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逝后葬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对面的山坡上，与董作宾墓、董同龢墓以及吴大猷纪念碑为伍，胡适墓园一带后来辟为胡适公园。胡适墓的墓志铭由门下弟子毛子水——毛子水与胡适本人、与北京大学、与蒋介石皆渊源极深——撰文，由金石名家王壮为（渐翁）书写：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胡适生前在美国时曾立下遗嘱，指定在美国的杨联陞和在台湾的毛子水为自己死后的“遗嘱执行人”。在胡适逝世后，毛子水写过许多纪念文章，其中有一篇《胡适之先生给我们的遗产》，谈到胡适“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这一贡献计六个方面：
　　 第一，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不但对国民教育大有好处，而且还使我们的文学有了健康的身体与健康的精神。
　　 第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为大家提供了一种新的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而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治学道路。
　　 第三，胡适介绍的实验主义教人要懂得怀疑，不要盲目迷信现成答案。
　　 第四，胡适提倡的“社会不朽论”，是为了让每一个人明白自己对于国家、社会以及人类文明的责任。
　　 第五，胡适提倡的理性，是指无论讨论或处理什么事情，都要依据事实或证据才能作决定。
　　 第六，胡适崇尚民主，是因为“民主是人类在政治上最进步的方式”；胡适崇尚自由，是因为“自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动力”。正因为如此，他认为民主和自由是人类幸福的源泉，我们建立国家，就是为了实行民主、拥护自由、增进人民的幸福。

毛子水对胡适一生贡献的这一综述，最为中肯。毛子水以白话文为恩师胡适的墓志铭撰文，这一做法按照中国的旧式文人传统颇有些“异端”色彩；但看毛子水总结归纳胡适“对中国文化的贡献”，首一方面就是提倡发动白话文运动，这样，以白话文撰写墓志铭才是尊重和继承乃师遗志，表彰先师的功绩。
唐德刚在谈及胡适的首要功绩时也说：“白话文这个事情不是小事，兹事体大”。他用文言“兹事体大”来强调白话文在现代中国整个文化精神面貌基础层次上的决定性变革。白话文不仅仅旨在“维新”，因为白话文与“新”和现代之间没有必然关联，自宋元以来，白话文的小说俗曲一类就一直在中国社会底层酝酿，只不过与君子大人的雅言之间有藩篱之隔。胡适之提倡白话文，仍然是强调中国式的东西和中国式的情怀，只不过在看似不经意间已然注入了“新”的嬗变——正如他在1918年白话文运动蓬勃兴起时所提出的口号“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毛子水的上述六条概括所归纳的胡适的功绩，大致可分为三类：首先是第一、二两条的“白话文”和“知其所以然”的治学方法，这主要是在学术和教育领域；其次是第三条的“实验主义”和第五条的“理性”，这两条主张既是治学方法，又是社会生活中的处事态度，还未尝不是一种政治主张；最后是第四条的“社会不朽论”和第六条的自由与民主，这是典型的社会政治态度。还需注意的是，毛子水概括归纳胡适的贡献，用的动词多是“提倡”和“介绍”。确实，胡适一生的贡献，既不存在于一部皇皇巨著，也不体现于一套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更不是空想主义的“为帝王师”，而是在于他所提倡的实实在在的人生态度、学理方法和政治主张，以此在家国民族的一般风气中造成一种温文尔雅、敦风化俗的效果，尽量减少各种极端非常的行径。
胡适的个人性格相当自信。他从最初在上海读书起就非常自信，他要涉猎什么，会很迅速地进入，成为风头浪尖的人物。但自信归自信，他却从来不固执，倒是擅长因缘际会、就事逢时地展开多方事务，而不穷执于某一种理论、某一种主义。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天性就趋向于实际问题的知与解。坊间常常传说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胡适未曾深入研习过西方的政治法律理论，不曾掌握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他的自由主义毋宁是一种生活态度和学术态度。

胡适常自称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在中国往往以讹传讹成“实用主义”）并受业于哲学家杜威，但他的实验主义主张与严格的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又相距甚远，所谓“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不过也是一种学术和生活态度，以正舆论风向。胡适是“中国哲学”这一现代学科的开创者，并以《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最终拿到自己的博士学位，但倏忽即过，后来海峡两岸的中国哲学研究分别宗的是熊十力和冯友兰的道路。胡适亦曾领“新文学运动”的风气之先，所写的《尝试集》是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但在文学运动转向政治运动后便急流勇退，提倡“整理国故”，做起考据文章。1923-1924年发生“科学与玄学”论战，胡适被认为是“科学派”丁文江等人的后台；但到1927年，胡适与“新月派”诗人们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提倡新格律诗，在他身上哪里还有“科学派”的影子。

在新旧交替、世相变幻的大时代，胡适这样一路随机应变、与时俱进的走下来，学问涉猎不可谓不驳杂，应该当得上“杂家”的称号。胡适在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十二部小说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万言，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自1921年3月发表《红楼梦考证》初稿，到1962年逝世，胡适终生关注红学研究，逝世前留下的最后一封信，还是谈《红楼梦》的。围绕着《红楼梦》，胡适曾与顾颉刚、蔡元培、钱玄同、周汝昌等现代红学各家有大量讨论。
胡适写有《中国禅宗史》，日本学者柳田圣山收集胡适的有关讲词、手稿、书信等编成《胡适禅学案》。基本上胡适的禅宗研究就是要肯定北宗神秀的“渐修”学说而否定南宗慧能的“顿悟”说，并且证明《坛经》里“五祖弘忍传慧能法衣”的故事只是慧能的弟子神会为了和北宗争夺皇室供养所编造出的神话。胡适专门辩护中国是有哲学的，这个实际上有意气在里面，这就有为文化找尊严的情绪在里面，包括他写禅的问题，他是对铃木大拙写禅的方式不满的，他要找中国自己的一套论述，他还是要为中国人文化上的尊严和面子。1942年，胡适开始关注《水经注》研究，此后20年间，在《水经注》版本研究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胡适搜集了四十多种《水经注》的版本，用了千百个证据，推翻了“几成定谳”的所谓戴震抄袭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冤案，形成《戴东原的哲学》一书。

胡适的一生，与二十世纪中国的多舛命运交相参半；他的人生，在求学受教、婚恋家庭、治学授业、参政议政、休闲品味等各个不同的领域都经历了新与旧之间的碰撞、裂变与融合，而他在绝大多数方面都做到了悠游裕如和游刃有余，即在少数憾事上也不失君子的风雅之度。胡适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适，字适之。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从机缘上讲，系取自当时盛行的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说。但从解字的套路来看，“适”的本意是切合、相合、刚巧、恰好的意思，正合了中国传统中所推重的“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庸”之道。胡适的一生，本身就是一种智慧的体现，如果用传统的话来说，可以说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对于“中庸”本意，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中释为“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极高明而道中庸”一句名言，出自《中庸》第二十七章：“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朱注认为此章尽言人道，提出“析理则不使有毫厘之差，处事则不使有过不及之谬，理义则日知其所未知，节文则日谨其所未谨”[ix]的境界。朱子提出的这一境界偏于圣贤式的生活。固然，胡适不会自比圣贤，他是真正于生活中的大节小事处都持以“平常之理”，而做到了“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佛家讲“平常心即是佛”，胡适是以“平常心”、“平常之理”来实践人生，应对万物。“平常心”不是和稀泥，而是将“高明”融贯或者说掩藏在“中庸”的洒扫应对之中。这难道不是“中庸”之道的“精微”展现吗？
　　

百年来激荡困扰中国的命运乃是“古今之变”。一个“变”字通古今、新旧之两极。在百年来国人所熟悉的“革命”式话语诉说中，今与古、新与旧往往势不两立，不可调和，古与今、旧与新之间的嬗变往往诉诸于绝对的否定原则。然而，正本清源，就中国文化伦理与政治传统而言，“革命”的原则却不是绝对的否定，而是一种“中庸”式的变通。
在“易”之六十四卦中，“革”卦作为第四十九卦，下离上兑相叠，离为火、兑为泽，所谓泽火革。泽内有水，水在上而下浇，火在下而上升；火旺水干，水大火熄；二者相生亦相克，必然出现变革。我们常常讲“势同水火”，就是讲火旺水干，水大火熄，水火势不两立，不可调和的道理。今与古、新与旧之间的“革命”式对立，恰恰是“势同水火”。如果“革”卦的意义仅在于此，那就谈不上什么智慧，更说不通它为什么属上上卦了。东汉经学大家郑玄释“革”字为“革，改也。水火相息而更用事，犹王者受命，改正朔，易服色，故谓之革也。”这也正是“汤武革命”的题中之意。但“汤武革命”不同于现代中国的“革命”的地方，还要从“革”卦的精义讲起。“革”卦的真正要害在于一个“变”字，讲求顺天应人。这才是“革命”一词在中国的本意。
在水火两极之间的“变”中如何做到“顺天应人”，这才是“革”卦之所以属上上卦的精妙所在。这一精妙所在，恰是“中庸”的“极高明”之处。“中庸”崇尚的是一个“通”字，是两“极”之间的相通。所谓“极到反而相通”，是说要打通两极就要使对立双方都达到极致，在两极的极致处寻找到对立双方的相通之处。这应该才是“极高明”的“高明”之处，而这种“高明”在旁人看来又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平常之理”，所以说是“中庸之道”。所以，“革”卦所要求的“顺天应人”的精微就在于“中庸之道”和“平常之理”。 “中庸之道”虽无法排除“汤武革命”中“改正朔，易服色”的极端情形，却力求在大多数情形下做到“不偏不倚、无过不及”， 以“复古”化解“革命”，以“平常”化解“非常”。所以，“革命”的中国原则不是绝对的否定，不是非常的对抗，而是“中庸”式的变通。

就胡适而言，他所面对的是旧的文化伦理传统与新的文化道德思想之间的相生相克之对立，以及家国天下各个领域间的相互扞格与萦缠缭绕。按照中国传统的“立功立德立言”之“三不朽”的标准，胡适似乎没有一条达标，而是游离在“功、德、言”的不朽标杆之间。他不像康有为和杨度那样曾经预谋枢机，也不曾像熊十力那样呕心沥血进行理论体系建构，又不曾像鲁迅或者林语堂那样以中文或英文文学功底见长，更不曾像陶希圣或郭沫若那样在毁誉参半的人生之外留下后人无法忽视的史学创新。
现在我们再次考察胡适逝世后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致悼的“褒扬令”。该文开头先是概括评价胡适，接着按历史生平来赞扬胡适的一生功绩，最后以总结的手法谥颂其德，嘉以悼慰。其中按胡适生平赞扬的功绩共有五句话，实是胡适于国于民的五大功绩：一是“首倡国语文学，对于普及教育，发扬民智，收次甚宏”；二是“嗣讲学于寇深患急之地，团结学人，危身明志，正气凛然”；三是“抗战军兴，特膺驻美大使之命，竭虑殚精，折冲坛坫，勋猷懋着，诚信孔昭”；四是“胜利还都以后，仍以治学育才为职志，并膺选国民大会代表，弼成宪政，献替良多”；五是“近年受命出掌中央研究院，鞠躬尽瘁，罔自顾惜”。这五条箴赞之辞，真正扣住了胡适一生游离于政、学、言各领域之间，超乎“功、德、言”之上的“不朽”之处。
当然这种意义上的“不朽”最终还是跟人的性格有关。某种意义上来说，胡适的性格中，还是有原则与尺度，但是并不偏执；然后触类也未尽旁通，还是有一手之道，能得心应手；为人不尖刻，不执拗，比较温润敦厚。胡适不是圣贤，他只是一个带着传统的印记而走入现代的中国人，活出了自己生命的真实，以“庸常”的生活态度和主张见证了现代中国在“血雨腥风”的大半个世纪中的历史轨迹。

胡适以他的人生轨迹向我们证明了，今与古、新与旧之间可以不是彼此的绝对否定，而是可以有一种顺应式的、中庸式的、带有“平常心”的通变。“革”卦讲求的“变”字不是守旧。像胡适这样层次的人，又怎么会愚昧顽固地去守旧？他看出了，旧的文化伦理何以能够是有生命力的真传统；他看出了传统本身所包含的凝聚力，人心、礼仪、道德、秩序乃至逻辑都在传统中结合在一起；他也看出了中国传统本身所特有的生命力，即旧中有新，由“变通”而出新。在胡适的眼里，新的文化道德思想不是与“旧中有新”的真传统势不两立，真正的“新”是从“旧”中像蛹化蝴蝶般的蜕变出来。所以，就“中国问题”而言，今与古、新与旧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旧”的生命力在于开新，“新”的生命逻辑在于某种程度上的“复古”。
胡适作为一个“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人，他的魅力就在于，从日常生活的小处到家国天下的大事，都达到了新旧、古今之间折中通变的综合状态。我们今天追忆胡适，冥冥中就感觉他像我们的楷模一样，就能够感到传统文明中比较微妙的东西、比较好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时代仍能感受到鲜活生命的东西。

观堂先生王国维三十岁时曾写道：“……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王国维是一个少年老成、了观南柯而又即入即出、即立即破的人，所发的感慨都是侘傺式的箴言，有着先知般的明觉。谈及古今之变，感慨万千之余，不由得系之于王国维的这句话。就今日中国的古今纠葛而言，似乎传统者可爱而不可信，而新事物又可信却不可爱，大有不可两全之憾。
传统最温情最可爱；但是纯粹古典的东西已经不可能了，纯粹的像与世隔绝的风景没有人欣赏，在那里生活的人很痛苦。但是完全现代的东西，完全西方式的物质财富和制度设计，又无法挽回我们失魂落魄的心灵。从我们的观察，从人类的情感来说，要回到人性，我们最后总要对这种自己过了一辈子的经历，有一种回味无穷的东西才行。这方面，胡适的一生，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五千年传统文化在现代到当今生活中给我们展示的一个最有温情、最有价值的东西。他的个人经历与生平轶事，其实可以对当下中国的“穷天人之际，究古今之变”来做一个注释。
胡适的一生，方方面面，色彩斑斓，上文我们已经择要提举了他的为学和文化活动。下面我们谈一点他的人情交往，以及婚恋轶事。关于胡适的人情交往，我们简单谈一下他的学生。胡适的学问驳杂，再加上他在交游方面乐此不疲，在将携后进方面不遗余力，所以能够称得上门下弟子的，三教九流，成百上千，学问立场各不相同。他的学生有教无类，他的学生也做旧学问做得很好的，像顾颉刚这样的遗古派。

胡适的旧式包办婚姻，在求“新”的人看来，可能就是一个时代悲剧。但他对原配夫人最后还是不离不弃，但是他也要追求新思想新生活，也有过新式恋爱，有过红颜知己什么的。胡适与结发妻子江冬秀的婚姻是他母亲一手包办的，在胡适13岁时订婚，正式结婚要到1917年胡适留学归来了。胡适1910年到美国留学后，遵从母亲“男女交际尤须留心”的叮嘱，有四年的时光不与女同学交往。
可是在1914年6月的一次机缘，他却认识了青年画家韦莲司小姐，并且成为与他交往48年的红颜知己。胡适与韦莲司当年之所以未能如愿，其原因一是母亲的叮嘱限制了他的勇气；二是韦莲司的母亲反对异国通婚。韦莲司感情生活一度不顺，后来干脆终身未婚，他们像柏拉图的精神恋爱那样，将鱼雁的往还作为延续感情联系的纽带。

胡适生命里的另外一个女人是表妹曹诚英。胡适与曹诚英第一次见面是在他与江冬秀的婚礼上，曹诚英是被请来为江冬秀做伴娘的。1923年，胡适到杭州游玩，与正在杭州上学的曹诚英陷入热恋，两人干脆在烟霞洞租了房同居一室。三个月后，胡适回到北平，向江冬秀提出离婚。江冬秀以杀死两个儿子相威胁，胡适便只有委曲求全，不敢再提离婚之事。曹诚英也只好将她与胡适的爱情结晶堕胎。1934年曹诚英经胡适安排赴康奈尔大学留学，胡适还特地给韦莲司写信，请她多多关照他的小表妹。1936年胡适赴美造访韦莲司，终于被韦莲司发现了他与曹诚英的暧昧关系。1937年曹诚英回国在安徽大学任教，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大学教授。不料江冬秀从中作梗，拆散了这桩婚姻。曹诚英因此悲观绝望，从此再没有嫁人。胡适可谓一生不尽女人缘，除上述红颜知己外，另外还有数次擦出恋爱火花的事迹，不过因为胡适能够把握分寸，没有更多肝肠寸断的故事。胡适处于新旧交替之际，在感情婚姻方面一度也是新旧伦理交替。他虽然留下了很多遗憾和委曲求全，但也或主观或客观地避免了冲动急进所可能造成的破坏。

我们最后考察胡适在政治社会参与中的个人认同。抽象地说，他既参与政治，又不入于政治，他永远做批评者，但是他又不是那种激烈的激进的批评者。不过这样抽象的归纳，里面还是体现不出“中庸”之道的高明；我们非要进入胡适的人生轨迹和具体的历史处境，才能揣摩得到那种“庸常”的活动参与之中的脉脉温情。
胡适早年是经由参与“新文化运动”而进入历史前台的。但是参与“新文化运动”的那一批中国文人，基本都是抱着“救国救民”的弘志而来从事文化活动的，都以不同方式憧憬着一个独立、富强、民主的祖国。可以说，胡适早年的政治认同确实是一个简单的强大中国的概念。

因着此，胡适在二三十年代对于苏俄的成长壮大有着高度欣赏。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的消息传到北美，正在忙于博士论文的胡适的判断是——“吾意俄国或终成民主耳。此近来第一大快心事，不可不记”，兴奋之余填了一首词——《沁园春？新俄万岁》。词曰：
　　 客子何思，冻雪层冰，北国名都。
　　 看乌衣蓝帽，轩昂年少，指挥杀贼，万众欢呼。
　　 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此意如今果不虚。
　　 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
　　 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
　　 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
　　 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笑君休笑老胡。
　　 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

可惜的是，二月革命很快让位给十月革命，苏俄走上以专政集权实践共产主义理想的道路。胡适对于辉煌的前景是没兴趣的，对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赞成的，但是他出于实验主义的态度，认为苏俄建立一个新国家的试验是值得关注的，所以不在意它为了实现这个理想而付出的一片血海。一方面是当时很多为十月革命叫好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俄国“红色恐怖”的传言将信将疑，另一方面是胡适看重国家建设和发展的能力。三十年代时，胡适认为，苏联二十年就完成工业化，解决了强大国家建构的问题，出现了奇迹。到了四十年代，随着国共政争的加剧，胡适逐步对于苏俄道路有了一个了断。
可以说，在政治上，胡适从来就远离激进主义，但又不乏对热血事件的深切同情。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使胡适深感震惊。他一方面谴责张学良，认为“这祸真闯得不小！汉卿为人有小聪明，而根基太坏，到如今还不曾成熟，就为小人所误”；另一方面他也强调，“蒋若遭害，国家民族应得一教训：独裁之不可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