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张爱玲，虽有点仓促决定，其实符合本人性格。
一向喜欢读小说，这是维持了一生的阅读爱好。其他，只是偶尔涉及。
喜欢探究女性的心理，这是爱女人的男人的特征，张爱玲的小说里，特别透现出女性的内心世界来。我感觉，张爱玲是感性和知性相结合的女性。唯有知性，往往过于冷漠，唯有感性，则又会显得有点愚，知性感性具备，是极为难得的性格。在红楼中，曹雪芹把知性给了宝钗，把感性给了黛玉，两者合在一起，才能“兼美”，而兼美早死了啊。
张爱玲最后一本书是《红楼梦魇》，我也是红楼迷，我相信，真正喜欢红楼的人，都是真性真情之人，不虚伪，不妥协，总有人说什么红楼是劝人看空的小说，这是典型的胡说八道，真正看空的人，不写小说。只有看透看穿又不肯看空的人，才会执着于小说，并用小说来创造出自己美丽的生活空间来。
张爱玲晚年不再写小说，或许觉得，她渴望的美丽人生，就在红楼中了吧？

家里没有张爱玲的书，下一步，肯定要买她的全集，仔细地阅读。
在网上搜索在线阅读，读了几行，就退出来，错别字太多了，完全破坏了美感。语言的洁净，现在是我阅读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张爱玲的语言，是我喜欢的。
暂时就在网上读张爱玲的传记。
余斌的《张爱玲传》，文笔优雅老到，很喜欢。
张爱玲一生爱上的两个男人，一个大她十七岁，一个大她三十岁，那么，父亲之爱的缺失，或许才是张爱玲一生的痛点。张爱玲从家出走以后，再也没有回去，和父亲完全断绝了来往。但是，她的爱情婚姻，似乎依然在寻找一个爱她的父亲？那么，从内心深处来说，也许张爱玲一生最爱的，还是那个冷漠的父亲？或者因为得不到，而变得更加渴望，以至于影响了一生的爱情婚姻？
可恨的父亲啊。

在余斌的传记中，说张爱玲“对父亲从未有太大的希望，所以也无太大的失望”，这个说法，或许有点表面，却乏对人的深层次心理的理解。
一个幼儿，一定对父母怀有极深厚的依赖。张爱玲四岁时母亲离去，一去多年，在这以后，身边只有父亲，虽然是一个不慈爱的父亲，但幼年的张爱玲应该还是爱着这个父亲，并希望得到他的爱。虽然对遥远的母亲怀着更加浪漫的爱，但那种浪漫，并不那么切实——不切实的爱，往往不是最深切的爱。
张爱玲一生很少谈论父亲，大概源于最深切的失望吧——说张爱玲对父亲没有什么失望，恐怕是表象。张爱玲没有从她父亲那里得到渴望的爱，应该成为了她一生中最大的心理阴影吧，而自身的心理阴影，总是被自身忽略的。
母亲的爱，张爱玲是或多或少得到了的，虽然也让张爱玲失望，但张爱玲晚年感觉歉对母亲，希望母亲在另一个世界里给她留门，张爱玲确实很重情，但她不是那种烂好人那般重情，而是你爱我一分，我报你十分的那种爱吧——这样的人，往往是完美主义者。

张爱玲的性格，最被认可的，大概是“孤僻”两字。
孤独的人，在自己的文字中，流露出强烈孤独感的人，大概是特别渴望着被人理解的。如果不在乎别人能不能理解自己，这样的人，往往没有孤独感。真正孤独的人，都特别希望哪怕有一个人能够理解自己。这样的一个人，就会成为难得的知音，就会成为一生的期待或者，张爱玲的两任丈夫，显然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被张爱玲认可接受托付终身。
胡兰成很花心，据说他写的《今生今世》里，描写了八个女人，他把文字平均分给八个女人，丝毫没有厚此薄彼之意，似乎是一个很重情感的男人但作。为作喜爱张爱玲的读者，想到张爱玲，只成为一个花心男人生中的八分之一，不禁为她感到悲哀。
那么，张爱玲事先完成不了解胡兰成的花心吗？或许不是。
作为孤独的女人，看到有人能够真正理解她，已经让她内心充满狂喜。另外，女人都有自以为与众不同的情结，哪怕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女人，她也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暗暗相信自己是特别的唯一的，在这个阶段的女人，就最容易被骗，因为，当对方确认了她的与众不同，她就会相信自己会成为对方人生中的唯一。尤其是对花心男人，女人想到自己让这个花心男人，从此不再花心，从此只爱我一个，这种成就感，让女人特别狂喜吧。相反，一个厚道的，从来没有过女人的男人，反而不能吸引女人了。

张爱玲成名之初，据说最有力的一篇评论，出自傅雷之手，他化名迅雨，洋洋洒洒写了上万字的评论——《论张爱玲的小说》，除了赞赏张爱玲的才华以后，对张爱玲的多数小说做了否定性评价，主要理由是“选材不严，开掘不深，主题不够鲜明，文风华而不实，有唯美主义倾向”。总之一句话，张爱玲的小说，用当时文坛霸主”左翼文学派“的观点来看，那是大有问题的，属于为艺术而艺术的一类。 傅雷希望张爱玲不要荒废了自己的才华，能够创造出符合经典理念的伟大作品来，也就能够扣住时代脉搏，弘扬某种理念的伟大作品来。
傅雷是大家，当时已经很有地位，张爱玲当时并没有回复，过了几个月，才曲线回答，表示自己无意也无能写出如许的伟大作品来，自己不过是想呈现出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写成有个性的人物来而已。
显然，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文学被政治绑架的时代，张爱玲的回答，要比傅雷的评论需要更多的勇气。

有一点可以认可，傅雷推崇的作品，确实是伟大文学作品的共性。但是，一旦上升到理论，即用伟大作品的共性，从上到下地去局限作者的写作，那恐怕就是一种谬误了。伟大作品的诞生，往往是由下而上的，即从生活中来，并契合了时代。而反过来，先从理念出发，要去写出符合伟大理念的作品，那就好比奉旨作文，鲜有好东西了。
更可怕的是，这种谬误发展到极致，就是罪恶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这把尺子，发展成为一根绳索，它绞杀一切不符合它的理念的作品，甚至绞杀不肯低头合作的作者。
弘扬个性化写作的人，她们的内心崇尚自由和个性，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写作，他们绝不会去干涉别人的写作，他们就成为文学繁荣最重要的因子。
还有一点区别很重要。凡是强调高大理念的人，其实内心深处，都是崇尚权力的人，在他们的心目中，文学似乎就应该服务于政治，那么，文人自然也应该从属于政客，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都屈服于权贵之下。你只要看一看中国三四十年代，那些所谓的左翼作家，几乎没有一个，不俯伏在权贵脚下，就可以明白。当然，这些人，或许本身也不是什么文学家，他们用文学来谋取晋身而已，一旦晋身为权贵，自然更不允许你自由创作了。因此，喜欢崇尚高调文学理论的人，往往并不真正热爱文学。

而张爱玲们则不同，她们喜爱文学，好比喜爱自己的生命，她们可以停止创作，但不会用文学作为交易品，去谋取权贵的赏赐。在张爱玲心目中，我自己，以及我的作品，要比权贵的青睐重要一万倍，我怎么会为了符合你们的理念放弃或者背叛我的文学呢？中国几千年来，虽然一直在褒扬所谓的文人风骨，实际上，因为把文学看作是从属于某种理念的附属品，包括古代的所谓”诗言志“之类，都一样，文人就都不自觉的成为权贵的附属品。真正能够认识到并且敢于把自己的地位放置在权贵之上的作家，少之又少。骂皇帝为“臭男人”的曹雪芹肯定是一个。今天的海子是一个，张爱玲至少算的上半个。
相比之下，傅雷在他那一辈的左倾作家和评论家里，文格和人品，算得上是最好的一个，但遭受左翼思潮的流毒，一点也不比其他人少，他对张爱玲的谆谆教诲，既体现其高洁的人品，也是他遭受流毒的表现。

从两个人的结局来看，也体现这种文学观念带来的必然结局。
傅雷49年后留在国内，承受着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因为早就遭受到文学应该从属于政治的毒害，他对国内日益严苛的对文人自由的剥夺，采取了委屈求全的态度，自以为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直到66年，再也无法保持最低尊严地苟活下去，不得不和夫人双双吊死——为自己错误的文学观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而张爱玲则不同，她虽然不关心政治。可是当她在49年后，在参加当时的会议中，看到清一色的灰色中山装，她就意识到，这就不是一个服装问题，统一服装的目的，是为了统一思想。思想被统一，自己就失去了活下去的价值，更谈不上文学了。为了保持个人的独立性，保持文学的独立性，张爱玲选择了离开。
相比较而言，傅雷们的智慧，远不及张爱玲了。我想，人的智慧，不仅仅和智商相关，更和人品相关。一般说来，越具有独立精神的人，总是体现出更加多的智慧来，这种智慧，或许无助于获取现实的好处，但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恶，则能够助人做出更加正确的选择，让人活得更加有尊严，更像一个自己，而不是一个小丑，一个傀儡。

书到了，很漂亮的十本书，十月文艺出版社，应该不是盗版，否则，这个盗贼也太傻了，肯定亏钱啊。

张爱玲最后十年，把时间都花在了红楼梦的考据上。红楼梦成为张爱玲的精神支柱。就像她在自序里所说，“偶遇拂逆，事无大小，只要”详“一会《红楼梦》就好了。红楼梦竟然能够带来如此功效，可见张爱玲对红楼的喜爱，已经不是一般红迷，而是入魔一般的红迷——就凭这份痴爱，喜欢红楼们的我，就该好好读读她的作品。
我一般是不喜欢考据类红楼分析的，但同样是考据，应该也分两类，一类是着重于版本的不同，好比张爱玲在序言里提到《贾宝玉初试云雨情》中，袭人的表现，程本有很大的篡改，从而比较原作的意思。这样基于版本的不同，尽可能厘清曹雪芹的原意，当然是极好的考据。我最讨厌的考据，就是类似于从可卿的葬礼之隆重，去推测可卿实际是公主之类，这种考据就是狗屁，或者说，所有把红楼人物和现实中的权贵对应起来，基本都是狗屁。不知道张爱玲的书里，这种东西有没有——希望张爱玲不会让我失望。
张爱玲在序言里，批驳有人认为红楼梦是多人集体创作，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集体创作只写得出中共的剧本“。一本呕心沥血到如此的作品，竟然有人以为会是多人合作的作品，要有多无知或者多无耻才能如此说话啊。

读完了《第一炉香》。
以战时的香港为背景。高中生葛薇龙——给女孩子起名中带个”龙“字，或许也折射出张爱玲内心某种特别的心理？——随父母躲避内地的战争从上海来香港躲难，眼下，香港也成为战乱之地，在此地避难没有意义，徒增各种开销而已。于是，葛薇龙父亲决定回上海了。
葛薇龙不愿意中断在香港的学业，可知道请求父亲供她单独留下不可能，除非她能自己解决读书的资金。
葛薇龙有个姑姑，早年铁心要给一个有钱的老头做小，葛薇龙的父亲因此臭骂这个妹妹，并从此断绝来往。现在，这个姑姑已经守寡，住在香港山上的别墅里，过着富裕的生活。葛薇龙决定上门求助，姑姑梁太太出于某种私心，答应资助她，让她吃住在家，每天派司机送她上学放学。
葛薇龙回家对母亲实话实说，母女又骗父亲，说学业出色，学校同意免除学费，还提供住宿，老爸可以免去这笔负担，自然也很高兴。
于是，葛薇龙开始了在香港的独立生活，上演了一幕说不清是喜剧还是悲剧的故事。

姑姑梁太太，丈夫在世的时候，就有相好，但还能哄得老头子特别喜欢她，这个女人肯定很会讨男人欢心，大概床上功夫不错——只是今人的猜测，那时候的作家，一般都不写这个，最多带点暗示，需要你自己去推测。
梁太太在老头去世以后，开始享受生活，她喜欢勾引年轻小伙。在家里举办party，招徕年轻军官或世家子弟，为了吸引他们，她训练年轻的女佣，让她们吸引青年。她则如等待机会的母老虎一般，在旁伺机而动。感觉到小伙和女佣进展到关键时刻，她就出来横插一脚，把小伙子纳入她的怀抱。
小说中没有具体描写这个情节，只是如此交代。但我对这个一笔带过的交代感觉很有兴趣，因此有所揣测。
梁太太年过四十，但保养很好，风韵犹存。俗话说，“女想男，隔层纱。”年轻小伙子，都处在性欲勃发状态，或多或少都患有性饥饿症，时时刻刻都在寻找可以下手的对象，而女佣，一般是最好的猎物。这个梁太太用女佣作为鱼饵，算得上很机智聪慧呢。
那么，她是如何把小伙子纳入自己裙下的呢？想来也不太难。只要告诉小伙，你勾引女佣，弄不好会惹一身麻烦，再暗示一下，我其实很愿意陪你玩玩。正在性致勃发状态的小伙子，应该很容易被她勾上床去吧。

张爱玲对这个人物的态度如何？小说非常含蓄，一点也没有评论，就是叙事。这样的叙事里，很难准确揣摩出张爱玲的褒贬来，这是小说的有趣之处，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决定对这个人物的态度。
我自己绝不讨厌这个梁太太，对年轻小伙子来说，有个中年女人愿意引导你品尝性爱滋味，绝不是坏事。当然，这个女人的智慧很重要。如果是一个有智慧的女人，那对小伙子一定是天降福音。可如果这个女人没有智慧，甚至本身蒙昧不开，就可能对小伙子带来伤害，如果这个小伙子还是个小小伙子，这个伤害可能就会很大，《生死朗读》，就描写这样的故事，小小伙太小，那女人又是文盲。两人的关系，都有点被本欲盲目推动。
而梁太太则不同，她不是盲目，她是主动，当然她也谈不上有智慧，她只是有点小聪明。她不会讲“爱”这个字，她一定告诉小伙子，我们不过在一起享受生活而已。这样的享受，对男人，不会造成伤害。
假如智慧的中年女性，都能够把引导年轻小伙当作自己的喜好而乐趣，那男人才叫有福。但这样的智慧女性，几乎一个也见不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