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阴历六月，红军进攻南雄之役，五军团为先锋，董振堂同志亲率十三军由南雄之南部进攻南雄。时广东军已集中三师于水口，董振堂同志率十三军一部两团红军于水口与粤军三个师遭遇。粤军占有高山为其阵地，见红军来，乘红军不备时，袭击红军。此时红军之五军团的后续部队及其他红军队伍，均在后进行，相距两日夜之路程。当粤军与董振堂同志率领之十三师两团接触时，董振堂同志立即率部占领阵地，但粤军以逸待劳，而且居高临下，猛烈的向红军冲锋。董振堂同志率部在扼守之山地上坚守两天两晚。粤敌自恃有锐利之武器，自恃兵力之优势，自恃有优越之阵地，以为可以一鼓而消灭此两团红军，不意其结果则完全出乎粤军之意外，当粤军向红军阵地进攻时，红军又以其锐利之大刀给粤军冲锋队以迎头痛击，以少数兵力与粤军对峙于水口者达两日两晚。中经粤军十百次的冲锋，均为红军之大刀队杀退，粤军冲锋队头颅被砍于红军阵地前面者，成千累万。每当粤军冲锋队被杀，或遗械逃回时，红军则不慌不忙，尽捡粤军所遗之械弹入工事。迨第三日红军之援兵大至，粤军即全线崩溃矣。而此两团人，则非但原有之子弹消耗无几，而且获得敌人之械弹，每个红军兵士及全部马匹兵夫均满载而归。
五六次战争时，五军团均被扼守于中央苏区北部之建宁、泰宁、黎川之线，与优势兵力之敌军周旋于北方战线者将一载。敌人一遇五军团之大刀队则魂飞天外，而不敢稍进。因此董振堂及五军团之名亦传遍于国内矣。

五军团以顽强猛勇闻于红军，故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五＜日＞红军长途远征入川时，董振堂同志率五军团全部为西征军之后卫。红军西征军之后卫之重要与艰难，稍有常识者均能知之。西征军入川历时八月余，转战万里，蒋介石追击之周、薛＜两＞队八个师，湖南之十万军队，粤桂军之十余万军队，贵州军阀之五六万人，川军刘湘之十五个旅，云南之九个旅，刘文辉之全部六七万人，所有这些军队都与红五军军团作过战斗。沿途大小百余战，而所有这些军队，除失败而外，竟不能损西征军于毫末。最后全部红军在五军团之后卫掩护之下，全部渡过金沙江、大渡河而入川。所以五军团之官兵亦是引西征之胜利以自豪矣。

西征军之有五军团正如全军之有铜墙铁壁。五军团作战之风度，亦正如董振堂同志之刚毅顽强的特性，当初出江西而达到粤边之稳下墟时，粤军以一团之众，进占稳下，时董振堂同志指挥其十三师之一营兵士一个冲锋，敌人远退二十里，而钢帽枪弹已弃满地。迨敌人反攻稳下，而红军立即以手榴弹、大刀反突击，粤军溃退，当夜撤兵远逸矣。此后，粤军一闻五军团大刀队之“神兵”一到，早已胆怯心惊而远避了。

湖南军队以前与五军团没有作过战斗，当西征军途过湘南时，王东原师想在红军的后面拓点小便宜。在句刀坳与百丈岭的两次战斗中，就挨了五军团的手榴弹和大刀队，打得他叫苦连天而不敢轻易前进了。

广西的李、白是聪明人。他＜们＞已看见了广东湖南军队吃亏的情形，自忖不能也不利阻住红军的前锋，也不信在红军的后卫可以叨得什么便宜，所以在西延山脉，只派小部队与红军后卫冲突，在千家寺、老山界、康庄等地与五军团作战被挨打以后，就远离红军而只图自保了。至于蒋介石之周、薛纵队之一部，则于道州城，商明桥、蒋家岭、湘江边，与五军团连战五六昼夜，不能攻入五军＜团＞阵地一步，反时被红军反冲锋而遭受极大之损失。故入黔之后，周、薛纵队一闻五军团在前，早已安营扎寨而不敢前进矣。

红军初入川南，当总司令部之后梯队（总卫生部总供给部）经过习水县之温水附近时，适有川军刘湘部之模范师之一旅（三团人）廖泽之一旅（四团人）由温水出击红军。在总司令部后梯队之前卫，只五军团十三师二十八团之一营。遭遇以后，该营立即占领阵地，掩护总司令部之后梯队通过，在敌人无数次冲锋之下，自晨八时抗击至下午四时，后梯队才完全通过，而五军团之主力始到。自〔此〕役，五军团以一营之众，抗击敌人七团，而且战争延长至八小时，川军未能接近红军工事一次，自此次战役以后，再经土城战斗，川军则闻中央红军之名而已心惊胆怯矣。

当西征军全师渡过金沙江北岸，党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召集会议时，董振堂同志由金沙江北岸的江边赶到会理赴会。笔者与其会见于总司令部，当其进入总司令部时，毛Z东同志、朱D同志、周E来同志及总政治部王主任稼蔷，一一为之握手言欢，慰劳备至。董振堂同志则毫无疲劳与骄傲习气，殷殷以敌情和部队之状况报告。

会后，我笑问其是否觅得新坐骑，彼笑答曰：“遵义胜利中吴奇伟的‘铁军’送了我一匹好驴子。”原来董振堂同志自入红军以来就骑他在西北军时代之一匹‘西口马’。那匹马年龄又老，四蹄挂掌，当行至湘赣边时，已步履艰难，湘南之石板路，西延山脉之老山界，他的那匹马，曾经许多次跌在地下，跌在山沟里。在至黔北遵义府，才从吴奇伟的部队中缴获了一匹驴子，他真是步行了三千里。有人要送他马匹时，他总是以之转送于伤病及年老之干部。但是，他究竟是老於军伍的，他每天步行，无论上山下岭 多是健步如飞。当上高山及急行军时，我们已经跑得气喘不迭，他还是若无其事。他年龄虽已四十以外，但一望而知是一个军人，笔直的身体，满脸表现出久经风尘的气概。军装、草鞋，右腰挂着他的军事皮包，左腰挂着那自入西北军以来未曾调换过的驳壳枪。他自己说这支驳壳枪他用了几十年，它的一切特点都摸熟了的，所以他的驳壳枪的射击也是特等的。当五军团经过湘南宜章附近时，军队在路旁休息，忽有一群小鸟飞过，他即拔出驳壳，指中间第二只小鸟曰：“我打第二只”。话声未绝，枪声响处，第二只小鸟已落下矣。

董振堂同志之所以成为红军中最出色的军事人才，不仅在于他有丰富的军事学识，有丰富的战斗经验，而且他能够治理部队，巩固部队。他对于每个干部和每个兵士是最爱惜的，干部则时召至军团部谆谆教育，军事的教育而外则有政治上的教育。每日宿营及开差前，他必询问各师各团之士兵是否已经进膳，是否已觅得宿营房屋，而且草鞋及粮食之置备则是其日常关心的问题之一。的确，他是一个富有经验的军事家，他是一个善知士兵心理与爱护士兵的指挥官，所以在这样连连作战与不断行军的西征中，虽在后卫，粮食、草鞋则不感缺乏，而士兵中的伤病落伍亦少增加。所以五军团在他的领导之下而能身经百战，成为战胜一切敌人的铁的红军。
董振堂同志是我们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最出色的军事家。

共产国际资料提到董振堂赵博生是25-27年左右入党的，1930年中原大战时董振堂赵博生在西北军搞秘密工作。
【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高潮，卷入了许多进步青年知识分子】，走上革命的前锋阵线。【董振堂同志和他最亲密的战友赵博生同志就是这些革命知识分子的模范】。他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毕业以后，即投身西北国民军服务，为西北军中有数的青年先进军官，在西北军中有很高的威望。他与赵博生同志先后加入共产党。当【一九三零年蒋冯战争发生，他与赵博生同志在部队中进行秘密工作】，反对无意义的内战。

上文资料出自中G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王明、康生、邓发、陈谭秋、王荣、高自立、曾山、李立三等八人撰写的悼文《追悼我们的董振堂同志》。
陈云在《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中也提到赵博生董振堂北伐前后入党。按刘伯坚去西北军的时间，赵博生董振堂应该是26-27年夏这段时间入党的。
1935 年廉臣（陈云）著《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附件八)中记述：“赵博生、董振堂辈均为北伐前后（26年）国民革命军中之共产党党员，举行兵变而为赤军者”。

董振堂赵博生在31年2月南下前就开会表示要带部队参加红军，并不是临时才决定起义的，从这里看董振堂赵博生应该早就入党了。
董振堂在《宁暴经过》一文写道：1929年（笔误，实为1931年二月）蒋介石调二十六路开江西，【我同博生同志在山东济宁东北郊外开了个会，决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俟开到江西来加入红军】。并以李青云同志到中央去，这一去，空去了，未找到，回来队伍已到江西了……这时候我们更找到刘振亚同志，同青云同志到河南，到南京才找到了向导，青云才同中央接上头。中央对我们说：你们由实际工作中表现。中央并派人来领导和训练……到九、十月，党有迅速的发展，建立了两个支部……”

赞董振堂将军

1937年1月17日凌晨，董振堂收到黄超派人送来的一封信，这封要求董振堂不得放弃高台的信，导致董振堂等红五军指战员全军覆没。
这封信是谁所写，成了一个迷。
这封信是否保存下来，不得而知。
这封信作为坚守高台的命令，必然是被董振堂随身保管，那么董振堂牺牲后，他随身携带的皮包、文件、武器等就会成为马匪军的战利品和证据。
这些物品，应该是上交给马步芳作为邀功、炫耀之用。
因此，我猜测这些物品应该还存在，只不过需要深挖马匪档案。

英雄战死错路上，今日独怀董振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