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华人中，能够如此频繁受到邓公的接见与高规格礼遇，仅李政道一人！

1980年代前后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肇始，如何改革、怎样开放，都是全新的伟大事业，需要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在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全新的伟大事业急需向全世界“借智”，而积极听取、吸收海外华人杰出科学家的意见和建议，推动相关领域的先行先试，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和选择。邓公之所以如此重视与李政道等海外华人交往交流，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正是时代呼唤的结果。
另一方面，李政道都是在他熟悉的科技和教育领域向邓公建言献策，强烈的报国意愿、杰出科学家的远见卓识、丰富的科学实践经历、对世界科教事业发展的深刻把握，使得李政道能够针对中国的情况和国际发展趋势提出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因此效果非常好。实践证明，这些建议都是符合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需要的，而这又反过来提升了李政道建言献策的分量，实现了良性循环。或许，这可以解释邓公为什么如此频繁地接见李政道并高度重视他的意见和建议。

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李政道当属于海外华人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