话语已彻底过时",传统的工人阶级“不再代表社会的大多数”，但是，他们仍然沿用着经过重构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概念。
这样一来，德勒兹与加塔利就否认了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之间的任何周定区分。他们认为，由于每个社会都同时存在着以复杂方式相互交错的压迫性的克分子聚集体和分子成分，因而“政治既是宏观政治,同时又是微观政治”(例如法西斯主义就既是一种宏观政治现象,又是一种微观政治象)。因此，必须从总体上对资本主义进行全盘改造。在这一点上他们要比福柯理智一些，福柯经常表露出一种十足的恐巨症。

因此,政治群体还必须在他们自己的阵营内部发动持久的斗争。革命群体如果在政治斗争中不能解放欲望,反而再次制造了等级制和权威,那他们就仍然是“处于被压制状态的群体”，而那些具有分子力比多投资的群体则是真正的“主体群体”。其间并没有固定的区别,因为同一个个体可以同时加人到这两种群体中( 例如列宁),而同一个群体也可以同时具有这样的两重性格( 如超现实主义者)。政治的问题是如何去与那种“致命的倾向”作斗争,这种致命的倾向使得一个群体从革命的力比多投资蜕变为单纯的前意识革命投资,或蜕变为改良主义、甚至是极权主义。因此,革命政治必须尽可能地避免投资的“克分子极”,及其偏执狂的、结构化的运动路线、层级化的欲望流以及反动的或法西斯式的社会品格,而停留在分子极，保持其精神强度，解码流以及革命性的社会投资。

为了不在革命群体中再制极权主义,德勒兹与加塔利断然同列宁式的普世知识分子概念、先锋队政党概念以及极权化的组织模式实行了决裂。德勒兹高度赞扬福柯对再现的批判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亦即否弃了“代表”所有受压迫群体的普世知识分子，主张个体或群体应当自主且为自已发言。由此不难理解，加塔利为什么要抛弃社会主义党、共产党、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等传统左派政党组织，因为这些政党组织发生了官僚式的畸变,有悖于个体和激进群体欲望的去层级化。他试图用一种能够使自由、民主以及创造性得到最大化的非中心化的组织形式来取代传统左派政党，这一点在他与内格里合作的著作中有更为详细的界说。

事实上，只说“多样性万岁”是不够的，因难在于如何提高这样的呼声。仅仅依靠印刷上的、词汇上的、甚或句法上的小聪明，是不足以让人们听到它的。多样性必须被制造出来。
发现你的无组织躯体。弄清如何去造就它? 这是一个关乎生死,关乎青春与衰老,关乎悲伤与快乐的问题。一切都将从这里上演。

千高原以“块茎”概念一一个他们为解辖域化运动提出的新术语一为基础，提出了一种关于不可总体化之多样性的后现代理论。尽管作为《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之第二卷,本书承继了《反俄狄甫斯》中提出的差异与欲望政治,但是其间还是有一些重要变化。其中包括对语言学、符号学、分裂主体以及国家的更为详尽的分析;题材变得更加广泛( 涵盖了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各个领城); 用由僵硬线、柔韧线和逃逸线组成的三分图式取代了克分子/分子对立,这里的“线”指的是构成或解构社会、群体或个体的空间要素、物质要素及心理要素。不过，和充满复杂论辩色彩的《反俄狄甫斯》不同，《千高原》主要关怀的是将后现代思维方式正面地运用于对自然、社会以及个人现实的块茎性质的分析。

像《反俄狄甫斯》那样，《千高原》则采用了前卫写作技术，例如使书的“形式”成为其“内容”的一部分,或者干脆打破形式与内容之分。尽管《反俄狄甫斯》是一种分裂文本,通过把理论与文学形象杂乱地汇集在一起重现它所分析的精神错乱,但是它仍然保留了某种叙事结构。《千高原》则采用了类似拼凑的技巧，放弃了任何类似于叙事或论证阐述的理论方法，偏好一种随机的、观点并置的章节安排,或者说是由复杂的概念流组成的“高原”。这些高原混乱地跨越了许多不同的主题、时间框架及学科领域;而且,依照作者的建议,它可以按照任意一种顺序来阅读( 不过有一点例外，“结论”部分,也就是一个术语“词典”应当放在最后来阅读)。

在千高原中，德勒兹与加塔利为他们的分析工作提出了许多术语诸如分裂分析、块茎学、语用学、图表学、制图学、微观政治学等等一一为的是防止他们的观点僵化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方法或一种单一隐喻。

千高原一书围绕“树状的”与“块茎状的”这一区分而组织起来的。“树状思维模式”指那种形构了植物学、信息科学、神学等所有西方思想的认识论。众所周知，西方思想长久以来一直依赖于一种镜像隐喻，认为现实是透明地反映到意识之中的。但是，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西方传统还存在着另一个重要的隐喻,亦即树的隐喻，认为心灵按照系统原则和层级原则( 知识的分支)来组织关于现实的知识( 由镜子所提供的)，而这些知识都扎根于坚实的基础( 根)之上。这些隐喻使得树状文化建立起了以自明的、自我同一的和再现性的主体为基础的庞大的、中心化的、统一的、层级化的概念结构。生长在这棵树上的繁茂的树叶则被冠之以形式、本质、规律、真理、正义、权利、我思等名目。柏拉图、笛卡儿和康德是树状思想家，他们试图从普遍化和本质化的图式中铲除所有的暂时性和多样性。信息科学是树状思想，它借用命令树形象将数据纳人到一个中心化的层级系统当中，乔姆斯基的语言学也是树状思想,它依据二元对立原则对语句作了线性区分。

与树状思维不同，块茎状思维试图将哲学之树及其第一原则连根拔起，以此来解构二元逻辑。它试图铲除根和基础，反对统一并打破二分法，伸展根与枝叶，使之多元化和撒播，从而产生出差异与多样性,制造出新的连接。块茎学肯定了那些被西方思想所排斥的原则,将现实重新解释为动态的、异质性的、非二元对立的。块茎学方法把信息非中心化为不同的松散系统,把语言非中心化为多重符号向度。德勒兹与加塔利的观点同德里达的观点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试图颠覆二分化的概念图式,颠覆为二分思维所许可的本质化、总体化以及基础化的思维模式。像德里达一样,他们用这样的图式来诠释所有西方哲学，并推崇差异,尽管德勒兹曾经指出现代经验主义传统也能够以多元的和多样性的方式思考问题。不仅如此，德勒兹与加塔利还反对极端解构主义思想所具有的文本唯心主义特质，强调欲望的物质性，以及思想与流动世界之间的块茎状联系。

德勒兹与加塔利喜好用植物作比喻,他们采用块茎一词来指称构成多样性的非中心化之线。作为一种“存在于地下的茎”，块茎对立于根和胚根。根一树结构限定并约束着自身向各个方面的连接，与此不同,块茎则是解辖域化线的非层级化系统，它通过随意性的、不受约束的关系同其他线相连接。这些关系形成于一个“光滑的”无边际的平面之上,而不是形成于一个“有纹路的”、具有封闭疆界的空间之中。马唐草、蚂蚁、狼群、飞车党以及精神分裂者都是块茎的例子,它们漫游于解辖域化的空间之中。大自然就是一个块茎,在自中“根就是一个具有更加繁多的、侧生的、迂回的分支系统的直根，而非一个二分化的根”。卡夫卡所写的块茎文本打开了语言通向欲望的多样化路径,尼采的警句是一种视角的块茎，而《千高原》本身也是一部向无数方向流动的块茎文本。块茎之线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它们总是处于动态的运动之中;因而它们构成的多样性不具有任何认同或本质，当它们的线的构成发生变化时,它们的性质也就随之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