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主张以礼法及德治为主，法治为辅[57]:13，社会奉守礼仪，对以法律控制社会感到反感[3]:21。法律并无勉强人民为善的力量，只能消极地禁止人为恶，“礼者禁于将然以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一为事前的预防，一为事后的补救[5]:287。儒家重视尊卑长幼，亲疏有别，规范富于差别性，不赞同法家所主张同一性的法律[5]:328。儒家亦重调解而轻判决，先调解而后判决，追求社会和谐、重建关系[57]:237。理想上，儒家希望依靠德治，也接受以法律当作后备机制，以法律改变坏人，强调法律与制度要考虑道德，法制之外要由道德补充[59]，并未绝对排斥法律与刑罚。自汉代法家制定法律后，儒家试图将法律儒家化，注入礼的精神，曹魏以后，儒家更有系统地修订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