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总却摇摇头,说:"要顾全大局,向远看,不能凭一时感情办事。你如果带走红五军,就要承担分裂左路军的责任。我们还应当对张国焘做团结争取的工作。”
董振堂被老总的一番话说服了。
为了拿取张国焘北上,朱老总和刘伯承率领红五率和红九军一起赶回阿坝。这时张国焘竟以总司令部的名义给党中央发电报,谎称因噶曲河水暴涨,无法过河,决定回阿坝。

度娘,此楼删否?

提起军团长董振堂,红五军团的同志都知道他有一匹大骡子。这匹大骡子是军团长十分心爱的坐骑,曾跟随主人经历了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董振堂同志平时对那匹大骡子非常爱惜。行军时,他总是挂着一根竹棍,上高山,下陡坡,走田埂,蹬小河,不到关键时刻,从不骑。但要是在行军途中遇到了伤病员,他却毫不吝惜自己的坐骑,常常是背上驮一个,尾上还要拽一个。

一九三六年七月,我们红五军团第三次向草地进军。
离走出草地仅剩下三天路程了,全军上下情绪高涨。这种情景,与部队从噶曲河南下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天,部队一大早就集合出发了。军团长习惯地把部队看了一遍,发现“小参谋”不在队列里,连忙问身边的作战科长李本仁同志: “李科长, 小参谋,到哪里去了?"
“小参谋”的名字叫黄立功,是军团部作战科的测绘参谋,因为个头长得瘦小,大家就习惯地叫他“小参谋"。
对军团长突如其来的问话,李科长支支吾吾地回答说：:“他……烧得厉害,已经不省人事。管理科的同志已经把他送……送到老乡家里去了。”
军团长心里明白,这茫茫的草地,自己已经来回过了三遍,何會碰到过什么人家。他声色俱厉的对李科长说:“李本仁同志,你到底把他放到哪里去了?要知道,每一个红军战士,都是革命的宝贝疙瘩啊!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们就要把他带出草地。”
这时,李科长不好意思地指着半塌的牛屎棚说:“在那里。”
“快去看看,还有没有气?
于是,李科长立即找管理科的同志商量,设法扎了一副担架。
“小参谋”昏迷不醒地躺在担架上,跟随在北上的队伍中。
一天以后,他的高烧渐渐退了,发现自己由两个战士抬着,他用尽力气从担架上滾下来,无论如何也不愿让同志们抬着走。军团长只好命令“小参谋”骑上自己的大骡子。最后,“小参谋”是拽着军团长那匹大骡子的尾巴出草地的。

28楼—30楼出自刘子云回忆文章。
刘子云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七师十九团排长，红五军团特务团工兵连连长，军团通信队副队长，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教员，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局作战参谋。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29楼被度娘吞了，多次申请恢复，不准。

在一个灰蒙蒙的夜晚，董振堂踏着清冷的月光悄然来到警卫队找到高志中说：“你现在的身体怎么样？还能骑马吗？”
“行，身体还好。”高志中回答。
“骑兵还有多少？”
“牲口总共还不到20头。”
董振堂问完警卫队的情况，过了一会，又感情深沉地说：“我来看看你。”
长征以来，由于戎马倥偬，又各负重任，官兵们不能像先前那样朝夕相见，彼此自然时刻惦念。但是，高志中凭多年跟随董振堂的经验，他从军长那忧郁的表情和深沉的话语中感到，首长此次来临绝不仅仅是为了看他，大概有重要事情要交给他去办，于是高志中随董军长走出屋外。他俩默默地走了一程，董振堂不由得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对高志中说：“有个任务交你去完成。”
“什么任务？”高志中心里在想，但没问出口。
“现在跟着我的就剩下你了，跟你打个招呼：你把马匹清点一下，不要多，要精，要挑马口轻一点的，体质好一点的，马背踏一点的。”
高志中仔细听着，记在心里。
“子弹还缺不缺？”董振堂停了停，接着向高志中交代第二点，“要把武器弹药集中起来配备一下。”
“第三点，”董振堂向高志中身边凑了凑，“你带哪些人，要把他们的情况了解一下，哪个人参加过什么战斗，平时和你关系怎样，能不能跟你一条心，你心里要有个底儿。”
说着，他俩已经信步来到军部门前。停住脚，他又嘱咐了高志中几句，便各自回去了。
第二天晚上，董振堂派警卫员把高志中叫到军部，问：“昨天晚上我和你谈了以后，你准备得怎么样了？”
“打算去12个人，12匹马。”高志中告诉董军长，去的这些人有的带马枪，有的带花机关，还有匣子枪，每人四五十发子弹。
“这些人的情况弄清楚了吗？”董振堂又问。
“有江西的2个，有宁暴过来的5个，有长征中参加的……”
“不要带那么多人。”董振堂打断高志中的话，“带10个就行。”接着他又问：“准备工作都有谁知道？”
“谁也不知道。”
“有人问起过你没有？”
“没有。”
“好！”董军长点了点头，表示满意。“明天晚上我到你那里去，你把人马都准备好。”
第三天晚上，高志中按照军长指定的地点去找他，军长已经在那里等着了。他一见高志中便问：“准备好了吗？”
高志中回答说：“都准备好了，请首长吩咐。”
“现在有一封非常重要的信，你把它送到瓦窑堡，或是保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也可能在瓦窑堡，也可能在保安。你无论如何要找到，把信交给他们。”
董振堂紧紧攥着那封信，信皮上写着：“面呈毛主席、朱总司令亲启。董振堂。”
董振堂掂了掂手上的信，注视着小高，把信递给了高志中。
高志中把信接过来说：“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这次你们去要经过7道封锁线，但是你有条件，你是陕西人，说话容易懂。”接下去，董振堂又向高志中介绍了7道封锁线的情况和通过的办法。说完，董振堂用充满信任的目光看了高志中许久，然后又语重心长地说：“小高同志，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摸着黑瞎闯了一阵子，好不容易才找到光，看到了中国光明的前途，只有跟党中央、毛主席走，才能真正实现劳苦大众的解放。这次你走了，今后我们可能还会见面，也可能见不了面，我有一句话你一定要记住：永远跟党走，革命到底！”说到这里，董军长的眼圈都红了。高志中更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流着热泪说：“我一定记住首长的话，坚决完成任务，赶快回来见您。”
时间不早了，高志中陪着军长来到整装待发的马队前。战士们怀着惜别之情相视沉默了许久，军长把抚摸着马背的手慢慢抬起来用力一挥：“出发！祝同志们顺利！”高志中和其他9名战士跃身上马，向东疾驰而去。
高志中深深理解首长的急切心情，这封信的重量在首长心里可真是比泰山还要重哪！高志中带领9名战士策马扬鞭，昼夜兼程。在一天的黎明，他们突破第一道防线——李旺时，按照军长事先的嘱咐，乘机偷袭过关，不幸伤亡了3人。接着，他们一鼓作气，闯过了仙城堡、洛川两道封锁线，随之第四道封锁线又横在了他们面前，过雁门关时，又牺牲了2人，剩下的5人，依然不顾一切地策马奔驰，继续冲过一道一道封锁线。大约在第六天，到达瓦窑堡一带，找到朱总司令，把信交给了总司令。
“情况我们知道了。”朱总司令看完信后，对高志中等五名战士关切地说：“我看你们就不要回去了。”
高志中说：“我们来时董军长要我们一定回去，最好带信回去。”
“回去要过几道封锁线，你们回得去吗？”
高志中很有信心地回答说：“我们既然能来，就一定能回去。”
“那好！”于是，朱总司令给高志中他们写了一个回签：
振堂同志，信己收到。
朱德
这段节选自张掖红西路军精神研究会,中共高台县委编写的《董振堂传》

从华家岭到会宁中川乡大墩打的是运动战,一个山头每五个人一挺机枪,敌人上来就打,敌人下去就撤。撤退时上个人离开二十步远走,在孙家梁的一个山头上,指导员带着我们五个人守着,敌军一个营三个连向上包围,指导员命令我们每个人用三个手榴弹投向敌人,然后用机枪一扫射,敌人就退下了。在大墩敌人用了三架飞机炸了几个钟头,本来军部命令大墩的部队撤,但前面人多很拥挤,走不开,被敌人飞机炸死很多。我们一营沿杜家梁前进,一路上死伤的很多,我是在毛牛川被打断跨骨掉队的,在死人堆里爬了三天三夜。在我们周围满是尸体,估计我们在毛牛11死伤三、四百人,我们的一个机枪连全辆牲了。
回忆者：老红军梁诚

我了会宁县丁沟杜梁时,天刚亮从兰州方向来了一架黑色敌机,在空中盘旋了两圈后,在杜梁扔下了六枚炸弹飞走了,六个炸弹炸了五个,一个没有发,我还到跟前用脚踢过,有一条缸那么大。这一架飞机飞走后,在大约九点多的时候,从兰州方向来了八架敌机,敌方阵地突然用白布拉开十字标记,敌机对大墩墩周围的我方阵地进行长时间的投弹轰炸和俯冲扫射,大约到十二点的时候,敌机飞走了。敌机的轰炸扫射给我方造成很大伤亡。当时军部和董振堂军长就驻在杜梁的堡子里。军长和团长骑的骡子,我送信骑的白马都被炸死了。敌机飞走后,敌人向我们的阵地发起冲锋,我们在一片喊杂声中冲向敌人,在大墩阳山坡地里展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肉搏,阳山坡的一莜麦地里遍地都是尸体,杜梁到毛牛川的沟里到处都是尸体和伤员。在这次战斗中,我的右脚和右腿三处受伤,就流落下来了。
回忆者：老红军张国宗

伪军长董振堂及伪政委等自帽儿顶退却，仅以身免。伪三十九团长被我军包围，迭次冲锋不逞，乃自杀，其手枪、大衣均被我军夺获。是役共俘匪官兵五百余。我第八师四三团、四五团获步枪百三十余支，轻机枪三挺，手机枪二支；第二十四师一三九团及一四四团获步马枪二百余支，重机枪脚架二座，团、营旗三面。其向会宁县城溃退之*共约千余，经我二十四师一三九团跟踪追击，沿途死伤枕藉、呻吟呼号惨不忍闻。
摘自《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在川甘等地追堵北上抗日红军诸役战斗详报》

1936年10月27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党中央及军委；"五军此次在会宁一带激战两日夜，敌机七架轰炸，伤亡八百八十七人，炸毁与损失枪支三百八十条，干部、弹药消耗，伤亡甚大，罗南辉同志牺牲。”

10月25日，徐、陈安排红五军“明夜到郭城驿一带休整待命，以得力之一团迅速开靖远接三十军监视城的任务。”
10月26日，徐、陈为红五军安排的任务变了，是“留五军在河两岸监视靖远、一条城之敌及守船任务”。
10月28日下午，徐、陈给红五军的任务是将来“五军于牵引任务完成后，即开一条山、大卢塘、五佛寺线”。
10月29日，徐、陈就安排好了“五军余部控制靖远河北岸及三角城一带,尔后待命向一条山进。”
因此，10月30日红五军的全军西渡黄河，根本就不是受到关麟征师突进，迫于无奈的临时举措，而是徐、陈可能早在10月25日就计划好了的精心安排。徐、陈这是一步步的把红五军拉过了黄河，断了董振堂想归建红一方面军的念想。


此段节选出自吧友《探讨红五军从虎豹口渡黄河的日期》一文，特此感谢。

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安排红五军的渡河与西进，引发了红五军军长董振堂与徐、陈的激烈矛盾。徐、陈向张国焘提出调整董振堂的职务，11月12日张国焘回电“振堂以不动为宜，仍任五军军长，将来有机会时他可到远方学习一时期。”暂时搁置。

冲破天险黄河浪
王定烈
1936年10月，我们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消息传到岷州(今岷县，当时我们正在围困岷州之敌鲁大昌部)，部队上下一片欢腾，我们信心倍增，昼夜兼程，向会宁奔驰。
　　我们红五军，由于长征减员，仅有四个团，我们四十三团此时不足千人。10月24日，我们从会宁出发，经三天的急行军，赶到靖远县以南10多里的虎豹口附近，在梨树林里集结待命。
　　虎豹口，黄河渡口。黄河流经这里，被南岸的山岩扼住，咆哮着、挣扎着，浊浪排空，震耳欲聋，真是名副其实的天险，真像虎豹一样凶猛，折向东北滚滚而去。
　　时间一分一分地流逝，团长郭锡山、政委万汉江从军部接受命令回来，告诉大家：红三十军主力已于前日晚突破敌黄河防线到河西去了，红九军的主力也过去了，这里剩下的人员，待夜间渡河。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是为了打下中卫、宁夏(今银川)，建立宁夏根据地，背靠陕北，与外蒙接通，“打通国际路线”，以取得苏联的援助，并强调这是“中央的决定”。中央有了决定，红军将士向来是坚决执行的，士气自不必说，真是气冲霄汉。
　　黄昏降临，一队一队的船只从虎豹口的岩石下划出来。我们紧接着红九军后卫部队上船西渡。红四军的先头部队也赶来了，他们预定接着我们渡河，我们正在办理移交船只的手续。9点来钟，在我们来路方向10多里外，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这一定是敌追兵赶来“欢送”我们。还没等到红四军先头部队登船，又接到命令，红四军不过了，他们沿着黄河的东岸北上。
　　这样，渡过河西的有红三十军、红九军、五军和总部直属部队，共21000多人，集结在吴家川、五佛寺、一条山、喜集水地区，准备进攻宁夏。次日，我们从望远镜中看到黄河东岸成群的敌人队伍，搅得尘土飞扬，向我们红四军的方向追击，敌人的飞机不断地盘旋扫射。我们据有黄河之险，在此地休息整顿，还召开了“创造宁夏根据地”的誓师大会，我们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同志讲了话，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打下宁夏，背靠陕北”。
11月10日，又通知撤销攻宁计划，改为“西路军”，要求多带干粮、水，准备夺取甘、肃二州，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从新疆方向“打通国际路线”。通知一下，部队便开始西进。
我们红五军跟在总部直属队后面，沿着三十军开辟的路线，利用夜幕朝武威西北兼程前进。武威城门紧闭，城墙上灯光高悬，照得如同白昼，防我进攻。25日，红五军接替三十军防务，在山丹集结。

回忆山丹战斗
谢良
1936年11月23日，红五军和西路军的总医院、兵工厂、妇女团进驻甘肃山丹县。我们部队在山丹县住下后，立即派人做群众工作，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和抗日义勇军等组织。与此同时，部队还派人筹集部队的给养，主要是布匹和粮食。由于军阀的反动部队剥削和封锁，县里粮食和布匹很缺乏，无法解决部队的急需，但一些日常用品如牙刷、牙膏等生活用品还可以买到，特别是还能买到香烟，对抽烟人来说是一件高兴的事。
那时，我团改为第十三师（指红五军第三十七团，该团改为第十三师师部，仍兼三十七团机关。），我是师政委，李连祥同志是师长，下辖两个团（第三十七团和三十九团）。部队驻扎后，根据军团指示，由我师去打破敌军的步、骑兵各一旅和两个民团的阻击（在山丹围攻红五军的敌军是马彪和马朴指挥的两个骑兵旅和一批民团）。
　　第一次战斗是在11月24日（据甘肃省委党史委调查，董振堂军长是11月25日抵达山丹县城的，此战当在25日以后进行），我师奉命向山丹县西北二十里堡的敌骑兵团夜袭。这次军部还加配了一个迫击炮连参加战斗。我们利用黑夜的掩护，迅速地接近敌军驻地，突然向敌军发射了几发炮弹，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人喊马叫，一片混乱。由于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情况，不敢向我们出击。因为我们从一个老乡那里得知二十里堡的敌军不是一个团，而是一个骑兵旅，也不敢进一步向他们发动进攻。一阵炮击和步、机枪的射击后，在下半夜便迅速撤出战斗，回到山丹县城。军长董振堂同志来欢迎我们，见部队士气高，走得又整齐，我们师领导干部在后卫营一起走，他很高兴。我向他汇报了部队的战斗情况，没有什么伤亡，教训敌人一顿就回来了。他说：“你们打了敌人一顿，教训一下也好，以后，再找机会去教训敌人。”
　　第二次战斗是11月29日。这天，军首长命令我师到西十里堡占领阵地，构筑工事，阻击敌人的进攻。我们根据十里堡的地形，选择了有土围子的地方，展开了阵势，我与师长李连祥、参谋长三人分别行动。我守在中间的土围子；师长在左边的土围子；参谋长在右边的土围子。各依土围子的地形，进一步构筑了作战工事。
　　我们刚刚准备好，敌一个骑兵旅、一个步兵旅，以优势兵力，向我师阵地发动了四次集团冲锋。我们依靠土围子的工事和战士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敌人每次进攻付出的代价都很大，而我们的伤亡却很少。
　　下午大约三四点钟，在敌人发动第四次冲锋时，我正在指挥所紧张地指挥部队作战，突然感到左脚发凉，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自己受伤，仍然指挥部队反击敌人，警卫员发现我脚上有血，就说：“政委，你负伤了。”我用手一摸，发现了血，并感到疼痛，才知道是被敌人的子弹打伤了脚。但我意识到在战斗紧张关头，指挥员一走就会影响干部战士的战斗情绪，因此我对警卫员说：“我知道了，你不要声张，帮我包扎一下伤口就行了。”我一直坚持到把敌人进攻打退以后，部队回撤时，我才从指挥所撤下来。
　　当天晚上，军首长命令我离开部队到卫生部去治疗。我住在一个老乡家，第二天发现邻房有伤员呼叫，一打听才知道是军参谋长李屏仁同志。他在经过永昌县时，在敌人夜袭中左脚负了伤，胯骨也被打碎了，伤势很重。我想去看他，但走不动，只好写条子向他表示慰问，望他安心养伤，并告诉他我的脚也负伤了。在治疗中，军卫生部医务主任杨奋同志亲自给我动手术、上药，我很感谢他。

山丹破敌
饶子健
　（12月1日）守城战斗开始后，城四周人喊马嘶，密集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战斗的前奏曲。我们的红军战士再疲劳，一听到这种微妙的声音，就红了眼，坐不住。我每到一个连队检查战斗准备情况时，同志们就纷纷围上来，急不可耐地问：“参谋长，赶快要求军长让我们上阵吧，兄弟部队在那里打，我们在这里听枪声，这种‘清福’我们可享受不了！”我安慰大家说：“请同志们尽管放心，我们三十九团该在什么地方用，军长早有打算，现在我们的任务是抓紧时间休息，抓紧时间准备！”战士们的情绪立即镇定下来了。
　　守城部队依托城墙垛口，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斗一直进行到第三天下午，军部命令三十七团、三十九团从东门出击。古老的山丹城东门外不远处，便是雄伟的万里长城。下午4点钟，嘹亮的冲锋号响彻云霄，城墙上负责掩护我们冲锋的机枪，“哒哒哒、哒哒哒”地向敌人猛烈射击，敌人的威势一时间被压下去了，我三十七团、三十九团的官兵三天来压抑在心中的怒气，一下子爆发出来，部队像决堤的洪水，从东门一拥而出，一路杀声震天。围城的敌人猝不及防，四散逃奔，我们乘胜追击，寸步不让。
　　我团追击到长城后，在团长、政委指挥下，又冲出五六百米远，占领了一道沙梁。这时，团政委周畅昌同志站在沙梁上举起望远镜观察敌情，突然与身边的警卫员同时被敌人打倒了，我急忙扑上去，只见敌人的一颗子弹同时穿透了他俩的大腿。我让卫生员快速地将他俩包扎好，背下阵地。话刚交代完毕，就听到几个战士同时喊：“参谋长，你看！”我抬头一望，只见前面一片尘土飞扬，敌人的骑兵反扑过来了！“赶快组织火力，向敌人射击！”团长大声发布命令。糟糕，我们对敌骑兵作战缺乏经验，出击过远，给了敌人以反扑的机会！眼下我已处于孤立无援、无险可凭的困难境地！
　　“同志们，敌人过来了，准备好和敌人决一死战！”我大声向同志们发出动员令。敌骑兵在我阵地上挥舞着大刀，左杀右砍，横冲直撞，三十七团团长李连祥同志在率部队与敌人拼杀之际，不幸被敌一个骑兵砍中头部，当即光荣牺牲，该团很快被敌人冲散。眼下阵地上只剩下我三十九团，在这烟尘滚滚的沙漠里与敌人厮杀，战斗打得十分残酷。这时，站在山丹东门城楼上指挥战斗的董振堂军长发现这一险情后，当即命令四十五团派两个营火速增援，掩护我团撤退。四十五团的同志们瞄准敌人骑兵射击，敌人与战马一个接一个的栽倒在地上，敌人一时偃旗息鼓，我很快带领部队撤到城门跟前。这样一来，才算扭转了局势。
　　这一仗，我们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但自己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果不是董军长指挥沉着、果断，我出击部队将会有全部覆没的危险。后来董军长和我们一道总结了经验教训：出击过远，主要是对敌人骑兵的作战速度没有考虑进去，如果追击到长城一线转为据守，就不会出现后来的被动局面。
　　山丹第一次战斗结束不久，军部分配我到三十七团担任团长。我来到军部报到，只见董军长正捧着一张甘肃地图眉宇紧锁，久久凝思，我的到来，并没完全打断他的思索，他神色严峻，话语不多，简单交代了几句，说：“就这样吧！”伸出手来与我握别，看得出，他的心情十分沉重。时下，敌人又铁筒似的紧紧包围着山丹城，而三十军、九军还在200多里外的永昌与马匪作战，战局危急，他的心情沉重呵！
　　我五军在山丹与敌人拉锯式的战斗进行了一个多星期，伤员显著增加，药品极度缺乏，营养就更是侈谈，伤口难以愈合，使五军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