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中国生活着54359种动物，大多却不为人知
我们为它们写了一部保护简史，做了一本画册。一场疫情，让修订《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呼声再次高涨。2020年，“野保”听起来仍然是个时髦词，但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其实国人已经在这条坎坷的道路上跋涉了一个世纪。那么，中国野保5大事件，你知道吗？

秦岭的朱鹮
1. 动物家们花了多长时间、在哪里找到了被认为已经灭绝的朱鹮？
A. 一年，浙江德清
B. 三年，陕西洋县
C. 六年，河南董寨
D. 七年，山西晋中

藏羚羊的回眸
2. 除了朱鹮，藏羚羊也是保护工作的受益者。我国目前的藏羚羊种群数量大约是？
A. 3万只
B. 10万只
C. 20万只
D. 30万只

俯瞰神农架自然保护区
3. 说到藏羚羊，就不得不提到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遍布全国各地，目前我国各级自然保护区的总数是？
A. 约500个
B. 约1400个
C. 约2200个
D. 约3000个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地图
4.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并不等于“国家公园”。我国第一座国家公园成立于什么时间？
A. 1979年
B. 2008年
C. 2020年
D. 2025年

从一无所有的初创生物系，到藏品丰富的自然博物馆，我们走了几乎一个世纪
5. 时光倒流百年，1921年，秉志院士设立了我国第一个大学生物系。该系现在属于哪所高校？
A. 南京大学
B. 清华大学
C. 上海交大
D. 重庆大学

如果你全部答对，请为自己热烈鼓掌；答错了没关系，答案都能在《生命的力量》画册 里找到，即使是做完一万道由数据、史实构成的客观题的勇士，也必须直面压轴大题的灵魂拷问： “人类为什么要保护野生动物？”
“可爱”、“可怜”？还是“动物有生存权”？抑或是“生物多样性”、“基因多样性”、“生态安全”这样“劝退”的专业词汇？
昆明海关查获的盗猎虎皮
我们不缺乏答案，但这些答案却过于零散。在一些人持有“野生动物灭绝是因为无法适应经过人类改造的环境”的论调的今天，当我们谈论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究竟在谈什么？丁仲礼院士一句大实话，道出了“环保”乃至“野保”的本质：
“地球不需要被拯救，需要被拯救的是人类自己。”
两只正在交流的羚牛
为纪念走过的百年“野保”之路，我们选取了200+中国本土物种、300+张摄影作品，集合成册，以时间、地域、物种为相互交叉的象限，从中国各个旗舰物种为代表的地域为切入点，系统梳理过去100年来，中国野生动物的发现、认知、利用、保护历程和保护观念的巨大变化。
镜头下的荒野，从不缺乏戏剧化的时刻

论荒野之美，中国没有理由不成为世界顶尖国家：国土面积占世界陆地总面积1/15，南至热带、北抵寒温带，几乎集中了地球上所有类型的陆生生态系统，再加上一条总长达3.2万公里的海岸线，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之高，可以用“激动人心”来形容：

中国生物多样性有多丰富？
只是，我们目前给予中国野生动物的关注还远远不够，而我们与它们的关系，曾经极为亲密。农耕文明出身的我们，不仅将野生动物视作生存资源、时钟历法，更赋予了它们情感和人格。

作为主要皮毛兽，东北地区现存的水獭数量记录比1950年减少了92%，“消灭害兽”运动则直接导致了我国特有的野生华南虎的凋零
▲ 1970年代，一张金钱豹皮能创造的外汇收入是一辆自行车的25倍
在沉重的矛盾中，新中国自然保护事业艰难起步了，改革开放后，自然保护事业则迎来了井喷期：

▲ 改革开放后，中国与自然保护相关的立法、保护区设立均进入井喷期
从1921到2020，百年间的每一次进步，都是“生命与文明密不可分”的印证。在文明的童年，荒野以古老雕刻审美，以规律左右生活，以生息塑造文化，这是它的过去；而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荒野以灾害抗议破坏，以消失警示贪婪，以愈合宣告希望，这是它的未来。
给时光以生命，才能给岁月以文明。

从1921年秉志院士设立中国第一个大学生物系开始，投身荒野的人前赴后继，耐得书山学海的寂寞，也耐得上山下海的暑寒。或许他们的知名度远低于他们守护的物种，或许连物种本身也鲜为人知，许多一线工作者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但跟随《生命的力量》回溯百年岁月，我们发现，荒野的交接不仅从未断代，还构成了一幅“江山代有才人出”的群英图。
每一代“野保人”的故事都值得被书写
1921 - 1949丨从发现大熊猫开始
如果大熊猫是中国野保的“绝对C位”，那新中国第一代保护工作者无疑是真正发掘它们的星探。在保护工作初期，科研人员大多聚焦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生于1929年的“熊猫教授”胡锦矗，45岁时以生物学教师的身份受命进入四川卧龙，领导中国第一次大熊猫野外调查。
四年跋涉之后，胡教授在卧龙设立了“五一棚”野外观察站，意为“到最近的水源地要走51级台阶”，而且条件简陋，可谓“棚如其名”。1981年，带队来华科考的乔治·夏勒博士在这里拍下了这张“熊猫珍珍的暗中观察”：
串门的熊猫珍珍在观察站的帐篷里
“野外捕捉、人工繁育、野化放归”，轻如鸿毛的十二个字，读完只需三秒，做到却不止半生。五一棚设立38年后，横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的“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构想正式进入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胡教授担任公园四川区域专家组组长，而此时的他已经87岁。

就在乔治·夏勒来华的同年，在距离四川卧龙数百公里外的陕西洋县，“30后”动物学家刘荫增带队找到了另一种中国特有的珍稀野生动物——被认为已经消失多年的朱鹮。
朱鹮如何从7只到4000只？
▲ 古老的美丽物种，朱鹮
面对仅有的7只朱鹮，研究员们采取了最“极端”的保护手段：在朱鹮筑巢的树下搭帐篷，24小时监视，既记录行为，也防范危险。 19年的如履薄冰之后，由朱鹮研究团队人工饲养的朱鹮第一次实现了自然繁殖。
2018年，年逾耄耋的刘荫增老先生从北京回到洋县定居。和胡锦矗教授的“五一棚”一样，当年简陋的“秦岭1号朱鹮保护站”，也已经蜕变为“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如果没有生活在朱鹮保护区内的农民的倾力守护，朱鹮数量从7只恢复到4000只的奇迹恐怕不会发生。野生动物保护以科研为基础，而比科研更基础的，是经年累月的泥泞脚印：
它们属于科学家，也属于更草根、更默默无闻的巡护员。
“40后”的山林巡护员刘真茂，在湖南狮子口义务巡山37年。为了防止盗猎，刘真茂在山中度过了25个除夕夜，并多次受到盗猎者打击报复：他养的黄狗被盗猎者的捕兽夹夹断了腿，用来运输粮食的马被盗猎者枪杀，自己设立的防火哨所的门也被撬坏。
2019年，刘真茂获得马云颁发的“桃花源巡护员奖”。

1950 - 1979丨出发，向山高海阔的中国
随着生态学理念的建立，野生动物保护伞的庇荫范围越来越广。法律完善、科研发展、装备进步，保护工作者可以抵达更远处、向更多物种伸出援手了。
中国最著名的巡护员，应该是“50后”的青海玉树人杰桑·索南达杰。这位中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队伍的组织者，曾12次带队巡查可可西里无人区，1994年在押解20名盗猎分子回县城的途中遭到枪杀，生命停止在40岁。
▲ 受到索南达杰感召成立的野牦牛巡护队
索南达杰牺牲后，他的部分骨灰被洒在位于可可西里腹地、有“藏羚羊大产房”之称的卓乃湖，两个儿子现在均供职于当地森林公安分局。得益于严格的保护措施，到2019年，藏羚羊的种群数量已经恢复至超过30万头。

从卓乃湖向东南直飞3000公里，大地从高原沉为海床，另一群人在这里守护着一个与可可西里截然不同的世界。 “60后”海洋科学家黄晖跑遍了——更确切地说，游遍了——中国所有有珊瑚礁分布的海域。在人为破坏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夹击中，她为中国南海播种了超过10万平方米的造礁石珊瑚。
现在，黄晖的团队管理着40亩“珊瑚苗圃”，不仅不再需要“野采”珊瑚苗，每年还可以培育出7万株小珊瑚。在她和同仁们的努力下，造礁石珊瑚已经全部被评定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黄晖和她的团队培育的珊瑚苗苗
中国还有很多像珊瑚一样珍贵却不为大众所熟知的动物，深居云南群山的西黑冠长臂猿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