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成部趁湘军立足未稳直扑安庆城下，李秀成在肃清江南大营残敌后也立刻西援安庆，设立前敌总指挥，重点消灭湘军有生力量。

狮子带的羊打败了羊带的狮子，只能这么解释了

窃号之贼与流贼异。今之洪秀全踞金陵，陈玉成踞安庆，私立正朔，伪称侯王，窃号之贼也；石大开由浙而闽、而江西、湖南、广西、贵州，流贼类也，龚、张诸捻分合无定，亦流贼也。流贼当豫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窃号者当剪除枝叶，攻所必救。自洪、杨内乱，凶焰久衰，徒以陈玉成往来江北，勾结群捻，故皖北糜烂日广，江南贼粮不绝。臣等以为廓清诸路，必先攻金陵；攻金陵必先屯滁、和；取滁，和必先围安庆。诚能围安庆，攻庐州，略取旁县，使其备多力分，何敢北窜哉？且不特不敢北而已，并不敢东顾江浦、六合，盖窃号之贼未有不竭死力以护其本根者也。中原腹地莫要于皖，固不敢谓石大开必无入蜀之虞，而就大局论缓急，臣自宜回军援皖，以速苏民困。

《细说清朝》八四、石达开
　　韦昌辉之杀杨秀清，有人说是奉了洪秀全的密旨，也有人说是出于自动。
　　韦昌辉替太平天国除了“权奸”本是好事，但不该在杀了杨秀清以后，又杀掉与杨秀清有亲戚与部属关系的人两万以上。　　石达开在武汉前方听到杨秀清被杀，赶紧回到天京来。他企图化大事为小事，挽救太平军阵营的分裂。他回来以后，才知道韦昌辉滥杀了许多人，便责备韦昌辉。韦昌辉因此又想把石达开杀掉，弄得石达开只得出京逃避，韦昌辉一面派人追捕他，一面毫不留情，把他留在天京的家属杀光。
　　十月间，石达开带了四万精兵来到泾县，准备进攻天京，以清君侧。洪秀全便设法除了韦昌辉，以安慰石达开，召他回京。
　　此后的七个月，石达开是洪秀全的唯一辅佐。他为人公正廉洁，颇得军民拥戴。外国人有到过南京、亲眼见到他的政绩的，称他为英明的青年独裁者。(这时候，他的年纪只有三十六七岁。)
　　洪秀全对他十分猜疑、嫉妒，暗中命令洪仁发与洪仁达掣他的肘，又封仁发为安王，仁达为福王，分他的权。这两人是秀全的胞兄，不学无术而且贪污成性、贿赂公行。
　　最后，石达开感觉到留在天京不仅无法施展抱负，生命也随时可能发生问题，决计率兵出京，另创局面，但仍对秀全忠贞到底。
　　他在咸丰七年五月十一日出走，通知全城军民，愿留者留，愿随他去者去。结果，有十几万人跟随他走。
　　有一张他的五言韵文告示，被贴在安徽某地，其后成为珍贵的史料。这告示字字血泪，值得我们传诵：“真天命太平天国圣神电通军主将翼王石：为沥剖血诚，谆谕众军民，自恨无才智，天国愧荷恩。惟矢忠贞志，区区一片心，上可对皇天，下可质古人，去岁遭祸乱，狼狈赶同京，自谓此愚忠，定蒙圣君明。乃事有不然，诏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用是自奋励，出师再表真，力酬上帝徒，勉报主恩仁。精忠若金石，历久见真诚，惟期妖灭尽，予志复归林。为此行谆谕，遍告众军民，依然守本分，照旧建功名。或随本主将，亦足标元勋，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
　　这年(咸丰七年)八月，他离开安庆，经由景德镇到抚州(府治在南昌东南的临川县)。洪秀全因天京吃紧，派人到抚州向他求援；他顾念旧情，立刻转向东进，深入浙江，以缓和清军对天京的压力。
　　其后，他苦战十浙江、江西、福建三省之间，终于在闽西、赣南建立了一大片领域。
　　偏偏有曾国藩指挥萧启江等湘军将领，用稳扎稳打的碉堡政策，把他逐步围逼，使得他终于不得不在咸丰九年二月间放弃这领域，西向湖南。
　　这时候，清方在湖南的军力十分单薄。
　　到了五月间，石达开不仅攻占了很多州县(包括道州)，而且扩充兵力到三十万人以上，把清方的总兵周宽世围困在宝庆(邵阳)城内。
　　他围了宝庆两个月，受挫于湘军的两个将领。这两个湘军将领是刘长佑与李续宜。刘、李二人的兵不多，每人仅有一万名左右，但均是久经战阵的乡勇，背后又有湖南巡抚骆秉章与湖北巡抚胡林翼作全力的支援。
　　石达开生平以闪电战擅长，不长于攻坚，兵太多，反而成了累赘。况且，清方早已实行了“清野”的政策，弄得石军粮食发生问题。
　　因此，石达开就动了思乡之念，转而向南，回师广西。他围攻桂林攻了两个月，向西占领庆远(宜山)。
　　他的一部分军队，由石镇吉率领，从桂林向西南走，走到永安州，也走到武宣、贵县。然而故乡已不像金田起义之时，拜上帝会的会友一个也找不到(大多数早就跟随太平军北伐了；不曾走的已被清方搜捕净尽)。结果，石镇吉无法发展，想在广西的西部立足也不能成功，到咸丰十年三月被清军活捉于百色。
　　次月，石达开离开庆远，在广西中部迁江县一带活动，仍旧没有什么收获。他转而向北，想进贵州，却进不了贵州。
　　此后，有一年六个月的时间，石达开转战于广西、广东、湖南三省，行踪飘忽，弄得清军疲于奔命。但是石达开本人也始终建立不了一个据点。
　　在同治元年的正月二月，他进入湖北，由湖北进入四川。于是，攻石砫，攻涪州(涪陵)，攻綦江，攻叙永，大战于宜宾西南的横江场，又白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败退云南。
　　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石达开率领剩下的四万多兵，企图在越雋县境内，抢渡“大渡河”，被清军的总兵唐友耕打退。跟着，他就被清军与土司岭承恩的兵所包围。包围了将近两个月，石达开吃完粮食，吃完野草，也吃完了战马，只得带了七干左右的残部突围，逃到“老鸦漩”，又遇着清兵挡住去路。
　　两天以后，四月二十七日，他为了顾全七千残兵的性命，自动走至唐友耕处受缚。
　　唐友耕把他押解到成都。这时候，四川总督正是那当过湖南巡抚的骆秉章。骆秉章杀了他，也杀了七千残兵之中的三千，将其余的四千释放。
　　民间有种传说，说石达开不曾死。走到唐友耕处去受缚的，是石达开的一个干女婿。这传说甚不可靠。民间也流行一首诗，说是石达开的遗作：“投鞭慷慨莅中原，不为仇雠不为恩。只缘苍苍方瞶瞶，莫凭赤手拯元元。三年揽辔悲羸马，万众梯山似病猿。我志未成人亦苦，东南到处有啼痕。”其实，这首诗是清末的革命党人或维新志士所作，藉以造成反抗清廷的风气。

《细说清朝》一○一、围攻安庆
　　他说，萧启江既不能来，张运兰及其官兵也需要三个月的休息。但是胡林翼与李续宜二人愿来帮忙，四路进兵的计划可以不变。
　　第一路，曾国藩自己负责，由九江斜对岸的宿松县，经石牌镇直捣安庆。第二路，多隆阿与鲍超负责，由太湖县，经潜山攻取桐城。第三路，胡林翼负责，由湖北的英山，经霍山，攻取舒城。第四路，李续宜负责，由河南商城，经固始攻取庐州(合肥)。 这计划开始实行之时，因石达开围攻宝庆，李续宜不得不率部回湖南。其他三路，曾国藩进驻宿松，胡林翼进驻英山，一时均无若何发展。多隆阿兴鲍超打太湖县，陈玉成率领大军来救，鲍超被围困在太湖东北的小池驿，多隆阿驻军新店不肯去救，说是怕牵动大局，其实是与鲍超闹意见，希望鲍超死。
　　胡林翼一面力劝多隆阿化除意见，一面调唐训方去小池驿救鲍超。同时，分了自己的兵八千，交给金国琛与余际昌，绕到潜山的天堂镇陈玉成军之后。
　　到了咸丰十年正月二十五日，多隆阿终于出动，攻击陈玉成在罗山冲的堡垒，鲍超也从小池驿突围，对陈玉成军夹击，金国琛与余际昌从后面分道并进。结果，杀了陈玉成军两万人，连克太湖、潜山二县。
　　不久，在三月初，李续宜于解了宝庆之围以后，率部前来宿松。曾国藩叫他驻扎在青草塥，帮多隆阿攻桐城。
　　三月底，曾国荃在家乡募了一万名新兵，开到宿松。曾国藩叫他负责进攻安庆外围的集贤关。
　　左宗棠一向在长沙，作骆秉章的上宾。骆秉章保驾他，作了“兵部郎中”(国防部的司长)，他在赴京的途中，绕道来见曾国藩，曾把他留下，留了二十天，天天与他“纵淡东南大局，谋所以补救之法。”
　　在曾国藩的鼓励之下，左宗棠打消赴京上任的念头，回湘阴去招募乡勇，自成一军加以训练，带到安徽宿松曾国藩的大营来。
　　曾国藩把留左宗棠的经过报告咸丰，力称左之为人“刚明耐苦，晓畅军机”。咸丰于是在发表曾国藩为“署理两江总督”之时，也任命左宗棠“襄办曾国藩军务”，把左宗棠的官职由兵部郎中升为四品京堂。
　　李鸿章此时已在曾国藩的幕中，虽则“劲气内敛，才堪大用”，却仍在受磨炼的阶段，未到“大用”之时。
　　另一位能干人李元度，以“江勇”(湖南平江的乡勇)起家，在江西身经百战，胜败参半，被曾国藩留在身边，担任营务处的职务(类似参谋长)。江勇五营，改由饶廷选带领。
　　曾国藩于咸丰十年五月初三宣布，就任两江总督。就任以后，派李元度回平江，再募江勇三千人来。同时，他决定留下曾国茎负责攻安庆。自己率领九千人，移驻长江以南的祁门县。 祁门属于徽州府．西南沿着昌江与景德镇为邻，东边有山路通黟县、休宁、歙县(徽州首县)，南、北两面均是大山，南为怀王山山脉，北为黄山山脉。
　　祁门就形势而论，骤看是十分安全，细看却是兵家所谓“绝地”。曾国藩以为把大营驻扎在祁门，进可以东出徽州(歙县)、宁国(宣城)，攻取芜湖，威胁南京，退亦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策应安庆外围的曾国荃。他不曾料到太平军会在东面堵住他的出路，在西南面切断他的粮道。
　　太平军李世贤部果然就在(咸丰十年)八月间由东面攻来，一连攻下了宣城、歙县、休宁，堵住东面的出路；李秀成部又在十月中旬一度由北面穿山，占了黟县县城一天，转向休宁。又有一股来自南赣的“边钱会”武装队伍，于十月二十五日攻占德兴，十一月初一日攻占婺源。
　　而且，在十一月初，黄文金部由某处来攻祁门东北的东流县，章下东流、建德(至德)，溯江而上进入江西，占领彭泽、都昌、浮梁、波阳。
　　当时的浮梁县城，位于景德镇之北。浮梁既失，祁门的粮道全被切断。
　　这一次，曾国藩的救星是左宗棠。左宗棠在湖南家多招足了兵，于九月十五开抵江西乐平，曾国藩叫他于必要时移驻景德镇。他见到事态严重，就大展雄才，于德兴失守以后的第六天克复德兴，婺源失守以后的第三天克复婺源。然后，回师扼守景德镇，挡住了由东流、建德南下直抵浮梁的太平军，而且克复浮梁。 差不多同时，彭玉麟拼死守住湖口，克复都昌。杨载福用水师在太平军的后面追击，也把东流、彭泽、鄱阳一一克复。
　　极惊险的场面，仗着有左宗棠、彭玉麟、杨载福，竟然化险为夷。
　　到了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建德(至德)也被鲍超克复。鲍超是在浮梁之战以后。被曾国藩由祁门抽调出来，去景德镇增援左宗棠的。
　　曾国藩于是采取攻势，在二月十一日攻克休宁(实际负责作战的是张运兰)。三月初二，他集中了九千兵在休宁；初四，大举进攻徽州(歙县)，不利。初十，再从休宁出发，十二日大败，损失了四营以上。
　　曾国藩于集中大军在休宁之时，在次日(三月初三)便已接获景德镇失守的噩耗。他本应放弃进攻歙县的计划，抽兵南下，帮助左宗棠夺回景德镇。
　　景德镇是在二月三日丢的。守将是皖南镇总兵陈大富，兵力有四千人，原驻建德(至德)。因为太平军李世贤部于二月中旬攻占婺源，左宗棠不得不在“甲路”、“涌山”等地对李世贤作战；景德镇需人接防，才把这陈大富从建德调了来。
　　陈大富于二月二十日开到，左宗棠拔营向鄱阳进发，连胜太平军于袁家湾、太园、范家村等地。太平军却在二月三十日乘虚由柳家湾冲进了景德镇，陈大富全军覆没。左宗棠被阻在金鱼桥，三面皆敌，无法援救，只能朝着乐平县的方向走。沿途，与太平军的追兵打了几仗。
　　左宗棠在三月十一日到达乐平，吩咐当地的团练守城，自己扎营在城外。太平军在第二天赶到。统率太平军的，是侍王李世贤本人。
　　第三天，三月十三日，李世贤向左宗棠进攻：“层层布阵，宽广十余里，(营队)可数者约四十余处，旗帜林立，掩映山谷”。 左宗棠命令全军，“凭壕植立，寂静无哗”，候敌人逼近，才“排枪轰击”，于是李军一浪一浪地冲来，“屡却屡前”，左军一排一排地轰去，“再接再厉”。从正午打到深夜，从深夜打到天明。 天明以后，左军采取攻势。结果是，“李军大败，李世贤改装潜遁。”
　　事后，据被俘的李军士兵说，李世贤在拿下景德镇之时，本已准备北取祁门，中途改变计划，移军南向，对左宗棠追击。
　　曾国藩总算又逃了一关。他不敢再贪恋祁门的“安全”，于三月二十六日拨营，移驻东流，在四月韧一日到达。
　　这是一个明智的决策。东流在安庆的正南七八十里，在长江的东边。对岸是望江县。望江与芜湖之间的石牌，此时已在清军手中。曾国藩驻扎在东流，不仅可以与江上的水师相呼应，而且由于不必再置重兵在祁门，可以抽出鲍超的霆字营，作为流动性的游击队伍，支援各方。
　　原来，负责围攻安庆的曾国茎，已经被太平军英王陈玉成“反围”。曾国荃只得于所筑(围安庆的)“长濠”的后面，加筑一道“外濠”，以保护自己的营垒。
　　陈玉成的总部，设在集贤关。曾国藩派鲍超会同胡林翼部下的副将成大吉，向集贤关进逼。陈玉成在四月初十放弃集贤关，退守桐城，留下四千人在集贤关外的赤冈岭。这四千人分屯在四个营垒。鲍超与成大吉打了二十几天，把这四个营垒的四千太平军官兵完全消灭。
　　鲍超奉调去江西，帮助左宗棠对李秀成作战。李秀成之所以进人江西，也无非是为了解救安庆之围。
　　李秀成在咸丰十年(1860年)，为了解救南京之围，曾经由皖南突击杭州，再回皖南突袭江南大营，获得全胜，进占常州、苏州，几乎囊括了上海。
　　其后他为了解救安庆之围，又进行了一次大迂回。十年十月十九日，他由栈岭隘口，穿过黄山山脉，突袭黟县，吓坏了刚驻祁门不久的曾国藩。由黟县，他移师东向，到徽州(歙县)与李世贤会面。十一月十九，他到了婺源；二十八，他到玉山。由玉山，他进入浙江，连破常山，江山；然后在咸丰十一年一月间再入江西，攻玉山，广信(上饶)，庆丰，建昌(南城)，抚州(临川)。在三四两月，他占领了祟仁、樟树镇、吉水、峡江、瑞州(高安)，分兵攻奉新、靖安、义宁(修水)。
　　到了五月间，他留下重兵守樟树镇与瑞州，自己进入湖北，指向武昌，打下了兴国(阳新)、大冶，分兵进攻通山、崇阳。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人口二百万，胜兵六十万，《贼情汇纂》称“金陵建都，精兵六十万”。除孟森对此深信不疑外，建国后许多学者都表示怀疑，多数人认为太平军只有十来万，至多不超过二十万，质疑的根据就是北伐只动员了二万人。这种质疑颇有片面之处，天京变乱后，太平天国号召力已大不如前，李秀成、陈玉成、石达开等仍每战动辄数十万大军，李秀成收石达开溃兵二十万后，兵力更暴涨到一百万。难道太平天国全盛时代，还招不齐这五六十万部队吗？北伐前太平天国有六十万军队自然不用怀疑，之所以北伐只动员军队二万 ，西征只动员军队六、七万人，这是由于杨、韦的精兵思想所决定的。太平军的部队虽然编成六十万乃至百万，其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士兵都是刚从军的平民，没有受过训练。杨秀清极重视部队的训练，故每战只派出训练有素的部队，其余新兵留在天京大本营受训，这给人造成太平天国只有十几万部队的错觉。太平军一个军编制有一万三千余人，北伐西征战场上出现的太平军，一个军只有二千五百人甚至更少，罗尔纲先生据此推断太平军的部队大部分是不满员的。笔者则认为，太平天国推行圣库制度，士兵无须冒名领饷，虚设编制毫无必要，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太平军每军以二千五百老兵统带一万余新兵进行训练，战斗时只出动有经验的老兵，战斗中一军只出动二千五百人，而不是只有二千五百人。太平军被俘士兵的口供也证实笔者的推测：“打仗时，俱派湖南、湖北、南京、广东、广西人，新掳去的不使打仗，止做粗活”（口供载于《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一期，笔者未见原文，转引自张德顺先生的著作）　太平天国早期与清军的交战中，不乏以少胜多的战例，与曾国藩的湘军对阵也胜算极大，原因就在于注重精兵战略，只派精锐老兵出战，而且武器也十分精良。后期战争中，清军将帅屡屡有以少胜多，乃至数千敌数十万的战报上奏清廷，对比前期被太平天国打得丢盔弃甲的战例，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不少人因此推测这些战报多为谎报。事实上，这些战报多数也是真的：杨秀清、韦昌辉在内讧中身亡，石达开出走，主持大局的李秀成、陈玉成等人兵力极窘迫，不得不把没有训练过的士兵悉数派上战场，这才出现了太平军动以十万计，战果反不如从前万余人的局面。

从敌人的力量上来讲，清朝在首都附近的军事力量并没有理论上强大。清朝的军事体制与过去其他王朝并不相同。清代军事，相比前代最大的特点就是兵少，首先体现在国家常备军数量上。清朝军队主力绿营，全部满员也不过六十余万，加上皇族的子弟兵八旗部队，顶多有八十万，这是理论上的数据，实际上旗人很少上战场，绿营不满员的情况很严重，太平天国时代，清廷能动用的兵力在四十万上下，与唐贞观年间大致相当，但此时清朝的人口有贞观年间十倍以上。如果再与明初养兵二百万，秦朝带甲百万相比，清朝军队的规模简直小得可怜。清朝军队人少还体现在，军队调动的规模很小。清军的部署很分散，清代中叶以后的战争，每次会战动员总兵力总在数万人左右，政府调派军队一般以千人甚至百人为单位。 现代人经常讥讽晚清时西方国家以数千人、万余人横行于中国大地，客观的讲，清政府与西洋军队作战的士兵，通常也不过是万余人，二三万人而已。以鸦片战争为例，英军的规模有二万，清政府调动的军队不过六七万，按时到达前线参战的只有四五万人。在中日战争、中法战争某些战斗中，中国军队甚至还少于敌人，并不是传说中的百万大军不敌洋人数千。

　太平军自金田首义，至长沙围城，奋战年余，屡挫清军。周天爵、赛尚阿、徐广缙、张亮基等一批道光朝名臣纷纷败下阵来，只有向荣、江忠源有点办法。“清朝政府调动了几倍于太平军的军队来实行围剿追击。统帅这些军队的威风凛凛的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将军，遇到了这些不久以前除本村以外没有人知道名字的贫贱的农民，却一一地败下阵来”。许多历史学家推太平军为历史上著名的善战军队，这个结论用在李秀成时代——那支以数十万规模仍吃不掉曾国荃二万瘟病之师的太平军身上，无疑是荒唐的，但用来评价天京变乱前的太平军，却是恰如其分。

　天京变乱，清军绝处逢生。杨秀清被杀，太平天国指挥中枢瘫痪，各战场部队陷入混乱，清军乘机恢复势力。天京战场，张国梁、虎坤元等人趁太平军内讧，无暇顾及战事，趁机重建江南大营，恢复对天京的围困。湖北战场，李续宾、蒋益澧连挫天京派出的援军，俘敌万余，武汉守将韦俊孤立无援，率部撤退，胡林翼夺占武汉，湘军重夺对长江上游的控制。江西战场，湘军名将齐出：刘腾鸿统黑旗湘后营，连战连捷，克袁州、分宜、上高、新喻，围重镇瑞州；刘长佑督萧启江、江忠义连破赖裕新、石镇吉，与刘腾鸿会师罗防；王錱率老湘营精锐三千，居江西中路，机动往来，截杀太平军援军，破敌数万；湘西战场湘军，每路不过数千人，战斗力却十分强悍，指挥官刘腾鸿、刘长佑、王錱都是湘中名将，湘军在江西大举反攻，翼王先前在江西打下的基业岌岌可危。
　　天京变乱前，翼王在九江、湖口打败湘军后，连战连捷，控制江西九成以上地区，拥众数十万，只有省治南昌还在清军控制之下，曾国藩、李元度数千人苦撑待变。不料风云突变，万余湘军居然在江西重又得势，足见援赣湘军，均是大将之器。王闿运评述湘军名将，说“军兴，名将推塔齐布、刘腾鸿、李续宾、多隆阿。而郭嵩焘服罗泽南，左宗棠推王錱”，有名将之称的，不过五六人而已，塔齐布、罗泽南已故，此刻在江西的将领，竟占湘军名将之半。刘腾鸿和王錱非曾国藩嫡系，故声名不显，其实此二人将道极其出众，王錱“胆力沉鸷，用兵好出奇制胜，驭众严而有恩”，刘腾鸿“出奇制胜，骏利无敌”，在瑞州“尝以三百人败万众”，“凡曾从腾鸿战者皆服其勇，在湖南诸将中，名欲过李续宾矣。”

林启荣孤军困守九江的同时，李秀成也被清军困在桐城。
　　除了重镇安庆外，皖北大部太平军被石达开抽调参与天京内讧，清军看准机会，猛烈下手，攻克庐州、舒城、三河、庐江、无为、和州、巢县，肥水流域东西两路太平军被剿杀殆尽，只有潜山、安庆有太平军大部队，本来为安庆犄角的桐城，只有残兵三千，营垒两座留给了可怜的李秀成。
　　秦定三从广西起就参与镇压太平军，经验丰富，此时正统带八千名士兵包围李秀成。当地豪强袁得胜，因为父母在庐州被太平军刑杀，招募乡民三千协同清军作战，在破庐州的战斗中立功颇巨，清廷封赏甚厚。袁得胜善用兵，有勇力，是秦定三最大的助力，但袁得胜在庐州立功后，骄横不可一世，其乡劣绅十分忌恨，于是在秦定三面前聒噪袁得胜的丑事。李秀成得知后，派出细作四下散布谣言，以谤相助，秦定三果然逼迫袁得胜自尽，袁部精兵三千，一时散去，桐城压力减轻不少。
　　安庆方面派出数万援军助李秀成突围，六安一个由读书人组建的交流八股文心得的小团体发动起来，招募乡勇二千人，在十里铺地界阻挡住安庆援军。秦定三因此得以击破李秀成出城的大军，桐城仅存的营垒被毁，李秀成的辎重粮草也尽数被缴获，桐城形势十分不妙。李秀成为了挽回败局，再次出战秦定三，大败，将领被俘多人。
　　其时捻军在皖北势力十分强盛，部下号称百万，但军纪甚差，扰民甚重，又无大理想，李秀成初时并不愿意结交。李秀成此时穷蹙已机，唯一可以联合的盟军，只能是捻子。李秀成是个大政治家，笼络人心十分有办法，江湖声誉很好。李秀成先前曾招抚被清军追杀得上天无路，下地无门的捻首李昭寿，李昭寿和皖北捻军首领都有不错的交情，李秀成派李昭寿为特使招抚皖北捻军张洛行、龚瞎子等。“那时李招寿在我营中共事，李寿与张乐行、龚德树有交，特通文报与张乐行来投”。李秀成虽然职位低，但名望很高，洪秀全乃至石达开不能收降的人，往往对李秀成钦慕有加。捻军很快接受了太平天国的封号，正式与李秀成合作，部队并入太平军。但是为了争取捻军的支持，李秀成也做出了重大让步，允许捻军保留原有的监制和独立的指挥系统，也不强迫捻军该信拜上帝教。捻军多数土匪出身，危害地方十分严重，加上没有政治信仰，军纪差，捻军的加入彻底拖垮并败坏了李秀成系统的战斗力，忠王被俘后表示对招抚捻军懊悔不已。

　虽然李秀成事后后悔，但这时数十万捻军的加入，对穷途末路的李秀成无疑是久旱甘霖。捻军合安庆援军，几近三十万，“号称三十万，自黄泥冈至吕亭驿，三面尽垒土垣，粮道不通，局人星散”。人多力量大，清军与太平军一交手，江忠源族弟，年仅二十四岁的湘军猛将江忠信就被击毙。捻军轮番上阵，持续攻击秦定三营垒达十一昼夜之久，秦定三拼尽浑身解数，依然接连败退。李秀成正待压上全部军队，彻底解决秦定三，郑魁士率领数千清兵前来增援。捻军这样有组织无纪律的队伍（捻军后来才整顿成一只劲旅，此时尚是乌合），有弱敌可打，一拥而上，声势浩大，一旦遭敌突袭，则心惊胆寒，四下奔逃。郑魁士旗鼓大张，杀声震天，数十万捻军撤围逃走，秦定三绝处逢生。
　　郑、秦合兵，有众一万五千人，战斗力颇为不弱，其中还有原来罗泽南和江忠源带出来的老部队。李秀成用兵方略绝不低过秦定三，只苦于“强将手下尽弱兵”，二十万大军反被秦定三所制。太平军老部队和新部队配合很差，和捻军则是完全无法配合，分散在桐城、练塘的大军无法协同作战，被秦定三和郑魁士各个击破，桐城再度陷入危机。

桐城大捷，陈玉成欲趁势攻取寿州，席卷淮北。淮北守将金光筋，率领数千人死守寿州，寿州清军虽然远少于桐城，但指挥统一，粮饷充足，尤其配备了犀利的火器，战斗十分顽强。陈玉成军在桐城分兵，军力较桐城大捷时单薄了许多，一时与寿州清军相持不下。陈玉成气急败坏，日夜督部下强攻寿州，这已经不是杨秀清时代那支百战精兵了，数***夜围攻，非但没有在寿州打出任何一个缺口，反而损失惨重，陈玉成只得撤围返回。
寿州的战斗，让陈玉成认清了一个事情，就是自己的部下精锐程度不但比不上太平天国的老部队和湘军这样的虎狼之师，甚至比不过受过基本训练的清朝正规军。战事紧迫，士官缺乏，陈玉成暂时无法整顿出一支强兵，只能靠数量弥补质量的不足。自从后，陈玉成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海战术的优势，在战斗中尽量避免与敌人的精锐之师在坚城之下久耗，往往采取机动迂回的战术，诱出敌人主力在平地列阵，集中大部队一口气解决战斗。这也是陈玉成相当显著的战术特点。陈玉成驻扎桐城，四处招募饥民从军，控制附近州县，威慑九江城下湘军围城之师，并阻截湖北援皖清军。各路清军乱做一团，战区最高统帅，作秀天才都兴阿眼看着湘军将士各自为战，呼告无门，并不居中协调、增援。都大帅白天宴饮从容，到了夜里就靠近战场继续表演“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
　　胡林翼从湖北派出传令兵，狂奔至九江前线，调动多隆阿部进攻陈玉成。先前陈玉成在桐城招募的饥民中，混有不少李续宾部下细作，陈军的部署湘军一清二楚，多隆阿与鲍超因此得“知”敌先机，在桐城附近多次击败陈玉成大军。太平军受到多、鲍二人压迫，从桐城转进黄梅，不料此时，一直无所事事的都兴阿突然来了精神，率队翻山越岭，“不舍昼夜”，绕到太平军前头设下埋伏。陈军视都大帅如**，轻松击溃埋伏后继续前进，谁知都大帅的埋伏居然有四重之多，陈玉成连遭袭扰，心惊胆战，不敢冒险夜行，下令军队停止前进，在山谷中一平地扎营休息，待天明起行。都兴阿的战术成功牵制了陈玉成大军，为多隆阿的追兵赢得了两个时辰的行军时间。多隆阿的劲骑在黎明时分赶到，咬住了刚动身出发的陈玉成后队，都兴阿则统带一直隐藏在山坳里的生力军杀出，前后夹击，陈军大溃。作秀高手都兴阿打败了名将陈玉成。

反骨仔和四眼狗：新的长城
　　清末到民国年间的文人，对太平天国有诋毁的，有褒扬的，大致因其对太平运动的性质之认同不一。但有三个人：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几乎得到了众口一词的称赞。尤其是李秀成，被梁任公等人认为千古奇才，才略志气远胜曾胡左李。从清末到共和国，从梁任公到罗尔纲，对此三王的描述保持惊人的一致：才华过人、打仗一流、仁慈爱民、武功高强、相貌英俊、文彩斐然。前三项我们且不论，后三项评价则多数浮夸不实。石达开擅做诗，早已证明是南社诗诗人伪造的形象工程，梁任公史学奇才，又号称客观理性，不可能对此伪造不知，然而他依然在著作里称石达开“诗文不愧一代作者”，连笔者也上了梁先生的大当。至于李秀成、陈玉成擅作诗文，恐怕由于南社诗人伪造洪秀全、石达开诗忙不过来，连赝品都欠奉，只能随意描述“文学成就甚高”。李秀成的文学成就，有一个很标准的范本，就是《李秀成自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忠王记忆惊人，叙事条分缕析、清晰明白，而见解又十分不凡，可见其人为一绝顶聪明之奇才，但这份自述稿，错字连篇，病句杂出，按白话作文的标准尚且不能拿到及格分，如何能作绝世好诗？可见李秀成“文采斐然”之说，实在不堪一驳。
　　至于长相英俊，更是无聊之极。三王中，李秀成有画像传世，扣除美化因素，倒还算得慈眉善目，英气勃勃。而石达开，清方的记载是容貌甚丑，曾国藩的情报工作者描述诸王长相，从其描述来看，几大王爷的长相都不乐观，但也只是客观描述而已，唯对石达开下一丑字，可见其面目在诸王中排名靠后。陈玉成人称四眼狗，其眼下有两块大疤，类似四眼，列位看官可自行想象，一张俊脸上有两核桃大的黑疤还能否称帅哥？本朝史书称英王容貌极秀美，言谈极风雅，声音婉转动人，“他骑着一匹雪白的骏马，出现在万马奔腾的大军中的时候，人们望见他雄姿英发，都不禁以一种膜拜的心情称赞说：‘始知英雄自有真也’”。此段描述，大类常山赵子龙英姿，加上文学等点缀，又胜似美周郎俏罗成。读史至此，不禁哀叹，号称革新进步的新史学家们，塑造人物的手法相比说书人罗贯中、施耐庵来进步相当有限。
　　

三王之才略和功勋，实晚清第一流之雄杰，原不需文学、貌美来修饰，如此无限拔高，倒像一场闹剧。不过罗尔刚先生对陈玉成的描述，比起梁启超夸赞李秀成之词，又小巫见大巫了。梁任公笔下的李秀成，非但伯仲之间见孔明、指挥若定胜韩信，其人更是一大思想家，知国际形势，识世界潮流，不仅是绝代之帅才，更是民族之救星。李秀成思想如何先进，梁任公语焉不详，但对李秀成军略远胜湘淮诸将，却有一段论证：李秀成在天京最后的日子，城内残兵不到万人，城外湘军精锐数量胜其十倍，而李将军竟然能团结鼓舞这数千必死之人，顽抗湘军年余，故其才华，真不知胜曾左几许。这段论证，从逻辑上看绝无毛病，但仔细一想，断章取义，片段治史嫌疑极大。忠王拥兵百万，为何只靠万人临敌？史书往前翻几页就清楚，忠王是百万大军，被曾老九、李二先生打得烟消云散，不得不以万人临敌而已。
　李秀成开始只是一名普通的士兵，而且刚从村子里走出来，见识也不甚多，但随后数年间的征战，开阔了他的眼界，磨砺了他的意志，把这个朴实憨厚的农民骨子里那种英雄气概和胸襟给磨砺出来了。李秀成从一个混饭吃的无所事事小兵，成长为一个绝代的大将。到破天京时，李秀成已在春官正丞相胡以晃身边帮忙。东王杨秀清眼光卓绝，发现李秀成的不寻常之处，于是保他为右后四军帅，守天京太平门外新营，管带新兵，后来又追随燕王秦日纲、翼王石达开办事，聪明勤恳，众口称赞。
　　李秀成真正发迹，是在天京变乱之后，他和陈玉成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顶梁柱。但值得一提的是，因李秀成派系上偏向东杨，所以他并不是洪秀全努力栽培的对象。陈玉成在之前就已打过许多硬仗，与悍将罗大纲其名，统帅的部队又是石达开出走后唯一的老部队，是洪秀全努力扶植的军神，而李秀成的地位，则完全靠自己挣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