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于法国、美国以及其他各地的新社会运动乃是一种最激进的政治力量，因此他们开始告别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转而拥抱微观政治学，把它视为真正的政治斗争领域。1968 年五月事件使许多人得出这样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一尤其是法国其产党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一过于教条和狭隘，不能从理论上恰当地说明当代社会及其多样化的权力形式。后现代理论家们因此把注意力转向了诸如女性主义、生态学团体及同性恋组织等政治运动。这些新兴的社会运动都是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诸如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同性恋恐惧症等有害意识形态给社会和个人生活带来的压迫性后果的反应。
新社会运动对把劳工运动摆在首位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概念提出了强烈的挑战，呼吁以更加民主的政治斗争与政治参与形式,来对付那些无法化简为劳工剥削的权力与压迫的多重根源。他们建议以非中心化的政治联盟取代无产阶级的霸权。由此可见,新社会运动已预先提出了非中心化、差异等后现代原则,并且提出了实现社会和文化关系政治化的新的重要途径，事实上，它们以激进民主重新界定了社会主义规划模式。

就赋予话语理论以优先地位这一点而言，后现代理论大体上追随了后结构主义。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后结构主义，都发展出了用符号系统及其符码和话语来分析文化和社会的话语理论。话语理论把所有的社会现象都看成是依照一定的符码和规则建立起来的符号性建构物，因而适合用指意模式和指意实践进行语言学分析。话语理论家们主张，意义不是被简单地给予的,而是在大量的制度性场合中，通过大量的制度性实践被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因此，话语理论家们强调话语的物质性和异质性。
在福柯和其他一些人看来，话语理论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就是去分析人们言谈时所由以出发的话语、观点和立场的制度性基础，分析被这些话语、观点和立场所认可或预先设定的权力关系。话语理论同时还把话语看成是不同群体争夺霸权及意义与意识形态产品的斗争场所和斗争对象。
话语理论还可以解读为符号学的一个变种,它发展了用多符号系统群和符号系统分析社会这一早期符号学计划。索绪尔曾经提议建立一门研究“社会中的符号生活”的符号学,巴尔特、早期的博德里拉及其他一些人把这一提议贯彻到了对神话、文化、消费以及别的社会活动的符号学分析当中。不过,话语理论后来取代并吸纳了先前的符号学理论,并且我们将会看到,大部分后现代理论承袭了话语理论的如下假设:心理、社会以及日常生活乃是由语言、符号、形象、符码以及指意系统组织起来的。不过，绝大多数后现代理论家并不是语言学唯心主义者或泛文本主义者，他们并没有将任何事物都还原为话语或文本。以福柯为例,他把社会定义为“一种包括话语、制度、建构形式、管理决策、法律、行政手段、科学陈述及哲学、道德和慈善事业一一句话,不可胜数的一切一在内的完全异质的综合体”。尽管某些后现代理论近乎就是一种语言唯心主义，认为话语构成了一切社会现象,或者认为话语比超推论的物质条件更重要,但是也存在着一些相反的趋势,这种相反的趋势注重对语言运用的语用学分析，注重用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话语、制度和实践,因而避开了语言唯心主义的陷阱。

( 1) 如何描绘和批判现代性及其话语;(2) 如何同现代性与现代理论决裂;( 3) 如何提出了替代性的后现代理论、立场和观点;(4) 如何创立或未能创立一种关于后现代性的理论;(5) 如何提供或未能提供一种新的适用于假设中的后现代状况的后现代政治。

把那些相信我们依然能够将我们目前的不连续况放置于19世纪的历史和形而上学传统之中的,和那些正在竭尽全力企图一劳永逸地把他们自已从这种概念框架下解放出来的人,区分开来,这一点难道不是必要的吗?
福柯《语言，反记忆及实践》

福柯对现代性和人本主义的批判,对“人已消亡”的宣告，以及他所发展的新的社会、知识、话语和权力观点,使他成了后现代思想的一个主要源泉。福柯继承了那种否认理性、解放、进步之间具有等同关系的反启蒙传统,认为现代权力与知识形式的相互联结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在他的一系列历史一哲学研究中,福柯试图从各种角度提出和论证这一主题，这些角度包括:精神病学、医学、惩罚与犯罪学、人文科学的缘起、各种惩戒性机构的形成过程以及主体的构成等。福柯一直打算写一部“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批判”.以此来质疑现代的知识形式、理性、社会制度以及主体性,这些东西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实际上却是权力与统治的偶然的社会历史建构物。
尽管福柯对后现代理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他却不能被完全划归到后现代理论阵营中去。他是一位复杂的兼容并蓄的思想家，他从多种源头和思想中汲取营养，但又从不与任何一种单独的学派或理论联盟。如果说他的作品中有什么受到特别推崇的人物的话，那就是像尼采和巴塔耶之类的批判理性及西方思想的思想家。尼采为福柯以及几乎所有的法国后结构主义者提供了超越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动因和理念。尼采不仅开创了一种后形而上学的、后人本主义的思维模式，而且使福柯认识到，我们可以写出关于理性、疯狂以及诞生于统治场域中的主体等等这类非传统主题的“系谱学”史。尼采指出,追求真理和知识的意志同追求权力的意志是分不开的。福柯在对自由人本主义和人文科学的批判中，以及在他晚期关于伦理问题的著作中，发展了尼采的这一观点。尽管福柯从未以尼采那样的箴言式的风格写作，但是他接受了尼采的如下观点:系统化的方法导致了还原论式的社会分析和历史分析，知识在其本质上是视角性的，因而对于一个异质化的现实需要引入多重视角去加以解释。

当理性这一沉睡的巨人从古典世界苏醒过来时,它发现到处都是混乱和无序，于是便致力于为社会整理出合理的秩序。它试图通过建构系统的知识体系和话语对各种经验形式进行分类和整理,在福柯看来,这种系统的知识体系和话语就是与社会实践参差交织着的语言系统。福柯认为,各种人类经验，例如疯狂、性行为等，都变成了严密分析和监视的对象。它们在理性主义和科学的参照框架下,在现代知识的话语中,被推论性地( 反复)建构，从而变得易于管理和控制。自18 世纪起，就出现了话语的爆炸，人类所有行为都成了现代话语“帝国主义”和权力/知识体制的控制对象。福柯指出,启蒙运动的任务就是成倍地增加“理性的政治力量”(Foueault,1988d:58),并将之扩散到整个社会领域,最终渗透到日常生活空间中。

福柯因此对现代性持一种敌对的立场,这正是福柯作品中最突出的后现代特征之一。一般而言，后现代理论都拒斥将理性与自由相等同的现代观点,并试图将现代理性形式说成是还原性和压迫性的。在他70 年代的系谱学著作中,福柯指责现代理性、制度和主体性形式是统治的根源或统治的建构物。现代理性倾向于把知识和真理视为中立的、客观的、普遍的,认为它们是推动进步和解放的力量，而福柯却将它们视为权力和统治的基本成分。后现代理论拒斥统一的、总体化的理论模式，把它视为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神话，是还原论的，它遮蔽了社会领域内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同时在政治上导致了对多元性、多样性和个体性的压制，并助长了顺从性和同质性。

与现代观点截然相反，后现代主义者肯定不可通约性、差异性和片断性,视它们为压迫性的现代理论形式与现代理性的解毒剂。例如，福柯就曾赞扬说，无论是在理论意义上，还是在实践意义上，比起“整体性的、极权主义理论的压制性后果”，“非连续的、具体的、局部的批判具有惊人的效力”。尽管他承认诸如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这种整体性理论“为局部研究提供了有用的工具",但他相信，它们在实践意义上是还原主义的和压迫性的，需要用多元的知识形式和微观分析来替代，因此，福柯试图使作为统一整体的、由一个中心、本质或终极目的统御着的历史与社会非总体化，并使主体( 在福柯看来，主体与其说是一种具有构造力的意识,不如说是一种被构成的意识) 非中心化。他把历史看作是由不相关的知识组成的非进化的、支离破碎的领域,把社会看作是由处于非均衡发展水平上的各种话语构成的离散的规则体系，把现代主体看作是对牢狱社会之运转不可或缺的人本主义虚构，这种牢狱社会处处对它的臣民「施以规诫和限制，使其从事苦役并服从统治。

或许，福柯著作深层的主导动机就是要“尊重....差.异”这种动机影响了他的历史学方法、社会观点以及政治立场,并展现出各种各样的形式:意图抓住话语的特殊性和不连续性的历史学方法;对弥漫于多重的社会场域中的权力的反思;把“普世知识分子”重新界定为“特定知识分子” ;以及对整体性和总体化思维模式的批判等等。福柯从多种视角来观察现代话语和现代制度，由此来分析现代性。按照尼采的理解，视角主义否认有事实存在，坚持存在的只是对世界的解释。既然世界没有单一的意义，而是有无数的意义，因而，视角主义便追求对现象的多元解释，并坚持认为“解释世界的方法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例如，尼采对价值之起源的反思就是从心理学、生理学、历史学、哲学及语言学等多种不同的角度进行的。对于尼采来说，一个人能够获得的观察世界或其任何现象的视角趣多,他的解释就将越丰富越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