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云山、杨秀清制定的太平军军制（引自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
　　太平天国军制是冯云山仿周礼“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所设立，以五人为伍，设伍长一人，辖伍卒四人；五伍为两，设两司马一人，辖伍长五人，伍卒二十人，合计二十六人。四两为卒，设卒长一人，辖两司马四人，伍长二十人，伍卒八十人，合计一百零五人；五卒为旅，设旅帅一人，辖卒长五人，两司马二十人，伍长一百人，伍卒四百人，合计五百二十六人；五旅为师，师帅一人，全师二千六百三十一人；五师为军，设军帅一人，合计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人。又卒长、两司马都有正副，应再加六百二十五人，合计一军有一万三千七百八十一人。
　　除正职的军人外，每军尚有办理军务，军需、军械、医务、刑律、文书的典官，计有宣诏书二员，掌全军册籍；典圣库、典圣粮、典买办、典油盐各二员，约等于出纳会计；典旗帜二员，制造旗帜；典炮二员，典铅码二员，典红粉二员，典硝二员，典铁匠一员，典木匠一员，典竹匠一员，典绳索一员，专管军械；典罪囚二员，专管牢狱，典刑罚二员，专管刑杖；疏附一员，专递文书；巡查一员，专司查察；内医一员，治内科，掌医一员，治外科；此外还有拯危急、理能人，功臣各一人，都是医护兵。
据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记载，冯云山根据《周礼》司马法制定太平军目，以部勒教众，使得部队进退分合，井井有条。他又根据当前具体情况，参以古兵法训练部队安营扎寨进退战斗之法，“其营皆散处，战亦散布”。⑥ 通常历史上农民起义，队伍携老扶幼，训练不精，人数众多而战斗力低下。杨秀清是历代农民起义领袖中注重精兵战略的第一人，其练兵治戎之术，不下湘军统帅曾胡江左诸人。虽然此时拜上帝教人数不多，杨秀清仍对教众进行严格挑选，择其壮且勇者设营编练教导，妇女儿童则另设营伍，不使其战斗，务使兵精能战，绝不滥竽充数。杨秀清以铁碗治军，军法极严，金田团营号令森严，坚重如铁，誓死听从杨秀清指挥，犹如身使臂，臂运指。杨秀清所练精兵，行军时“初则寂无人声，既而少出，又继而大至”，“进退分合有步伍，且看清一步，方走进一步”，比之清廷久战老卒，毫不逊色。 ⑦金田团营除了讲求纪律外，也极重视武艺的熟练和兵种的配合，杨秀清根据教徒中原清军退伍老兵所描述的战场经验，创立长短兵器，壕沟土墙相互配合战斗的阵法，又尽力完善装备。

一以挡十，素质远胜清军绿营，较曾国藩湘军精锐毫不逊色。这与天京变乱后太平军不分良莠疯狂扩军，石达开、李秀成等十万之众不敌湘军数千恰成鲜明对比。
金田起义的迎主之战，杨秀清第一次展现其卓绝的军事才华。杨秀清先派教徒拔掉清军哨卡，然后抄山道偷袭清军主力，部署得大胆而精细，极其类似现代的特种战争。在与清军主力遭遇后，又合理的使用预备队，逐次投入生力军，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部队的战斗力。在正面迎击清军同时，杨秀清派遣偏师扫荡清军势力薄弱的地带，接出洪秀全，在清军增援大至时，以偏师对清军实施战术欺骗，大部队则干净果断地撤退，不与清军精锐硬撼。整个战术环节周密而果断，尤其派遣才智均劣但熟悉地形的蒙得恩指挥特种作战，更显其知人善任之明。
除了依托地形设防，杨秀清还派出富有权谋心计的部下，查探地形，然后驱使大量精壮男丁，对地形进行改造。太平军先挖断了防御上兵力难敷的交通入口，如紫荆山西面的山路，又使用炸药迫使河流改道，阻挡清军进犯。杨秀清和后来太平天国的老对手曾国藩一样，极其重视阵地工事的修建。他在预备作为战场的村庄，修筑大量工事，防御工事的严密令人惊叹，其“房屋之外，必筑土墙，墙外开壕；壕外又立木墙，木墙外又开重壕。外钉木桩，木桩前立交叉竹签”。①在石达开的推动下，太平军也十分重视火炮的使用，石达开先前已在家乡铸造大量铁炮，如今派上了用场。杨秀清下令在各丘陵的“山麓厚筑土墙，排列炮位”，为防止清军偷袭炮台，又在炮台对面“多插旗帜，以为疑兵”，同时在炮台前的隘口设防，“于隘口山路陡绝处，堰掘深坑，遍埋竹签”。
杨秀清这个农民出身的天才，此时已完全证明了他卓绝的治军才华。严格挑选训练部队，大量派出斥候骚扰侦察，注重防御工事修建，根据战场合理配置兵器，正面主力决战与战场欺诈结合，逐次投入预备兵力，以根据地为依托，迎敌于国门之外：这几条杨秀清式的战法，在天京变乱前，一直被太平军上下遵守，使得太平军长期保持与湘军精锐不相上下的战斗力，在兵力相当甚至少于清军的情况下，屡屡获得胜利。可惜冯云山、杨秀清死后，这些战术方针被执掌军权的石达开等人尽弃。太平军疯狂扩军，军法废弛，畏惧阵地战，专好流窜作战，又重新回到李闯、黄巢的“流贼”老路上去，以至于百万大军，尽为曾国藩数万人所破。

湘军状况
清朝经制之兵本来只有八旗、绿营两个体系，八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创立的，以部队制度为基础的，兼有政治、经济、社会等职能的军事组织。起初，努尔哈赤亲率一旗，其他七旗均以亲王为旗主分别统辖。清军入关后，政治制度由部落首领制开始向中原王朝的中央集权制转化，为了削弱其他皇族成员的势力，提高皇帝的权威，改由皇帝亲自统帅镶黄旗、正黄旗和正白旗，以此上三旗的精兵威慑其他旗主。到雍正时干脆褫夺了属于亲王的指挥权，由皇帝派出亲信将领统率其他五旗。从此，八旗兵权完全归于皇帝控制。八旗虽然完全归皇帝控制，但其士兵以满族为主，补充以清军入关前即已“从龙”的蒙、汉各族士兵，兵员极其有限，是清王朝最后的保命资本，在中原平定后轻易不出战。越不出战，就越缺乏战斗力，甚至在清朝前期，康熙年间，八旗部队已经腐败，不堪征战重任，康熙帝用以讨平吴三桂叛乱的军队主力是绿营兵。
　　绿营士兵都是汉族，在清军入关时投降的汉奸军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绿营士兵遍入兵籍，隶属兵部，世代承袭，是职业兵种。清廷为了防止绿营汉兵造反，对绿营兵采取严格控制：绿营兵的军政权统一归于兵部，以便将指挥大权集中在中央；军队节制权和局部调遣权“分寄”于各地督抚，以防“悍将跋扈”；有了突发事件，皇帝临时派钦差大臣统辖，以利于统一调度。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由兵部、督抚、钦差、提镇等相互牵制的复杂的控制系统，从而把绿营兵权高度集中在皇帝手中。绿营兵分驻各地“治民”，编制很混乱，士兵数量也没有定制，战时临时抽调拼凑成军，再胡乱封一个营官出征，战斗力比较低，而且很难组建成较大的兵团。在乾隆后期，绿营兵战斗力也和八旗部队一样，无可挽回地衰落了。清朝在讨伐白莲教起义时，不得不又另创出“团练”这一种基层武装辅助战斗。“团练”分为“团勇”与“练勇”两种形式，与农村的保甲制度紧密相连。“团勇”是业余武装，各家出壮丁，修筑城池和哨卡，守备地方，也为正规军助阵。“练勇”是专业武装，由地方绅士和下层官吏联合招募“四方精锐”编训，或二百，或三四百，于城内设一总局，由地方上有军事经验的人负责日事训练和管理，是国家的预备役武装。按照团练自保的组织原则，清官方规定，团勇（或称团丁）源于保甲：“团总责之甲长，甲长责之牌长”，牌长责每户二丁抽一，“如一户二人，责其身体壮大、心性诚实者一人为壮丁”，不得以无用之人充数，亦不得雇佣游手无赖之人顶替。

一户二人，责其身体壮大、心性诚实者一人为壮丁”，不得以无用之人充数，亦不得雇佣游手无赖之人顶替。
　　“团练”在镇压白莲教起义中起到很大作用，甚至在川陕一代成为镇压白莲教武装的主力。白莲教善于流窜，战斗力不强，遍地的团练掐住了白莲教武装的脖子，割断其与地方群众的联系，使其无法四处机动和寻求补给，在层层的阻击中消磨锐气，最后被少数的精锐清兵一举击破。太平天国起事以后，各路清军防线纷纷崩溃，周天爵更说太平军“举世大帅无可匹敌”，八旗和绿营眼看是敌不住太平军了，清廷于是又想起了镇压白莲教的团练政策来，一口气任命了四十五位团练大臣，办团练助剿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的武装和白莲教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太平军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部队，在战略和战术上很有一套，与四下流窜，各自为战的白莲教武装简直是天壤之别。最重要的是，太平军是一支有主义的军队，分散在各村落的业余武装“团练”根本不是太平军的对手。这个时候，清廷需要的，是一支和太平军一样有主义的新军。
　　要建立新军，先要的是一个有理想和主义的军官团，这个军官团在当时湖南已经基本形成。湖南经世派士人在汤鹏、陶澍、贺长龄、贺熙龄的指引下养成了很大的势力，这些有着共同信仰和共同理想的读书人，依靠同乡关系、师生关系、姻亲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从朝野到民间的人才群体，由于湖南人特有的“抱团”的性格，使得这个群体特别有凝聚力。因此，在湘军兴起之前，组成未来湘军军官团的湖南经世派书生，已经组成了一种基于共同政治倾向的组织上的联系，一个以曾国藩、罗泽南为中心的湖南经世派士人圈子。他们包括曾国藩、刘蓉、罗泽南、郭嵩焘、江忠源、王鑫、欧阳兆熊以及左宗棠等。这批人在太平天国兴起之前，就以研求经世之学、标榜匡世济民而在湖南小有名气，彼此间书信往来，形成了一种较为亲密的关系。对湖南士人来说，身为京官、有名望的曾国藩是他们发表政见、影响政治的媒介，也是他们走向仕途的引路人，比如江忠源就依靠曾国藩的引荐而朝野知名；对曾国藩来说，这一批与其同气连枝的家乡士人，既是他可以利用的智囊团，又是他在家乡赢得声名的途径。“他们彼此间都有各种功利的、现实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在社会变乱的王朝末期澄清天下、实现经邦治国的经世之志的理想，也就是有一种强烈的追求功利或建立勋业的欲望”。

所以，在湘军建立之前，这一士人群体就聚集在曾国藩周围，形成了一个虽不能影响朝政、却有着巨大发展潜力的政治势力集团。湖南士人则不断为曾国藩鼓气，希望他能“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通过他去影响朝政。曾国藩本人在这一时期，每有奏折，也往往“录往一通”寄给湖南士子，以表“国藩忝窃高位，不敢旨韦取容以重负故人之期望”之心。湘军统帅们在太平天国起事之前在政治上就有着深厚的联系，有一定的私人交情，正是这种联系和交情，成为了他们日后建立湘军的基础，这与洪秀全组建拜上帝教差不多同一时间段。
　　完全的依靠政治信仰来维系的政治团体是不牢固的，湖南人特别浓烈的乡土情怀和相对落后的社会组织在这时候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经世派读书人，除了政治上的认同外，还积极地通过拜师、联姻来拉近关系，组建一个层层密密的关系网。这种关系最主要的是师生关系，比如罗泽南的部将李续宾、李续宜、王鑫、蒋益澧、刘腾鸿等人，都是他的学生。再如江忠源之于曾国藩，本来江忠源对曾国藩的理学说教并不满意，江忠源在行伍打仗上也比曾国藩更有经验，但为了政治的需要，也认为师生。其他如曾国藩认李鸿章、彭玉麟、李元度和鲍超为门生，胡林翼拜罗泽南为老师，都同属此类。还有一种比较重要的联谊形势是姻亲，左宗棠和胡林翼是姻亲，胡林翼与罗泽南是亲家，罗又与曾国藩是亲家，而曾又与郭嵩焘、李续宜、李元度都是亲家。这样，湘省经世派就形成了以同乡、同学、师生、亲友为联系纽带的群体。从政治上来说，彼此目的一致；从个人关系来说，大家利益攸关。这种联系，等于一个可以与拜上帝教组织相抗衡的政治团体成熟。
有了程朱理学作为主义，经世派学问为方略，再有了一个庞大的人才团体，新军的成立已是呼之欲出。但清廷此时并没有成立新军的想法，清廷似乎也不愿意让汉人掌握一支像湘军那样不受控制的武装，重要的是，湖南的经世派此时并没有一个在朝中握有军政实权的人物，即使要成立新军，似乎也轮不到“郡县以来，未尝先天下”的湖南人来办。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办新军，又采取什么形式呢？
　　这层铁幕，自然由江忠源来打破，江忠源的办法是，朝廷不让办新军，那就把“练勇”组成大规模的“勇营”，营官自筹粮饷，朝廷只提供象征性的财政支持，营官按自己的意图训练“勇营”打仗。

江忠源镇压李沅发起义时，以亲族子弟为主，创办了一支三百余人的“楚勇”，“楚勇”经费大部分由江忠源自筹，朝廷给予少量援助，基本上等于江忠源的私兵。江忠源以其天才，先在永安等地连创太平军，后更在蓑衣渡对太平军造成毁灭性打击，“楚勇”从此天下闻名，朝野上下都从此看好湖南地方武装，这无疑给了湖南经世派创办新式武装一个很好的基础。
　　江忠源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清楚地看到太平军的长处和清朝军制的弊端，关于这些问题的思索，大多体现在其《条陈练兵疏》的著作中，基本上湘军的整个建军思路，都在江忠源的这份奏折中成型，曾国藩后来不过是照抄和填补细枝末节。江忠源的思想，简单来说就是“以勇代兵”。他认为绿营的弊端，在于各不相救和赏罚不明，只有裁汰这些完全无用的冗兵，以练勇代替，才有胜利的希望。
　　江忠源希望能练勇三千，再选调绿营精兵六千，与楚勇凑足一万人，以备讨伐太平军之用。江忠源一直没有这个练兵的机会，他一直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前线疲于奔命，手下兵将甚少，处于处处挨打的局面，没有时间和地盘按自己的思想练兵，所有这些想法，无异一纸空文。一直到清廷给予曾国藩团练大臣的任命，湘军的组建才有了可能。
　　据《湘军志》说，“楚军起于江忠源，其时以三百人从乌兰泰，不能成营制。后忠源官尊师众，第从先廓之，而法制不改。曾国藩既请练军长沙，奋然以召募易行伍，尽废官兵，使儒生领农民，各自成营”。 江忠源的“楚勇”虽然已经具备湘军质直坚朴的风气，但仍然是一只“尚剽锐，营制疏略”，战斗力不稳定的半职业兵，战斗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将领的个人魅力。曾国藩要建立的湘军，是一只旧时代的职业兵种，要有严密的营规，使得部队的战斗力稳定。因为罗泽南和弟子李续宾等在湘乡练勇，名声很大，曾国藩调罗泽南、王錱等人的部队千人到长沙，作为湘军的基干，开始扩军，最终练成湘军万人。

营兵的缺点，江忠源认为是各不相救，曾国藩又加上了“胜则深妒”。湘军改弦更张，自然要建立一支“诸将一心，万众一气”“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的军队”。要让部队同气连枝，自然要保证将领同气连枝，而且是不怕死的硬汉。因此湘军将领，多选湖南本地书生，这些书生读圣贤书，修程朱学，自然要比粗鄙的绿营汉子讲道义，认死理一些，再加上同乡、师生的关系。湘军将领与绿营将领相比，各不相救、互相争功的状况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
为了打造湘军的精神，曾国藩把忠义血性放在选将标准的首位。所谓忠义血性，就是要求将领们卫道、保教，誓死捍卫清王朝。曾国藩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曾国藩以这个标准，选拔了不少读书人。据统计，湘军中，姓名可考的将领一百七十九人，书生出身的占一百零四人，分统领四十三人，书生出身二十八人，统领十三人，书生出身八人，统帅三人,胡林翼、左宗棠、江忠源，全是书生。在湘军将领里，层次越高，书生占的比重越大，前人论湘军为书生文童率领的农夫，不无道理。有书生领兵，虽不能保证人人是兵家，但书生“我不知战，但知无走，平生久要，临难不苟”，战斗力自然久上去了。
　　除了将领的选拔，湘军对士兵的选拔也很有特点，江忠源认为士兵的选拔，“胆气为上，坚朴次之，技艺又次之”，曾国藩对此更有些发挥，挑选士卒的标准是“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一句话，湘军要用的，是穷乡僻野、朴实土气的农夫，主要是因为朴实土气的农夫身体健壮，适于作战；为人老实，便于整肃成军；愚昧少心窍，便于洗脑愚兵。
　　

为了加强军队的指挥，曾国藩也采取了相当有力的措施。在中国古代，帝王为了削弱将领对军队的控制，往往采用使兵将各不相识的办法。要强化军队的战斗力，自然要反其道而行之，强化将领对士兵的统御力，使“兵随将有”，兵将之间不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而有一层利害相关，同气连枝的“合伙人”关系，使得士兵死心塌地为将领卖命。湘军从建立之日起，摆明了就是要建立由将领完全控制的“私兵”，自然曾国藩要在兵将关系上下死力气。曾国藩给湘军定下的规则是，兵由将募，兵随将有。首先是将领统帅的士兵，必须亲自招募。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层层控制。总之，湘军每一级官员的下级，都由他自己在熟悉的人中挑选，上级和下级在从军前本已是姻亲、师生、邻里关系，关系密切而融洽，彼此个性也熟悉，上级挑选下级当兵吃粮，又成为下级的“恩主”，使下级对上级有感恩之情。这样一来，湘军就完全成为一个封闭性，宗法性的军事集团，团结力空前。曾国藩还规定，作战中，如果因士兵作战不利而营官毙命，则一营士兵全部裁汰，不再有当兵吃粮，升官发财的机会，这样士兵更加拼命地为官长出死力。学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关于国防开支一章论说，在近代的国家常备军产生之前，所有的武装力量都可以视作民兵，而以游牧民族的民兵最为善。原因在于：冷兵器时代，大兵团作战中，士兵对将领的服从性、对命令执行的坚决程度，远远比武艺的熟练更能影响部队的战斗力，而游牧民族的将领和士兵，在生活里是酋长和牧民的关系，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相处，牧民已经习惯了服从于他的酋长，战争时服从酋长担任的将领的军令就十分自然。而农耕民族的士兵，每年和他的将领呆在一起的时间相对较少，在服从他的命令上就显得困难。这是相当精辟的见解，曾国藩的做法，实际上与游牧兵团相同，他的士兵，在平日的生活里，正好是将领的佃户、亲属、学生，对服从将领已经习惯。湘军以乡土感情和封建地域观念所固有的排外心理来维持军队的团结，增强军队的向心力、凝聚力，“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人怀忠愤，如报私仇，前磨百折，有进无休”。（《江忠烈公神道碑铭》）
　　

完全靠宗法关系和乡亲的情谊来维系战斗力未免有点不可靠，为此曾国藩还有一手准备，就是取具保结。湘军的士兵都由营官在本地招募，必须是身家可靠的农民，由地方官员为其作保后才可以从军，湘军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册名结、附册以便清查。这实际上是把民间的“保甲法”移用到募兵制度上，它象一根无形的绳索，紧紧捆住兵勇们的手脚，使他们不敢犯上作乱或临阵脱逃。从军农民受到部队和地方的双重控制，一旦当了逃兵，就会按保结通知地方由知县缉拿归案，甚至罪及乡族，因此湘军士兵为了宗室和妻子，不得不努力在战场上搏杀，不敢再生私逃之心。骆秉章说：“湖南勇丁所以稍稍可用者，原于未募之时初，先择管带，令其各就原籍选募，取具保结而后成军。成军以后，严加训练，层层节制。该勇丁均系土著生长之人，有家室妻子之恋，故在营则什长、百长、营官、将领得而治之；散遣归籍，则知县、团总、户长得而察之，遇有私逃，则营官、将领禀知本省，得按籍捕之”。这样一来，湘军就“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成了枝繁叶茂的大树，这棵大树的根，最后就深扎在曾国藩这里。湘军在兵将上的特点，简要地总结，就是士兵要傻，最好全是炮灰，将领要聪明有谋略，但又要有一点呆气，所以用书生管带农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为了激烈士卒作战，曾国藩改用就地筹饷的办法，大幅度提高士兵的收入。湘军筹措钱财的办法有很多：捐输、饷盐、厘金、丁漕等等，以刘蓉、郭嵩焘为代表的湘军智囊团都是理财甚至说搜刮能手，想出不少弄银子的办法，使得湘军士兵的饷银远远超过绿营。湘军陆师正勇月饷为银四两二钱，而绿营步兵为一两五钱；马勇月饷银七两二钱，绿营骑兵月饷才二两。湘军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正规军兵士月饷的3倍。湘军水师的饷银又优于陆师。除此外，湘军兵士负伤有抚恤，攻城掠地有赏银。如此丰厚的饷银，自然湘省子弟个个乐于从军，父死子替，兄亡弟来，络绎不绝。王定安在《湘军记》中记载：“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急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别离可怜之色”。当兵、卖命、发财成了湖南农民的一大副业。湘省的书生比农民从军的积极性更高，因为湘军将领，“将五百人则岁入三千，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
　　　

湘军成立营务处，以储备和培养人才。为了培育人才，他把有军事才能的人罗致他的幕府，把长于治军的人安置到营务处锻炼。营务处的主要任务有二：施号令，执军法。在营务处可以直接从战争中学习军务，为将来出任将领作准备。曾国藩说：“营务处之道，一在树人，一在立法。……树人之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一曰陶熔造就。”（曾文正公全集·日记》咸丰九年九月初九日）曾国藩通过营务处培养了一大批得力将领。
　　湘军对将领的管理也很严格，军队里提倡勤恕廉明、简默朴实、坚忍耐劳。曾国藩认为，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军勤则胜，惰则败。他要求将领们在点名、查哨、修城、扎营、察地形等军事方面，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恕”，指以仁治军，将领们要带兵如同父兄带子弟一般，如此则士兵咸感知遇之恩；“廉”，是要求将领们廉洁奉公；“明”是指为将者必须知人晓事，是非分明。曾国藩要求高级将领做到“高明”，即具有全局观念、远见卓识；要求一般将领做“精明”，即对士兵、部下在作战中的表现，平时的贤愚优劣，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简默朴实，指压抑军中军中投机取巧、钻营逢迎之风。主张“军营宜多补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醇正”。曾国藩说：“大抵人才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者。”（《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六。）坚忍耐劳，行军作战是最艰苦备尝的事情，湘军以“耐冷、耐苦、耐劳、耐闲”为警句，提倡“习苦为办事之本”。　湘军的体制，相对绿营也有了很大的改进。清朝为了防止汉军造反。绿营兵都是“化整为零”，用以分驻各地“治民”，编制很混乱，士兵数量也没有定制，战时临时抽调拼凑成军，再胡乱封一个营官出征。曾国藩按照戚继光的营官来组建湘军，做到编制固定，人员固定，战时成编制作战，平时成编制训练修整。湘军编制固定后，即使新招募的农夫，也能在一夜间组成建制完成的部队，所谓“湘军众盛，人人知兵。新募军，规制一日立就，领军者不必颁条教”。

湘军按照戚继光的经验，以“营”为基本定编单位，营下设“哨”，哨下设“队”，每营初设三百六十人，后设五百人。“营”的兵员固定不变，兵员增加，“营”的数目也增加。一般来讲，十人为队，八队为哨，加上队长、斯养，每队实际有十二人。在每哨八队中，第一、五队配备抬枪，第二、四、六、八队配置刀矛，第三、七队配置小枪。抬枪相对较重，所以抬枪队又增加二人。所以八队一哨又一百零六人，加上哨长有一百零七人。四哨合为一营，营官又另有亲兵六队，每队也是十二人。亲兵六队，第一、三队主炮，第二、四、六队还是刀矛，第五队为小枪队，七十二人，不置哨长。
　　在湘军编制中，增加长夫之制和帐棚之制。按清朝的兵制，绿营兵除主司分地镇守之职外，还担负河工、漕运、守陵等各种差役。这样，军队的任务很庞杂，军中又没有专门的后勤部队来承担军中杂务，因而平时无法集中精力训练，战时则到处拉差抓夫，扰害民间。
曾国藩为了缩小对立面，加强湘军的镇压职能，在成军之初，就别出心裁地增加了长夫之制和帐棚之制。增加“长夫之制”有两个好处，一是每营配长夫一百八十名，足以承担搬运军需物资的任务；二是湘军行军作战时不必如绿营兵那样抓差拉夫，扰害民间。这样，减少了正兵的杂役，平时可集中精力训练，战时一心一意投入作战而无后顾之忧，所谓“募一兵得一兵之用”。曾国藩建立“长夫之制”，是加强军队后勤的一项重要措施，对近代军队建置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长夫之制”实际上是近代军队中“辎重兵”的雏形。“帐棚之制”规定，湘军每营共用夹帐十八架，单帐八十架。“帐棚之制”建立后，湘军行军作战、驻扎时，士兵可以自支帐棚，自择营地，自设营房，而不用占住民房。自设营房，既便于士兵的训练和管理，一旦有警，又便于迅速集结和调动部队。
　　当然，就广义的湘军而言，营制并不完全相同。江忠源所部在江忠源战殁庐州后，按照曾国藩的办法进行了休整，也并入了湘军，但江忠源兄弟忠义、忠濬，以及刘长佑、刘坤一叔侄率领的以新宁人为主的楚勇仍然有很浓烈的江忠源色彩，制度不完全合于曾国藩。胡林翼所部与曾国藩也很有不同，胡林翼所部每营少则五百人，多则七百人，营官亲兵二三百人尚不在其中。仅在曾国藩在长沙创办的湘军内部，王錱的营制也与曾国藩不同，后来左宗棠接收王錱旧部，所用的营制，也多采纳王錱的办法。但湘军诸多营制，仍以曾国藩所制定的最为便捷和高效。
　　

曾国藩除了给湘军制定一个较好的营规外，还强化了练兵的系统。曾国藩认为有兵不练与无兵同，兵不练精与不练同，强调军队不仅要训练，而且要练精，兵不练精不出战，以至于曾国藩的座师吴文镕、挚友江忠源战死，湘军也没能及时出省救援。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曾氏始终坚持兵贵精不在多的观点，认为带兵重数量，轻训练只会徒耗粮饷，增加混乱。湘军规定每天要按课程操练，不得间断。曾国藩手订营规、家规，饬令官兵严格执行。曾氏认为，军队的工作就二项，战时作战，平时训练。决不能让士兵们整日无所事事，否则，士兵们就要惹是生非。除了军事技能的训练，湘军十分注重对士兵的精神教育。曾国藩把军营纪律与封建道德揉合在一起，强制灌输，教化士兵。他在阐述“训练”时说：“训有二，训打仗之法，训作人之道。训打仗则专尚严明，须令临阵之际，兵勇畏主将之法令，甚于畏贼之炮子。训作人则全要肫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于感动。练有二，练队伍，练技艺。练技艺则欲一人足御数人，练队伍则欲数百人如一人”。所谓“训作人之道”，就是向兵士灌输忠君卫道等封建宗法伦理道德，使兵士们心甘情愿地冲锋陷阵。湘军每逢三、八操演，曾氏必亲到校场演讲，每次都一时数刻之久。曾氏苦口婆心说教的目的，就是要使士兵“有礼、有法、有号令”。曾国藩针把军纪、营规等等编成通俗易懂易记的“顺口溜”式的歌曲，教士兵们唱，使之深入人心。前后记有《陆军得胜歌》、《水师得胜歌》、《爱民歌》、《解散歌》等。
　　湘军的另一大特色就是水师，水师的强大是湘军战胜太平军的关键。太平军制水师，“所恃者船多，载贼登陆，以人众惊我，既陷一处，悉载粮米下行……专以人众船多胜我”。曾国藩也叹息说：：“今寇往来阳逻，湖南、北所费殆二十万，彼纵横江湖，非舟檝无与争利害。且成师以出，当为东征不归之计，九江以上，千里如洗，奈何以仓卒召募之众，执蛊脆之器，徒步三千里，以当虎狼百万之强寇乎？”江忠源在追击太平军的过程中亲见在河网密布的江南地区，拥有一只强大的水师的重要性，一直提议湘军创立水师，郭嵩焘也十分赞成。在江、郭二人推动下，曾国藩截留解往江南大营的饷银四万两，在衡阳造船设水师。曾国藩调岳州守备成名标、广东同知褚汝航、书生彭玉麟、杨载福等到衡阳参与水师的创设。

　当时诸将并没有水战经验，于是湘军水师将领先仔细分析对手太平军的水师作战的战例，其中不少见解颇为精当。太平军水营不讲船制：“不分炮船、战船、坐船、辎重船，所有船只皆载贼军，皆载粮糗，皆载器械炮火，凡有船皆战船，凡接仗皆出队。”船上武器装备主要是些自铸的二百斤左右重的前膛生炮、铜炮，加上一些缴获清方的旧铁炮，以及旧式抬枪，鸟枪和刀矛供士兵使用。火器很不好，船也不够坚固。曾国藩在书信中讥笑说：“得我之战船洋炮，并不作水战之用，以洋炮搬于岸上扎营，而战船或凿沉江心，或自焚以逃，亦或收战船之用。”太平军水营的弊端很明显，湘军水师自然要针对这些弊端下手，建立一只小巧而强悍的水师。
　　太平军水营编制混乱，不讲船制，湘军在这里就高明的多：首先立下了编练水师“必须选百练之卒，备精坚之械，舟师则船炮并富”的方针。曾国藩在湖南衡州等地精选良材，打造战船，先是仿造古式战船，“湘中不知战船形制，依古法作筏载炮，将以截流，又欲为艨艟大，皆不能旋运。曾国藩令放竞渡舟，设短桡、长桨，如蛇之足”；后来又根据广东水师军官的经验，仿造广式战船，作快蟹、长龙、舢板等船样，又力奏清廷从广东进口威力大、射程较远的“洋庄”熟铁炮八百尊等装备战船，后陆续增置，到一八五七年，新式战船已达五百余艘，“洋庄”已达二千余尊。湘军水师不但船坚炮利，而且在编制上，规定每营不同性能的船只相互配套，水手、炮手、桨工、橹工等分工有序，任务明确。船制规定：每营配快蟹船一只，长龙船十只，舢板船十只，官勇四百二十五人，各种船只所配火器及配置人员都有明确分工。
　　曾国藩练湘军，本来只为援助江忠源，担任江氏的后勤。“岷樵勋望日隆，全握兵炳，是意中事，鄙意欲练勇万人，概交岷老统带”，谁知江忠源成名以去，曾国藩不得不跳到了前台。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在衡阳誓师讨伐太平军，湘军陆军五千余人，营官有塔齐布、周凤山、储玫躬、林源恩、邹世琦、邹寿璋、杨名声、曾国葆；水师六千，营官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水师统领褚汝航，陆军先锋塔齐布，全军万人，除罗泽南、李续宾留守外，尽数出动。

　曾国藩誓师之日，发布其撰写的《讨粤匪檄》，这是一篇相当精彩的檄文，其高明之处分析如下：
　　避开民族矛盾不谈，专讲文化冲突。太平军动员民众的优势在于“民族革命”，发动群众反满，曾国藩避而不谈，抓住太平军反孔教、反传统不放。这样，民族的矛盾被掩盖，反而成了文化的卫道之战，不但对读书人起了很大的号召作用，对大多数的群众也很有号召力。“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举中国数千年利益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
　　挑动地域矛盾。文明发展至今日，地域纷争仍喋喋不休，在曾国藩的时代，老百姓比现在封建、狭隘得多，挑动地域矛盾，让居民仇杀是非常有用的。太平军起自广西，军中高层都是广西人，太平天国中广西人的待遇自然高于其他各省人，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因太平军的根基本来就在广西，曾国藩又何尝不是只重湘省之人？但曾国藩死死抓住太平军这点不放，“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若与太平天国的《奉天讨胡檄》比较，太平天国的檄文更有全局感，有大气魄，曾国藩的檄文则显得像“地域贴”，但从煽动性来讲，无疑以曾氏为高。
　　有《讨粤匪檄》为鼓动，加之湘军一贯重视的思想政治教育，湘军士气大躁，全军气势汹汹地逼近太平军。其时胡林翼奉命援湖北，因吴文熔败死，无所统属，曾国藩奏调其留省参战，自此胡林翼也并入湘军。两支改定乾坤的军事力量，就要在湖南境内接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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