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兵器时代，战斗中都是杀伤少，击溃、俘虏多，要扩大军队，俘虏是最佳来源。楚汉相争，刘邦与项羽对峙前线损失的兵员，大部分靠韩信俘虏的齐国人补充。洪秀全对满清的仇恨太过刻骨铭心，前期太平军基本做到了不扰民，对官兵特别是旗人却实行格杀勿论的方针。这项缺乏灵活性的政策十分愚蠢，断绝了清朝官兵投降响应的可能性，逼得清朝官员宁愿战败自杀也不投降太平天国，许多可以避免的战斗演变成惨烈的血战。清廷无道，不少官兵并不乐意为其卖命，是完全可以争取过来的，洪秀全僵硬的政策把他们推到清廷一边，是异常可惜的。攻陷武昌后，杨秀清下了止杀令，接受官兵投降，但满族人依然不在赦免的行列。洪秀全以汉族的正统政权和民族解放者自居，本来是一着妙棋，可以最大程度的分化清朝内部的汉族势力，但最后又出这么一着臭棋，令人扼腕叹息。
　当然，太平军在具体的战争中的表现颇可圈可点，因此虽然犯了不少错误，仍能一路突围，变被动为主动，使力量到武昌时达到全盛。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太平军的对手，多是不通军事的迂腐文人和油滑懦弱的绿营军人，他们犯下了比太平军更多的错误，太平军的成功有一定侥幸的因素。如果能臣林则徐不死在赴广西的路上，或者江忠源能提前二年爬上巡抚的位置，太平军很有可能出不了广西就灭亡了。
　　太平天国前期的战争中折损了冯云山和萧朝贵，这是巨大的损失。冯是拜上帝教的开创者，诸王结义的排行高于杨秀清，萧朝贵是天兄的代言人。二人阵亡后，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的矛盾开始尖锐化，最终导致天京内讧，太平天国由盛转衰。尤其是南王冯云山，晚清第一等的政治奇才，又具备谦虚大度的品格，如其不死而为相，与杨秀清一文一武，号令韦昌辉、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林启荣等征战天下，太平天国前途不可估量。
　　

南京战略评议
　　太平军在湖南，战略决策上出现分歧，洪秀全欲取河南为都，杨秀清欲取南京为都，双方意见相左，争论不休。后来因太平军在岳阳等地获得大量船队，组建庞大水师，取南京似比河南更易，杨秀清的意见才占了上风。当代的论史者，多不以杨秀清的决策为然，认为都中原河南地远胜南京。笔者曾仔细采集其论据，说来十分可笑，反对定都南京的论据无非三点：南京为中原偏安之都，难成大器；江南繁华，容易让太平天国上层腐败；江南民风柔弱，不如北地苦寒之地的汉子适合当兵。
　　仔细的考究，这三条反对意见，都可以归入毛主席所说唯心主义史观一类。争夺天下，取胜的关键在于天时地利人和，首都的风水，似乎并不重要，历史上也没有因风水而得天下的政权，周王室都镐京，汉、唐都长安，宋都开封，清都燕京，各有数百年天下，可见首都并不一定要建立在某处风水宝地。即使以风水而论，南京向来为古代风水专家看好，虎踞龙盘的评价，就来源于风水先生的老祖宗诸葛孔明，只是近代才有人用历史归纳法归纳出南京不适合做首都的结论，由此可见，说南京不适合建都，只是事后诸葛，如明室不迁都，或太平天国竟然功成，风水先生们势必又要大吹南京风水好了。
　　太平天国在南京迅速腐化，丧失进取心，于是论者纷纷抨击江南金迷纸醉的生活，这也是很不客观的。堕落腐化，多取决于领导者的主观和意志，与客观环境无关。皇帝的权力极大，如果愿意腐化，足以把塞北变成江南，李自成的部队就是在北方腐化堕落的，清王朝的剽悍之风，也被燕地风沙锈蚀。可见洪秀全等人的腐化，实与定都江南无关。
　　江南土著不适合当兵的论据，近乎瞎扯，属于典型的地域歧视。江南人天性温良，不好与人争斗，只能说明其文雅，并不能证明其懦弱。湘军的精神祖师戚继光的部队，招自浙江义乌，精锐为明军之冠，清军八旗入关，北方明军纷纷瓦解，皆莫能当，倒是江南一小小典史阎应元率民众杀敌数万，战果超过整个北方；日寇侵我神州，也以上海、浙江等地抵抗最为激烈，一向因柔弱遭到全国人民鄙视的上海，竟然打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松沪会战，上海军民的奋勇顽强，让许多北方城市汗颜。士兵的战斗力，在于将领调教是否得当，与当地黑社会成员数量的多寡实无必然联系。　

　关于地域歧视，似乎还可以多说几句，地域歧视非但在今日中国盛行，在古代也很有市场，曾国藩的幕府就经常爆发地域之争，甚至因地域歧视相互攻讦，闹出安徽人李鸿章把湖南人彭玉麟一顿乱揍的笑话。顾亭林写过一本《天下郡国利弊书》，是地域歧视理论的集大成者，顾亭林被清军追杀，走过不少地方，自以为尽得天下得失，于是撰写这部地域歧视的著作，详细论述何处人可充步兵，何处人可充骑兵，何处人不堪大用之类的鬼话。《天下郡国利弊书》有顾氏遍访全国获得的不少真知铄见，却很少有人关注，人们偏偏重视其中此类地域歧视的毒草。笔者实在看不出地域对于军略的影响：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独步天下，天下大员，湘省其半，似可证明湖南人才特别出众；但李鸿章主政北洋，国务尽托淮系老乡，北洋人才之盛，不下湘系把持的南洋；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北洋政府高级要员，均出袁氏小站练兵旧部，人才也不输湘、淮两系。放到更远的历史上去，刘项班底，均是楚人，刘秀又以南阳士人起家，唐文皇用垄右班底，朱洪武用淮西土著，以上帝王，文治武功，彪炳史册，足见中华地域之广阔，文化之博大，英才之辈出，用一省之才，统一省之兵，足以霸天下，无分南北地域，只要善于调教应用，均是霸业之资。某一时段，某省人才特别出众，乃该省出一超世之杰，如刘邦、朱元璋、曾国藩等，将同乡提携而已，不足证明该省为全国英华所聚。
太平天国自南方兴起，军队领导均系南人，在南方推行统治，自然比在北方容易。太平军以步兵、水师为主，控制河网密布的江南地区，比控制北方的把握要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军上层领袖对战争形式的理解已经相对前代军人有了重要的突破，太平军领袖相当注重水师与步兵的配合，用兵常强调靠水扎营，以水师配合陆战步兵，维持补给、补充兵力、运输部队，水师的使用使陆上用兵显得更加机动灵活。有强大的水师不取江南，远涉北方与骑兵争雄，是为不智之举。河南地势贫瘠，河流甚少，太平军都河南，如遭到清军步骑围攻，粮食缺乏，又无河网可供水师运兵载粮，来回机动，很容易被困死而陷入绝地。以棋为喻，南京是活棋，河南则是死棋。

　汉唐时取天下者必先据中原，因为中原是当时人口最多，文化最发达，经济最繁荣的地区，拥有中原就拥有庞大的实力。太平天国时代，南北形势已经逆转，南方人口、经济、粮产、人才都倍于北方，得中原者得天下的理论已经失效。洪、杨若据金陵，割据南方，与清廷隔江对峙，名义上天下各半，但财赋地、产粮地均在洪、杨之手，时间一长，南方实力将数倍于北方，此时再大张挞伐，清廷必不能幸存。至于有的评论者所谓北方有骑兵优势的说法，不堪一驳，清军南下剿杀太平军的马队也颇为不少，如胜保的马队十营，被陈玉成步兵打得落荒而逃，称雄北方的捻军马队，也被南方来的湘淮军小个子步兵镇压，在火药、碉堡、水师大行其道的年代，铁木真们的辉煌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有些评论者认为，太平军不但不应定都南京，也不应定都河南，而是要直取北京，方见大气魄。这种言论，可称之为丧心病狂，数十万拖家带口的部队，不留根据地，不建立政权，直接蝗虫般卷往北京，纯粹是疯子的做法。一旦遇到坚城屡攻不下，或者粮草断绝，后果就是全军如鸟兽散，即使打下北京，也不过再做一李自成而已。朱元璋在江南，也有部将提出直取北京的建议，朱元璋神武睿智地认为“悬军深入，饷不前，援兵四集，危道也”。他在南方蛰伏多年，以南方巨大的经济实力和人口资源积蓄力量，然后“先取山东，撤彼屏蔽，移兵两河，破其藩离，拔潼关而守之，扼其门槛，天下形势人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太平军在湖南确定不取河南，一意下武昌取金陵，是正确的决策。太平天国的失败，在于天京变乱后元气大伤，人才不济，政策甚不合理，对手湘军又过于强大，并不是定都南京导致。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定都南京的正确决策，太平天国可能还熬不到天京变乱的时间，就已举国被剿杀在北方，谁能说北方的书生里就没有江忠源，中原大地就没有蓑衣渡呢？

冯云山、杨秀清制定的太平军军制（引自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
　　太平天国军制是冯云山仿周礼“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所设立，以五人为伍，设伍长一人，辖伍卒四人；五伍为两，设两司马一人，辖伍长五人，伍卒二十人，合计二十六人。四两为卒，设卒长一人，辖两司马四人，伍长二十人，伍卒八十人，合计一百零五人；五卒为旅，设旅帅一人，辖卒长五人，两司马二十人，伍长一百人，伍卒四百人，合计五百二十六人；五旅为师，师帅一人，全师二千六百三十一人；五师为军，设军帅一人，合计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人。又卒长、两司马都有正副，应再加六百二十五人，合计一军有一万三千七百八十一人。
　　除正职的军人外，每军尚有办理军务，军需、军械、医务、刑律、文书的典官，计有宣诏书二员，掌全军册籍；典圣库、典圣粮、典买办、典油盐各二员，约等于出纳会计；典旗帜二员，制造旗帜；典炮二员，典铅码二员，典红粉二员，典硝二员，典铁匠一员，典木匠一员，典竹匠一员，典绳索一员，专管军械；典罪囚二员，专管牢狱，典刑罚二员，专管刑杖；疏附一员，专递文书；巡查一员，专司查察；内医一员，治内科，掌医一员，治外科；此外还有拯危急、理能人，功臣各一人，都是医护兵。
据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记载，冯云山根据《周礼》司马法制定太平军目，以部勒教众，使得部队进退分合，井井有条。他又根据当前具体情况，参以古兵法训练部队安营扎寨进退战斗之法，“其营皆散处，战亦散布”。⑥ 通常历史上农民起义，队伍携老扶幼，训练不精，人数众多而战斗力低下。杨秀清是历代农民起义领袖中注重精兵战略的第一人，其练兵治戎之术，不下湘军统帅曾胡江左诸人。虽然此时拜上帝教人数不多，杨秀清仍对教众进行严格挑选，择其壮且勇者设营编练教导，妇女儿童则另设营伍，不使其战斗，务使兵精能战，绝不滥竽充数。杨秀清以铁碗治军，军法极严，金田团营号令森严，坚重如铁，誓死听从杨秀清指挥，犹如身使臂，臂运指。杨秀清所练精兵，行军时“初则寂无人声，既而少出，又继而大至”，“进退分合有步伍，且看清一步，方走进一步”，比之清廷久战老卒，毫不逊色。 ⑦金田团营除了讲求纪律外，也极重视武艺的熟练和兵种的配合，杨秀清根据教徒中原清军退伍老兵所描述的战场经验，创立长短兵器，壕沟土墙相互配合战斗的阵法，又尽力完善装备。

一以挡十，素质远胜清军绿营，较曾国藩湘军精锐毫不逊色。这与天京变乱后太平军不分良莠疯狂扩军，石达开、李秀成等十万之众不敌湘军数千恰成鲜明对比。
金田起义的迎主之战，杨秀清第一次展现其卓绝的军事才华。杨秀清先派教徒拔掉清军哨卡，然后抄山道偷袭清军主力，部署得大胆而精细，极其类似现代的特种战争。在与清军主力遭遇后，又合理的使用预备队，逐次投入生力军，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部队的战斗力。在正面迎击清军同时，杨秀清派遣偏师扫荡清军势力薄弱的地带，接出洪秀全，在清军增援大至时，以偏师对清军实施战术欺骗，大部队则干净果断地撤退，不与清军精锐硬撼。整个战术环节周密而果断，尤其派遣才智均劣但熟悉地形的蒙得恩指挥特种作战，更显其知人善任之明。
除了依托地形设防，杨秀清还派出富有权谋心计的部下，查探地形，然后驱使大量精壮男丁，对地形进行改造。太平军先挖断了防御上兵力难敷的交通入口，如紫荆山西面的山路，又使用炸药迫使河流改道，阻挡清军进犯。杨秀清和后来太平天国的老对手曾国藩一样，极其重视阵地工事的修建。他在预备作为战场的村庄，修筑大量工事，防御工事的严密令人惊叹，其“房屋之外，必筑土墙，墙外开壕；壕外又立木墙，木墙外又开重壕。外钉木桩，木桩前立交叉竹签”。①在石达开的推动下，太平军也十分重视火炮的使用，石达开先前已在家乡铸造大量铁炮，如今派上了用场。杨秀清下令在各丘陵的“山麓厚筑土墙，排列炮位”，为防止清军偷袭炮台，又在炮台对面“多插旗帜，以为疑兵”，同时在炮台前的隘口设防，“于隘口山路陡绝处，堰掘深坑，遍埋竹签”。
杨秀清这个农民出身的天才，此时已完全证明了他卓绝的治军才华。严格挑选训练部队，大量派出斥候骚扰侦察，注重防御工事修建，根据战场合理配置兵器，正面主力决战与战场欺诈结合，逐次投入预备兵力，以根据地为依托，迎敌于国门之外：这几条杨秀清式的战法，在天京变乱前，一直被太平军上下遵守，使得太平军长期保持与湘军精锐不相上下的战斗力，在兵力相当甚至少于清军的情况下，屡屡获得胜利。可惜冯云山、杨秀清死后，这些战术方针被执掌军权的石达开等人尽弃。太平军疯狂扩军，军法废弛，畏惧阵地战，专好流窜作战，又重新回到李闯、黄巢的“流贼”老路上去，以至于百万大军，尽为曾国藩数万人所破。

湘军状况
清朝经制之兵本来只有八旗、绿营两个体系，八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创立的，以部队制度为基础的，兼有政治、经济、社会等职能的军事组织。起初，努尔哈赤亲率一旗，其他七旗均以亲王为旗主分别统辖。清军入关后，政治制度由部落首领制开始向中原王朝的中央集权制转化，为了削弱其他皇族成员的势力，提高皇帝的权威，改由皇帝亲自统帅镶黄旗、正黄旗和正白旗，以此上三旗的精兵威慑其他旗主。到雍正时干脆褫夺了属于亲王的指挥权，由皇帝派出亲信将领统率其他五旗。从此，八旗兵权完全归于皇帝控制。八旗虽然完全归皇帝控制，但其士兵以满族为主，补充以清军入关前即已“从龙”的蒙、汉各族士兵，兵员极其有限，是清王朝最后的保命资本，在中原平定后轻易不出战。越不出战，就越缺乏战斗力，甚至在清朝前期，康熙年间，八旗部队已经腐败，不堪征战重任，康熙帝用以讨平吴三桂叛乱的军队主力是绿营兵。
　　绿营士兵都是汉族，在清军入关时投降的汉奸军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绿营士兵遍入兵籍，隶属兵部，世代承袭，是职业兵种。清廷为了防止绿营汉兵造反，对绿营兵采取严格控制：绿营兵的军政权统一归于兵部，以便将指挥大权集中在中央；军队节制权和局部调遣权“分寄”于各地督抚，以防“悍将跋扈”；有了突发事件，皇帝临时派钦差大臣统辖，以利于统一调度。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由兵部、督抚、钦差、提镇等相互牵制的复杂的控制系统，从而把绿营兵权高度集中在皇帝手中。绿营兵分驻各地“治民”，编制很混乱，士兵数量也没有定制，战时临时抽调拼凑成军，再胡乱封一个营官出征，战斗力比较低，而且很难组建成较大的兵团。在乾隆后期，绿营兵战斗力也和八旗部队一样，无可挽回地衰落了。清朝在讨伐白莲教起义时，不得不又另创出“团练”这一种基层武装辅助战斗。“团练”分为“团勇”与“练勇”两种形式，与农村的保甲制度紧密相连。“团勇”是业余武装，各家出壮丁，修筑城池和哨卡，守备地方，也为正规军助阵。“练勇”是专业武装，由地方绅士和下层官吏联合招募“四方精锐”编训，或二百，或三四百，于城内设一总局，由地方上有军事经验的人负责日事训练和管理，是国家的预备役武装。按照团练自保的组织原则，清官方规定，团勇（或称团丁）源于保甲：“团总责之甲长，甲长责之牌长”，牌长责每户二丁抽一，“如一户二人，责其身体壮大、心性诚实者一人为壮丁”，不得以无用之人充数，亦不得雇佣游手无赖之人顶替。

一户二人，责其身体壮大、心性诚实者一人为壮丁”，不得以无用之人充数，亦不得雇佣游手无赖之人顶替。
　　“团练”在镇压白莲教起义中起到很大作用，甚至在川陕一代成为镇压白莲教武装的主力。白莲教善于流窜，战斗力不强，遍地的团练掐住了白莲教武装的脖子，割断其与地方群众的联系，使其无法四处机动和寻求补给，在层层的阻击中消磨锐气，最后被少数的精锐清兵一举击破。太平天国起事以后，各路清军防线纷纷崩溃，周天爵更说太平军“举世大帅无可匹敌”，八旗和绿营眼看是敌不住太平军了，清廷于是又想起了镇压白莲教的团练政策来，一口气任命了四十五位团练大臣，办团练助剿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的武装和白莲教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太平军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部队，在战略和战术上很有一套，与四下流窜，各自为战的白莲教武装简直是天壤之别。最重要的是，太平军是一支有主义的军队，分散在各村落的业余武装“团练”根本不是太平军的对手。这个时候，清廷需要的，是一支和太平军一样有主义的新军。
　　要建立新军，先要的是一个有理想和主义的军官团，这个军官团在当时湖南已经基本形成。湖南经世派士人在汤鹏、陶澍、贺长龄、贺熙龄的指引下养成了很大的势力，这些有着共同信仰和共同理想的读书人，依靠同乡关系、师生关系、姻亲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从朝野到民间的人才群体，由于湖南人特有的“抱团”的性格，使得这个群体特别有凝聚力。因此，在湘军兴起之前，组成未来湘军军官团的湖南经世派书生，已经组成了一种基于共同政治倾向的组织上的联系，一个以曾国藩、罗泽南为中心的湖南经世派士人圈子。他们包括曾国藩、刘蓉、罗泽南、郭嵩焘、江忠源、王鑫、欧阳兆熊以及左宗棠等。这批人在太平天国兴起之前，就以研求经世之学、标榜匡世济民而在湖南小有名气，彼此间书信往来，形成了一种较为亲密的关系。对湖南士人来说，身为京官、有名望的曾国藩是他们发表政见、影响政治的媒介，也是他们走向仕途的引路人，比如江忠源就依靠曾国藩的引荐而朝野知名；对曾国藩来说，这一批与其同气连枝的家乡士人，既是他可以利用的智囊团，又是他在家乡赢得声名的途径。“他们彼此间都有各种功利的、现实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在社会变乱的王朝末期澄清天下、实现经邦治国的经世之志的理想，也就是有一种强烈的追求功利或建立勋业的欲望”。

所以，在湘军建立之前，这一士人群体就聚集在曾国藩周围，形成了一个虽不能影响朝政、却有着巨大发展潜力的政治势力集团。湖南士人则不断为曾国藩鼓气，希望他能“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通过他去影响朝政。曾国藩本人在这一时期，每有奏折，也往往“录往一通”寄给湖南士子，以表“国藩忝窃高位，不敢旨韦取容以重负故人之期望”之心。湘军统帅们在太平天国起事之前在政治上就有着深厚的联系，有一定的私人交情，正是这种联系和交情，成为了他们日后建立湘军的基础，这与洪秀全组建拜上帝教差不多同一时间段。
　　完全的依靠政治信仰来维系的政治团体是不牢固的，湖南人特别浓烈的乡土情怀和相对落后的社会组织在这时候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经世派读书人，除了政治上的认同外，还积极地通过拜师、联姻来拉近关系，组建一个层层密密的关系网。这种关系最主要的是师生关系，比如罗泽南的部将李续宾、李续宜、王鑫、蒋益澧、刘腾鸿等人，都是他的学生。再如江忠源之于曾国藩，本来江忠源对曾国藩的理学说教并不满意，江忠源在行伍打仗上也比曾国藩更有经验，但为了政治的需要，也认为师生。其他如曾国藩认李鸿章、彭玉麟、李元度和鲍超为门生，胡林翼拜罗泽南为老师，都同属此类。还有一种比较重要的联谊形势是姻亲，左宗棠和胡林翼是姻亲，胡林翼与罗泽南是亲家，罗又与曾国藩是亲家，而曾又与郭嵩焘、李续宜、李元度都是亲家。这样，湘省经世派就形成了以同乡、同学、师生、亲友为联系纽带的群体。从政治上来说，彼此目的一致；从个人关系来说，大家利益攸关。这种联系，等于一个可以与拜上帝教组织相抗衡的政治团体成熟。
有了程朱理学作为主义，经世派学问为方略，再有了一个庞大的人才团体，新军的成立已是呼之欲出。但清廷此时并没有成立新军的想法，清廷似乎也不愿意让汉人掌握一支像湘军那样不受控制的武装，重要的是，湖南的经世派此时并没有一个在朝中握有军政实权的人物，即使要成立新军，似乎也轮不到“郡县以来，未尝先天下”的湖南人来办。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办新军，又采取什么形式呢？
　　这层铁幕，自然由江忠源来打破，江忠源的办法是，朝廷不让办新军，那就把“练勇”组成大规模的“勇营”，营官自筹粮饷，朝廷只提供象征性的财政支持，营官按自己的意图训练“勇营”打仗。

营兵的缺点，江忠源认为是各不相救，曾国藩又加上了“胜则深妒”。湘军改弦更张，自然要建立一支“诸将一心，万众一气”“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的军队”。要让部队同气连枝，自然要保证将领同气连枝，而且是不怕死的硬汉。因此湘军将领，多选湖南本地书生，这些书生读圣贤书，修程朱学，自然要比粗鄙的绿营汉子讲道义，认死理一些，再加上同乡、师生的关系。湘军将领与绿营将领相比，各不相救、互相争功的状况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
为了打造湘军的精神，曾国藩把忠义血性放在选将标准的首位。所谓忠义血性，就是要求将领们卫道、保教，誓死捍卫清王朝。曾国藩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曾国藩以这个标准，选拔了不少读书人。据统计，湘军中，姓名可考的将领一百七十九人，书生出身的占一百零四人，分统领四十三人，书生出身二十八人，统领十三人，书生出身八人，统帅三人,胡林翼、左宗棠、江忠源，全是书生。在湘军将领里，层次越高，书生占的比重越大，前人论湘军为书生文童率领的农夫，不无道理。有书生领兵，虽不能保证人人是兵家，但书生“我不知战，但知无走，平生久要，临难不苟”，战斗力自然久上去了。
　　除了将领的选拔，湘军对士兵的选拔也很有特点，江忠源认为士兵的选拔，“胆气为上，坚朴次之，技艺又次之”，曾国藩对此更有些发挥，挑选士卒的标准是“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一句话，湘军要用的，是穷乡僻野、朴实土气的农夫，主要是因为朴实土气的农夫身体健壮，适于作战；为人老实，便于整肃成军；愚昧少心窍，便于洗脑愚兵。
　　

为了加强军队的指挥，曾国藩也采取了相当有力的措施。在中国古代，帝王为了削弱将领对军队的控制，往往采用使兵将各不相识的办法。要强化军队的战斗力，自然要反其道而行之，强化将领对士兵的统御力，使“兵随将有”，兵将之间不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而有一层利害相关，同气连枝的“合伙人”关系，使得士兵死心塌地为将领卖命。湘军从建立之日起，摆明了就是要建立由将领完全控制的“私兵”，自然曾国藩要在兵将关系上下死力气。曾国藩给湘军定下的规则是，兵由将募，兵随将有。首先是将领统帅的士兵，必须亲自招募。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层层控制。总之，湘军每一级官员的下级，都由他自己在熟悉的人中挑选，上级和下级在从军前本已是姻亲、师生、邻里关系，关系密切而融洽，彼此个性也熟悉，上级挑选下级当兵吃粮，又成为下级的“恩主”，使下级对上级有感恩之情。这样一来，湘军就完全成为一个封闭性，宗法性的军事集团，团结力空前。曾国藩还规定，作战中，如果因士兵作战不利而营官毙命，则一营士兵全部裁汰，不再有当兵吃粮，升官发财的机会，这样士兵更加拼命地为官长出死力。学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关于国防开支一章论说，在近代的国家常备军产生之前，所有的武装力量都可以视作民兵，而以游牧民族的民兵最为善。原因在于：冷兵器时代，大兵团作战中，士兵对将领的服从性、对命令执行的坚决程度，远远比武艺的熟练更能影响部队的战斗力，而游牧民族的将领和士兵，在生活里是酋长和牧民的关系，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相处，牧民已经习惯了服从于他的酋长，战争时服从酋长担任的将领的军令就十分自然。而农耕民族的士兵，每年和他的将领呆在一起的时间相对较少，在服从他的命令上就显得困难。这是相当精辟的见解，曾国藩的做法，实际上与游牧兵团相同，他的士兵，在平日的生活里，正好是将领的佃户、亲属、学生，对服从将领已经习惯。湘军以乡土感情和封建地域观念所固有的排外心理来维持军队的团结，增强军队的向心力、凝聚力，“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人怀忠愤，如报私仇，前磨百折，有进无休”。（《江忠烈公神道碑铭》）
　　

完全靠宗法关系和乡亲的情谊来维系战斗力未免有点不可靠，为此曾国藩还有一手准备，就是取具保结。湘军的士兵都由营官在本地招募，必须是身家可靠的农民，由地方官员为其作保后才可以从军，湘军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册名结、附册以便清查。这实际上是把民间的“保甲法”移用到募兵制度上，它象一根无形的绳索，紧紧捆住兵勇们的手脚，使他们不敢犯上作乱或临阵脱逃。从军农民受到部队和地方的双重控制，一旦当了逃兵，就会按保结通知地方由知县缉拿归案，甚至罪及乡族，因此湘军士兵为了宗室和妻子，不得不努力在战场上搏杀，不敢再生私逃之心。骆秉章说：“湖南勇丁所以稍稍可用者，原于未募之时初，先择管带，令其各就原籍选募，取具保结而后成军。成军以后，严加训练，层层节制。该勇丁均系土著生长之人，有家室妻子之恋，故在营则什长、百长、营官、将领得而治之；散遣归籍，则知县、团总、户长得而察之，遇有私逃，则营官、将领禀知本省，得按籍捕之”。这样一来，湘军就“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成了枝繁叶茂的大树，这棵大树的根，最后就深扎在曾国藩这里。湘军在兵将上的特点，简要地总结，就是士兵要傻，最好全是炮灰，将领要聪明有谋略，但又要有一点呆气，所以用书生管带农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为了激烈士卒作战，曾国藩改用就地筹饷的办法，大幅度提高士兵的收入。湘军筹措钱财的办法有很多：捐输、饷盐、厘金、丁漕等等，以刘蓉、郭嵩焘为代表的湘军智囊团都是理财甚至说搜刮能手，想出不少弄银子的办法，使得湘军士兵的饷银远远超过绿营。湘军陆师正勇月饷为银四两二钱，而绿营步兵为一两五钱；马勇月饷银七两二钱，绿营骑兵月饷才二两。湘军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正规军兵士月饷的3倍。湘军水师的饷银又优于陆师。除此外，湘军兵士负伤有抚恤，攻城掠地有赏银。如此丰厚的饷银，自然湘省子弟个个乐于从军，父死子替，兄亡弟来，络绎不绝。王定安在《湘军记》中记载：“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急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别离可怜之色”。当兵、卖命、发财成了湖南农民的一大副业。湘省的书生比农民从军的积极性更高，因为湘军将领，“将五百人则岁入三千，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
　　　

湘军成立营务处，以储备和培养人才。为了培育人才，他把有军事才能的人罗致他的幕府，把长于治军的人安置到营务处锻炼。营务处的主要任务有二：施号令，执军法。在营务处可以直接从战争中学习军务，为将来出任将领作准备。曾国藩说：“营务处之道，一在树人，一在立法。……树人之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一曰陶熔造就。”（曾文正公全集·日记》咸丰九年九月初九日）曾国藩通过营务处培养了一大批得力将领。
　　湘军对将领的管理也很严格，军队里提倡勤恕廉明、简默朴实、坚忍耐劳。曾国藩认为，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军勤则胜，惰则败。他要求将领们在点名、查哨、修城、扎营、察地形等军事方面，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恕”，指以仁治军，将领们要带兵如同父兄带子弟一般，如此则士兵咸感知遇之恩；“廉”，是要求将领们廉洁奉公；“明”是指为将者必须知人晓事，是非分明。曾国藩要求高级将领做到“高明”，即具有全局观念、远见卓识；要求一般将领做“精明”，即对士兵、部下在作战中的表现，平时的贤愚优劣，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简默朴实，指压抑军中军中投机取巧、钻营逢迎之风。主张“军营宜多补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醇正”。曾国藩说：“大抵人才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者。”（《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六。）坚忍耐劳，行军作战是最艰苦备尝的事情，湘军以“耐冷、耐苦、耐劳、耐闲”为警句，提倡“习苦为办事之本”。　湘军的体制，相对绿营也有了很大的改进。清朝为了防止汉军造反。绿营兵都是“化整为零”，用以分驻各地“治民”，编制很混乱，士兵数量也没有定制，战时临时抽调拼凑成军，再胡乱封一个营官出征。曾国藩按照戚继光的营官来组建湘军，做到编制固定，人员固定，战时成编制作战，平时成编制训练修整。湘军编制固定后，即使新招募的农夫，也能在一夜间组成建制完成的部队，所谓“湘军众盛，人人知兵。新募军，规制一日立就，领军者不必颁条教”。

湘军按照戚继光的经验，以“营”为基本定编单位，营下设“哨”，哨下设“队”，每营初设三百六十人，后设五百人。“营”的兵员固定不变，兵员增加，“营”的数目也增加。一般来讲，十人为队，八队为哨，加上队长、斯养，每队实际有十二人。在每哨八队中，第一、五队配备抬枪，第二、四、六、八队配置刀矛，第三、七队配置小枪。抬枪相对较重，所以抬枪队又增加二人。所以八队一哨又一百零六人，加上哨长有一百零七人。四哨合为一营，营官又另有亲兵六队，每队也是十二人。亲兵六队，第一、三队主炮，第二、四、六队还是刀矛，第五队为小枪队，七十二人，不置哨长。
　　在湘军编制中，增加长夫之制和帐棚之制。按清朝的兵制，绿营兵除主司分地镇守之职外，还担负河工、漕运、守陵等各种差役。这样，军队的任务很庞杂，军中又没有专门的后勤部队来承担军中杂务，因而平时无法集中精力训练，战时则到处拉差抓夫，扰害民间。
曾国藩为了缩小对立面，加强湘军的镇压职能，在成军之初，就别出心裁地增加了长夫之制和帐棚之制。增加“长夫之制”有两个好处，一是每营配长夫一百八十名，足以承担搬运军需物资的任务；二是湘军行军作战时不必如绿营兵那样抓差拉夫，扰害民间。这样，减少了正兵的杂役，平时可集中精力训练，战时一心一意投入作战而无后顾之忧，所谓“募一兵得一兵之用”。曾国藩建立“长夫之制”，是加强军队后勤的一项重要措施，对近代军队建置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长夫之制”实际上是近代军队中“辎重兵”的雏形。“帐棚之制”规定，湘军每营共用夹帐十八架，单帐八十架。“帐棚之制”建立后，湘军行军作战、驻扎时，士兵可以自支帐棚，自择营地，自设营房，而不用占住民房。自设营房，既便于士兵的训练和管理，一旦有警，又便于迅速集结和调动部队。
　　当然，就广义的湘军而言，营制并不完全相同。江忠源所部在江忠源战殁庐州后，按照曾国藩的办法进行了休整，也并入了湘军，但江忠源兄弟忠义、忠濬，以及刘长佑、刘坤一叔侄率领的以新宁人为主的楚勇仍然有很浓烈的江忠源色彩，制度不完全合于曾国藩。胡林翼所部与曾国藩也很有不同，胡林翼所部每营少则五百人，多则七百人，营官亲兵二三百人尚不在其中。仅在曾国藩在长沙创办的湘军内部，王錱的营制也与曾国藩不同，后来左宗棠接收王錱旧部，所用的营制，也多采纳王錱的办法。但湘军诸多营制，仍以曾国藩所制定的最为便捷和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