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陶寺城址发现的意义 中国国际专家交流网 张德光

三、城址及其相关遗存折射的华夏文明

　　陶寺城址的发现，不仅可以证明尧、舜、禹早期的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是我们在中原地区探寻华夏文明的新亮点。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探寻，包括夏代早期遗存，至今已有40多年历程，目前，多数研究者认为中国文明的一些基本标志是城邑的营建、青铜冶铸、玉器制作、文字发明、大型宗教建筑、随葬成套礼仪用品和具有“王气”的大墓等。其中，城址、铜器和文字的发现，是目前深入研究当时社会形态，断定当时社会是否进入文明时代最为重要的材料和依据。而陶寺遗址内发现的城址和墓葬中出土的铜器和文字，正是当前我们在中原地区发现最具典型的早期文化遗存，已基本构成了文明社会的三要素。因而，国内一些考古界和史学界的专家、学者把目光投向陶寺遗址的发掘和城址的发现上来，他们纷纷发表文章或讲话，对陶寺遗址和城址的发现与发掘所取得的成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山西省在侯马召开的晋文化研究会上，就有不少专家对陶寺文化遗址发掘取得的成果谈过很好的意见。其中，有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史学家张政粮先生和考古学家邹衡先生等。如苏秉琦先生在讲到汾河湾旁陶寺遗址内墓葬出土的磬和鼓时说：“它是独一无二的，是北方、中原两大文化区文化汇合点上相互撞击发生裂变形成的一颗新星。‘磬和鼓’的组合不是一般民乐器类，它们是摆在厅堂或更隆重的场所，作为礼仪性质的设施。其它如朱绘龙纹盘、成套的朱黑漆木器、刀俎等都是如此。它们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文化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产物，它们是夏、商、周古典文化出现前的一个历史时期[10]”。苏先生这一段精彩的讲话，是在还没有发现陶寺城址以前，就讲到了陶寺遗址内出土的磬与鼓等珍贵文物是夏、商、周古典文化出现前的一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无疑指的就是尧、舜、禹时期，可见其评论果断。邹衡先生在讲到陶寺文化的年代时说：“两年前我曾写了这方面的文章（已由入田昌五同志主编的《华夏文明论文集》），让人们注意曲村同陶寺仅一山之隔，如果晋始封于这一带，则是唐尧的老家，正如张政粮先生所说，这应该就是尧的文化了。……在这个意义上讲，晋南地区不仅孕育了晋文化，而且也是灿烂的华夏文明最早的滋生地之一”[11]陶寺遗址发掘者高炜先生在讲到陶寺类型文化时说：“陶寺类型主要分布在临汾盆地（汾河中游下段及下游），已发现遗址七八十处，以崇山周围的汾、浍交汇地带最为密集，陶寺、方城一南石等大型中心遗址坐落其间，与史传大夏、夏墟在‘河、汾以东’、‘汾、浍之间’的地望相合，遗址数量密集程度，巨大的规模，以及陶寺墓地的发掘成果，显示出当时这里的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周围地区。复合范铸造的铜器和精工彩饰的成套漆木器是当时生产力水平的突出代表。阶级、礼乐制度和文字都已出现，闪耀出早期文明的光芒”[12]。高先生对陶寺遗址发掘成果的评价，使我们对陶寺文化的历史意义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它把陶寺文化遗址的范转和密集程度告诉人们，使人们更加相信华夏文明在平阳大地曾有过不平凡的成就。但我们不知道先生提到的陶寺类型遗址在临汾盆地发现的七八十处，是否包括原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呐支和文化部文物局在山西进行文物普查试点时发现的类似陶寺遗址数量，如果没有包括，那幺在该地区发现的类似陶寺遗址远不止是这个数字，一定还会很多。不过我们当时没有将这类遗址称为“龙山文化”或“龙山文化类型”，而是定名为“灰陶遗址”或“灰陶文化”。其中也把当时发现的陶寺遗址一同归属到“灰陶文化”系内。

　　谈到所谓“灰陶遗址”或“灰陶文化”而没有称“龙山遗址”或“龙山文化”，主要是因为在晋南地区以临汾盆地为中心地带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有着明显的地方特色，对探寻尧、舜、禹时期的文化，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为此，我在1956年《文物参考资料》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晋南五县古人类文化遗存的初步调查简报》，文内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历史上从古代就记载着所谓禅让时代的尧、舜、禹就在晋南一带。不管这样传说真确与否，我们几年来的工作中确切证明了晋南的古文化，尤其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是很丰富的，这对我国的原始社会的历史，以及尧、舜、禹的存在问题，或是肯定，或是否定，将要有着重要意义。……我国的老古学家裴文中先生提出的夏文化也只有从晋南区域来解决，我觉得还是合理的”[13]。尽管建国之初我们还没有条件对发现类似陶寺文化的遗址给一科学的命名，但它对我们后来在晋南地区继续探索夏文化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省文物工作者和中科院老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专家学者，在夏县东下冯遗址开始了探索夏文化的发掘，发掘成果祥见《夏县东下冯》发掘报告。东下冯发掘工作暂告一段落后，紧接着山西队又与临汾地区的文物工作人员对陶寺遗址开始了发掘两地的发掘收获分别被当时的考古界视为夏代早期和夏代中、晚期文化。笔者在80年代末，亦有拙作一篇，题为《对探索夏文化的一点看法》，文内最后提到“在陶寺类型文化遗址中，继续寻找较大的城防设施和较成熟的文字，是今后深入探索夏文化的突破口，应集中精力攻关”[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