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穿古今,奠史学万祀之基,炜然有其永存之辉光,自古迄今
1)司马迁所撰《史记》为我国第一部正史,同时《史记》一书又是中国史学的最高峰。虽然说在《史记》之前中国也有史书存在,然此前的这类撰述不属于后世所认定的正史,这正如内藤湖南所言:“《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在此之前,过去那种出于种种目的的记录,即依据官师需要的记录,曾一变为诸子百家的著述,但《史记》则完全不同于以往著述的性质,事实上已经是今天我们所认为的那种历史著作了。”(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
2)内藤湖南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著作,都是在汉初由传承各个流派的诸子百家,为了主张各自的一家之言,并附加以新的内容,而最终成为今日书籍的。”他觉得这些著作都是继承战国遗风,到了《淮南子》一书方继承《吕氏春秋》的学风,成为了总括诸家学说的著作。进入汉代,人们已经感到有必要对各种思想予以统一:“《准南子》就是用杂家思想所做的统一,这完全是对《昌氏春秋》系统的延续。另一部也往往被认为是受到《吕氏春秋》影响的著作,即实现了在事实上的杰出的思想统一和所有记录统一的司马迁的《史记》。”
3)且不论《史记》一书是否受《吕氏春秋》的影响,但此前的著作大多是诸子百家各自的观念,而很多书乃是推行自己的观念,以此来压倒其他家的观念。内藤湖南认为社会的变革出现了类书体,然而司马迁的《史记》却与这些著作完全不同:“司马迁的《史记》则不是这种单纯为了君主所编制的参考书那样的类书,而是以一种具有继承孔子《春秋》、以自身天才树立著述系统之创作意图的著作;所以应该说《史记》完全不是那种单纯适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作品,而是应司马迁这一大天才的要求才得以诞生的。”所以内藤湖南的结论是:“自从《史记》问世以后,在中国几乎再没有出现超越其上的史书了。”
◎《史记》一百三十卷 明崇祯元年序陈仁锡刻本
1)司马迁所撰《史记》为我国第一部正史,同时《史记》一书又是中国史学的最高峰。虽然说在《史记》之前中国也有史书存在,然此前的这类撰述不属于后世所认定的正史,这正如内藤湖南所言:“《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在此之前,过去那种出于种种目的的记录,即依据官师需要的记录,曾一变为诸子百家的著述,但《史记》则完全不同于以往著述的性质,事实上已经是今天我们所认为的那种历史著作了。”(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
2)内藤湖南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著作,都是在汉初由传承各个流派的诸子百家,为了主张各自的一家之言,并附加以新的内容,而最终成为今日书籍的。”他觉得这些著作都是继承战国遗风,到了《淮南子》一书方继承《吕氏春秋》的学风,成为了总括诸家学说的著作。进入汉代,人们已经感到有必要对各种思想予以统一:“《准南子》就是用杂家思想所做的统一,这完全是对《昌氏春秋》系统的延续。另一部也往往被认为是受到《吕氏春秋》影响的著作,即实现了在事实上的杰出的思想统一和所有记录统一的司马迁的《史记》。”
3)且不论《史记》一书是否受《吕氏春秋》的影响,但此前的著作大多是诸子百家各自的观念,而很多书乃是推行自己的观念,以此来压倒其他家的观念。内藤湖南认为社会的变革出现了类书体,然而司马迁的《史记》却与这些著作完全不同:“司马迁的《史记》则不是这种单纯为了君主所编制的参考书那样的类书,而是以一种具有继承孔子《春秋》、以自身天才树立著述系统之创作意图的著作;所以应该说《史记》完全不是那种单纯适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作品,而是应司马迁这一大天才的要求才得以诞生的。”所以内藤湖南的结论是:“自从《史记》问世以后,在中国几乎再没有出现超越其上的史书了。”
◎《史记》一百三十卷 明崇祯元年序陈仁锡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