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帝是中国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君主[参 5]。统一天下后，秦始皇继承了商鞅变法的郡县制度和中央集权[参 5]，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参 6]”及典章法制[参 4]，奠定了中国政治史上两千余年之专制政治格局，他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但另一方面，秦始皇在位期间亦进行多项大型工程，包括修筑长城、阿房宫、骊山陵等，施政急躁，令人民徭役过重，是秦朝在他死后3年速亡的重要原因。

称呼
自称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认为过去“天子”、“君”、“王”等称号都不足以显示自己崇高的地位，因而创造出“皇帝”这个新头衔授予自己，自称“秦始皇帝”，简称“始皇帝”[参 7]：
“始”有最初、首次的意思[参 1]，秦始皇希望自己的后继者沿称“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以至万世传之无穷[古 5][参 8]。
“皇帝”一词主要引用“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参 9]，从中抽取“皇”字和“帝”字结合而成。秦始皇显然希望透过这个头衔，以示自己不逊于黄帝的地位和威望[参 10]。
“皇”的意思指“大”[注 5]或“辉煌”[注 6]，通常是古代中国人对“天庭”的称谓[注 7]，如皇天；皇穹（指天帝）等[参 11]。
“帝”的意思指“天帝”、“上帝”[注 8]，古人想像中宇宙万物的主宰。
秦始皇将“皇”和“帝”两个字结合起来，是为了显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是上天给予的，即“受命于天”，反映了他并不满足仅仅做一个人间的统治者[参 7]。

正式称谓
“秦始皇帝”和“始皇帝”的称谓，首见于西汉太史公司马迁著作的《太史公书》，即《史记》，其中“秦始皇帝”出自《秦本纪》[参 12]，而“始皇帝”则出自《秦本纪》及《秦始皇本纪》[参 12][参 13]。由于秦始皇首度将“皇”和“帝”两个字结合起来，故此秦始皇的正式称谓应为“秦始皇帝”[参 14]。

早年生活
人质之子
秦始皇在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父亲是秦公子异人，母亲是赵姬。
由于秦昭襄王采用了范睢“远交近攻”[古 6]的战略，将近攻的对象选定为邻国韩国和魏国，而和较远的赵国停战。按照当时的惯例，秦赵两国需要互换人质（质子）以示真诚。秦国派到赵国的质子是秦始皇的父亲异人（又名子楚，即秦庄襄王），异人当时是被秦昭襄王立为太子的安国君（即秦孝文王）[古 7]的其中一个庶子。异人有20多个兄弟[古 8]，加上他的母亲夏姬不受安国君宠爱[古 9]，因此他继承王位的机会很低。更不幸的是，由于秦赵两国已发生数次的军事冲突，因此异人在赵国的待遇并不好[古 10][参 15]。
异人就这样成为赵国的人质，但是濮阳大商人吕不韦却改变他晚年的命运[古 11]。吕不韦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觉得异人“奇货可居”，很快成了异人的朋友。当时异人的父亲安国君已即位为秦王，华阳夫人被立为王后，但华阳夫人无子，吕不韦便亲自游说华阳夫人之弟阳泉君[古 12]，指秦王年事已高，如无意外子傒便会登位，必重用士仓，阳泉君的权势就会烟消云散[古 13]。阳泉君大惊下问计于吕，吕不韦巧施簧舌，指异人才德兼备，可惜没有母亲在宫中庇护。王后倘若能立异人为太子，异人肯定会感念华阳夫人的恩德，作为国舅的阳泉君，在权势方面也就得到保障[古 14]。
参见：奇货可居
阳泉君被吕不韦说服，同意游说王后，王后便要求赵国将公子异人遣返秦国[古 15]。

安然返秦
异人的返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由于赵国不允异人返国，吕不韦不得不亲自游说赵孝成王，指秦国不会因为一个质子而放弃攻赵，但若厚礼相送异人返秦登上王位，便可以赢得未来秦王的友谊，而且吕不韦更称现时秦孝文王年事已高，一旦驾崩，赵国尽管以异人为质，秦国也随时可以另立秦王，赵国只会一无所得，最终赵王同意异人返国[古 16]。
自返秦后，吕不韦便让异人穿着楚服拜见王后，王后大悦并替异人改名为“楚”，史称“子楚”[古 17]。其后子楚在秦王面前展现自己的才华[古 18]，秦王大讶，在丞相面前称其儿子们没人比得上子楚，同时在王后劝说下将子楚立为太子[古 19]。
秦孝文王在位时间很短，先是服丧一年，正式称王后仅仅三天便驾崩，享年54岁。随后太子子楚即位，也就是秦庄襄王，他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兼封文信侯，赐食邑蓝田十二县[古 20]，并继续秉承“远交近攻”的国策，对三晋（韩赵魏三国）开战，以确立秦国的强势地位[参 15]。不过庄襄王在位时间也不长，三年后便驾崩，享年35岁，时年13岁的秦始皇因而正式坐上秦王的宝座[参 16]。

身世之谜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政是秦庄襄王子楚与赵姬所生。但《史记·吕不韦列传》却记载，吕不韦将赵姬馈赠给子楚时，已经知道她怀孕，亦即是说嬴政很有可能是吕不韦的私生子。东汉史家班固亦引用此说法，在他的著作《汉书》中称嬴政为吕不韦之私生子[古 21]。
“奇货可居”的故事是作为秦始皇嬴政身世的主要证明，分别记载在《战国策》及《史记·吕不韦列传》中，但即使是同一个故事，在细节上仍有不少出入，现摘录下表如下：
细节： 《史记》版本vs《战国策》版本
吕不韦的籍贯： 阳翟人[古 22]vs濮阳人[古 11]
吕不韦与子楚的初次会面 ：秦昭襄王在位后期vs秦孝文王在位时
吕不韦游说对象 ：华阳夫人之姊[古 23]，未提及秦孝文王之子子傒vs华阳夫人之弟阳泉君[古 12]，并提及若秦孝文王之子子傒登位，必重用士仓，阳泉君的权势就会烟消云散[古 13]。
子楚返秦经过： 于邯郸之围期间逃亡赴秦[古 24]vs吕不韦成功游说赵孝成王使其放子楚回国[古 16]。
吕不韦所封食邑： 河南雒阳十万户[古 25]vs蓝田十二县[古 20]
吕不韦献姬一事： 有详细记载vs没有记载

历代史家均相信《史记》所载，其中以清人梁玉绳为之辩论最力，但梁却跟很多文人，包括明人王世贞[注 9]及汤聘尹[注 10]一样，质疑“不韦献匿身姬”的说法；在他所著的《史记志疑》中，根据唐初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所云：“十月而产，妇人大期”，但《史记》却以十二月作大期，此外亦指出若赵姬未足月就生下嬴政，子楚绝无不知的道理，而且修史很多时候服务于政治，为了证明本朝得位“顺天应人”，对前朝故事总有曲笔、污蔑之辞，可信性存疑，由于汉承秦祚、恶尽归秦，司马迁总不能公然在史书中翻案，故此特意记下生秦始皇的年月，至于一般人相信“不韦献匿身姬”一事应为误读《史记》的缘故[注 11]。翻译《吕氏春秋》的外国学者约翰·诺伯洛克（John Knoblock）教授及杰弗瑞·瑞杰尔（Jeffrey Riegel）教授认为这种说法是用以诽谤秦始皇及吕不韦[参 17][参 18]，而按照现代医学理论，“吕不韦生父论”中所谓的赵姬“怀胎十二个月”，根本就不可能成立，这是因为人类的妊娠时间只有266天（不足九个月）[参 19]。
近代治先秦史名家马非百不但质疑“不韦献匿身姬”，更指《史记》中“奇货可居”的版本实属伪造，其中最重要一点是吕不韦封邑的记载。据《汉书·地理志》所言，秦代并无河南之名，庄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至汉高祖时，始改名河南郡[古 26]。吕不韦之采邑显然不会是河南郡，而是《战国策》所记载的“蓝田十二县”。此外，马非百指司马迁在记述六国史事时，多数引用《战国策》，惟独“奇货可居”一事别据他说，令人奇怪[参 20]。此外，“不韦献匿身姬”一事只在《史记》记载，并没有其他同时代的文献记录，按照郭沫若在《十批判书》的说法，在史学上属于“孤证”，可信性成疑[参 15]。
另一方面，郭沫若亦在《十批判书》提及其他疑点[参 15]：
“不韦献匿身姬”一事与春申君将怀有身孕的李园之妹，献给无子的楚考烈王的情节雷同，过于巧合。
《史记·吕不韦列传》又有“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之说，显然与前文“赵姬乃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自相矛盾。

秦王政即位当年，晋阳发生叛乱，后被秦将蒙骜迅速平定[古 27]。
由于年龄尚幼的关系，秦王政尊称相国吕不韦为仲父主持国政[古 28]，以蒙骜、王??、麃公等为将军[古 29]。
当时各诸侯国的贵族为了巩固其政治地位，都会专门招收人才。凡是投奔到其门下的，他们都收留下来，并供养他们，这些被供养的人一般称为“食客”，而以供养食客众多名扬天下的，则以战国四公子（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齐国孟尝君及楚国春申君）为首。吕不韦自地位巩固后，感叹以秦国之强，居然在养士方面不如战国四公子，因此亦大力招揽食客，并重金礼聘许多有学问的人，其门下食客一度达三千人[古 30]。他更授意自己的食客编撰《吕氏春秋》，写成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万言[古 31][参 15]。
据日本就实大学综合历史学系李开元教授的分析，当时秦国的国政，完全掌握在三大外戚势力手中，分别是以秦王政的养祖母华阳夫人为代表的楚系外戚，秦王政真正祖母夏姬为代表的韩系外戚[注 12]，以及秦王政生母赵姬为代表的赵系外戚，这三大外戚势力的倾轧，深刻地影响秦王政即位初期的历史[参 21]。

成蟜叛变
成蟜[注 13]为秦庄襄王之子，秦王政之弟，其生母有可能是祖母夏姬为代表的韩国系外戚的族人[参 21][注 14]，被封为长安君。
公元前239年（秦王政八年），秦王政命成蟜率军攻打赵国，成蟜在屯留（今山西省屯留县）叛秦降赵。秦军攻占屯留后，成蟜的部下皆因连坐被斩首处死，屯留的百姓被流放到临洮（今甘肃省岷县）[古 32]。成蟜投降赵国后，被赵悼襄王封于饶（今河北省饶阳县东北）[古 33]。
对于成蟜叛变的原因，据李开元分析，有可能因为其主要靠山，韩系外戚的夏姬于秦王政七年去世[古 34]，嫪毐在赵姬授意下，彻底清洗韩系外戚势力，领兵在外的成蟜被迫叛乱[参 21]。
有一说法指秦朝末代君主子婴是成蟜的后裔[参 24][注 15]。

嫪毐之乱
自秦庄襄王亡故后，吕不韦跟太后赵姬（秦王政的母亲）的关系一直藕断丝连，不过这段不伦关系似乎是赵姬主动单方面展开的[注 16][参 15]。随着秦王政年龄渐长，吕不韦唯恐事情败露，灾祸降临在自己头上，就暗地寻求了一个叫嫪毐（làoǎi，音涝矮，粤音路蔼）的人作为门客[参 25]，并借机让嫪毐在一场盛大的宴会中，表演*具驱使桐木车轮转动的把戏，故意传到太后赵姬耳中[古 35]。
正如吕不韦所料，太后果然对嫪毐大感兴趣，于是吕不韦假装不知情地将嫪毐带进宫中，并找人假意告发嫪毐有犯腐罪之嫌。另一方面，吕不韦又暗中教唆太后，替嫪毐安排“给事中”的职务留在宫中。太后深以为然，暗中收买行腐刑的役人，不对嫪毐执行腐刑，但要他们对外宣称嫪毐已受刑，并将嫪毐的胡须拔除。嫪毐就这样成为服侍太后赵姬身边的侍宦[古 36]。
太后完全为嫪毐而痴狂，其间竟意外怀孕。为了避人耳目，太后与嫪毐捏造卜辞，指居于咸阳不利，双双移至秦国旧都雍（今陕西省凤翔县南）[古 37]，其间太后与嫪毐诞下两子[参 25][参 15]。
公元前239年（秦王政八年），嫪毐获封长信侯，以山阳郡（今河南焦作市东南）为其食邑，又以河西、太原等郡为其封田[古 38]。嫪毐门下最多时有家僮数千人，希望做官而自愿成为嫪毐门客的，也达到千余人[古 39]。
不过按照秦国的规矩，封侯可谓相当困难，例如王翦在灭楚前，曾向嬴政提到自己为将多年，仍未得封侯之赏[古 40]，而王翦当时已经有消灭赵国，重创燕国的战绩。令人讶异的是，《史记》也没有提到嫪毐封侯的原因。有学者推断，嫪毐封侯不外乎军功或告奸（商鞅法：告奸者与杀敌同赏），正是在嫪毐封侯的同一年，成蟜与蒲鶮在屯留发动叛乱，有可能是嫪毐平定成蟜之乱有功，他才有封侯的资格[参 21]。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九年），22岁的秦王政按照惯例到秦国旧都雍举行冠礼[古 41][参 15]，其间有人向秦王政告发嫪毐为假宦，并与太后赵姬淫乱，甚至还试图以其与太后所生之子为秦王，秦王政下令彻查[古 42]。嫪毐决心孤注一掷，先发制人，遂伪造秦王与太后印信，引导其童仆门客和少数受骗军队发动政变，攻击蕲年宫[古 43]。
秦王政令相国吕不韦及有楚系外戚背景的昌平君、昌文君[注 17]率兵平叛[古 44]。嫪毐军本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加之不得人心，很快就被击溃[参 25][参 15]。在悬红铜钱百万的重赏下[古 45]，嫪毐被生擒，被送至咸阳后，处以车裂之刑，“夷三族”，其和太后所生的两个儿子也被杀[参 25]，其童仆门客皆被流放蜀地，太后赵姬则被囚在雍都[古 46]。
可是在当时，禁锢亲母始终有悖孝道，秦王政余怒未消，下令凡为太后求情的，先用蒺藜责打，然后杀掉，为此有27位进谏者被杀[古 47]。这时齐国人茅焦劝说秦王政，指出幽禁母亲有损秦王声名，难以让天下人信服；杀害进献忠言的大臣，会寒了天下人才之心，对收买六国人心、统一天下大业不利[古 48][古 49]。秦王政顿时茅塞顿开，采纳了茅焦的建议，厚葬被杀的大臣，又亲自率领车队，前往雍地把太后接回咸阳，复居甘泉宫，母子关系得以恢复[古 50]。茅焦因此事被尊为上卿[古 51]。
不过亦有学者认为茅焦的一番话未足于令秦王政改变初衷，真正让秦王政担忧的，是赵系外戚势力在嫪毐之乱中几乎烟消云散，让华阳夫人为首的楚系外戚势力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出于帝王平衡的需要，秦王政才宽大对待嫪毐流放蜀地的门客，以及将赵姬迎归咸阳，避免楚系外戚独霸朝堂[参 21]。
公元前229年（秦王政十九年），太后赵姬去世，谥号为帝太后，与庄襄王合葬在茝阳[古 52]。

吕不韦失势
嫪毐叛乱最终牵连到相国吕不韦，秦王政打算诛杀吕不韦，但吕不韦毕竟令秦王政父亲得以登上秦王之位，有拥立之功，而且有众多吕不韦门客求情，于是打消了判处吕不韦死刑的念头[古 53]。公元前237年（秦王政十年）十月，秦王政以失职为名罢免吕不韦的相国职务，并把吕不韦放逐到其领地[古 54]。
不过一年过后，吕不韦仍然名声显赫，有不少来自各诸侯国的宾客使者，专程拜访吕不韦[古 55]。秦王政惟恐吕不韦发动叛乱，在公元前235年（秦王政12年）向他赐下一封指责他的敕书，大致内容如下：
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
—《史记·吕不韦列传》
吕不韦被下诏，命他与其族人迁往蜀地，想到秦王政不会放过自己，惟有服毒酒自杀[古 56]，遗体被其食客偷偷安葬在洛邑北邙山[注 18]。
秦王政对于吕不韦的旧部，与参加吕不韦葬礼的宾客，采取下列措施：[古 57]
对于出身自六国[注 19]的吕不韦门客，一律驱逐出境。
对于俸禄在六百石以上的秦国官员，剥夺其爵位，流放至房陵[注 20]。
对于俸禄在五百石以下的秦国官员，若未参与吕不韦葬礼，同样流放至房陵[注 21]，但不剥夺其爵位。
自嫪毐及吕不韦相继死去后，秦王政怒气稍敛，就让流放到蜀地的嫪毐门客都回到京城咸阳[古 58]，并警告其臣下若胆敢像吕不韦、嫪毐等人不遵从正道处理国事的话，就会剥夺其官职，家人充当为奴[古 59]。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吉川忠夫推测，在嫪毐叛乱事件当中，秦王政查出背后跟吕不韦有关，实际已出乎秦王政的预料[参 15]。至于陈舜臣则推测少年秦王政早有铲除吕不韦，独揽大权的念头[参 26]。另一方面，从秦王政在嫪毐叛乱之后三年，才对吕不韦作出较严厉处分，以及对出席吕不韦葬礼宾客的不同处分，都显示秦王政在政治上的慎重[参 26]。
至此，秦王政彻底扫清了威胁自己王位的因素，大权独揽，成为秦国名实相符的君主。

歼灭六国
统一前的预备
尽管秦王政即位初年年龄尚幼，但其麾下秦军并未停止扩张的步伐，例如秦国将领蒙骜分别在秦王政三年（公元前244年）攻取韩国十三城[古 60]，以及在秦王政五年（公元前242年）攻取魏国二十城，并在该地设置东郡[古 61][古 62]。
郑国渠
郑国渠在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元年）开始建造[古 63][注 22]，位于今日中国陕西省泾阳县上然村泾出口一带。建议者为来自韩国的水利专家郑国，其真正身份是韩国的细作。
当时三晋之一的韩国听说秦国喜欢大兴土木，就想以建渠消耗秦国的国力，使秦国无法向东用兵，韩国便让水工郑国找机会游说秦国，让秦国凿通泾水，从中山以西到瓠口修一条水渠，出北山向东流入洛水长三百余里，用来灌溉农田[古 64]。工程进行途中，郑国的阴谋被发觉，秦王政打算杀掉郑国。郑国指自己虽然是为韩国做细作而来，但建渠不会为韩国延续多少国祚[注 23]，而渠建成以后的确会对秦国大为有利[古 65]。
实际上以秦国之强，也免不了受到自然灾害的烕胁，秦王政四年（公元前243年）蝗灾严重导致瘟疫流行，甚至逼使秦王政下诏鼓励老百姓纳粟受爵[古 66]，在某程度上说明在关中地区建渠，以抵御自然灾害的必要性，因此秦王政最终命令郑国继续把渠修成[古 67]。
自渠成后，淤积混浊的泾河水被引至灌溉两岸低洼的盐碱地，面积达四万多顷，亩产达到了六石四斗。从此关中成为沃野，再没有饥荒年份，为并吞六国打下坚实基础，该渠也因此被命名为“郑国渠”[古 68]。

谏逐客书与李斯
参见：谏逐客书
虽然郑国渠的建设本身对秦国利大于弊，但其企图疲弊秦国的意图，郤引起秦国本土大臣的警觉，认为山东六国出身的客卿根本不值得信任，在他们的怂恿下，秦王政颁布“逐客令”，驱逐一切出身六国的客卿[古 69][参 27]。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政颁布“逐客令”的时间为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正值吕不韦因嫪毐之乱被罢免的时间，因此“逐客令”很有可能针对的是“养士三千”的相国吕不韦，以削弱吕不韦的势力。吕不韦的门客之一，出身自楚国上蔡的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为了避免被逐的命运，李斯主动向秦王政上书，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内容大致如下：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参 27]，求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参 27]。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参 27]。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彊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参 27]。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李斯·《諌逐客书》节录
秦王政读了李斯的上书，就废除了“逐客令”[1]，命人追回李斯，并恢复其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