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保障丝绸之路和中西交通的畅通，汉王朝在丝绸之路全程不同路段采取不同措施。从长安到敦煌的丝路东段，在大致固定的路线上，建立连绵不断的驿站馆舍作为停靠站点；在西域南北两道，设置西域都护并在南面的伊循和北面的车师驻军屯田，保证绿洲各国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履行中西交通停靠站点的义务；在葱岭以西，加强同中亚各国的来往，把丝绸之路的西端逐步向西向南推进，为其后将之延伸到地中海沿岸奠定了基础。没有这些停靠站点，没有朝廷对沿途安全和供应的保障，丝绸之路的正常通行是不可能的。认为丝绸之路是一条任意行走的“网”的观点值得商榷。丝绸之路从一开始就是中华文明同西方世界（中亚的希腊化世界）直接对接的结果。汉简中关于汉王朝同中亚、西亚以及南亚各国直接通使的材料就是最好证明。那种认为丝路贸易只是一个绿洲到另一个绿洲的短途行为，“很少有人从撒马尔罕穿越整个中亚到达长安”的说法站不住脚。
关键词：出土汉简 丝绸之路 文明交流 古代中亚 西北史地

从20世纪初以来，中国西部的甘肃、新疆等地陆续出土大量汉晋竹木简牍。这些出土简牍几乎都是丝绸之路的原始记录，对我们了解当时丝绸之路的路线走向、沿线地区和国家以及当时的中原王朝同中亚、西亚以及南亚次大陆古代国家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传统文献和出土汉简材料，通过对两汉丝绸之路路线走向的考察，可以看出汉王朝以强大的综合国力对不同路段采取了不同措施，保证了丝绸之路畅通繁荣，为人类文明和社会的进步作出了贡献。　

　一、丝绸之路东段路线走向和停靠站点
　　从长安到敦煌的丝绸之路东段，或曰秦陇段，或曰陕甘段，20世纪80年代就已引起历史、地理学界的关注。学界大体认为，从长安到敦煌，以黄河为界，河东和河西属于两个不同的地理范畴。河西走廊两山相夹，走廊内部有荒漠、戈壁、绿洲、城镇，东西大道只能沿着一个方向延伸。即使左右摆动，从武威到张掖，再到酒泉、敦煌，仍然还在一条线上。但陇东高原就不同了，高山大川，道路险峻，不同时期人们会选择不同路线。最便捷的线路是北线，即从长安出发，溯泾水西北走，经陇山、过固原、海原，在靖远县北渡黄河，经景泰再抵武威。早在1971年，严耕望先生就对唐代长安到凉州的南北两道作了详细考察：“长安西北至凉州主要道路有南北两线，南线经凤翔府及陇、秦、渭、临、兰五州，渡河至凉州；北道经邠、泾、原、会四州，渡河至凉州，皆置驿。”“大抵北道径捷二百里，但平凉以西道较峻险，南道虽迂，但较平坦，且沿途亦较富庶，故唐人行旅，似取南道者为多。”唐代如此，实际上是继承了汉代的路线。鲜肖威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两汉时期甘肃境内的丝绸之路，结论不谋而合，认为北道是两汉时期最便捷的选择。这表明至少在汉、唐两代丝绸之路繁盛时，从长安到敦煌，北线是一条主干线。这点在出土汉简中得到充分证实。1974年在居延甲渠候官遗址和1990年在悬泉置遗址分别出土的两枚里程简，衔接起来记载了从长安到敦煌的驿置里程。根据里程简的记载，我们将所记路段分别定为京畿段、安定段、武威段、张掖段、酒泉段以及悬泉汉简中所记之敦煌段。其中的京畿段汉简中记载了长安、茂陵、置、好止、义置等五个地点。其实就是从长安出发，经今兴平县境之茂陵，过乾县、永寿、彬县进入泾水流域，再经长武进入今甘肃东部之泾川、平凉。也就是上述严耕望、鲜肖威二先生所说的汉唐时期从长安到武威的北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出土里程简上记载的大都是驿置和城镇（县城），是附有基本供应和保障设施的停靠站点，而不是一般的地名。“这六段路线，从陕西彬县到甘肃泾川将近90千米、从宁夏固原到甘肃景泰200千米，因简牍残缺而有所中断，其余都是连在一起的。河西四郡有35个站点，安定和京畿有记载的站点有10个。从今天的西安到敦煌近2000千米的距离，除上述两段空白300千米外，其余1700千米的路段上，分布着45个停靠站点，平均每个站点相距约38千米。这就是汉简给我们提供的丝绸之路东段明确具体的行程路线。”我们通过出土汉简的记载研究两汉丝绸之路的路线走向，是要说明：两汉的丝绸之路，是有固定走向的，它需要沿途的站点并附有相应的保障设施，受到国家的保护和官府的支持。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整个路段都分布着供人歇息、打尖、补给、喂马的地方。如果没有这些基本条件，不可能长距离出行。因此，丝绸之路没有“路”，而是一张“没有标识的道路网络”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
　　

悬泉置遗址是迄今为止经考古发掘的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出土文物最多、汉简内容最为丰富的古代邮驿遗址，总面积22500多平米。该遗址的主体建筑是一个2500平米左右的院落，院内外有29间房屋和其他附属建筑。根据悬泉汉简的记载，正常情况下悬泉置的人员编制有官卒徒御37人，传马40匹和传车十多辆。而像悬泉置这样的驿置机构，在当时敦煌郡东西300千米的地面上就有9座，这在汉简中有明确记载：“郡当西域空道，案厩置九所，传马员三百六十匹。”如上文所说，从长安到敦煌边关可以确知类似悬泉置这样的停靠站点有45个。这样一条保障线一直延伸到边关，说明当时汉帝国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和综合国力的强盛，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保障。
　　除北线以外，还有南线，即从长安出发，沿渭河西行，经今兴平、武功、眉县、宝鸡，再沿汧水西北走，经千阳、陇县、通渭、定西、兰州，在兰州以西渡黄河，沿庄浪河（乌亭逆水）过永登，翻过乌鞘岭，到达武威。这条线早在李约瑟（Joseph Needham）于1954年剑桥大学出版的《中国科学史》第1卷总论中就已提到。此外李并成也利用出土汉简对南道的走向进行了详细考证并作了大量实地考察，认定了南线的存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也都肯定了该线的存在，只是在关于渡河的地方和进入乌鞘岭的路线的认识上有一些小的分歧。有一枚汉简里程简记录了从悬泉到金城允吾、天水平襄、刺史（治所）、长安等四个地点的里距，证实了穿越乌鞘岭这条道路的畅通。不过，金城郡置于昭帝元始六年（前81），刺史升格开府治事也到了元帝（前48—前33）时期。所以这条道路真正通行可能也到了西汉末年。汉简的记载也没有像北道那样详细。但这条路一经开通，就绵延了很长时期。严耕望对这条道路的细密考证，说明到了唐代，这条路已经同北线一样，变成长安到敦煌的主干道，绵延一千多年。只有这些逐步固定化且有沿途保障设施的路线，才是汉唐丝绸之路畅通繁荣的标志。

　　除上述两条路线外，还有学者提出另一条南线“羌中道”，就是从长安出发沿渭河西行，经宝鸡、天水、陇西、渭源、临洮，再经临夏进入青海的西宁，或者出扁都口到张掖，或者继续西行穿过柴达木盆地到若羌。这条线最早由裴文中先生提出：“我推测，在汉以前中西文化交通的道路，似在湟水流域，不在河西走廊。”当然，这是关于史前时期情况的推测。后来夏鼐先生根据西宁出土的76枚萨珊朝银币认为：“今日青海西宁在第四世纪末至第六世纪初，在当时中西交通路线上是占有相当重要地位的。”这是南北朝时期的情况。两汉时期是否已开辟了“羌中道”，学术界有争论。其实两汉时期的青海湖以西及柴达木盆地，主要是羌人的游牧区，中原与西域的通道，只能走河西而不能走羌中。张骞返回时，“欲从羌中归”，结果还是落到匈奴人手中。王北辰先生认为，还有一条北线居延道。其实在两汉时期，居延地区有军事防线，主要防范匈奴进入河西和河西的汉人进入匈奴，因而它不是两汉时期丝绸之路的主干道。
　　上面集中讨论两汉时期从长安到敦煌的两条路线，是想说明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后，汉王朝经过一系列向西推进的战略措施，同西域各国的关系与交往达到空前高度，中西来往的交通也形成基本固定的路线，以及相应的保障措施。当然，这并不排除各个绿洲之间不管是东西还是南北短距离交往，但不能由此认为丝绸之路并不是一条“路”，而是一张随意行走和纵横交错的网。需要说明的是，前文列举的40多个停靠站点，只是中西关系处在十分稳定情况下的产物，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三出河西以及李广利伐大宛时，这种情况尚不存在。

在“伊循都尉”之前冠以“敦煌”，说明伊循都尉受敦煌太守节制，行政上同河西四郡关系密切。
　　七月乙丑，敦煌大守千秋、长史奉憙、守部候修仁行丞事，下当用者：小府、伊循城都尉、守部司马、司马官候，移县置、广校候、郡库，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掾平、卒史敞、府佐寿宗。(Ⅴ92DXT1312③∶44)
　　这是敦煌太守府下发文件的范围，包括“伊循城都尉”。
　　甘露三年四月甲寅朔庚辰，金城大守贤、丞文谓过所县道官：遣浩亹亭长桼贺以诏书送施（弛）刑伊循。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Ⅱ90DXT0114④∶338)
　　这是金城太守贤开具的一封过所文件，派浩亹亭长送弛刑徒到伊循，说明去伊循屯田的人员不光有官员、戍卒、家属，还有弛刑徒。诸如此类，不再赘举。
　　可见，伊循屯田不仅是鄯善国王尉屠耆就任时的请求，同时符合汉王朝开拓西域的旨意。从元凤四年到西汉末年，伊循屯田一直是汉王朝在西域南道保障丝绸之路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对西域南道的畅通至关重要。
　　再看西域北道：“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北道也是从敦煌西出，沿着天山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西越葱岭到达中亚的路线。汉简中留下了车师、山国、危须、焉耆、尉犁、渠犁、龟兹、姑墨、温宿、疏勒等10国的记载。除乌垒本身是西域都护的驻地外，其他沿途的绿洲城邦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站点。为使上述绿洲城邦能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发挥应有作用，汉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西域都护府的设立和戊己校尉的屯田，在出土汉简中都有丰富记录。
　　《汉书·西域传》载：“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72页。神爵二年秋，“匈奴乖乱，日逐王先贤掸欲降汉，使人与吉相闻。吉发渠黎、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口万二千人、小王将十二人随吉至河曲，颇有亡者，吉追斩之，遂将诣京师。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日逐王降汉、西域都护的设立，标志着匈奴势力的彻底衰落和汉朝对西域的完全控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影响了当时的世界格局和基本走向。悬泉汉简提供了日逐王的行踪和相关接待记录，从原始档案的角度证实了日逐王降汉的相关史实。
　　神爵二年八月甲戌朔□□，车骑将军臣增□谓御史□□制诏御史□□侯□□□敦煌酒泉迎日逐王，为驾一乘传别□载…… 御史大夫 如律令 (Ⅱ90DXT0313③∶ 5)
　　简文虽多处漫漶不清，但时间、人物和事件原委都可以辨识。神爵二年八月，车骑将军韩增派朝廷官员到酒泉迎接日逐王，由御史大夫发出过所，要求沿途各地必须提供车辆食宿的接待。
　　神爵二年十一月癸卯朔乙丑，县泉厩佐广德敢言之，爰书：厩御千乘里畸利辨告曰：所葆养传马一匹，骓、牡、左剽，久生腹，齿十二岁，高六尺一寸，□□敦煌送日逐王，东至冥安病死。即与御张乃始√冷定杂诊，马死身完，毋兵刃木索迹，病死。审证之，它如爰书。敢言之。(87-89DXC∶12)
　

　这是敦煌悬泉迎送日逐王时，马死途中的记载。
　　从第一任西域都护郑吉到王莽时的最后一任西域都护李崇，先后任职者18人，历时80多年。代表西汉中央政府在西域行使职权，有力保障了这段时间内西域各地同中央政府的密切联系和丝绸之路中段的安全畅达。都护的职责是：“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从汉简具体记载看，西域有什么军情要务，西域都护都要随时通过河西驿道向朝廷报告，而朝廷亦随时向西域都护发出指令。
　　使都护安远侯吉上书一封，□□元年十月庚辰日时，受遮要□□□□□□□行。(Ⅰ90DXT0114③∶62)
　　这是第一任西域都护安远侯郑吉给朝廷上书的记录。其职衔全称应是“使都护西域骑都尉”，此处用了简称。
　　出东：绿纬书□封皆完。其一封西域都护上，诣王路四门……上，诣王路四门。始建国元年十二月己亥，日蚤食时，遮要卒桥音付县泉佐杨博。(Ⅱ90DXT0115①∶63)
　　这是王莽时期西域都护但钦给朝廷上书的记录。
　　诏书一封，丞相之印章。诣使都护西域骑都尉。县厩置译骑行·有请诏。建始元年四月庚戌，昼漏上十八刻起丞相府。(Ⅱ90DXT0115③∶37)
　　这是丞相府给时任西域都护的段会宗下发的诏书。诸如此类，所在多有，从中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和西域都护对丝绸之路和西域事态的密切关注。
　　《汉书·西域传》载：“至元帝时，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同书《百官公卿表》又说：“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前48）置，有丞、司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西汉后期，汉政府在车师前王庭（交河城）设立戊己校尉屯田驻守，这是继西域都护设立后又一保障丝路交通的重大措施。但是由于《汉书》记载的歧义，从唐朝颜师古以来，就对上述记载中产生的问题进行了不断讨论。一是所谓“戊己校尉”是一个校尉还是戊校尉和己校尉两个校尉？二是戊己校尉的秩级是比二千石还是六百石？三是戊己校尉隶属于西域都护抑或敦煌太守？或是中央直辖？四是戊己校尉的下属编制和人员规模究竟是何种情况？出土汉简中大量关于戊己校尉屯田的记载，提供了新材料，使人们得出新结论。汉简中关于戊校尉、己校尉的分别记载，驳正了传统史料中“戊”“己”连称造成的混乱；校尉、都尉都是比二千石的官员，同西域都护平级。其下属丞、司马、候则是六百石秩级；戊己校尉属朝廷直接领导，但要受西域都护的节制，其戍边吏卒三年一更，更尽回返，军籍属北军；一校人马一般情况下500人左右，校尉以下，设左右前后中等部曲候。戊、己校尉正常情况下，大约有近千人的吏士，平时屯垦，战时打仗，因而车师屯田地区是扼守西域东大门，保障中西交通的战略据点。西域都护总领西域，政治上代表朝廷行使职权；戊己校尉则在军事上拱卫西域，保障丝路交通的安全。
　　丝绸之路的中段即前文分别谈到的西域南道和北道，同东段即秦陇陕甘道的情况完全不同。秦陇陕甘道分布在中央政府直辖的郡县地区，有45个沿线城镇和道路驿置作为停靠站点来保障长途通行的安全。西域地区则完全不同，像天山以南的绿洲城邦，一片绿洲就是一个部落和族群，不管大小按当时的习惯都称之为“国”，实际上同现代意义上的“国”，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西域都护只代表中央对西域各国实行羁縻，并不改变其内部的机能和体制，因而在丝绸之路的保障上实行完全不同的政策，就是上面所讲的屯田、驻军、设置都护。在传统文献的基础上，大量出土汉简更加确凿地证明：没有汉王朝对西域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方面强有力的保障，两汉丝绸之路的畅通是不可能的。当然，从广义上说，从长远观点看，北方的匈奴作为汉帝国的强敌也曾为丝绸之路的繁荣作出过贡献，更何况他们在后来也都融入了汉族和其他族群，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但具体问题要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放在特定的语境中来考虑、分析。在汉匈强烈对峙的情况下，汉帝国作为当时统一而强大的政治势力，才是东方文明的当然代表。

三、从出土汉简看中亚各国同汉王朝的直接交往
　　从汉简记载看，张骞“凿空”后，丝绸之路的西端最早与汉王朝保持直接来往的西方国家有乌孙、大宛、康居、大月氏、乌弋山离、罽宾等。下面只举乌孙和康居的例子：
　　乌孙是西域的重要国家，是张骞第二次西使的目的地。按照《汉书·西域传》记载：“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赤谷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东南伊什提克一带，但驻牧范围在天山以北整个伊犁河流域。按照西汉末年的人口统计，乌孙人口63万，在保存人口统计的西域诸国中，最为大国，从张骞元狩四年（前119）到元鼎二年（前115）出使乌孙，到西汉末年王莽新朝的一百多年里，汉与乌孙的关系有外交（如张骞出使）、有政治（如朝廷对大小昆弥的分封和昆弥到朝廷的朝拜）、有军事（如本始年间联手出击匈奴）、有和亲（两公主远嫁）、有商贸（如朝贡、纳聘和赏赐）还有驻军屯田为之维护秩序（如长罗侯率三校屯田赤谷城），等等。其间，长罗侯常惠六出乌孙，西域都护段会宗也就近五到乌孙。公主远嫁，冯夫人锦车持节来往于汉、乌之间。这都是从长安到西域国家的远距离交通。汉朝如此，乌孙亦然。史载：“元康二年，乌孙昆弥因惠上书：‘愿以汉外孙元贵靡为嗣，得令复尚汉公主，结婚重亲，畔绝匈奴，愿聘马、骡各千匹。’……上美乌孙新立大功，又重绝故业，遣使者至乌孙，先迎取聘。昆弥及太子、左右大将、都尉皆遣使，凡三百余人，入汉迎取少主。”从这300多人来汉朝迎亲的规模，亦可想见当时丝绸之路上的盛况。
　

　类似情况，除了传世文献外，汉简中亦有大量记载：
　　甘露二年二月庚申朔丙戌，鱼离置啬夫禹移县泉置：遣佐光持传马十匹，为冯夫人柱，廪穬麦小石卅二石七斗，又茭廿五石二钧。今写券墨移书到，受簿入三月报，毋令缪，如律令。(Ⅱ90DXT0115③∶96)
　　这是公元前52年4月13日，相邻的鱼离置和悬泉置就关于接待冯夫人时使用马匹和开销草料的账目如何上报核销的问题来往的商洽文件。
　　甘露三年十月辛亥，丞相属王彭护乌孙公主及将军、贵人、从者道上。传车马为驾二封轺传，有请诏。御史大夫万年下谓成，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Ⅴ92DXT1412③∶100)
　　这是公元前51年10月30日，御史大夫陈万年下发的一封文件。丞相属王彭护送乌孙公主、将军、贵人、从者等，从长安以西第一站起，沿途都要提供食宿和车辆的接待。
　　出粟二斗四升。以食乌孙大昆弥使者三人，人再食，食四升，西。(Ⅴ92DXT1611③∶118)
　　这是乌孙大昆弥使者三人在敦煌悬泉置吃过两顿饭，每顿四升，用粟二斗四升。
　　乌孙小昆弥使者却适等三人，人一食，食四升(Ⅴ92DXT1509②∶4)
　　小昆弥使者三人路过悬泉置，停留用饭的记录。
　　鸿嘉三年三月癸酉遣守属单彭送自来乌孙大昆弥副使者簿游、左大将□使□单，皆奉献诣行在所，以令为驾一乘传。凡二人。三月戊寅东。敦煌长史充国行大六月以次为驾如律令(Ⅱ90DXT0214②∶385)
　

　敦煌太守府开具的过所：守属单彭护送乌孙大昆弥的副使和左大将的使者前往京师，诣行在所，朝见天子。时在公元前18年4月2日。路过悬泉置是在4月7日。
　　出粟十八石，骑马六十匹。都吏王卿所送乌孙客。元延四年六月戊寅，县泉啬夫欣付敦煌尉史褒马。(Ⅱ90DXT0114③∶454)
　　这是公元前9年8月17日，都吏王卿护送乌孙客时路过悬泉置的记载。用粟18石，用马60匹，路过的人数可能不少。
　　从上列文献和汉简的诸多例证中，不难看出：乌孙作为西域第一大国，而且远在今天的中亚伊塞克湖以西以北，从张骞出使以后到王莽新朝，双方的来往不曾间断，而且都是远距离跋涉。出使来往的内容包括政治、和亲、军事、外交，也不乏贡纳赏赐等商贸活动。所有这些都应是丝绸之路上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
　　就因为丝绸之路不同于罗马阿庇亚（Via Appia）大道那样经过修整，就不是“路”？甚至说，在丝绸贸易量极少，又没有一条固定道路的情况下，所谓的丝路贸易只能是一个绿洲到一个绿洲的短途行为，“很少有人从撒马尔罕穿越整个中亚到达长安”。从上面引证的材料看，这些观点是有待商榷的。
　　下面，举一些康居的例子。史载康居国：“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不属都护。至越匿地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内九千一百四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人。”康居是拥有60万人口的大国，驻牧范围主要在锡尔河北岸、哈萨克斯坦南部草原，势力繁盛时可能达到泽拉夫善河流域（今布哈拉河）。康居有五小王：一曰苏薤王，治苏薤城。地望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卡什卡塔尔里亚省的沙赫里夏波兹；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纳沃伊；三曰窳匿王，治窳匿城，在今天的塔什干附近；四曰罽王，治罽城,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五曰奥鞬王，治奥鞬城，地望在今阿姆河下游花拉子模州首府乌尔根奇附近。事实上包括了今天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大部分。
　

　张骞初次来此，“康居传致大月氏”，曾得到康居的友好接待。其后太初年间（前104—前101）李广利伐大宛，康居怕唇亡而齿寒，曾为大宛后援。但后来西域都护建立后，康居同汉朝的关系进入互派使者的阶段。康居的稳定和同汉朝的密切关系，亦为丝路畅通的基本保证。汉简记载：
　　甘露二年正月庚戌，敦煌大守千秋、库令贺兼行丞事，敢告酒泉大守府卒人：安远侯遣比胥楗罢军候丞赵千秋上书，送康居王使者二人、贵人十人、从者六十四人。献马二匹、橐他十匹。私马九匹、驴卅一匹、橐他廿五匹、牛一。戊申入玉门关，已阅（名）籍、畜财、财物。（Ⅱ90DXT0213③∶6+T0214③∶83）
　　这是公元前52年3 月6日和3月8日康居王使者路过悬泉置的记载。使团从使者、贵人到从者，一共76人，随行大牲畜78头。78头大牲畜中，有贡献的马匹和骆驼若干，有私马、驴、驼、牛若干，前者是给朝廷的贡献之物，后者可能是使团人员自己的乘驾。
　　还有康居王使者册：
　　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副扁阗；苏薤王使者姑墨、副沙囷即贵人为匿等，皆叩头自言：前数为王奉献橐佗，入敦煌，关县次购食至酒泉，昆□官大守与杨伯刀等杂平直肥瘦。今杨伯刀等复为王奉献橐佗入关，行道不得，至酒泉，酒泉大守独与小吏直畜，杨伯刀等不得见所献橐佗。姑墨为王献白牡橐佗一匹，牝二匹，以为黄。及杨伯刀等献橐佗，皆肥，以为瘦。不如实，冤 。永光五年六月癸酉朔癸酉，使主客谏大夫汉侍郎当，移敦煌大守，书到验问言状。事当奏闻，毋留如律令。七月庚申，敦煌大守弘、长史章、守部候修仁行丞事，谓县：写移书到，具移康居苏薤王使者杨伯刀等献橐佗食用谷数，会月廿五日，如律令。╱掾登、属建、书佐政光。七月壬戌，效谷守长合宗、守丞敦煌左尉忠谓置：写移书到，具写传马止不食谷，诏书报，会月廿三日，如律令。╱掾宗、啬夫辅。（Ⅱ90DXT0216②877-883）
　　本简册有七枚简，293字，记载了公元前39年，康居王使者杨伯刀、副使扁阗、苏薤王使者姑墨、副使沙囷、贵人为匿等五人来京师贡献时，由于没有受到敦煌、酒泉等地方官员的应有礼遇，后来把冤屈上告到了朝廷。
　　阳朔二年四月辛丑朔甲子，京兆尹信、丞义下左将军、使送康居校尉，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四月丙寅，左将军丹下大鸿胪、敦煌大守，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玉门关汉简Ⅱ98DYT2∶3）

　　这是说公元前23年6月18日,有一封朝廷公文，先由京兆尹信、丞义下达左将军和使康居校尉。6月20日，又由左将军下达给大鸿胪和敦煌太守。
　　从上面三封出土汉简中，公元前52年、公元前39年、公元前23年这30年时间里，康居和汉朝有着友好的往来关系，而且是经过长途跋涉，从丝路的一端到了另一端。所谓“很少有人从撒马尔罕穿越整个中亚到达长安”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总之，通过出土汉简和传世文献，我们可以看到，两汉时期的丝绸之路，从东到西有着大致固定的路线和走向。从长安到敦煌 ，属于汉王朝直接统治的郡县地区，沿线建有绵延不绝且分布均匀的驿站馆舍。这些交通设施的高效运转，是国家统一而强大的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没有国家强有力的保障，就没有丝绸之路的畅通。所谓丝绸之路网状说并不符合事实。至于丝绸之路的中段则与内地不同。天山以南是城郭之国，属于农耕定居之地；而天山以北则属于草原游牧地区。穿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北两道，以绿洲为据点，在汉王朝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措施的保障下，西域都护管辖的绿洲各国按照朝廷的意志，履行东道国的义务，以此来保障丝路中段的正常通行。葱岭以西，汉王朝军事外交并用，保持同中亚各国以及西亚、南亚次大陆的直接来往。那种认为丝绸之路上只是一个绿洲到另一个绿洲短距离间接交易的说法同样是不全面的。
　　丝绸之路的概念从1877年李希霍芬提出以后就是一个开放和发展的系统，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应有不同的内涵和限定。不能由于西汉的丝绸之路尚未延伸到罗马，就否定它的存在。罗马的势力不断扩张从共和进入帝国是公元前30年以后的事，在此之前的丝绸之路实际上已经进入了繁荣时期。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