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演员，杰梅恩、蒂托和我们其他人都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我们的经纪人不断提醒我们。如果在表演时错过一条提示或者单错一个音符，就算是“顶好的火焰”乐队，詹姆斯.布朗 也会找麻烦。作为主场，我觉得比其他人更不能忍受的是一个失去表演机会的晚上。我还记得整个白天都因病卧床，晚上还是站到了舞台上的情景。那种情况下要集中精力很难，但是我知道，我们要把一切做得很好，所以甚至梦中我都在表演这些曲目。我会提醒自己不要在人群或者主持人中寻找熟人，因为那样会分散一个年轻演员的注意力。我们唱人们熟悉的广播歌曲，或者父亲会唱的经典歌曲。如果唱砸了，大家可以听出来，因为歌迷了解那些歌，知道应该怎么唱。如果你想做出改变，那得比原来唱得更好听才行。
8岁时，我们凭借一首“诱惑”乐队的《我的女孩》(My Girl)赢得了市级的才艺秀。比赛地点就在离罗斯福中学几个街区处。从杰梅恩用贝司开场的几个音符起，到蒂托首先弹奏的一段吉他和弦，再到最后所有人唱起和声，整首歌的表演过程中观众都是站着的。我和杰梅恩轮唱，马龙和杰基则飞速旋转地跳着舞。奖杯在我们中间前前后后传来传去时，那种感觉太好了。这是我们得到的最大的奖，最后它像个宝贝一样被放在前座，开车回家时，父亲说：“冲你们今晚的表现，他们不可能不把奖给你们。”
现在我们是加里的冠军了，下一个目标是芝加哥，因为芝加哥可以提供最稳定的工作，而且我们能够有机会名扬四海。我们开始认真地研究方案。父亲的组合演奏过芝加哥式的马迪.沃特斯和“嚎狼”的歌曲。但是他思想开通，知道越奔放、活泼、合适我们小孩儿的曲子，效果会越好，我们很幸运。因为他像这样年龄的有些人可没这么开放。

事实上，我知道有些音乐人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歌曲不合适他们那一代人，而父亲不以为然。他能变出优秀的歌曲，甚至还告诉我们他看到了来自加里的优秀杜沃普摇滚乐组合——“史宾格家族”。那时他们的名气和我们差不多。“奇迹”乐队的史摩基.罗宾逊唱《泪痕》(Tracks Of My Tears)或《哦，宝贝儿宝贝儿》(Ooo Baby Baby)时，父亲和我们听得一样认真 。
20世纪60年代在音乐上没有把芝加哥丢下，伟大的歌手像由科提斯.梅菲尔德、杰瑞、梅哲.兰斯和泰隆.戴维斯组成的“印象”乐队，也在我们表演的地方巡演，那时父亲已专职做我们的经纪人，只偶尔去钢厂看看。母亲对这个决定的可行性还有些怀疑，他不是觉得我们不好，而是她无法了解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打造孩子以闯入音乐圈的行为。父亲告诉她，他帮我们谈成了在“乐吉先生”俱乐部——一家加里的夜总会表演一个固定节目。她听到后也没有怎么兴奋。我们被迫在芝加哥过周末，一赢得更多业余表演的机会，而演出旅行费用昂贵，因此在“乐吉先生”那里的工作成为了必需。母亲对我们取得的成绩感到很吃惊，为我们获得的奖励和关注感到高兴，但同时她也很担心，尤其对我，因为那时我还太小、“一个9岁小孩”，却要过这种生活！她一边说，一边紧紧地盯着父亲。
我不知道哥哥们对夜总会有过什么样的期待，可是夜总会的观众和罗斯福高中的观众很不同。和我们一起表演的是低俗的喜剧演员、调鸡尾酒的风琴手和脱衣舞女。我在那里见到的越多，母亲就越担心我是不是和坏人混在了一起，过早知道了一些孩子不该知道的事情。她其实不用担心，只是看一眼脱衣舞女并不会让我惹上麻烦，一个9岁的孩子能有什么麻烦！不过那真是一种糟糕的生活，夜总会使我们更加坚定，要往上游走，离那种生活越远越好。
生活中第一次完整的表演始于“乐吉先生”那里，每晚5次。每周6晚，如果可以，父亲会在第7个晚上给我们在城外找点事情做，我们干得很卖命，酒吧里的人对我们也不错。他们像我们一样喜欢詹姆斯.布朗和萨姆还有大卫，而且，我们也比较特别，不喝酒、不吵闹，因此他们感到惊讶，也很高兴。我还有一个好玩的事情：唱乔.泰克斯的《苗条的大腿和身段》（Skinny Legs And All）。我们一起唱歌，唱到中间某处我下台到观众中去，爬到桌子下，拉起女士们的裙子看，我爬过去的时候人们朝我扔钱，然后我开始跳舞，我会把刚才扔到地方的美元和硬币都收集起来，塞到夹克的口袋里。
我们开始在那儿演出时其实不紧张，因为已经有了和才艺秀观众打交道的经验。我时刻准备出去表演——唱歌、跳舞并乐在其中。
我们在不止一家有脱衣舞女的俱乐部出演。我曾站在芝加哥某个舞台的侧翼，观看一个叫玛丽.露丝的女人，那是我肯定有10岁左右了。这个女人脱下她的衣服和底裤，扔向观众。男人们捡起来，用力闻，尖叫着。我和哥哥们全都看到了，而且必须接受这种事情，父亲却毫不在意这一切。我们接触了很多这种表演的人。他们在音乐人更衣室的墙上开了个小洞，正好对着女洗漱室。因此可以从那个洞窥视，我也窥视过，对这件事至今都印象深刻。那个圈子里的人太疯狂了，他们经常在女卫生间的墙上开小洞。当然我肯定和哥哥们也为了谁能看到那个洞打过架。“让开，轮到我了！”就这样，推开对方以便给自己找个位置。

@punkesvivi 我在更这个啦

后来，我们在纽约的阿波罗戏剧表演的时候，也看见了一些令人震撼的事情，我之前根本不知道还有那样的事存在。我看见过很多脱衣舞者，但是那天晚上，有个长着迷人睫毛和长头发的女孩出来表演，她演得很棒，突然，结尾时，她摘掉假发，从胸罩里拽出一对大大的橘子，原来化妆品和道具下面是一个线条硬朗的男人。这真让我吓一跳。我那时还是个孩子，甚至都难以想象这种事。可是我看看观众，发现他们很喜欢这种表演，热烈的鼓掌，欢呼着。而我只是一个小孩儿，站在舞台的一侧，看着这种疯狂。 我备受震撼。
可以说，小时候我受到的教育，比起大多数孩子来，绝非一般。可能这有利于我成年时将注意力集中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吧。
一天，就在我们在芝加哥俱乐部成功演出后不久，父亲拿回一盘磁带，里面的歌是我们从来没听过的。我们习惯演出广播中流行的东西，因此很好其他为什么一遍遍放地这类歌曲，唱得不算好，只有吉他和音做背景音乐，父亲说录音里的男人不是歌手，而是个词作者，在加里有一个录音工作室。他的名字叫做基斯.他给我们一周时间练习他的歌。看能不能录出来。这让我们很激动，感觉就像录唱片一样，什么歌都无所谓。
我们只练习声音，舍弃了通常会成为新歌创造的舞步。唱我们谁都不知道的歌不是那么有趣，可是我们已经足够专业，能够做到藏起失望，全力以赴。但我们尽最大努力准备好后，父亲给我们录了音，虽然在开头出过几次错，但父亲还是不断低谷里我们。等了一两天的时间确认基斯先生是否喜欢我们的录音带之后，父亲突然回来了，并带来了更多他的歌曲，让我们为第一次的录音而学习。
基斯先生和父亲一样，是个热爱音乐的钢厂工人，不过他更热衷于录音和经商。他的工作室的名字叫做“钢城”(Stee ltown)。现在回头看这些，我意思到基斯先生当时和我们一样兴奋。他的工作室在闹区，我们周六一大早就去，在我最喜欢的“跑路者”表演开始之前过去。基斯先生在门口等我们，打开工作室的门。他给我们看了一间玻璃棚，里面有各种乐器，并介绍了每种乐器的功能。看上去我们不用再依靠录音机了，至少在这间工作室里不用。我试着让自己看起来一切就绪，戴上大大的金属耳机，担戴到一半就滑到了脖子上。

哥哥们正寻找着在哪里插入他们的乐器插头和自己的站位时，一些背景歌手和伴奏喇叭到了，一开始我以为他们会在我们之后录音。后来我们兴奋得发现，他们将和我们一起录。我们看看父亲，可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显然她已知道这件事并同意了。不过那时大家也知道这不会让父亲大吃一惊的。我们被告知要注意听基斯先生的话，他回来指导我们。如果按他说的去做，唱片就不会有问题。
几个小时候，我们录完了基斯先生的第一首歌。一些背景歌手和喇叭吹奏者也没录过唱片，因此觉得有些困难，而且他们没有信奉完美主义的经纪人，所以不习惯像我们那样一遍又一遍地做一件事。正是在这种时刻

加油

我们才明白父亲为了使我们成为完美的专业歌手在多么努力地工作着。接下来的几个周六我们回去了，把这周练过的歌录到唱片上去，并且，每一次带一盘基斯先生的新歌回家。有一个周六，父亲还把他的吉他拿进来和我们一起练，那是唯一一次他和我们一起录音。等到唱片发行后，基斯先生给了我们几分，以便我们在节目间隙和表演后出售。我们知道大组合是不会这么做到的。可是总是要有个起点啊。那时候，有一张写着自己组合名字的唱片时间了不起的事。我们觉得非常幸运。
钢城公司的第一首单曲——《小大人》(Big Boy)，低音部分很好听。讲述了一个男孩想和某个女孩恋爱的故事。当然，如果理解全部内容，你得想象是一个瘦小的9岁男孩唱着这首歌。歌词说，我再也不想听童话故事了。而实际上我太小了，对歌曲中大部分的意义是不明白，他们给我什么，我就唱什么。
当着张有迷人低音的唱片开始在加里的广播中播放时，我们在邻里中成了了不起的人物。没人会相信我们居然有了自己的唱片，真的不敢相信。
录完第一张钢城唱片后，我们开始向芝加哥的所有才艺秀进军。通常其他演员碰到我，会从头到脚细细打量一番，那些安排在我们后面表演的人更是如此，因为我太小了。一天杰基正捧腹大笑，好像谁给他讲了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似的。表演快开始之前这可不是个好兆头，我可以看出父亲再担心，耳边说了什么，很快父亲也笑得前仰后合起来。我也想知道什么事那么好笑，父亲骄傲地说：杰基偷听到了首席演员之间的窃窃私语。一个人说：“最好今晚别让杰克逊五兄弟带着他们的那个小侏儒来抢了我们的风头”。
一开始我很沮丧，感觉受伤了，觉得他们真刻薄，没有办法，我就是最矮的那个。可是很快，其他的哥哥们也哈哈大笑起来。父亲解释说他们没有在笑我，还告诉我应该感到骄傲。那些组合胡说八道，是因为他们以为我是个在扮演小孩子的成人，就像《緑野仙踪》里的一个奥兹国人。父亲说，如果我让那些狡猾的家伙像加里那些欺负我们的邻家小孩一样讲话，说明我们已经轰动芝加哥了。
我们还得基继续忙碌。在芝加哥几家相当不错的俱乐部里表演后，父亲为我们在城里的皇家戏院业余竞赛报了名。B.B.金在那儿，现场发行专辑的那天晚上他去看了，几年前父亲送给蒂托那把大红色吉他时，我们曾笑他，想给他的吉他起个女孩子的名字，比如B.B金的露丝丽。我们连续3周赢得了那场比赛，每周一首新歌，吸引的观众数量不断增多。有些演员抱怨我们太贪心，说我们不断地回来参加这比赛，可其实他们也是如此。有个规定说，如果能连续3次业余之夜中获胜，选手会被邀请回来为几千人进行有偿演出，不再像我们在酒吧表演时那时那样，只有几十个观众。我们得到乐这次机会，那场表演由格雷斯迪斯.奈特和她的皮普斯乐队主打，表演了一首还未推出的新歌——《道听途说》（I Heard It Through Grapevine）。那真是一个令人心醉的夜晚。

芝加哥表演之后，还有一场大型业余秀是我们一定要赢的，就是在纽约城的阿波罗剧院戏院的那一场。很多芝加哥人认为在阿波罗赢一次，只不过是交了一次好运而已，可是父亲把这个看得重要得多。他知道纽约像芝加哥一样，有一大群有才华的人，他还知道纽约有更多的制片商和职业音乐人，如果我们在纽约能赢，那就无往不胜了。这就是在阿波罗获胜对我们的意义。
芝加哥送了一份关于我们表现的详细记录到纽约，这显示了我们的知名度很高，阿波罗因此直接让我们晋级到“超人”决赛，尽管我们之前没有参加过任何初级比赛。那时，格雷迪斯.奈特已经和我们谈过有关去摩城的问题，鲍比.泰勒——“温哥华”乐队的一个成员也谈过，他还和父亲成了好朋友。父亲告诉他们我们很乐意到摩城去参加试音，但那是将来的事。
我们早早到了125大街的阿波罗，以便来得及在别人引导下游览一番。我们穿过戏院，仔细看所有曾在那里演出过的明星们的相片，照片中有白人也有黑人。最后经理带我们来到了更衣室，但那时我已经找到了所有我最喜欢的明星了。
我和哥哥们在所谓的“黑人剧院”辛苦工作时那里也对其他演员开放。我仔细观察所有的演员，因为想尽可能多学一些，我会观察他们的脚，他们抬手臂的方式，看他们怎么拿话筒，试着破解他们的每个动作并揣测原因。从舞台侧面研究詹姆斯.布朗以后，我记住了他的每个舞步、鼻音、旋转和转身。我不得不说，他的表演能让你精疲力竭，让你的情感宣泄殆尽。他的整个身体，像有火焰从毛孔喷出，真让人叹为观止。你可以感觉到他脸上的每一滴汗，能了解到他在表达什么。我从来没见过像他那样表演的人。真的，难以置信。詹姆斯布朗、杰基.威尔森、萨姆和大卫，还有“欧杰斯乐队”，他们都是能给观众带来激情的人。相对于其他人，我可能在杰基.威尔森身上学到更多。这些都是我所受教育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站在舞台旁、幕布后，看着每个人演出完从台下来。他们全身都大汗淋漓。我满心敬畏地站在一边，看他们走过。他们都穿着漂亮的漆皮鞋。那是我的所有梦想似乎都是集中在拥有一双漆皮鞋上。可他们不做小男孩穿的尺码，这让我很伤心。我走遍一家家商店寻找漆皮鞋，可他们都告诉我：“我们不做那么小的"我很伤心，因为我想有一双像舞台鞋那样的鞋：它经过擦拭，闪闪发亮，灯光照在上面时会变成红色或橙色。哦，我是多么想要几双杰基.威尔森穿的那种漆皮鞋啊。
大多数时间我自己在后台。哥哥们在楼上吃东西，聊天，我在楼下的侧台，低低地蜷着身子，抓起又脏又有异味的幕布，观看表演。我的意思是：我真的仔细看了每一个脚步，每一个动作、没一下扭动、每一次转身，每一个旋转、每一种情感、每一点轻微的移动。那对于我是教育，也是消遣，一有空我就在哪儿，他们会开我玩笑，可是我太沉迷所看的或者记住我刚刚看过的，所以不在乎那些玩笑。我及得所有的戏院：皇家、上城、阿波罗……太多太多了。这些地方展示的才华像神话一样多，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就是观察正在工作的大师。可我那些靠站着、看着学到的东西是不可能传授给别人的。有些音乐人，像布鲁斯.史宾斯丁和U2组合，他们可能觉得是从街头学到了东西。而我骨子里就是个艺人，我是从舞台上学到的技艺。
杰基.威尔森的头像也挂在阿波罗的墙上，摄影师抓拍到一个瞬间：他一条腿抬起、弯曲，但是并没有远离话筒支架，他在迅猛地前后移动。很可能他在唱一首哀伤的歌，比如：《孤独的泪水》(Lonely Teardrops)。可是他的舞蹈让歌迷侃得目瞪口呆，没有人会感到悲哀或孤独。
萨姆和大卫的照片挂在走廊上，在一张大型乐队的照片旁。父亲和萨姆.默尔成了朋友，我还记得和他的第一次见面。他对我很和善，我感到很惊讶，也很高兴。我唱了他那么多歌，本以为他会打我耳光，离他们不远就是被称为“他们中的王者，火爆先生，普利斯.普利斯先生本人（原文为Mr.Please Please Himself。1956年，布朗写了一首名为please,please,please的歌，非常轰动，单曲卖了上百万张）”的詹姆斯.布朗的照片。他出现之前，歌手就是歌手，舞者就是舞者。歌手可能跳过舞，舞者也可能唱过歌，但除非你是弗雷德.阿斯泰尔或者吉恩.凯利，否则总是难以两全其美，特别是在现场表演时，可是他改变了一切。他在舞台上滑行时没有聚光灯能追得上，得让灯光溢满舞台才行。我也想跳得那么好。

我们赢得了阿波罗“业余之夜”的比赛，我想回到墙上那些那些照片感谢我的“老师们”。父亲特别兴奋，他说那晚本可以飞回加里。他说他好像站在世界的巅峰，我们其实也是一样，我和哥哥们一路全优，我们希望也可以跳一“级”。那是我清楚地感到，我们不会再做才艺秀或者去挑脱衣舞的下流娱乐场所表演了。

好久没有回来填了，来一段睡觉

1968年夏天，我们接触了来自一个家庭组合和音乐，这种音乐从那以后改变了我们的歌声与生活。他们并不都有相同的姓氏，他们中有黑人也有拜仁，有男也有女，叫做斯莱和斯通一家。过去几年他们拥有一些惊人的成功的单曲，比如《在乐声中起舞》（Dance to the Music）、《站立》（Stand）、《夏日的情趣》（Hot Fun in the Summertime）。哥哥们听到唱“小侏儒站得高”那句时会指着我，而那个时候我不再计较，也会大笑了。我们挑遍所有电台都会听到这些歌曲，甚至连摇滚乐台也有。他们对我们“杰克逊家族乐队”有着深刻的影响，我们很感激。
在阿波罗夺魁后，我们得一只眼睛看着地图，一只耳朵听着电话去演出。父母规定过一通电话不能超过5分钟，可谓是从阿波罗回来后，连5分钟都太奢侈了。我们得保持线路通畅，怕万一有唱片公司的人想联系我们。我们一直处在怕他们发现线路正忙的担心中。我们特别想听到一家唱片公司的电话，一旦他们打来，我们就会接听。
等待电话的时候，我们得知有个观看过我们在阿波罗表演的人，把我们推荐到了纽约城的“大卫.弗罗斯特秀”，我们要上电视了！这是一直以来最激动人心的事！我告诉了学校的每一个人，甚至对不相信的人说了两遍。几天后我们将开车去哪儿。我想象着整个旅程，试这想象工作室看起来如何，以及被摄影机拍摄时会是什么感觉。
我带回老师提前做好的旅行计划。我们还有一次彩排，然后选出最终的曲目。我很想知道将要唱那首歌。
可是那天下去，父亲说纽约之行取消了。我们都停止录音，盯着他看，无法相信。
大家都惊呆了，我甚至想哭，我们就要取得大的突破了。他们怎能这样对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弗罗斯特先生改变了主意？我有点晕，我想其他人也是。“是我取消了”。父亲冷静地宣布。我们又一次紧盯着他，说不出话来。“摩城来电话了”。我后背起了一阵寒意。

辛苦小忧忧了

有迈亲进来看我就不辛苦，是值得滴

我十分清晰地记得旅行之前的那些日子。我能看见自己站在兰迪一年级的教室外。本该轮到马龙接他回家的，但是我们做了调换。
蓝底的老师祝我在底特律好运，因为蓝迪告诉她我们将去摩城试音。兰迪太激动了，其实根本不知道底特律是什么样子，我这样提醒自己。全家都在讨论摩城，而兰迪甚至连城市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老师告诉我他在教室的地球仪上寻找摩城。她说，她觉得我们应该像她所看到的，在芝加哥皇家剧院里那样唱《我知道你不知道的》You Don't Know Like I Know，那晚有一群老师开车过来看我们。我帮兰迪穿上大衣，很礼貌滴答应会记在心里——而我知道我们不可能在摩城视唱萨姆和大卫的歌，因为他们属于斯达克斯，我们的竞争对手、父亲告诉我公司对这种事情很严肃，因此告诫大家到那儿后不能把事情搞砸了。他看着我，说想看看他10岁的小歌手能否像个11岁的孩子。
我们离开盖瑞特小学的教学楼回家，路途并不远，可是我们得赶快。我记得那种一辆又一辆擦身而过时的焦急。兰迪拉着我的手。我们和十字路口的警察招手。我知道拉托娅明天得出来送兰迪上学了，因为我和马龙要同其他人一起待着底特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