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梦想的孩子
长久以来，我都希望自己会讲故事。我想坐在火堆旁，把故事讲给人们听，给他们看照片，伴着泪水抑或笑声，用像语言那样貌似浅显的东西，带着他们在情感的世界里任意遨游。我想用讲故事的方式去感化人们的灵魂。一直以来，我都很想做到这些。试想一下，当那些伟大的作家知道自己拥有这种力量时会作何感想？有时我觉得自己就能做到。我也愿意培养这方面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写歌用到了相同的技巧，它能创造出情感的高峰与低谷，但描述的故事只是一个梗概，且已易于变化。市面上很少有关于讲故事这门艺术的书籍，例如怎么样吸引观众，怎样一群人并逗他们开心。没有戏服，不必化妆，什么都不用，只有你和你的声音，以及你把他们带到任何地方的能力，去改变他们的生活，哪怕只有几分钟。
在开始讲我的故事之前，我想重复一下我对一些人说过的话，因为他们问起我早期在“杰克逊无兄弟”乐队的生活，我们在一起创作音乐的时候我还太小，因此真的记不得多少了。大多数人的运气很好，他们在事业开始时，思想就已经很成熟，明确地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为什么做，显然我不包括在这写人之中。他们记得发生过的一切，而我那时只有5岁。如果成了演艺圈的孩子，你真的不会成熟到能明白法在身边的的一大堆事情。你不在场的时候，人们会做许多关系到你生活的决定，这就是我所记得的：我声嘶力竭地唱歌，带着发自内心的喜悦跳舞，做对于一个孩子来讲过于辛苦的工作。当然，有许多细节我根本记不住了，但有一定我很确定：我才八九岁的时候，“杰克逊无兄弟”乐队就出名了。

我出生在印第安纳州的加里，那是1985年的夏天的一个深夜，而我是父母9个孩子中的第七个，我的父亲乔.杰克逊出生在阿肯色，和来自亚拉巴马的母亲凯瑟琳.斯克鲁斯在1949年结为夫妻。第二年，我的姐姐莫林就出生了，他担负起作为长女的辛苦工作。杰基.、帝托、杰梅恩、拉托亚、马龙也一个接一个地出生了。兰迪和珍妮则在我后面。
我记忆的最初一部分是父亲在钢铁厂工作。活儿很辛苦，令人讨厌，父亲把演奏音乐作为暂时的逃避。母亲则在一家百货商场工作。因为父母对音乐的热爱，我们在家能一直听到音乐。我的父亲和他的兄弟创造了一个组合，叫“猎鹰”乐队，是当地的摇滚乐队，父亲和他的兄弟一样，是吉他手，他们会演奏像查克.贝里、小理查德及奥迪斯.雷丁等人早期的著名摇滚和蓝调歌曲。所有的风格都很让人惊异，每首歌对于乔和我们都有影响，尽管当时我们还小，还不懂。“猎鹰”乐队就在加里那所房子的客厅中练习，因此卧室伴随着R&B长达的。因为我们家有9个孩子，而父亲的兄弟家有8个，加起来就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家庭。音乐成了我们的消遣，而那段时光也把我们聚在了一起，且在某种程度上促使父亲成为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人。“杰克逊无兄弟”就是在这种传统下建立起来的，后来我们改名为“杰克逊无兄弟家族乐队”，并且因为这种训练和音乐传统，我开始单飞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尽管我热爱唱歌，但是对于我来说，童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工作。我不像朱迪.加兰那样是狠心的父母逼着来做这个行当的。我做这件事是因为我乐在其中，对我而言，这句像吸一口气然后呼出那么自然。我这么做是被迫，但不是被父母或家人所迫，而是我内在生命总属于音乐的那个世界所迫
但要说清楚的事，曾静也有时候，我放学回家，一放下课本就做好了去录音室的准备。一旦到那儿，我就要一唱到导深夜，牺牲睡觉的时间。摩城工作室的街对面有一处公园，我还记得看着那些还做游戏的情景，我充满好奇地注视着他们不能想象的那种自由，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而我却只想拥有那种自由，希望能够像他们一样随意走动。因此在我的童年里也有伤心的记忆，对于任何一个童星都是如此。伊丽莎白.泰勒告诉我她也有同样的感觉。小小年纪就要工作，世界真是相当不公平。没有人比我成为小迈克尔，唱歌是我自己的选择，并且我热爱唱歌，但工作依然是辛苦的。如果我们在录一张专辑 ，一放学我就得到工作室去，点心都不一定有得吃。

有时候时间也不够用，当我筋疲力尽地回到家睡觉时，都已经到十一二点甚至更晚了。所以我很同情那些自幼就开始工作的人。我了解他们经历过怎样的挣扎，了解他们做出过哪些牺牲，我也知道他们学到了什么。我明白，年龄的增长，将意味着更多的挑战。说不清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老了。我觉得自己真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见识了很多，经历很多。因为这些年的演艺经历，我心里很难接受自己才29岁，却已从艺24年了。有时我觉得自己更像是已到了耋耋之年，行将就木了。这就是小小年纪就开始工作的代价。
一开始和哥哥们表演的时候，我们被叫做“杰克逊家族乐队”后来变成了人们熟知的“杰克逊五兄弟”。再后来，我们离开摩城唱片公司，又重拾“杰克逊家族乐队”这个名字。
从我们开始制作自己的音乐起，我以及乐队的每一张专辑，都是献给我们的母亲——凯瑟琳.杰克逊的。我最初记忆是她抱着我，唱着类似《你是我的阳光》(You Are My sunshine)和《棉花地》（Cotton Fields）这样的歌曲。她经常给我们兄弟姐妹唱歌，尽管我的母亲在印第安纳住过一段时间，但她却是亚拉巴马长大的，在那里，广播中的乡村音乐和西部音乐对于黑人来说，就像教堂里的圣歌一样平常，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到现在她还是喜欢威利.尼尔森。她有一副好嗓子，所以我才我唱歌的天赋来自母亲，当然，还有上帝。

我的母亲很伟大，她是个敢于付出的人。如果她发现我们中的谁对什么感兴趣，她就会找到适当的方式鼓励我们发展这种兴趣。比如我对电影明星感兴趣，她就抱回家很多关于著名影星的书籍。尽管有9个孩子，在她心理我们还是像独生子女一样。我们没有人会忘记她为了孩子曾经多么辛劳地工作。这一点古今皆是。每个孩子都认为自己的母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我们杰克逊兄弟姐妹也是如此。母亲的温柔、温暖与关注一直伴随着我，我无法想象成长过程中没有母亲的爱回事什么样的情形。
对于孩子们我了解一点，那就是，如果他们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需要的爱，就会从其他人身上得到并因此很依赖这个人，比如祖父母或是其他任何人。有母亲在身边，我们从不需要寻找其他的爱。她给我们的教诲是无价之宝。友善、爱心及为别人着想她最重视。除此之外还有不伤害他人、永不乞讨、永不白食，否则就是罪恶之举，她常常希望我们多给予，但同时不索取或乞讨。这就是我们的母亲。
我印象中有件事情就很好地展现了母亲的善良天性。那时回到加里的一天，我还很小，有个男人一大早就挨家挨户地的敲门求助。他流了很多血，多到从血迹可以看出他所经过的地方。但没有人让他进门，最后他来到我家门前拼命地敲起来，母亲立刻让他进来了。大多数人都会因害怕而不敢做这种事情，当我的母亲却做到了。我还记得当我醒来是看到地上血迹斑斑的情景。我真希望我们能更像母亲一点儿。
对于父亲，我最初的记忆是他从钢铁厂回来，给我们每个人带回来一大包油炸面包圈。我们兄弟那时很能吃，一眨眼的功夫，那一大包东西就都被吃得干干净净。他还曾带我们去玩游乐园的旋转木马，不过我那时还太小，记不清楚了。
父亲对我来说一直都很神秘，这一点他也知道。我很后悔从没有和他真正地亲近过。这些年来，他在自己周围建起了一堵无形的墙，只要不是讨论家务事，他就很难和我们待在一起。我们大家围在一起，而他则离开房间。及时到现在，我们也很难谈到父子间的事情，因为他太害羞了。而一见他如此，我也害羞了起来。
父亲的确经常保护着我们，而且这并不简单。他竭力确保我们不被欺骗，用最好的方式维护我们的利益。可能有是会犯一些错误，但他认为让一直在做对家庭有利的事。当然，父亲帮我们完成了大多数事情都是无与伦比的，特别是在我们与公司和圈内人士的关系方面。我得说，我们是那些极少数幸运演的艺人—从孩提起就踏入圈内，并拥有坚实的基础——金钱、房产和其他投资。正是父亲为我们确立了这些，他维护了包括他在内的每个人的利益。时至今日，我依然感谢他没有像许多童星的父母那样，把我的钱财据为己有。想象一下偷花自己孩子的钱的情形吧。我父亲从来不会做这种事，可是我依然觉得不了解他，对于一个渴望了解自己父亲的儿子来说，这真是件伤心事，在我心里，他仍是那个神秘的人，也许一直都是。

我从父亲那儿得到的并不一定都是上帝所赐，尽管《圣经》上也教诲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父亲曾用不同的方式向我们传授相同的信息，你可以获得世界上所有的才华，但是如果你没有准备，不去计划，这些才华对你来说也无济于事。
乔.杰克逊向母亲一样一直热爱歌唱和音乐，但他也知道杰克逊大街以外另有天地。我那时还小，并不记得他们的“猎鹰”乐队，但是我记得一道周末他们就来我家排练。音乐使他们暂时忘记自己在钢铁厂的工作，在那里，父亲只是一个开起重机的工人，“猎鹰”在城镇各地演出，还去过印第安纳北部和芝加哥的俱乐部及大学，给放在储存室的扩音器通上电，他一直都很喜欢蓝条音乐，那把吉他是他的骄傲与欢乐。存放吉他的柜子几乎成了圣地。毋庸置疑，孩子们是不能碰的。父亲虽不和我们一起去王国大厅，但是他和母亲都是知道，音乐聚集们家人的一种方式——邻里中像我哥哥这个年纪的孩子早已拉帮结派，而"猎鹰"过来时,三个哥哥总会有借口回来.父亲让他们觉得得到允许倾听演奏是第一项殊,但实际上他心里非常渴望哥哥们在场。
蒂托对于发生的一切都兴趣甚浓。他本在学校出吹奏萨克斯，但是他发现自己的手够大，可以拨弄乐弦，弹父亲演奏的乐曲，因此他继承父业就顺理成章了，我们也都期待他能分享父亲的才华，此外，他和父亲看起来很相像，年龄越大，这种相像就越是惊人。或许父亲也察觉到了蒂托的热情，因此他给所有的儿子下了道命令：他不在的时候谁也不准摸那把吉他。没得商量！

因此，杰基、蒂托和杰梅恩会小心地挑母亲在厨房的时候“借”那把吉他。搬动吉他是必须小心，不发出一点声响。然后他们回到我们的房间里，打开录音机或者是便携放音机，以便可以伴奏。蒂托将吉他紧贴腹前，坐在床上 ，摆好姿势。他和杰基、杰梅恩两个轮着弹奏。他们会在练习在学校的曲目，或者试着摸索怎样弹出录音机里听到的曲调《绿洋葱》（Green Onions）
那是我已经长大了，如果我保证不说出去的话，他们就允许我溜进来看，有一天母亲还是逮着他们了，我们都很担心。她责备了哥哥们，但是说只要我们小心，她就不会告诉父亲。她知道吉他可以使哥哥们远离坏孩子，远离他们的争斗。因此她不会没收能够让孩子们安全待在身边的东西。
当然，纸还是包住不火。一天，一根弦断了，哥哥们惊慌失措。在父亲回来之前还没有人把它修好，也没有谁知道去哪儿求助、该怎么做。哥哥们想不出办法，因此他们把吉他放回柜子，急切希望父亲会以为它是自己坏掉的。当然，父亲不会相信，而且知道情况后大发雷霆。我的姐妹们劝我不要参与，保持沉默。在这之后我听到了蒂托的哭声，于是跑去探个究竟。父亲回来命令他起来时，蒂托正在床上哭呢，他吓坏了，可是父亲只是在站在那儿，拿着心爱的吉他。他严厉地盯着蒂托说：“让我看看你会弹些什么”。
哥哥放松心情，一鼓作气，谈了他自己学的一些曲子，父亲发现蒂托弹的这么好，就知道了他肯定一直在学习，也明白了蒂托和其他孩子并没有把他心爱的吉他只当做玩具。他这才清楚琴弦断了只是意外。这个节骨眼上母亲进来了，极力赞扬了我们的音乐才能。他告诉父亲儿子们很有才华，劝他听一听。她尽力替我们劝说父亲。终于有一天，父亲听了我们的演奏而且感到很喜欢。杰基、蒂托和杰梅恩一起认真地排练起来。后来，大概是我5岁时，母亲告诉父亲我唱歌好听，还会打小手鼓，于是我也成了团队的一员。
从那时起，父亲决定要认真对待家里发生的事。渐渐地，他花在“猎鹰”上的时间少了，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多了。我们在一起练习演奏，他会给我们一些建议，并交给我们弹吉他的技巧。马龙和我太小，还不能弹吉他，但是父亲和哥哥们排练时我们在一旁观看，边看边学。父亲不在的时候吉他依然被禁用，但是只要有可能，哥哥们还是想用它。杰克逊大街上的这栋房子一直乐声缭绕。在瑞比和杰基还很小的时候，父母花钱让他们去上音乐课，因此他们也有良好的基础。我们剩下的几个就在加里的学校上音乐课、组乐队，但是多少练习也不足以挥霍掉浑身的热情。

那时“猎鹰”乐队依然能赚钱，尽管他们的演出不是那么频繁。那些额外的钱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家庭，它能提供足够的餐桌上的食物，可是却不能满足我们其他的需求。母亲当时在希尔斯商场打零工，父亲还在做钢铁厂的工作。家里人没有人挨饿，但是现在回想过去，觉得当时生活真的很困窘。
有一天父亲回家晚了，母亲开始担心，已经准备好等他回来时狠狠地数落他一顿。我们兄弟几个很期待这个场景，想看他是不是能作为一个被骂着忍气吞声，但是他从门缝探进头来时，脸上却带着淘气的表情，往背后藏着什么东西。当他变出一般闪闪发光的红色吉他时，我们吓了一跳。这把比柜子里的那个稍微小一点。我们都希望这意味着我们能得到那把旧的了。可是父亲却说新吉他是给蒂托的。我们围拢过来欣赏的时候，父亲告诉蒂托，他得和其他需要练习的人分享，我们打算拿到学校去显摆，因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礼物。那一天对于“杰克逊家族乐队”来说意义重大。

我们在加里的家很小，只有3个房间，但那是对我来说很大。当一个人还很小的时候，全世界好像都是巨大的，一间小房间像有实际4倍那么大。几年后我们回到加里，才吃惊地发现房子有多小。我记得小时候它很大，可是从前门走5步就出了后门，确实比间车库大不了多少。可是住在哪里对我们来说还是很好的。由此可见，不同年龄看事物的角度很不同。
在加里上学的那段日子已经模糊不清了，我只依稀记得第一天上幼儿园，被丢在学校门前，而且很清楚地记得那种讨厌情绪。很自然，我不想让母亲丢下我，因此不想待在那里。
后来我适应了幼儿园，像所有孩子一样。再后来我开始喜欢那里的老师，特别是女教师。她们总是很温和，而且尤其喜欢我，说舍不得我离开她们的班。那是我非常喜欢老师们，甚至偷母亲的首饰给她们作礼物。她们很感动，可后来母亲还是发现了，制止了我借花献佛的做法。我必须要给她们些东西回报我所得到的爱，这充分证明了我在学校是多么地爱她们。
读一年级的一天，我参加了一个要全校同学表演的节目。每个班的同学都要做点准备。我也回家给父母讨论起来。最后我们决定穿白衬、黑裤子，演唱《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中的插曲《攀上每座高山》（Climb Every Mountain）。我唱完后，大厅里的欢呼简直把我淹没了。掌声雷动，观众微笑，有些人还站了起来。我还看到了老师激动得留下眼泪，而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给所有人带来了欢乐。那种感觉太好了。但我心里还有些茫然，因为我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只是想每晚在家练习那样唱歌罢了。表演的时候，你不会注意到自己的声音如何，表现怎样，只是自然地张开嘴唱而已。
不就父亲就开始训练我们参加才艺竞赛，他是个优秀的教练，而且花了很多金钱和时间同我们一起工作。才能是上帝赐予一个演员的，而父亲却教会我们怎样去进一步培养它。我感觉对于表演我们有种本能。我们热爱表演，并为此倾尽全力。每天放学后父亲和我们坐在家中，为我们排练，我们表演，他来指正。他对我们真的很严厉。如果练砸了，我们会挨打，有时用腰带，有时用鞭子。马龙挨得打最多。而我大部分都是因为排练之外的事挨打。有时我也会因此恼火，便试着报复，结果挨的打更多，比如，我会脱下一只鞋扔过去，或者挥舞我的拳头还手。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挨得打比哥哥们加起来还多。父亲看到我反抗。简直想杀了我，把我撕碎。母亲说，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已经会还手了。可是我不记得，只记得我为了躲他而钻到桌子下，让他更加生气，我们父子的关系就是这样，很不稳定。
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排练。好像排练时刻都在进行。有时，夜深了，我们有时间做做游戏或者摆弄玩具。比如捉迷藏、跳绳，仅此而已。绝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工作上。我很清楚地记得父母一回家，我和哥哥们就会跑进房间里，不然，如果没准备好准时开始排练，就有大麻烦了。
整个过程中，我的母亲都在全力支持，她是第一个发现我们才华的人，并继续帮我们发掘潜力。如果没有她无私的爱与和善，很难想象我们会是什么样子。她为我们承受的压力和长时间的排练而担心，但是我们只想尽力做到最好，而且我们也确实热爱音乐。

写了这么多，才发现他的一句话完全是在说他自己，一个孩子如果从父母身上得不到爱，他就会从别人身上寻到爱。并且对那个人很依赖。Michael你一直在寻找，你找到了，可是你却永远不能陪伴在你爱的人的身边

在加里 ，音乐很重要，我们有自己的广播站和夜总会，而且不乏想加入的人。父亲看完我们周六下午的排练后，回去看看当地的表演，甚至一路开车到芝加哥去看演出。他一直操心我们下一步的发展。回来后他会告诉我们看到了什么，谁演了什么节目。这样我们就有机会了解最新动态，不管是当地剧院举办的我们可以参加的比赛，还是有大牌明星群集演出，父亲都参与，观察他们的穿着和舞步，以供我们回来模仿。有时直到周日我从王国大厅回来才能看到父亲，但是一进屋子，他就会告诉我前一天晚上看到了什么，并说只要尝试，我就可以像詹姆斯.布朗 那样用一条腿跳舞。我就是这样，焕然一新地从教堂回来，又投身到演艺中去了。
6岁的时候我们开始得奖了。我们的队形也确定，我站在左边第二个，杰基在我右边，蒂托和他的吉他在舞台中间，旁边是马龙。杰基正长个儿，在我和马龙中间像座塔。我作为对手的其他一些乐队却因内部不协调，导致最后退出比赛。我们便得越来越训练有素，越来越有经验。加里经常看才艺秀的人都认识我们了，因此我们想争取拿第一，好让他们大吃一惊。我们不想让他们对我们的演出感到厌烦。我们知道变化总是好的。它可以帮助我们成长，因此大家从惧怕变化。
要想在业余的夜间演出和才艺秀中胜出，也要花像90分钟音乐会那样的精力，虽然那种演出只有10分钟，两首歌。因为不能犯错误，集中演奏一两首歌相对于我们来说一个时段有12~15首歌来说，更耗费体力。这些才艺秀对我们来说是专业教育。有时我们开车几百英里去唱一两首歌，还要担心当地人因为我们不是本地歌手而排斥我们。我们和不同年龄不同特长的人竞争，包括训练有素的乐队、喜剧演员和像我们一样的其他歌手和舞者。我们要争取观众，留住他们，没有一样可以出差错。因此衣服、鞋子、发型，每一样都要遵照父亲的计划。我们看上去真是专业得惊人。这些准备之后，如果连我们在华莱士中学表演时也是如此。那里有当地的演员和观众，而我们就在他们本土发起挑战。本土演员有自己的歌迷，因此每次我们离开自己的地盘到别人那里演出，都很艰难。每当主持人把手伸过我们的头顶，指向掌声测试仪时，我们都迫切希望得到肯定。观众对我们的演出关注越多，我们也就收获越多。

没人来看？好吧我没动力更下去了

作为演员，杰梅恩、蒂托和我们其他人都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我们的经纪人不断提醒我们。如果在表演时错过一条提示或者单错一个音符，就算是“顶好的火焰”乐队，詹姆斯.布朗 也会找麻烦。作为主场，我觉得比其他人更不能忍受的是一个失去表演机会的晚上。我还记得整个白天都因病卧床，晚上还是站到了舞台上的情景。那种情况下要集中精力很难，但是我知道，我们要把一切做得很好，所以甚至梦中我都在表演这些曲目。我会提醒自己不要在人群或者主持人中寻找熟人，因为那样会分散一个年轻演员的注意力。我们唱人们熟悉的广播歌曲，或者父亲会唱的经典歌曲。如果唱砸了，大家可以听出来，因为歌迷了解那些歌，知道应该怎么唱。如果你想做出改变，那得比原来唱得更好听才行。
8岁时，我们凭借一首“诱惑”乐队的《我的女孩》(My Girl)赢得了市级的才艺秀。比赛地点就在离罗斯福中学几个街区处。从杰梅恩用贝司开场的几个音符起，到蒂托首先弹奏的一段吉他和弦，再到最后所有人唱起和声，整首歌的表演过程中观众都是站着的。我和杰梅恩轮唱，马龙和杰基则飞速旋转地跳着舞。奖杯在我们中间前前后后传来传去时，那种感觉太好了。这是我们得到的最大的奖，最后它像个宝贝一样被放在前座，开车回家时，父亲说：“冲你们今晚的表现，他们不可能不把奖给你们。”
现在我们是加里的冠军了，下一个目标是芝加哥，因为芝加哥可以提供最稳定的工作，而且我们能够有机会名扬四海。我们开始认真地研究方案。父亲的组合演奏过芝加哥式的马迪.沃特斯和“嚎狼”的歌曲。但是他思想开通，知道越奔放、活泼、合适我们小孩儿的曲子，效果会越好，我们很幸运。因为他像这样年龄的有些人可没这么开放。

事实上，我知道有些音乐人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歌曲不合适他们那一代人，而父亲不以为然。他能变出优秀的歌曲，甚至还告诉我们他看到了来自加里的优秀杜沃普摇滚乐组合——“史宾格家族”。那时他们的名气和我们差不多。“奇迹”乐队的史摩基.罗宾逊唱《泪痕》(Tracks Of My Tears)或《哦，宝贝儿宝贝儿》(Ooo Baby Baby)时，父亲和我们听得一样认真 。
20世纪60年代在音乐上没有把芝加哥丢下，伟大的歌手像由科提斯.梅菲尔德、杰瑞、梅哲.兰斯和泰隆.戴维斯组成的“印象”乐队，也在我们表演的地方巡演，那时父亲已专职做我们的经纪人，只偶尔去钢厂看看。母亲对这个决定的可行性还有些怀疑，他不是觉得我们不好，而是她无法了解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打造孩子以闯入音乐圈的行为。父亲告诉她，他帮我们谈成了在“乐吉先生”俱乐部——一家加里的夜总会表演一个固定节目。她听到后也没有怎么兴奋。我们被迫在芝加哥过周末，一赢得更多业余表演的机会，而演出旅行费用昂贵，因此在“乐吉先生”那里的工作成为了必需。母亲对我们取得的成绩感到很吃惊，为我们获得的奖励和关注感到高兴，但同时她也很担心，尤其对我，因为那时我还太小、“一个9岁小孩”，却要过这种生活！她一边说，一边紧紧地盯着父亲。
我不知道哥哥们对夜总会有过什么样的期待，可是夜总会的观众和罗斯福高中的观众很不同。和我们一起表演的是低俗的喜剧演员、调鸡尾酒的风琴手和脱衣舞女。我在那里见到的越多，母亲就越担心我是不是和坏人混在了一起，过早知道了一些孩子不该知道的事情。她其实不用担心，只是看一眼脱衣舞女并不会让我惹上麻烦，一个9岁的孩子能有什么麻烦！不过那真是一种糟糕的生活，夜总会使我们更加坚定，要往上游走，离那种生活越远越好。
生活中第一次完整的表演始于“乐吉先生”那里，每晚5次。每周6晚，如果可以，父亲会在第7个晚上给我们在城外找点事情做，我们干得很卖命，酒吧里的人对我们也不错。他们像我们一样喜欢詹姆斯.布朗和萨姆还有大卫，而且，我们也比较特别，不喝酒、不吵闹，因此他们感到惊讶，也很高兴。我还有一个好玩的事情：唱乔.泰克斯的《苗条的大腿和身段》（Skinny Legs And All）。我们一起唱歌，唱到中间某处我下台到观众中去，爬到桌子下，拉起女士们的裙子看，我爬过去的时候人们朝我扔钱，然后我开始跳舞，我会把刚才扔到地方的美元和硬币都收集起来，塞到夹克的口袋里。
我们开始在那儿演出时其实不紧张，因为已经有了和才艺秀观众打交道的经验。我时刻准备出去表演——唱歌、跳舞并乐在其中。
我们在不止一家有脱衣舞女的俱乐部出演。我曾站在芝加哥某个舞台的侧翼，观看一个叫玛丽.露丝的女人，那是我肯定有10岁左右了。这个女人脱下她的衣服和底裤，扔向观众。男人们捡起来，用力闻，尖叫着。我和哥哥们全都看到了，而且必须接受这种事情，父亲却毫不在意这一切。我们接触了很多这种表演的人。他们在音乐人更衣室的墙上开了个小洞，正好对着女洗漱室。因此可以从那个洞窥视，我也窥视过，对这件事至今都印象深刻。那个圈子里的人太疯狂了，他们经常在女卫生间的墙上开小洞。当然我肯定和哥哥们也为了谁能看到那个洞打过架。“让开，轮到我了！”就这样，推开对方以便给自己找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