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图书馆“册府菁华”馆藏珍贵古籍展上展出的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因年代久远纸张泛黄，但墨迹依然清晰，字体工整，经宣纸加衬装裱。

现藏辽宁省图书馆的《聊斋志异》手稿，以竹纸抄写，共收237篇，其中206篇为蒲松龄手抄，31篇为他人代抄。蒲松龄后人将手稿本捐赠给国家之后，由于纸质变色、发脆，由沈阳故宫博物院的周福成老师傅重新装裱，以宣纸加衬，并作成今天看到的金镶玉装。

半部《聊斋志异》系蒲松龄生前手定的清稿本
《聊斋志异》大约成书于康熙前期，蒲松龄一边给村人讲故事，一边撰写，最后再进行修改，直到康熙中期定稿，前后历时40余年。《聊斋志异》成书之后，蒲松龄却因为家境贫寒而无力刊行刻本，因此仅有抄本流传民间。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目前惟一发现了作者手稿的作品，辽宁省图书馆收藏的《聊斋志异》手稿就是蒲松龄生前手定的清稿本。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介绍说：“蒲松龄子孙对《聊斋志异》手稿十分看重，大约在咸丰年间，蒲氏七世孙蒲介人因与家族发生争执，便携带《聊斋志异》和《杂著》等几种手稿远走东北定居沈阳。随后传给其子蒲英灏。”

另半部，至今下落不明
蒲英灏当时在奉天驻防大臣——盛京将军依克唐阿的手下担任镶蓝旗统领。依克唐阿知道蒲英灏是蒲松龄的后人，便向他借阅《聊斋志异》手稿。无奈之下，蒲英灏先借出了半部手稿，在依克唐阿归还后又借出了另一半。没想到的是，依克唐阿随即进京参战，得病死在了北京，后来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掠夺了大量的财物，依克唐阿所借的半部手稿从此杳无音讯。

关于依克唐阿所借的半部《聊斋志异》手稿的下落，1934年《北平晨报》曾报道说：“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图书馆藏有蒲留仙《聊斋志异》原稿四十六卷。”1941年伪满报纸《盛京时报》也曾援引德国的一则消息：“《聊斋志异》部分原稿48卷现存柏林博物馆。”但也有说法认为这半部手稿于“文革”中遗失，至今下落不明。

“先祖遗墨，仅此稿幸存，虽有欲购者，但贫不卖书”
蒲家后人则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迁往辽宁铁岭，并将保存的半部《聊斋志异》手稿携带身边。

蒲英灏去世后又将剩下的半部手稿传第五子蒲文珊。据研究爬梳蒲家保存的《聊斋志异》手稿在上世纪的流传情况，可知1931年，奉天省图书馆馆长袁金铠得知手稿之事，遂商借选印，手稿便存入奉天银行保管。由于“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夏，共选出有王士祯评语的14篇，刻印本未收入的10篇共24篇，题为《选印聊斋志异原稿》刊印。此时，已任伪满洲国参议的袁金铠与伪满奉天中央银行行长陈漱六提出欲购买手稿。此前即有日本驻伪满洲国的领事官员也曾以威胁利诱手法欲得到手稿。

蒲文珊严尊祖训，不为利害所动。在给袁金铠的信中他写道：“先祖遗墨，仅此稿幸存，虽有欲购者，但贫不卖书，古训昭然，又何忍负先世保存之苦心也。”以此向袁金铠表明了自己决不出卖手稿的态度，从而将手稿取回。

从烧炕取暖的旧书堆里救出来的海内孤本
蒲文珊为确保手稿安全，于居室北炕西墙开一小门，门前置一大衣柜，柜内设活板通此室。手稿则盛于漆木匣内秘藏其中，家人不得擅入其内。甭说局外人无法知道手稿的情况，就连其子女也不知详情。

此时，蒲文珊原藏的两函四册手稿，找回了一半，还差一函两册下落不明。刘伯涛不仅之后打听到有部分手稿被一位叫王慎之的女同志带到了哈尔滨，于是给哈尔滨当地政府写求援信请求帮忙查找王慎之的工作单位要回原书。此后，终于收回了一函两册从哈尔滨寄还回来的《聊斋志异》原稿。

蒲文珊将《聊斋志异》手稿捐赠给国家之后，1951年春，西丰县政府将两函四册《聊斋》原稿送到东北人民政府文化处，最终入藏辽宁省图书馆。当时，经专家鉴定，两函四册是四函八册原稿中的一、三、四、七册。

辽图镇馆之宝还有宋版书
除《聊斋志异》手稿，“册府菁华”馆藏珍贵古籍展上，还展出了宋版书《抱朴子·内篇》《扬子法言》和入藏清宫钤盖“天禄琳琅”的《周髀算经》等50部古籍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