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
提起这门亲事，说来话长。抗战胜利后不久，父亲杜宗光用八根大条在杭州直通西湖的中正街上“顶”下一栋政府官员的房子，那一带是杭城名医汇集之地，高树盘墙，庭院花香，着实一个温馨的居家之所。父亲因公务缠身，先让姐姐陪母亲去那里居住，1947年8月，我也去西湖度暑假。我的家，我非常喜欢，有偌大的客厅、餐厅，楼上是面向阳台的小客厅，两边是三间大小不一的卧室，长长的西厢房，父亲是准备将来行医作家庭病房的，楼下的后院，养鸡、养鸭，还养了条狗。
偌大个杭州城，叫得响的就那么一份《东南日报》，枯燥乏味，唯有其中“咪咪博士答客问”像万宝全书，有问必答，且文字精妙，逗人开怀，是人人都要抢着看的，甚至众多杭州人为某事争执不下时，往往脱口而出：“……你要不信，去问问咪咪博士去！”这“咪咪博士”正是金庸。
一天，栏目里众多答问有下面一则：“购买鸭子需要什么特征才会好吃？”咪咪博士回答说：“一定要颈部坚挺结实，可示鲜活，毛羽丰盛浓密，必定肥瘦均匀。”我看后不以为然，实在闲得无聊，信手写了张便条寄去。
咪咪博士先生：
你说鸭子的羽毛一定要丰盛浓密才好吃，那么请问，南京板鸭一根毛都没有，怎么那么好吃？
事后一想：不对，根本问非所答，岂不存心捣蛋吗？肯定不给刊登的。哪知过了几天，突然收到咪咪博士的亲笔来信，声称“……你一定是个非常有趣的孩子，很想和你见面交谈交谈”。我一时怔住了，但又想，真能见到咪咪博士，不也是一桩开心事吗？于是先瞒着家里给他回了句话：“天天有空，欢迎光临。” 咪咪博士回复：“……决定礼拜天上门造访。”
此时行将开学，父亲正匆匆归来准备接我回上海，得知此事火冒三丈。他虽喜爱广交朋友，但对报馆的人却退避三舍，劈头给我一顿训斥：“我知道你要闯祸，这种新闻记者你去惹他干什么？好了，好了，你不要管，让爸爸来接待！”
礼拜天下午，家里严阵以待，我一直在大门口半掩着门探头探脑地四下张望。过了好一阵，远处一位身穿夏季西服，金边眼镜，头带凉爽礼帽的男士朝这边走来，这装束异常显眼，不用说就是咪咪博士。不多时他便走到我跟前，亲切地朝我笑了笑，我们僵持了一瞬——他开口了：“你是冶秋吧?”“你是咪咪博士？！”我脱口而出。“我姓查，叫我查大哥就行了。”
我将他领进院子。这时，父亲闻声迎了出来，刚一落座，父亲便开始检讨：“很对不起，真是太冒昧了，小孩子不懂事，胡乱写信，害得你百忙中还特地来一次。我实在不知道，他怎么会……”查哥哥见我闷声不响呆坐一旁，连忙说道：“没关系，没关系，冶秋提的问题很有意思。我说的是买活鸭子，他硬要去扯死鸭子。很幽默的。”
这时，姐姐冶芬很有礼貌地端上一杯浓茶，娇小玲珑清秀文雅的她是非常迷人的。感情上的事，往往就这么简单。次日，查哥哥便再次登门，送上一叠戏票，是约我们全家去《东南日报》报馆楼上影剧场，观赏郭沫若名剧《孔雀胆》。
演出者是“抗敌演剧九队”，当时他们是为了躲避去江西慰劳国民党军队，借口从无锡经笕桥来杭州献艺的。《东南日报》作了大量宣传，连市中心最大的“慧光”照相馆的橱窗里，也全是该剧的大幅剧照。那天看戏，一家人倾巢出动，幕间，查哥哥不断从身后将“可口可乐”传送过来，这可是战后最为时髦的饮料了。其实，全家人只有我在津津有味地看戏，看得入神，他们也不过是去应酬一下凑个热闹罢了，但此举无疑拉近了相互间的情谊。尔后，咪咪博士便成了家里的座上客。

旅沪
为完成初中的学业，我只得随父亲返回上海。时隔不久，查哥哥竟然也来了，原来他在数千名竞争者中崭露头角，考入了上海《大公报》。小别重逢，格外亲密。那时，他寄居在著名刊物《时与潮》的宿舍，总爱带我到此处玩耍，还喜欢指着各个景物说：“……这里也有西湖十景，你看，这像不像柳浪闻莺？那像不像双峰插云？”几乎把这些景物都取上十景名称，可见他当时对杭州的眷恋是何等依依。
一天，他对我说：“冶秋，要不要我带你到一个从来没见识过的地方去？我也没去过，到了上海不去看看这种地方，等于没有来过！”他的口气有点神秘。我一听巴不得马上就去！傍晚时分便随他来到大马路（南京路）四大公司一带，只见霓虹闪烁，车水马龙，人行道上不时会撞上一些扬长而过的美国烂水手。查哥哥指了指前面的先施公司说：“到那楼上去看看，听说有一个很大的游乐场！”
场子里有两个戏子在装模作样演戏，周围布满了桌椅，男男女女混杂其间，我们活像两个乡巴佬进城，处在进退维谷之中。这时，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走了过来，问道：“先生，玻璃杯要叫哦？”他沉稳地摇了摇手，那女人便走开了，我问他什么是玻璃杯？他忙说：“是不好的，你不要问。”后来我在一本《游览指引》的书里得知，“玻璃杯”原来就是陪酒女郎。
这天晚上我们可算是长了不少见识，但查哥似乎觉得带我到这种地方来有点失策，便说：“我是新闻记者，到处都要去看看，你还是学生，自己可千万不要来。”如今查先生著作等身，不同于我辈常人，写出如此漂亮的文字，不正得力于对生活的洞察和体验，对知识的获取和关注吗？
在我的印象中他并不善辞令，说一口家乡官话，但他话虽不多总包涵着不少意思。譬如，当初我很欣赏他的一手怪体字，表示要模仿，他便在纸上像画圈圈一样，连续写出几行字来，速度之快令人吃惊，仔细一看笔划又全都到位，我划来划去划不像，只好望洋兴叹！这时他才开口：“你看，模仿人家是弄不好的，自己的最好！”话不多，很耐人寻味。
这时，他和姐姐杜冶芬已经相恋。据说1948年3月《大公报》要派金庸到香港工作，他不是很乐意，曾写信到杭州征求姐姐的意见，她的答复是短期可以，时间长了不行。后来报馆高层同意他的要求：只去半年。
赴港前他去了两次杭州。当时许君远要他写一篇《我怎样决定到香港》在《大公园地》上发表，同事甚至预先给他起好了题目，就叫《杭州别凤记》，还画好了两个小报头。他说：“一看报头如此之美，题目又如此之艳，文章也吓着不敢出来了。”
姐姐亲自送他到上海，送他上飞机，于是两人延迟了婚礼。对这事我不知情，我只知道他对去香港曾有诗云：“南来白手少年行，身无分文走香江……”

成婚
1948年夏天，父亲辞去上海的公务，到杭州挂牌行医，小有名气，家境也随之小康起来。到了秋天，金庸忽然从香港回来，向父亲提出要和姐姐结婚，家里人都感到十分唐突，因姐姐尚未满十八岁，孝顺能干，协理家务井井有条，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如此宝贝的女儿，要远嫁他乡说走就走，怎么舍得？再说对方才学虽令全家钦佩，但一直是以友人相待的。可他俩主意已定，父母最终只好依从。
消息不胫而走，传到上海亲友那里，家里的世交、济民医院院长董伯伯（1950年代著名女中音董爱琳的父亲）出面，坚持婚礼要由他在上海操办，于是这年10月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新房订在国际饭店，这是当年国内最高的大厦。婚礼则在贝当路国际礼拜堂举行，姐姐披上洁白的婚纱，好似天女下凡，由长兄陪同踏着红地毯在乐曲声中徐步上前，遗憾的是查家无一人参加，众人都觉奇怪。原来查府在海宁乡下，得知婚礼将按教会仪式进行，只好托辞不来了。
傍晚，在南京路上的康乐酒家举办了西洋社交晚宴，真是宾客盈门，整个底层连周边的夜花园全给包下了。查哥自然要接受众多别样的目光，但他始终面带微笑，不卑不亢地朝四下点头致意，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个二十来岁的外乡人，在这等场合便具有如此沉稳的心理承受力，难怪是会干出一番大事的。
婚后查哥去办前往香港的手续，查哥的父亲查树勋来接姐姐去海宁观光，也邀我和长兄同往。我们三兄妹随查伯伯车到硖石。船到袁花镇，老远便看到查氏宗族的深宅大院。史学家陶菊隐老先生生前曾对我讲，早先查家某房的长女，就曾下嫁给与蔡锷齐名的军事将领蒋方震（蒋百里），大科学家钱学森后又成了蒋家的翁婿。他们和海宁相国陈阁老的后裔陈家，同属那一带的望族。
这里家族兴旺、名人辈出，是一个文化底蕴极深的小城镇。金庸的开篇之作《书剑恩仇录》说的就是本乡祖辈留下的故事。金庸祖上曾当过丹阳县知县，查伯伯也经营过大钱庄，不过，到了上世纪40年代末期，查家也似乎远不如前，查伯伯手执扁担挑柴锄地样样做。那些天他整日为我们料理生活，深秋未尽的时节，他便关照家人，在我们各人的被褥里，放置一只大得出奇的“汤婆子”，生怕我们受凉了，弄得我们哭笑不得。请他别太客气，老人嘴里就不停地唠叨：“应该的，应该的，良镛结婚真麻烦你们家了！”真是一位谦和质朴的长者，令我深怀敬意。
不幸的是，解放前后，浙南山区土匪顾秀英弟弟曾在查家躲藏了几天，临走时把一支手枪偷偷藏在金庸妹妹后院仓库里。后来顾把这事泄露给了同道，镇反时邻村一个土匪揭发了这件事，尽管查伯伯并不知道这事，仍被扣上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的罪名于1951年4月被枪毙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由当地政府平反，可他那和蔼可亲的笑脸，终究是再也看不到了……

离别
不久，查哥和姐姐乘船去了香港。1950年初，姐姐突然回来了，并说查哥哥可能调回内地工作。大家都格外欣喜。因为新旧社会的更迭，各方面毕竟有所变化，往后两地进出，也不会太方便了。
不多时，查哥也来了，后来知道他是去京求职未果，败兴归来顺便接姐姐回香港的。但此时姐姐已不愿回港，那时他们住在湾仔，查哥担任国际版的编译工作，全是通宵达旦，加上查哥为了到北京求职，一去就是很多天，她在香港那边既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又不适应查哥的生活规律。她又不会说粤语，不愿一个人出去，生性活泼幽默的她自然寂寞难耐。但经父亲再三规劝，她依然顺从查哥的意愿同回香港，后来在长城电影公司担任过场记。
几个月后姐姐来信说：查哥写了大量影评文章，心情很好，还为此取了个“林欢”的笔名。“林”是因查杜二字的部首均为木，从而移花接木为之林字；“欢”自然是指他们当时幸福快乐的生活。现在有些传媒添油加酱，把他们后来的分手，硬扯到姐姐阻碍丈夫北上求职、导致查哥愤然“抛妻离职”的“壮举”上去。姐姐的青年时代，纯净慧敏，至少给查哥的生活和文思，留下美好的瞬间。事后，查哥曾对父亲说：“是我没有照顾好她！”应该是真诚的。
数月后，姐姐真的回来了，但已是这年秋末。后来一直在父亲身边学配药，就再没回香港。直到1953年初，查哥才到上海和姐姐办了离婚手续。我告了个假，陪他去淮海路“宝大”西菜馆共进午餐，随后又散步到复兴公园。由于关系上的突然变化，我们之间不如往常那般亲密无间了，话都不多，也兴奋不起来，他只是问起我怎么当演员的。我则告诉他，现在我就是和当初演《孔雀胆》的那些演员在一起。他一听大感意外，怎会有这样的巧事！连忙用自拍机与我合影一张，并说：“回去以后把它登出来，说是和一位大陆青年演员的合影！”临别赠我一架“贝贝勃朗宁”袖珍相机，要我以后拍些照寄给他。
1959年《明报》创刊后，查哥出于尊重给父亲寄来一信，说他完成多年来自己办报的愿望并告知已和一位香港大学的优秀生结婚了。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杜冶秋，他是金庸原配夫人杜冶芬的亲弟弟，他详细介绍了金庸这段罕为人知的爱情婚姻。相信这对于研究金庸小说有巨大的帮助。

金庸旧照上的印痕- 蒋连根(图)
发布时间：2015.10.08 08:52
出自： 渤海早报
作者：蒋连根
今年五月，百余幅金庸在浙江的老照片首次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展出。其中，有一幅62年前金庸和同学沈德绪等人在杭州西子湖畔的合影，老照片下署着我的名字：蒋连根提供。
署着我的名，可拍摄者不是我，正如我在大河下游掬起一捧水，已无从确认它源自哪条山泉溪流。那是1997年9月，我与沈德绪相约，一同去探望金庸妹妹查良璇。告别时，查良璇递给我这张照片，拿回海宁翻拍后，我将原照寄回给了她。
如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当年查良璇给我讲述的照片来源：1953年3月8日，查良璇结婚，3月6日，二哥查良镛（那时还没有金庸）从香港来到了杭州，和老同学、妹妹在西子湖畔拍摄了这张合影。从左至右的排列是：查良镛，怀抱婴儿的朱帼英，同学沈德绪，妹妹查良璇。背景是西湖的曲院风荷。
这幅老照片上有亲情，有友情，更有岁月的印痕。
照片中的查良璇，梳着两根大辫子，穿着棉衣厚裤，很朴素，可她正是准新娘呢，夫君是古建筑纠偏专家曹时中。少女时代的查良璇生就一张很古典的脸，清清秀秀的，宛若一枝雨后荷塘里盛开的莲花。站在查良璇身旁的是沈德绪，他另一侧的怀抱婴儿者，是他和查良镛的资助同学朱帼英。
1936年查良镛刚进嘉兴中学念书，沈德绪跟他同班。1939年初，念高一的查良镛和同学合编了《献给投考初中者》，并赶在考试前由丽水的一家书局印刷出版。这本书搜集了当时许多中学校的招考试题，加以分析解答，同时用一种易于翻阅的方式来编辑，出版后不仅畅销浙江，还远销到江西、福建，甚至重庆等省市，主编者查良镛得到了不少稿酬，有了在抗战期间的生活费，并接济一些有困难的同学。一天，沈德绪对查良镛说：“我有一个同乡女孩叫朱帼英，从家里逃婚出来，想要读书没有钱，良镛，我俩一块儿帮助她，好吗？”放学后，沈德绪将一位含泪女孩唤到查良镛面前。查良镛安慰她：“你别哭，我和德绪会帮助你的，只要学校收下你插班，你的学费我们替你交。”这样，朱帼英成了沈德绪和查良镛的同学。
有一次，查良镛读了英国小说家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真实自然、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感动了查良镛，他跟沈德绪约了朱帼英等几位同学，在暑假里到距校园9公里的一个孤岛上野营，搭起帐篷，自己埋锅做饭，生活了三天。回校不久，查良镛患了疟疾病倒了。沈德绪非常焦急，日夜陪伴照料。他向当地老农要了一个方子，拉着朱帼英等同学翻山越岭去采摘草药，煎熬后给查良镛服下，一连十多天，查良镛的病情才好转，渐渐地完全康复。
十多年以后，沈德绪成了浙江大学教授，朱帼英与一位医生结婚生子，且住在杭州。而查良镛于1948年离开杭州，随《大公报》去了香港。
照片中，查良镛孑然一身，形单影只。原来在这之前，妻子杜冶芬不告而别，回了杭州娘家。这张照片拍摄的前一天，查良镛去了杜家。杜父对他说：“阿芬已经另有陪伴人，只好对不起你了！”杜冶芬不肯见他。
照片中的背景，恰如查良镛的心境：萧条而落寞。因为是早春，西湖还是寒冷的。旧时的曲院是破败的，湖中的荷花只是些残枝败叶，浸伏在水中。这里，曾是查良镛和杜冶芬定情的地方，许多回在春雨蒙蒙中，他俩手挽手漫步游览西湖，满觉垅、柳浪闻莺，三潭印月、曲院风荷和那有着古老传说的断桥，让他俩沉浸在初恋的幸福之中。如今，形单影只的查良镛怎么不触景哀伤呢！
1997年7月，沈德绪在海宁传授黄花梨栽培技术时遇见我，告知查良璇被查出患有癌症，我们相约去探望她。见面时，查良璇滔滔不绝，讲述了许多金庸小时候的故事，还两次拿苹果削了皮给我吃，我怎么也看不出她是个绝症病人。后来，我还去过她家一次。抗争5年后，查良璇于2002年3月离世。同年8月2日，沈德绪突发心脏病在杭州去世。因而，这张照片是谁拍摄的，也就成了一个谜，也许金庸能解开。

金庸说：月云不是我庶母
作者：将连根
早先年，我写过一篇文章《金庸和他的两位母亲》，说“金庸的童年丫环月云就是他后来的继母顾秀英”。最近看到《金庸散文》一书中的后记，才知道我写错了。
2000年初，上海的《收获》杂志第1期上刊登金庸的自传体散文《月云》，回忆他和童年丫鬟的一些生活往事。这是自1972年封笔后金庸首次发表的全新体裁文章，引起了两岸三地文坛的关注，众说纷纭。
当年7月，我欲挖掘出《月云》背后的新闻，来到金庸的老家——海宁袁花镇新伟村采访。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奶奶对我说：“陪伴金庸童年的一个小丫鬟，后来被他爸爸娶进门，做了金庸的继母”。金庸的母亲徐禄病亡满3年，父亲查枢卿续弦，小他17岁的顾秀英便做了他的新妻子，担当起抚育幼子的责任，先后生下良铖、良楠、良斌、良根四子和良琪、良珉二女。那么，顾秀英是不是金庸笔下的“月云”呢？金庸同父异母的弟弟查良楠肯定地说：“月云早先侍候着老奶奶，后来侍候二哥金庸，他就是我的母亲顾秀英。”1949年初春，金庸携着新婚妻子悄悄回到了家乡――浙江海宁的袁花小镇，在“赫山房”住了三天，然后与父亲、继母和弟妹们告别，他又悄悄上路了，一走就是几十个年头。在送行的人群里，曾有一个7岁的小男孩，好奇地目送着这个陌生的“二阿哥”，挽着新嫂子的手臂一块离开。他就是金庸同父异母的弟弟查良楠。在金庸弟兄的排行中，查良楠列第六。
“月云就是顾秀英”，我信了。《金庸和他的两位母亲》一文先后刊登于《羊城晚报》、《嘉兴日报》等报刊，后来，我写《金庸和他的家人们》一书，仍沿用了这个说法。直到最近，我在《金庸散文》（香港明河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中，看到金庸写的后记，才知道自己上了当。
金庸在后记中第一次提到她的庶母顾秀英。“我的庶母确叫顾秀英，年纪比我大十岁左右，是一位温柔而勇敢的女子，曾在我家做丫鬟，叫做兰英，因为做事负责，很得我父亲和母亲的信任，曾几次派她送我去母舅家做客，她照顾我很好，在我母亲去世后成为我的庶母。……现在我庶母已经去世，当时我很难过……”紧接着，金庸说：“我在这里更正一下……她（兰英）照年龄在我家的丫鬟中排第三，至于月云则排第七，她的年纪和我差不多，一直到抗战时分别，她还没有能力照顾我，对我如同朋友一样，按年龄说，她决不可能做我庶母。”
看到金庸的这段话，我询问了查良楠。他说：“我跟二哥的年龄相差18岁，那时还小，不知道二哥的童年丫鬟有几个，弄错了。”我才知道自己以讹传讹，出了一个不小的差错，很难受。此后，我已经在《金庸和他的家人们》修订版中修改了相关章节，但是感觉不够，如今，我选择在媒体上发声，希望在更大范围内得到纠正。同时，我将致信金庸，向他道个歉。

对话金庸 “梦中情人” 夏梦：我的原则是 “见好就收”（下）
才子的缪斯
作家亦舒素来毒舌，她承认的美女迄今只有两位：夏梦和林青霞。她在《岂有豪情似旧时》中写道：“一个演员能令观众仰慕这么些年，真不简单，且又是最挑剔眼睛雪亮的观众她无论时装古装，俱美得咚的一声。近十年来，后起之秀，可与之相提并论的，亦只林青霞一人。”导演王家卫也觉得夏梦美：“忽然看到一部《三看御妹刘金定》，女主角很靓，后来才知道她叫夏梦。我看夏梦的戏都是古装片，如果有人说乐蒂是古典美人，我觉得夏梦才是古典美人。”
经常被引用来称颂夏梦之美的话语，则出自金庸：“西施怎样美丽，谁也没见过，我想她应该像夏梦才名不虚传。”网上盛传金庸在 1957 年进入长城电影制片公司，化名林欢写剧本追求夏梦，而夏梦已嫁商人林葆诚，故约金庸相见于咖啡馆，语出：“恨不相逢未嫁时。”但这个传闻极可能是错误的。首先，金庸以林欢为笔名为夏梦写的第一个剧本是 1953 年的《绝代佳人》，年份就已出错。其次，就算金庸未进“长城”就写剧本，那他与第一任妻子离异是 1953 年，1956 年他就与朱玫再婚，而 1954 年夏梦已结婚。当时红遍香江和大陆的夏梦不可能和一个籍籍无名的小编剧约喝咖啡。最多也就是金庸在 1953 年后暗恋了夏梦一阵。这个说法可以从香港作家、翻译家沈西城的《金庸与倪匡》一书中得到证实，他曾问倪匡金庸追女明星一事，而得到的回答是“好像是夏梦”，沈西城还认为，黄蓉、王语嫣、小龙女“无论一颦一笑，都跟夏梦相似”。不仅如此，金庸还曾写过一篇《夏梦的春梦》来赞美夏梦，也在创办《明报》后开辟专栏报道夏梦的旅行踪迹。不过，网上传言的夏梦日后投资拍摄的《投奔怒海》之片名出自金庸的说法，就记者从夏梦处求证，亦不属实。
另一位爱恋夏梦的男子是 2008 年过世的岑范，他早年当演员，跟随朱石麟拍片，新中国成立后从香港返陆，导演了《林则徐》、越剧电影《红楼梦》、《阿 Q 正传》等名片。岑范为了夏梦终身未娶，他曾说：“假如我从来没有认识夏梦，人生也许会和别人一样。但是我认识了夏梦，别人就跟她没有可比性了。”
事实上，恋慕“长城大公主”夏梦的男子何止千万，夏梦此次抵沪，就有不少头发花白的男影迷前来一睹“女神”真容。其中一位告诉记者，他 1960 年出生，并没有赶上大陆集中放映夏梦电影的 1950-1960 年代。他是十六七岁时，偶然在杂志上见到夏梦的照片，才从此迷上了这位在香港的女影星，之后几十年间他收藏夏梦的杂志、照片等各种资料。此次，他拿着一张夏梦的黑白照片，并让她在照片上签名，一偿夙愿。
只投新人导演的作品
“见好就收”，是夏梦在采访时向记者提到最多的一个词，她说这是她的座右铭。
1967 年，她的最后一部影片《迎春花》还未上映，就和丈夫离开香港去加拿大定居，从此息影。问起原因，她回答“见好就收”，她说：“年纪老了总要退下来，想给人家一个好点的印象，不要让人家（在银幕上）看到（我）老的样子。”
1979 年，她返回香港创办青鸟影业公司，监制了许鞍华执导的《投奔怒海》、严浩执导的《似水年华》和牟敦芾的《自古英雄出少年》，前两部电影分获第二届（1982 年）和第四届（1984 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
相比做演员，夏梦更爱做监制，她向记者解释：“演员是很被动的，监制是可以自己选题材，主动点；监制也更有成就感。”《投奔怒海》是青鸟影业的开山之作，理应求稳，夏梦却挑了当时默默无闻的新人导演许鞍华，并且拍了一部不太常见的越战题材影片。问起原因，夏梦回答：“我喜欢投导演的第一部戏，不过许鞍华那时第一部戏已经拍了；（选这个题材）是因为那时越南的难民涌入香港，所以才想拍，不过真到拍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这部电影从编剧本、定演员、选景到拍摄，每一个环节都充满波折。最先陈韵文写的剧本不理想，后来由邱刚健改写；而演员方面，周润发最终辞演，临到开拍时还未找到合适的接替人选，最后才叫来新人刘德华顶上。但在许鞍华看来，多亏有夏梦当监制，影片才能顺利拍完，她曾在采访中提到：“夏梦做监制，自然够 powerful，在海南岛街上取景，竟可以动用 6 部坦克车，市长亲自来宣布宵禁。”
记者就用什么奇招才能搞来坦克车和宵禁一事询问夏梦，夏梦不禁笑出声：“我就是瞎混嘛。”随后解释，“一般来说，拍戏时每换一个地方，我就提前跑去，先搞一个饭局完了我就回香港让林子祥他们去。”而对于许鞍华，夏梦也是赞许有加：“她非常认真，每个镜头都写下来，细致到拍了几分钟，这样就不会拍一大段（心里没数）回去乱剪。” 如夏梦第一次担任主演的电影一样，这部她第一次担任监制的电影也一鸣惊人，上映后卖座空前，收入超过千万港元。而她之后的《似水年华》同样起用还是新人的严浩，并找来斯琴高娃做女主角，她也凭借此片获得香港金像奖的影后，成为首位在香港获奖的内地演员。
然而，在三部影片之后，夏梦的青鸟影业就此销声匿迹了。关于为何没有继续投资电影，夏梦的回答还是那四个字——“见好就收”。

这是传闻中金庸的“梦中情人”夏梦的采访，一起放在这里了，大家可以对比来看。金庸的感情归属究竟是谁，就请大家自行判断吧！

我们便按原计划去宝安路的操场上进行一场足球赛，这也是校庆的一项活动。谁知球赛正要开始，汤恩伯竟然光临了，还要兴致勃勃的为我们“开球”。还与健儿们合影一张，我是校队门将，分享了这份“荣幸”。呵！这一天可算是大大的饱赏了一番崇拜英雄的滋味。 未几，又一椿引我兴奋的消息传出，说卫戍司令部隔壁有个“海乐”游泳池要开池了。届时将由我最为崇拜的运动健将徐亨先生（后任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中华台北奥委会主席）和著名影星胡蝶女士联袂剪彩。
班里的几个球迷和影迷雀跃不止。因为徐亨当时既是泳坛高手又是足球守门员和排球国手哩。但泳池很小，仅有数十人凭柬入场，再说这等社交场合素来都是不让我们这些捣蛋鬼进去的。怎么办？只好翻过一道不高的红墙，绕道溜进厕所，解了个手，居然也混了进去。
这可是我生平第一次见识什么叫“剪彩”这名堂。不同寻常的是在场多数都穿上泳衣在池边等候，司仪宣布典礼开始，徐、胡二位先是谦让一番，后来还是胡蝶接过剪刀，一阵稀稀落落的掌声，她便自然地露出那迷人的笑容，向前走了几步剪了起来，定是那纤细的手使不上劲儿，居然剪了半天没剪断。我们几个小子放肆地笑了起来，引来一群责备的眼光，我们像定格似的便收住了口。这时，徐亨很机敏地走到她身边，相互一笑，徐讨过剪刀，轻轻一剪，绸带落地。掌声起处，徐亨已纵身入水，以“自由式”像表演似的游了两个来回，真让我大开眼界。
我虽自幼善水，但毕竟是内地小河里泡大的，像徐亨这种韦斯莫勒式的标准泳姿从未亲眼见过。也就是这种“崇拜”的动力，促使我在十六岁那年便在杭州的一次泳赛中夺取了亚军。也是有这良好的水性，时隔四十年，当我在电视剧《济公》妙手移瘤一集中扮演钱老板时，从五米高的石拱桥上跳下河去，也毋须寻找替身。 胡蝶后来也入水了，这位大明星的演技十分到家，但“水上作业”却显露笨拙，除了她那丰腴的身材和清丽的笑声在池边荡漾之外，余下都在记忆中淡忘了，不过这也是一种珍藏的印象。
这一年的初冬，父亲医院隔壁的戏剧专科学校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时，适逢首届学生实习公演，剧目像是“梁上君子”，医院里的一些年轻医师和护士小姐都被私下邀请过去观赏，顺便也把我给捎带着。回想起来这算是初次看专业演员演戏了。也是值得回味的。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叫赵贵生的学生，他扮演的小偷真是惟妙惟肖，后来我懂得那叫生活自然，显然是受到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学说的影响，自我出发体验角色十分入微所致。因为只有几步之遥，从此，我便经常不断地去到那楼上小剧场里，偷看他们的排演，有时回家晚了，只消说是去大胡子学校看排戏了，父亲也就不责怪了。因为家父曾有缘和熊佛西先生同桌吃过一顿饭，有过一面之交，并对他的豪爽个性十分推崇。这里不禁使我有所感慨，人生旅途往往是某种机缘，倘若家父当初不在福民医院供职，我也就不可能去横浜桥领略“上海剧专”这个诱人的天地，而这也许正巧成为我日后从艺的契机。
由于我对这个演小偷的演员太感兴趣，从而引来一丝萌动。心想，我要能学学这一行也未尝不可嘛！果不其然，五年之后，我便阴错阳差地跌入戏剧圈内。后来，我当然也就知道，事隔一年以原著小说《錶》搬上银幕时因演技出众一炮打响的赵钱孙，便是我当年十分羡慕的赵贵生也。传说还是我的恩师佐临先生给他改的名字哩。这两年真有回味不尽的往事，随着五色缤纷的生活图景，不断更替着“崇拜”的方位。这也导致我步向成年时，在选择生活的途径中彷徨不定，从军？从政？从艺？还是当一名体育记者？（因为我当时还是拥有大量读者的《东南日报》体育版的忠实读者），看来“崇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心态，尤其在青少年时代。说它有好处，是因为能激励起某种动力，去追求、去攀登，去健全自我。
说它危险，是因为“崇拜”的方位往往和自身的潜质不同步，而自身又是那么盲目自信时，这便闯入了人生的“误区”，永远寻找不到接轨的站头，那可是一大憾事了。 要我静下心来，回述初到上海的轶闻趣事，那是三天两夜也道不尽兴的。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破裂之后，形势急转直下，我和姐姐先后来沪求学，但大哥仍随母亲留守遵义。药房在表哥的协管下，生意更为兴隆，俨然已成该地药业之首，但母亲毕竟不是生意人，加上回乡之心极为迫切，而这时表哥在当地已有妻室，似乎无意返乡。于是，母亲决定舍弃一切，将药房奉送给他，择时返沪。
记得这一年，也就是1946年圣诞节的前几天，母亲在大哥的护送下赶往重庆，机票都已定妥，只是尚未确定航次，不料此时竟爆出一则惊魂新闻：重庆返沪的航班，竟然接二连三在上海龙华机场坠毁！那时通讯不像今天这般通畅便捷，母亲究竟是哪次航班也不得而知。那几天父亲沉默寡语，脸色严峻，吓得我也透不过气，为宽慰父亲，医院的同仁也纷纷为此打探，但消息全无。只知道航班已经暂停，而龙华机场遇难人员的名单却不见公布。那几天整个上海街头巷尾，好似阴云密布，偏偏让我们家摊上这份惊愕。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重庆方面传来消息，母亲和大哥竟然登上了复航后的首趟航次，父亲心事重重赶去龙华总算太平无事！我清楚的记得，父亲将他俩接到家时脸上的笑容还是那样勉强，依旧惊魂未定。从此，两位老人便决心永生不坐飞机了，这种后怕也一直延伸到我身上。战后将近一年，我们一家人才得以团聚，愉悦的心情可想而知。大哥顺利插班到著名教育家欧元怀执掌的大夏大学法律系就读，姐姐继续在教会办的名校清心女中住校，只有我放了学便早早回家陪伴母亲。
时不多久，春节来临，回想在贵州每回过年都是孩子们最盼望的，印象最深的是小年夜吃到大年夜，鸡鸭鱼肉、干果糕点，吃得吐进吐出。战争给华夏大地带来无尽的灾难，但是大后方毕竟是世外桃源。每当过年都是苦中作乐的，此逢战后第二个春节，总算全家团聚可以在上海过个太平年了，结果出乎意料，弄得乏味之极。父亲那几天就是忙着把下级送来的火腿之类，再调配一些高档礼品，去给院长和一些场面上的人拜年。有时还硬拖着母亲一起去，而她一向是个不善于人际交往的，但此时也没办法，只得不断换行头，着高跟，叫强生车东家西家的跑，一个年过下来，总算领教了这种虚伪势利的上海社交场！为此，她强烈要求尽快回杭州安家，父亲实在拗不过她，只好随她之意作转移的准备。
然而，要在杭州定居下来，也并非轻而易举的事。一家五口，全靠父亲一人承担，可以想象离乡背井二十余年，杭州老家已一无所有，亲友都失散了，外公外婆已早离人世，一切都时过境迁。倘若父亲辞去上海的职务，到杭州另起炉灶挂牌行医，设备呢？药品呢？病源呢？况且杭州名医甚多，各占一方，谁又相信你呢？父亲深知医师的信誉是靠日积月累打造出来的呀！
当时，我少不更事，但也略感父亲那一时段真是处在心力交瘁之中。 我不得不佩服父亲的生存能力，在这般艰难的岁月，十里洋场的纷纷扰扰，加上国共谈判破裂后，内战阴云密布，民心动荡，物价飞涨，孩子们又都未成年，母亲又是个不能怠慢的主，对我们这样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家庭来说，要撑起这个家，还要在场面上过得去，是何等的举步维艰啊！但父亲竟然处之泰然，把后来的事情，调配得妥妥当当，用当今的时髦辞藻来说，是绝对的“给力”了。
当时，他每逢假日就只身一人风尘仆仆去杭州打探，遍寻故友，终于初见眉目。当时杭州的卫生局长，名医张信倍正打算往台湾转移，留下一所宅地待价而估，由于地处市中心官巷口不远，又与原广济医院相邻，父亲有所动心。但考虑那一区域内，正是杭城名医汇集之地，连解放后名噪全国的叶熙春大医师，也在不远处的井亭桥边，新来乍到要想打开局面，并非易事。
父亲一向把握“动心忍性”之道，时常提醒我们遇事万万得记住这条训诫。张府的这幢房子，虽是块好肉，但孤注一掷，可能吃不了兜着，回到上海和母亲斟酌再三，仍然举棋不定，但母亲实在不愿待在上海，他便当机立断只好舍命陪君子了。八根黄金大条的顶费对这刚复员不久的普通家庭来说如何筹措？可他依然从容应对，不动声色地让母亲和姐姐先行回杭，我和哥哥则随他暂留沪上。
半年后的暑假，我有机会去杭州观赏那未来的“家”。这暑假让我乐不思蜀，只因父亲一时难以脱身，我初中仅剩半年，插班没法插，只好悻悻然打道回沪。当我疲惫地跨入狄思威路宝安路口的家中，令我吃了一惊，屋子里堆满了许许多多的箱包，装的满是医疗器械和药物之类，原来父亲兢兢业业忙于公务之外，还在紧锣密鼓地添置日后在杭行医的物品。顿时，让我感到呆在上海的日子不会太长了，反又觉得一丝不舍，似乎还没玩够似的。想起杭州整座城里只有两三个影院，这里家附近就有虹光、民光、海光、国际、光陆等等，更别说那些大光明、国泰等头轮影院了，真叫玩都玩不转。于是便时常瞒着父亲，约一两个贪玩的同学，逃课去“白相”。
印象最深的是从虹口溜到跑马厅对面，到大光明去看电影。到了门口居然吓得不敢进去，原因是来的看客都是西装裤子短大衣，光亮入时的皮鞋，成双成对、涂脂抹粉的时尚男女，汽车、三轮车、私人黄包车鱼贯而来，我等虹口溜进来的逃学生，好象小瘪三似的看花了眼，吓得连售票窗口都不敢靠近，这让我初次领会到上海滩原来是有等级的。 即便虹口的影院也比杭州的强多了，这期间看了许多电影，如“一江春水向东流”、“天字第一号”、“假凤虚凰”、“幸福狂想曲”等都是那时看的，相反好莱坞电影看得不多，因为那时没有译制片，而有“译意风”的影院，价钱又比较贵。
那个年代的初中生，即便是富二代身上也不让多放钱的。记得“战地钟声”、“出水芙蓉”、“魂断蓝桥”这些外国大片，还是从贵州来沪顺道在重庆、汉口由大人带着看的哩！和现在的“粉丝”一样，对泰隆保华、埃络弗林、英格丽宝曼、费雯丽、桃乐珊拉姆这些时代明星，可以记住一辈子。但出于自己的个性，令我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依旧是“人猿泰山”的主角韦斯摩勒，当时就听说，他曾是美国参加奥运会的自由泳好手，更让我顶礼膜拜。 说起奥运会，这年最令人关注的莫过于将在伦敦举行的奥运会了。
抗战胜利了，联合国成立了，中、美、英、苏、法五大战胜国，成了常任理事国，中国人总算扬眉吐气了一番。但一提起奥运会，脑袋就下垂了！堂堂五大国之一，依然保存个零的记录。所幸当时有个拉黄包车的人，名叫楼文敖，参加万米长跑令国人产生厚望，总以为这下可以扬眉吐气了。说来也巧，那时为迎接奥运，他每天一清早就去虹口公园训练，我们几个热爱体育的同学，几乎每天一大早就赶到那里观看，的确身手不凡。不久，在四万万五千万民众的热切期望中，楼文敖随团出发了，可悲的是众人期待的只不过是个泡影。
那时还没有电视这回事，老百姓都等着看早报，结果传来的消息是楼文敖跑过半程，由于穿不惯有钉的跑鞋，脚底磨起了泡，没能跑完全程，几乎是走到终点的。这一消息传到国内，众人为之叹息！接着传出篮球国手的落败，又传出足球队回国的路费都付不出，只好绕道西亚、东南亚边踢边筹路费回到国内，真是丢人现眼！时至今日，体育健儿在国际体坛如此光彩夺目，真是扬眉吐气啊！完成了初中的学业，在上海渡过一生中五光十色的岁月，就当作是我的“少年游”吧！

在这里我摆上第二任太太朱玫的资料。这位太太除了百度百科我找不到更多的。我想想要不要向他们儿女方面找找。
朱玫是新闻记者，美丽能干，懂英语，是金庸的第二任妻子，两人是1956年5月1日结婚的。当时金庸在《大公报》工作，用笔名林欢写着影评，夫妇二人在现在的坚尼地道二号租房居住。朱玫可谓是金庸的患难之妻，《明报》草创，与丈夫一块儿苦站。1959年他们的大儿子查传侠出生后，正是《明报》草创之际，筚路褴褛，备尝艰辛，朱玫与他患难与共，成为最早的、也是唯一的女记者，夜半渡口留下了他们夫妻的身影，还有一杯咖啡两个人分享等故事。朱玫则提出了两大离婚条件：一是金庸付一笔钱作为补偿；二是要继任者去扎输卵管，才可与金庸结婚。朱玫在孤独和贫困中度过一生，朱玫为金庸生下两男两女。
基本信息
中文名：朱玫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职业：新闻记者
基本内容
朱玫是新闻记者，美丽能干，懂英语，是金庸的第二任妻子，两人是1956年5月1日结婚的。当时金庸在《大公报》工作，用笔名林欢写着影评，夫妇二人在现在的坚尼地道二号租房居住。
金庸草创《明报》，备尝艰辛，朱玫与他患难与共，还曾变卖首饰支撑《明报》。1959年他们的大儿子查传侠出生后，正是《明报》草创之际，筚路褴褛，备尝艰辛，朱玫与他患难与共，成为最早的、也是唯一的女记者，夜半渡口留下了他们夫妻的身影，还有一杯咖啡两个人分享等故事。那确实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相濡以沫的历史。
《明报月刊》初创时期，金庸全力以赴，日夜忙个不停，那时他们家在九龙，已有二男二女，朱玫除了照顾孩子，几乎每天从家中送饭到港岛。1968年的《明报》编辑会议记录中都表明，朱玫常以"查太"身份出席。《华人夜报》创刊，她担任社长，之后还是《明报晚报》的采访主任。
等到《明报》稳居香港大报地位，《明报》王国颇具规模，在事业成功之时，由于金庸有婚外情，他们的婚姻出现了裂痕，最终走向离婚。朱玫则提出了两大离婚条件：一是金庸付一笔钱作为补偿；二是要继任者去扎输卵管，才可与金庸结婚。朱玫这样做，是为她的孩子着想。据说金庸答应了这两个条件。自然这些都无法得到确证，离婚则是事实。他与朱玫离婚，"得不到好朋友们的谅解。"
林燕妮在《香江第一才子--查良镛》文中写到朱玫"也属性刚之人"，《明报周刊》总编辑雷炜坡结婚时，在郊外举行婚礼，她也到场祝贺。金庸问："要不要我送你回家？"朱玫只回以淡淡一句：“不用了。”
最后，朱玫在孤独和贫困中度过后半生，1998年11月8日她病故于香港湾仔律敦治医院，享年六十三岁。替她拿死亡证的，既不是她的前夫，也不是她的儿女，竟然是医院的员工，晚境之凄凉令人唏嘘，与金庸晚年的风光更是构成了巨大的反差。
朱玫可谓是金庸的患难之妻，《明报》草创，与丈夫一块儿苦站。但当《明报》兴旺，丈夫却移情他爱，和她结束了婚姻关系。朱玫在孤独和贫困中度过一生，朱玫为金庸生下两男两女。
“我对不起朱玫……”金庸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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