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皇后”与“越剧新后”:
袁雪芬的道德观
“她把包抱在怀里,穿着系白色带子的皮鞋,什么应酬都不参加,很正气的,像观音一样。”现年已经90岁的越剧演员金艳芳坐在轮椅上,向本刊记者这样回忆当年初见袁雪芬的情景。金艳芳曾经搭过“越剧皇后”姚水娟的班,接着又搭上越剧改革者袁雪芬的班,后者的与众不同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在以家庭妇女为主要观众,流行认“过房爷、过房娘”的越剧圈子里。
眼前的袁雪芬已垂垂老矣,无法把她和当年如此众多的传奇联系在一起,倾斜的身体,缓慢而温和的嵊县口音,行动起来必须有人扶助,她已经轻易不出门,终日在常熟路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休养。
尽管和上海越剧院近在咫尺,“老院长”出门也不多。在国外的儿子们现在回国“监视”着她,为了她的身体,不让她参加外界活动,尤其是和越剧有关的活动,因为,一谈起越剧,88岁的老人就立即进入亢奋状态,眼睛放光,“太耗费精神了”。不过这时候,也很容易就能把这个老太太和当年那么“不安分”地推动越剧改革,不断和当局争斗的越剧明星联系起来。
袁雪芬的秘书黄德君曾经和她开玩笑,说她的本性不安分:“要不然当时租界里演戏那么火,你怎么还一心折腾着要改革呢?”
抗战爆发后,上海租界里的人口剧增,尤其以江浙两省人士居多。1938年上半年,女子越剧班进入孤岛,很快,大小剧场全部被她们占据,其中最突出的要算是姚水娟了。金艳芳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报纸广告或者戏单里流行“老生泰斗”、“小生大王”之类的称呼。“不过那些是京剧界的称呼,对女子越剧班的头牌花旦,都要挂‘越剧皇后’,表示好到了顶点。因为皇后太多了,结果当时有两家报纸还讨论过谁是真皇后,结果姚水娟占了鳌头,后来袁雪芬起来,也只是叫‘越剧新后’了。”
当时报纸调侃这些从浙江农村来的女明星们,说她们刚来上海的时候,还以装金牙为时髦,接受了都市文明后,纷纷把金牙拔掉。这种嘲弄正说明了越剧在上海的成熟,1941年《绍兴戏报》统计,越剧的观众已经有60%是浙江省外之人了。
那一年,正好是先前学杭剧的金艳芳抵抗不了越剧越来越风行的诱惑,改学越剧的年份。金艳芳搭的第一个班就是姚水娟的班。“那时候我们都住在后台,姚水娟有几十个过房爷、过房娘,这些人身份很杂乱,最多的是五金店行当的老板娘,当时上海的五金行业几乎是宁波人垄断的,所以那些老板娘一到晚上就成群结队来送花篮。还有酒店大王和银行总经理,对了,还有大名鼎鼎76号的汉奸吴四宝。”
当时越剧演出的剧场都不大,很多在弄堂里,有的就在茶楼或者商场楼上,汽车开不进去,“吴四宝每次来,他的手下都如临大敌”。
演出结束后,这些干爹干娘都到后台探班。“我们不等他们走就不能休息,结果常常要到凌晨才能睡觉,苦死了。”金艳芳说,自己那时还算数得上的演员,“算姚水娟的二肩花旦,可照样睡在后台上。”
姚水娟当时伶俐地周旋在这些干爹干娘中间,她的明星味道和为人处世给金艳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很顾惜我们,时常说,某某妈妈,你看这些小演员苦不苦啊?他们明天早上还要起来演戏啊。”当时一天两场,雷打不动。××干妈这时候通常都会拿出几十元,用于第二天给小演员改善伙食。
姚水娟还在某干爹带她去做衣裳的时候,叫上几个主要演员一起去,金艳芳属于经常被叫到的,她向本刊记者回忆:“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因为一出去就是好几套,有时候甚至一年四季的衣服各做一套。”
怎么对待这些干爹干娘,姚水娟自有一套。金艳芳在轮椅上学起姚当年的表情,先是热情地招呼客人坐下,用自己的手帕掸去凳子上的灰尘,可是转过身去就是一个上飞的白眼,以至于当时有的演员说姚水娟是“狐狸精修成的”。
不过当年的“越剧皇后”在舞台上绝对不是浪得虚名,当时的越剧演出没有剧本,只根据老艺人们“空口话话”讲出来,更没有导演,演员们上台自编自演自唱,翻来覆去就是些老剧目。姚水娟当时就觉得肯定会走下坡路,“她遇见了文明戏的前辈、当时《大公报》记者樊迪民”。当时已经44岁的樊迪民刚从失守的武汉回上海不久,想在租界宣传爱国思想,于是帮姚水娟编了第一个新戏——《巾帼英雄花木兰》,里面有带小胡子的番将上场,一上台,观众就鼓掌,“全知道是影射日本兵的”。当时有英文报的记者,写文章介绍这是“中国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