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4与1533年，大同发生两次兵变，士兵们大多数投奔了他们本该誓死抵抗的敌人——俺答汗。
　　
　　几乎控制了明朝北部与蒙古接壤地带的俺答汗收留了这些兵丁，“多与牛羊与帐幕”。他很快发现，这些汉人不但精通军旅之事，还有很多其他技艺，如盖房、制弓、冶铁，给自己的帮助极大。于是，俺答汗开始了“多诱华人为彼工作”的方针，不但大规模收容“苦于峻削”、“失事避罪”的逃难者，进行的战争多也用于掠夺人口，“岁掠华人以千万计”，“丁壮有艺者亦掠”。
　　以往汉人的投奔者或俘虏，都是分发到各个贵族属下成为奴隶，只能增加一些劳动力。而俺答汗却改变策略，将他们安置在丰州川一带居住管理。这些人虽然背井离乡，很多是以俘虏的身份来到蒙古地区，但因为蒙古“虽有君臣上下……干戈之暇，任其逐水草畜牧自便”，不至于“里胥执策而侵渔之矣”，所收赋税，都类似“岁种地不过(纳)粟一束，草数束，别无差役”
　　
　　，因此反而安居乐业。原本的草原地带出现了“开良田千顷”、“村连数百”的景象，有了最初的城市雏形——“板升”，成为了俺答汗重要的后勤基地。
　　可要维持这样的农业地区以及建造真正的城市，进而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使自己成为全蒙古的大汗，就得有稳定的铁器、种子以及其他物资的来源。这些靠战争是无法满足的，俺答汗一边频频骚扰明边，一边向大明王朝挥动橄榄枝，希望结束敌对状态，实行互市。
　　
　　大明王朝的嘉靖皇帝始终不愿意开启互市，最终引发了1550年的“庚戌之变”——是年6月，俺答汗率军10万从黄榆沟破墙而入，经怀柔(北京怀柔县)、顺义(北京顺义区)抵达通州(北京通州区)。不久，又从通州渡河而西，到达北京安定门北面的教场驻扎，分别掳掠了北京近郊的西山、黄村、沙河、大榆河、小榆河等处，到9月才退回塞外，。这次事变持续了整整3个月，大明畿辅满目疮痍。使得嘉靖皇帝不得不考虑互市，可惜因为双方都缺乏最终的诚意，互市仅坚持了一年便“流产”，重新回到了战争状态。
　　在战火频仍中，明边的大量白莲教徒进入蒙古地区，其中的丘富、赵全、李自馨、王廷辅、吕西川、张彦文、刘天麟等人不但精通各种技艺，而且会很多巫术，获得了俺答汗的信任，逐渐成为丰州川地区的各个“板升”的领主。作为汉人，他们没有蒙古人对于自己法统的敬畏，他们所要考虑的仅仅是如何让自己所效力的人获得更高的地位，以使自己得到更多的利益。
　　
　　这些有着反对明朝政治目标的白莲教徒，成为俺答汗的入幕之宾后，带来了一场剧变。 当1560年，俺答汗带着自己的爱妃钟金夫人回到大本营时，看到赵全等人正在丰州川修建一座真正城市——大板升城，不但有着碉堡、城墙、民居，还有着有“八大楼阁”和华丽的宫殿。面对着迷惑不解的俺答汗，赵全、李自馨、张彦文、刘天麟等跪在了他的面前：“请可汗建号称帝！”
　1565年，已经57岁，觉得自己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等待的俺答汗终于接受了这些幕僚的建议，他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国号为“金”，他是否称帝，已不可考，但在蒙古高原上，除了在辽东的北元汗廷外，又出现了一个金国。一个由俺答汗为最高统治者的国家。而让人惊奇的是，无论是东北方的北元汗廷还是南方的大明朝廷，都没有对这个新兴政权采取什么激烈动作。前者是因为没有实力，而后者则只能说是麻木不仁。
　　金国建立之后，在赵全“塞燕门，据云中，侵上古，逼居庸”以成“南北之势”的战略下，俺答汗的南侵更为频繁。战略的实施并不顺利，明朝虽然被动挨打，但要真正占领长城以内土地则还太不现实，而且明军也经常出塞进行“烧草”“捣巢”的骚扰。这样旷日持久的战争，导致“华夷交困，兵连祸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