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破天险黄河浪
王定烈
1936年10月，我们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消息传到岷州(今岷县，当时我们正在围困岷州之敌鲁大昌部)，部队上下一片欢腾，我们信心倍增，昼夜兼程，向会宁奔驰。
　　我们红五军，由于长征减员，仅有四个团，我们四十三团此时不足千人。10月24日，我们从会宁出发，经三天的急行军，赶到靖远县以南10多里的虎豹口附近，在梨树林里集结待命。
　　虎豹口，黄河渡口。黄河流经这里，被南岸的山岩扼住，咆哮着、挣扎着，浊浪排空，震耳欲聋，真是名副其实的天险，真像虎豹一样凶猛，折向东北滚滚而去。
　　时间一分一分地流逝，团长郭锡山、政委万汉江从军部接受命令回来，告诉大家：红三十军主力已于前日晚突破敌黄河防线到河西去了，红九军的主力也过去了，这里剩下的人员，待夜间渡河。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是为了打下中卫、宁夏(今银川)，建立宁夏根据地，背靠陕北，与外蒙接通，“打通国际路线”，以取得苏联的援助，并强调这是“中央的决定”。中央有了决定，红军将士向来是坚决执行的，士气自不必说，真是气冲霄汉。
　　黄昏降临，一队一队的船只从虎豹口的岩石下划出来。我们紧接着红九军后卫部队上船西渡。红四军的先头部队也赶来了，他们预定接着我们渡河，我们正在办理移交船只的手续。9点来钟，在我们来路方向10多里外，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这一定是敌追兵赶来“欢送”我们。还没等到红四军先头部队登船，又接到命令，红四军不过了，他们沿着黄河的东岸北上。
　　这样，渡过河西的有红三十军、红九军、五军和总部直属部队，共21000多人，集结在吴家川、五佛寺、一条山、喜集水地区，准备进攻宁夏。次日，我们从望远镜中看到黄河东岸成群的敌人队伍，搅得尘土飞扬，向我们红四军的方向追击，敌人的飞机不断地盘旋扫射。我们据有黄河之险，在此地休息整顿，还召开了“创造宁夏根据地”的誓师大会，我们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同志讲了话，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打下宁夏，背靠陕北”。
11月10日，又通知撤销攻宁计划，改为“西路军”，要求多带干粮、水，准备夺取甘、肃二州，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从新疆方向“打通国际路线”。通知一下，部队便开始西进。
我们红五军跟在总部直属队后面，沿着三十军开辟的路线，利用夜幕朝武威西北兼程前进。武威城门紧闭，城墙上灯光高悬，照得如同白昼，防我进攻。25日，红五军接替三十军防务，在山丹集结。

回忆山丹战斗
谢良
1936年11月23日，红五军和西路军的总医院、兵工厂、妇女团进驻甘肃山丹县。我们部队在山丹县住下后，立即派人做群众工作，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和抗日义勇军等组织。与此同时，部队还派人筹集部队的给养，主要是布匹和粮食。由于军阀的反动部队剥削和封锁，县里粮食和布匹很缺乏，无法解决部队的急需，但一些日常用品如牙刷、牙膏等生活用品还可以买到，特别是还能买到香烟，对抽烟人来说是一件高兴的事。
那时，我团改为第十三师（指红五军第三十七团，该团改为第十三师师部，仍兼三十七团机关。），我是师政委，李连祥同志是师长，下辖两个团（第三十七团和三十九团）。部队驻扎后，根据军团指示，由我师去打破敌军的步、骑兵各一旅和两个民团的阻击（在山丹围攻红五军的敌军是马彪和马朴指挥的两个骑兵旅和一批民团）。
　　第一次战斗是在11月24日（据甘肃省委党史委调查，董振堂军长是11月25日抵达山丹县城的，此战当在25日以后进行），我师奉命向山丹县西北二十里堡的敌骑兵团夜袭。这次军部还加配了一个迫击炮连参加战斗。我们利用黑夜的掩护，迅速地接近敌军驻地，突然向敌军发射了几发炮弹，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人喊马叫，一片混乱。由于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情况，不敢向我们出击。因为我们从一个老乡那里得知二十里堡的敌军不是一个团，而是一个骑兵旅，也不敢进一步向他们发动进攻。一阵炮击和步、机枪的射击后，在下半夜便迅速撤出战斗，回到山丹县城。军长董振堂同志来欢迎我们，见部队士气高，走得又整齐，我们师领导干部在后卫营一起走，他很高兴。我向他汇报了部队的战斗情况，没有什么伤亡，教训敌人一顿就回来了。他说：“你们打了敌人一顿，教训一下也好，以后，再找机会去教训敌人。”
　　第二次战斗是11月29日。这天，军首长命令我师到西十里堡占领阵地，构筑工事，阻击敌人的进攻。我们根据十里堡的地形，选择了有土围子的地方，展开了阵势，我与师长李连祥、参谋长三人分别行动。我守在中间的土围子；师长在左边的土围子；参谋长在右边的土围子。各依土围子的地形，进一步构筑了作战工事。
　　我们刚刚准备好，敌一个骑兵旅、一个步兵旅，以优势兵力，向我师阵地发动了四次集团冲锋。我们依靠土围子的工事和战士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敌人每次进攻付出的代价都很大，而我们的伤亡却很少。
　　下午大约三四点钟，在敌人发动第四次冲锋时，我正在指挥所紧张地指挥部队作战，突然感到左脚发凉，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自己受伤，仍然指挥部队反击敌人，警卫员发现我脚上有血，就说：“政委，你负伤了。”我用手一摸，发现了血，并感到疼痛，才知道是被敌人的子弹打伤了脚。但我意识到在战斗紧张关头，指挥员一走就会影响干部战士的战斗情绪，因此我对警卫员说：“我知道了，你不要声张，帮我包扎一下伤口就行了。”我一直坚持到把敌人进攻打退以后，部队回撤时，我才从指挥所撤下来。
　　当天晚上，军首长命令我离开部队到卫生部去治疗。我住在一个老乡家，第二天发现邻房有伤员呼叫，一打听才知道是军参谋长李屏仁同志。他在经过永昌县时，在敌人夜袭中左脚负了伤，胯骨也被打碎了，伤势很重。我想去看他，但走不动，只好写条子向他表示慰问，望他安心养伤，并告诉他我的脚也负伤了。在治疗中，军卫生部医务主任杨奋同志亲自给我动手术、上药，我很感谢他。

山丹破敌
饶子健
　（12月1日）守城战斗开始后，城四周人喊马嘶，密集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战斗的前奏曲。我们的红军战士再疲劳，一听到这种微妙的声音，就红了眼，坐不住。我每到一个连队检查战斗准备情况时，同志们就纷纷围上来，急不可耐地问：“参谋长，赶快要求军长让我们上阵吧，兄弟部队在那里打，我们在这里听枪声，这种‘清福’我们可享受不了！”我安慰大家说：“请同志们尽管放心，我们三十九团该在什么地方用，军长早有打算，现在我们的任务是抓紧时间休息，抓紧时间准备！”战士们的情绪立即镇定下来了。
　　守城部队依托城墙垛口，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斗一直进行到第三天下午，军部命令三十七团、三十九团从东门出击。古老的山丹城东门外不远处，便是雄伟的万里长城。下午4点钟，嘹亮的冲锋号响彻云霄，城墙上负责掩护我们冲锋的机枪，“哒哒哒、哒哒哒”地向敌人猛烈射击，敌人的威势一时间被压下去了，我三十七团、三十九团的官兵三天来压抑在心中的怒气，一下子爆发出来，部队像决堤的洪水，从东门一拥而出，一路杀声震天。围城的敌人猝不及防，四散逃奔，我们乘胜追击，寸步不让。
　　我团追击到长城后，在团长、政委指挥下，又冲出五六百米远，占领了一道沙梁。这时，团政委周畅昌同志站在沙梁上举起望远镜观察敌情，突然与身边的警卫员同时被敌人打倒了，我急忙扑上去，只见敌人的一颗子弹同时穿透了他俩的大腿。我让卫生员快速地将他俩包扎好，背下阵地。话刚交代完毕，就听到几个战士同时喊：“参谋长，你看！”我抬头一望，只见前面一片尘土飞扬，敌人的骑兵反扑过来了！“赶快组织火力，向敌人射击！”团长大声发布命令。糟糕，我们对敌骑兵作战缺乏经验，出击过远，给了敌人以反扑的机会！眼下我已处于孤立无援、无险可凭的困难境地！
　　“同志们，敌人过来了，准备好和敌人决一死战！”我大声向同志们发出动员令。敌骑兵在我阵地上挥舞着大刀，左杀右砍，横冲直撞，三十七团团长李连祥同志在率部队与敌人拼杀之际，不幸被敌一个骑兵砍中头部，当即光荣牺牲，该团很快被敌人冲散。眼下阵地上只剩下我三十九团，在这烟尘滚滚的沙漠里与敌人厮杀，战斗打得十分残酷。这时，站在山丹东门城楼上指挥战斗的董振堂军长发现这一险情后，当即命令四十五团派两个营火速增援，掩护我团撤退。四十五团的同志们瞄准敌人骑兵射击，敌人与战马一个接一个的栽倒在地上，敌人一时偃旗息鼓，我很快带领部队撤到城门跟前。这样一来，才算扭转了局势。
　　这一仗，我们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但自己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果不是董军长指挥沉着、果断，我出击部队将会有全部覆没的危险。后来董军长和我们一道总结了经验教训：出击过远，主要是对敌人骑兵的作战速度没有考虑进去，如果追击到长城一线转为据守，就不会出现后来的被动局面。
　　山丹第一次战斗结束不久，军部分配我到三十七团担任团长。我来到军部报到，只见董军长正捧着一张甘肃地图眉宇紧锁，久久凝思，我的到来，并没完全打断他的思索，他神色严峻，话语不多，简单交代了几句，说：“就这样吧！”伸出手来与我握别，看得出，他的心情十分沉重。时下，敌人又铁筒似的紧紧包围着山丹城，而三十军、九军还在200多里外的永昌与马匪作战，战局危急，他的心情沉重呵！
　　我五军在山丹与敌人拉锯式的战斗进行了一个多星期，伤员显著增加，药品极度缺乏，营养就更是侈谈，伤口难以愈合，使五军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

12月13日早晨，军长董振堂同志到卫生部来看我，一进门就对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西安发生了“双十二”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了。我一听高兴，竟忘记自己的腿负了伤，一下从床上跳下来，可摔倒在地上。12月28日董振堂同志又来看我时，又高兴地说：“好消息！好消息！蒋介石被迫同意第二次国共合作，团结抗日，这是一件大好事。”我说：“这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日本鬼子要倒霉了，中华民族有希望了。”董振堂同志接着我的话说：“你说得对，中华民族有希望了，你好好养病吧！”
（谢良）
12月13日下午，董振堂军长来到团部，一跨进门就说：“今天我特意来向同志们传达一个好消息，昨天凌晨，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西安把蒋介石捉住了。”一时群情振奋，议论纷纷，有的说：“蒋介石是我十年夙敌，我们多少同志死于他手，这次把他***捉住了，硬是要得，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可能实现了。可千万不能让他跑了。”有的说：“东北军、西北军也打我们，晓得他们之间有什么鬼呢？”董军长笑笑说：“我也说不准，党中央自会料理的，我们听毛主席、党中央的就没错，以后会有好消息的。”
(王定烈)

高台争夺战，血战了九天九夜，我军电话队一直担负着通信保障任务。我们队总共七八十人，分为两部分，队长带一部分随董军长去了高台，我带一部分留在抚彝。抚彝距高台40公里左右，夜间，能隐约听到高台战斗的枪炮声。那时，因条件限制，电话线架不通，是通信员用两条腿保持联络的。高台战斗从胜利到失败，消息不断传到抚彝，特别是最初几天的外围战，机灵的通信员进出高台城，进行联络。在战斗打响后的第四天，我还带几个通信员去过高台一次，目睹了城郊激战的情况。
(熊金波)
由于敌众我寡，我军坚守的又是一座孤城，战势对我军十分不利，且敌人源源不断的增兵，补充弹药；我军受敌重围，与总部和友军又联系不上。军部当时仅有的一部无线电台，也被军政委黄超留在临泽了。我军进入高台县城后，就与总部和临泽的三十七团等部队失去联系。虽然军首长和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几次派出得力干部化装出城去联系，但均未奏效。面对凶残的敌人，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坚守阵地。我们深信总部首长一定会派兵援助高台。
在多次激战和反复争夺中，因我军装备差，弹药少，部队连续作战消耗大，三十九团控制的东关小庙制高点失利，坚守该阵地的一个加强排30余名干部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东西两城关被敌人纵火烧毁，原东西城关的固守部队不得不撤至城内坚守。部队沿城墙每隔两米挖一个单人散兵坑，白天主要由战士坚守，夜间以干部为主。为了防止战士过于疲倦受敌人偷袭，从军长起，下至每一个守城战士，每天晚上都用接力办法，每隔五分钟就互相传递一根约一米长的木棍，以提高警惕防敌袭击。
(张力雄)

度娘，你能尊重下你的衣食父母吗？
删帖狂！

1936年12月下旬，红五军从山丹出发，30日进占临泽县城。之后，留军政委黄超带两个团(三十七团、四十三团)驻守临泽，军长董振堂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领三十九团、四十五团和特务团的四个连、骑兵团的两个连，共3000余人，星夜向高台进军。当时军部有一部电台，董军长要带，黄超不同意，就留在了临泽。
（张宜友）

东西两个碉堡失陷后，敌人调动兵力准备攻城。东关外敌占碉堡较高，火力可控制全城，白天我们部队在城里活动都很困难。守城各部队在支援外围部队的战斗中，弹药已消耗得差不多了，全军仅有的一部电台，又被黄超留在临泽，这样就同总部和兄弟部队完全失去了联络。在内无弹药外无援助的艰难时刻，董军长指示骑兵团在北城墙上挖一个大洞，准备突围，和临泽部队会合，待机破敌。
　　北城外是一个开阔地，背靠黑河，距北山不远。此地敌人力量薄弱，突围出去，可以防止敌人各个击破。我当时是骑兵团团长，亲自带领一个连昼夜施工，三天就挖好一个宽约一米、高二米的洞，靠城外面留下了一层薄薄的土层，捅一个小洞就可以看到外面的动静，到突围时可以一脚踢开。地洞挖好后，放好警戒，等候命令。
正在这危急的时刻，大约是1937年元月17日凌晨4点钟，军政委黄超派便衣通讯员给军长送来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奉总部命令，高台是打通国际路线的重要军事要点，要董军长坚守高台。军长接信后，立即在军部驻地天主教堂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宣读了来信，并命令大家坚守高台，誓与高台共存亡。当时军长的思想是很沉重的，态度是坚决的，他本来极为严肃的面容变得更加严肃了。会后，我们各自向部队做了最后一次动员，要求死守高台，当时全体指战员的口号是：“人在高台在！与高台共存亡！”
（吕仁礼）

黄超是张国焘的亲信，张国焘所做的很多事，大部分是黄超的主意。黄为人奸诈阴险，董振堂率军守高台要地，黄却不给董振堂带走电台，使董不能及时把高台的情况反映到总部。当时我在黄超卫士班工作，这封信本来是叫我化装送去，但参一科的同志不同意，理由是我说话是四川口音，不但完不成任务，还会暴露了。
（孙克江）

自18日夜里开始，敌人在各种火力的掩护下，从四周架梯子轮番攻城。我守城部队全体指战员在子弹极端缺乏的条件下，同敌人进行了无数次的拼杀。开始，我们用各种火器杀伤敌人，子弹、手榴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大刀拼杀，最后就用棍棒、石块、砖头、枪托打，凡能自卫的武器都用来杀伤敌人，把爬上来的敌人一次又一次地打下去。就这样，敌人猛攻了两个晚上，到第三天鸡叫时，防守西城的三十九团被敌突破，敌人沿城上城下向南发展。我军虽然组织了无数次反击，因缺少弹药，没有把敌人打下去。此外我们攻占高台时俘虏的1000余名民团壮丁，在组织上没有认真地审查，思想上没有很好地进行教育，就补入了连队，在敌重兵压迫下，动摇溃散，未能坚守。
　　敌人沿西城向南乃至东城推进，城墙上和街道上到处都展开了白刃战。上午7时左右，军长把我从北城叫到东城楼上，他命令我：“要把东城门守住，坚决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我立即带两个连到了东门，执行坚守东城门楼的任务。
（吕仁礼）

20日拂晓，敌人从西北面攻破了县城，我军突围的路被堵死，剩下的人员便从西往东打。我看见董军长带着二三十人从大街的西头往东边来，上了东门城楼。在城楼上，董军长组织指挥部队继续抗击敌人。由于东门原来已堵死，出不去，董军长又指挥部队沿着城墙往东北方向冲，又因敌人阻击，不得不退了回来。


　　就在这危急关头，董军长在城门楼上，立即作了血战动员，他说：“共产党员们，干部们，敌人上来了，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我们要血战到底！”讲完后，便冲了出去。我们紧跟着董军长，从东门城楼沿着城墙向东南角冲去。就在我们冲出大约400米的地方，敌人的一颗子弹飞来，董军长被打中，只见他身子一晃，就从城墙上摔到了城墙下。他的警卫员一见军长摔下，也从城墙外滑了下去；接着，寇惠民科长和我们几个，也跟着滑了下去。我们到了城墙下一看，董军长灰蓝色的衣服已染满鲜血，躺在离墙脚几米远的地方。警卫员和我扶着董军长的头，让他半躺着。孔建光把军长的衣服撕开一看，子弹从他左胸穿过，鲜血直流。这时，军长已昏迷过去，我们摸他的鼻孔，还有点气，于是我们猛叫：“董军长！董军长！”听到我们的喊声，他慢慢地睁开眼睛，用很微弱的声音对我们说：“我不行了，别顾我了，你们赶快走吧！不走就冲不出去了！”他断断续续地讲完后，头一歪，就停止了呼吸。我扶着他的头猛摇，他再也不能说话了。警卫员抱着军长的头痛哭，我们也难过地哭起来。我们围着军长的遗体，想把他抬走，但已经来不及了。
（林炳才）

留驻临泽的三十七团、四十三团，是由五军政委黄超负责的。黄超原是张国焘的秘书长，是张为了控制红五军，将他作为亲信安插进来的。这人祖籍贵州，长得又瘦又黄，对张国焘五体投地，顶礼膜拜，开口闭口离不开“张主席”。他目中无人，对下级如视草芥，一切全不放在眼里，其实他对于政治工作、军事指挥一窍不通。他对董振堂军长是极尽刁难，耍尽了手腕；军心判若水火，我们看得清楚，如果不是董军长度量如海，虚怀若谷，始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部队思想会更加混乱。这次董军长率部出发攻占高台，作为政委本当与军长同舟共济，共谋战计，但他却连一部电台都不让董军长带去。
　　高台战斗打响后，由于失去联络，我们在临泽只听到高台方向隐隐约约传来枪声，不知道具体战况如何，又怎能不心急如焚！而黄超在临泽却洋洋自得，隔岸观火，稳坐钓鱼船，既不派兵前去侦察联络，也不派兵前去支援，这真是我军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观”！


　　直到高台战斗已进行了九天，，黄超才找我去，他用半死不活的语气说：“饶团长，怎么样！带一个营去支援一下高台。”我觉得时间已拖延至今，高台一定十分吃紧，而我只去一营兵力增援，实属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他见我有些犹豫，操着旧知识分子的腔调说：“亡羊补牢，犹为未晚嘛！”我想仗义执言，要求增加增援部队，但想到黄超一向主观武断，粗暴蛮横，提也不顶用，只好忍气吞声，回到团里，挑选二营执行这一任务。
约摸四更天的时候，我带领二营从临泽出发，向高台方向挺进。高台在临泽西北方向，相隔约五六十里，我们沿公路向西走了大约二三里的样子，高台方向连稀疏的枪声也听不到了。这种沉闷的寂静，像一种无形的压力，压迫着我们每个同志的心。根据先例，这预示着不祥的征兆。
　　我边走边想，在情况没弄清之前，不能盲目开进，万一高台已被敌人占领，我们这支不足300人的小部队到了那里，无疑是拿着鸡蛋碰石头。于是我跟二营张营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将部队先带到附近一个土围子里，待侦察清楚敌情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部队刚接近那座土围子，从西面过来一个背褡裢、骑毛驴的中年庄稼汉，他见了我们，忙停下毛驴，用诧异的目光直愣愣地端详着队伍。我走上前去问道：“老乡，高台那里还打不打仗了？”他愣了一会，很快从我们的服装上认出是红军队伍，忙摇着头说：“哎呀，你们千万别往前走了，高台已经被马回子的军队占领了，你们的人死得好惨哪！”
　　这一可恶的消息对我们前来增援的部队来说，如五雷轰顶！军长他们怎么样了？3000多名红军干部战士难道都牺牲了不成？他们会不会突围转移了？这一个个急欲求知的问题，一股脑儿在我心中翻腾起来。我根据这些疑问，又问了几句，详细情况他也谈不出来，说：“反正没看到跑出一个红军，还有你们一个大军官的头被割下来了。”
　　无需多言，情况已是万分的糟糕。我和张营长一合计，决定还是把部队先带进土围子，再派出小分队到前方侦察，如果情况属实，我们必须将部队带回临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住进土围子还不到三个小时，侦察员就很快回来报告了情况，高台确实在昨天被敌人占领，我三千将士几乎全部阵亡！这边情报刚刚得到，那边担任警戒的部队就急速报告：敌人已发现了我们，开始向我包围！不一会儿，整个土围子四周的村寨，被敌人全部占领，并作了严密的布防。但是，由于敌人还没搞清我们究竟有多少部队在这里，不敢轻举妄动、贸然进犯，只是让小股敌人与我接火，试探实力。我们此刻只有针锋相对，狠狠击退敌人了。
　　这时，在我西北方向一个距我较近的土围子里传来了敌人的喊话声，要我们“赶快缴枪投降”。我们也立即让几个嗓门洪亮的战士向敌人喊话：“白军士兵们，你们都是穷苦人出身，你们的父母在家给地主当牛马，你们却在这里给地主阶级卖命，你们流血，当官的发财，你们想一想，打仗到底为谁？”就这样，我们和敌人对峙了一天。据观察，敌人的兵力还在不断地聚集和增加。
　　傍晚，我和几个营干部研究了一下，认为敌人很可能在明天拂晓向我发起总攻，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突围出去！感谢老天帮了大忙，入夜狂风顿起，飞沙漫天，正是我军突围的好时机。我们立即安排了三个战士继续向敌人喊话，以迷惑敌人，其余全部突围，突围路线选择在白天侦察好的东北方向。“白军士兵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留下的三个战士开始喊话了，愚蠢的敌人随即也跟着喊话：“共军弟兄们，快投降吧！”
　　我简单向同志们交代了注意事项，切忌两条：不能有一丝光亮和一点声响，万一有情况，听指挥！一块随行的两匹战马也早已喂饱、饮足，以免途中饥饿嘶叫。开始行动了，真可谓“马勒口中人衔枚”，风照样刮，沙照样扑打，而我们的队伍迅速前进，没发出一点异样的动静。每个人的心弦都绷得紧紧的，准备着随时可能爆发的血战！情况比我们预料的来得快，在我们突围出去不久，只听敌人枪炮齐鸣，但见那边火光冲天！很显然，原先我们驻的那座土围子已遭到了灭顶之灾！
　　“留下喊话的那三个战士回来没有？”我怕他们三个在后面出事，忙问张营长。他说已经到了，在队伍后头呢！我这才如释重负，险哪！300人的生命差一点全部报销。敌人整整向那座空围子轰打了一夜，由于他们四面炮火一齐轰击，所以分辨不清围子里到底有多少火力。次日天明时分，方才知道中了我们的“空城计”。
（饶子健）

高台事件时，电报也是我收到的，唐士吉当时也在那里。天气很冷，我一看这电报很重要，就接过来抄。高台受到围攻时，敌人已经不用密码了，完全用的明码，我就抄一句送一句，时间是在一九三七年二月间(1月），电报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时候攻城了，打巷战了，上房了，最后是董振堂军长牺牲了……。
（王子纲）

敌人占领了高台，打掉了“龙头”，扼住我西去的咽喉，气焰更加嚣张，立即回马，大举进攻临泽。
　　在此生死关头，一天下午，我十四师师长兼四十三团团长郭锡山，借口去看阵地，投降了敌人。他的警卫员跑回来说：“不好了，不好了！”我问：“出了什么事？”警卫员说：“郭锡山跑了！”我问：“跑哪里去了？”警卫员说：“跑敌人那边啦。”我说：“你干吗不打死他？”在战争年代，警卫员是负有随即处决叛徒的责任的。警卫员边哭边说：“我们走到前边战壕，距敌人很近了，他说：‘把你的盒子枪给我，打个远目标。’我给了他枪，他顶上子弹对准我说：‘你跟不跟我走？’我问‘到哪里去？’他指着敌人的阵地：‘那边。’我不去，他就一个人跑了。我让放哨的战士开枪，他们开了几枪，没有打着。”他懊丧极了。
　　郭锡山完全知道我守城部队的虚实，他的叛变，又给我们增添了新的困难。但是，叛徒的可耻行为，激起了我们更加同仇敌忾、义愤填膺。敌军对我阵地昼夜不息的炮轰后，开始了攻城。我伤亡日渐增多，火力、兵力越来越困乏，工厂里的女战士也都投入了守城战斗。
　　我们团在政委万汉江领导下，与兄弟部队密切配合，又激战了两天，敌人始终不能得逞。一天黄昏，总部通信员越过重围送来命令：放弃临泽，突围向倪家营子靠拢。
(王定烈)

敌人在第一次没攻下临泽，紧接着在第三天发起了强攻。这时，我们奉西路军总部的命令，于夜间突围，赶到了总部所在地倪家营子，与三十军合编，四十三团编入八十九师，我们三十七团编入八十八师，红五军就这样解体了。
（饶子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