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麽叫「僞書」
所謂僞書，就是一書的公認著者及時代幷非這書的真正著者及時代。這書即被稱為僞書。例如《神農本草經》相傳為上古時期神農作，《黃帝內經》相傳為黃帝作，《列子》相傳為先秦列御寇作，都是僞書。書中有假的史料，或者書的版本被人做了手腳，如以明刊本冒充宋本，都不在「僞書」之列。

（二）作僞的動機
作僞有有意為之的，也有無意為之的。有意為之，就有个動機問題。這裏參考前人的成果總結為六條。
1.傳道
孔子説「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這種觀念影響了中國秦漢以來的學風，大部分學者都有一種貴古賤今的傾向，認為古代的東西可信，古代的東西價値大。這是在著書立説中託古以傳道的思想基礎。早在先秦時期，儒家託之於周公，農家託之於神農，道家託之於黃帝，《漢書·藝文志》中多有揭示。兵家之書《十六策》《將苑》《心書》，均題諸葛亮撰，《四庫提要》指出「蓋宋以來兵家之書多託於亮」。唐代天文數學大家李淳風的著作，根據歷代史書的記載，是越往後代越多。《舊唐書·經籍志》只著錄五種，經過宋元明清，竟逐步增加到二十七種。《四庫提要》對此有這樣的感嘆：「夫古書日亡而日少，淳風之書獨愈遠而愈增，其為術家依託，大槪可見矣！」數術之書除託名李淳風外，還經常託名晉代郭璞、明代劉基等。凡古人著述，無非心血之所寄，甚或累世相傳之經驗，若謂作者不欲自舉其名，殆無人信，其所以依託他人，則在借重他人之名以傳其書。《天祿閣外史》，舊題漢黃憲撰。明朱國禎《涌幢小品》卷十六云：「昆山王舜華，名逢年，有高才奇癖，著《天祿閣外史》，託於叔度以自鳴。」是對這種動機的直接揭示。
2.射利
為獲得金錢而造僞，久已有之。《北史·劉炫傳》：「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又如，《術數記遺》，舊題漢徐岳撰，北周甄鸞注。《隋書·經籍志》具列徐岳、甄鸞著述，獨無此書。至《新唐書·藝文志》才加著錄。又序中所言史事，多與正史不符。書中注文與正文又多不相蒙。《四庫提要》因此指出：「唐代選舉之制，算學《九章》《五曹》之外，兼習此書。此必當時購求古算，好事者因託為之，而嫁名於岳耳。」這種以牟利為目的的造僞現象在後來雕版印刷盛行之後尤多。如《筠軒清秘錄》，舊題董其昌撰，實際上是把張應文的《清秘藏》二卷析為三卷，又僞撰陳繼儒的序，以取信於人。《四庫提要》指出：「書賈以其昌名重，故僞造繼儒之序以炫俗射利耳。」
3.炫名
名垂靑史，這是很多人的願望。但有的人為此而不擇手段，竊取他人成果，在學術界不乏其例。《化書》，舊名《齊丘子》，題南唐宋齊丘撰。《四庫提要》引宋代陳景元云：「譚峭景升，在終南著《化書》，因遊三茅，歷建康，見齊丘有道骨，因以授之……齊丘遂奪為己有而序之。」又有為先人造僞者，如《肅雝集》，舊題元女子鄭允端撰，錢惟善、杜寅序。《四庫提要》認為「詞意淺弱，失粘落韻者不一而足。錢惟善等皆一代勝流，不應濫許至是」。嗣考集中《桃花集句》所謂「從教一簇開無主，終不畱題崔護詩」者，楊循吉《吳中往哲記》以為蘇州李氏女子所作。又《碧筒》一首作於王夫人席上者，結有「可笑狂生楊鐵笛，風流何用飲鞋杯」句。鐵笛，楊維楨號。明瞿佑《歸田詩話》卷下《香奩八題》條：楊廉夫（維楨）「或過杭，必訪予叔祖，宴飲傳桂堂，畱連累日。嘗以《香奩八題》見示，予依其體作八詩以呈……廉夫加稱賞，謂叔祖云『此君家千里駒也』，因以『鞋杯』命題。予制《沁園春》以呈」。楊維楨《香奩八題》有自序，作於至正丙午（1366）春三月。以鞋杯命題又在其後。據允端小傳，鄭允端卒於至正內申（1356）。也就是説，鄭允端《肅雝集》中所載允端《碧筒》詩已詠及她死後十年之事，顯然不是鄭氏之作。根據這些事實，《四庫提要》推測：「此殆允端原有詩集，歲久散佚，而其後人贋撰刊行。」果如此，則其作僞動機亦在於炫名。
4.爭勝
學術爭論，本來是為澄清事實。但有些文士背離了這一宗旨，為求一時之勝，竟僞造證據。三國時魏國學者王肅曾公布了《孔子家語解》二十一卷，肅自序云：「鄭氏學行五十載矣，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以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而恐其將絶，故特為解，以貽好事之君子。」當時博士馬昭曾經説過：「《家語》王肅增加，非鄭玄所見，肅私定以難鄭玄。」（《禮記·樂記》疏引）宋代王柏《家語考》則説：「四十四篇之《家語》乃王肅自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記》割裂織成之，孔衍之序亦王肅自為也。」《四庫提要》云：「出於王肅手無疑。」《四庫簡明目錄》云：「《家語》雖名見《漢志》，而書則久佚。今本蓋即王肅所依託，以攻駁鄭學。」果如諸家所論，則王肅僞竄《孔子家語》，目的在於爭勝。明代楊愼也有類似的行為。《四庫提要》在《升庵集》條説：楊愼「往往恃其強識，不及檢核原書，致多疏舛。……又恃氣求勝，每説有窒礙，輒造古書以實之」。楊愼不是與某个人爭勝，而是「睥睨一世，謂無足以發其覆」（《四庫提要·丹鉛錄》），歸根結底，也是為了爭勝。
在政治舞臺上，為了打擊政敵，也有使用制造僞書這一手段的。唐人小説《周秦行紀》是李德裕的門人韋瓘僞造而託名於李德裕的政敵牛僧孺的，其中有對君主的不敬之語，李德裕據以作《周秦行紀論》，攻擊牛僧孺。又如《碧雲騢》，題梅堯臣撰，實為魏泰僞造。《四庫提要》説：「泰為曾布婦弟，故嘗託梅堯臣之名撰《碧雲騢》，以詆文彥博、范仲淹諸人。」（見《四庫提要·臨漢隱居詩話》）《邵氏聞見後錄》引王銍《跋范仲尹墓志》云「范仲淹與歐陽修、梅堯臣立朝同心」，託名梅堯臣攻擊文彥博、范仲淹，蓋有一石三鳥之冀。
5.逃禁
由於政治原因，一些書不能以眞正作者的名義流傳，不得不改題作者。例如《子華子》，舊題先秦晉國程本撰。《四庫提要》認為：「殆能文之士發憤著書，託其名於古人者。觀其篇末自敍世系（１），以程出於趙，眷眷不忘其宗，屬其子勿以二心以事主，則明寓宋姓。其殆熙寧、紹聖之間宗子之忤時不仕者乎？」如果這一推論不誤，那麽《子華子》之所以託名以行，在於眞正的作者是一位「忤時」者。自舉其名，該書是得不到流通的，甚至還會帶來其他麻煩。又如《全唐詩話》，舊題宋尤袤撰。《四庫提要）説：「考周密《齊東野語》載賈似道所著諸書，此居其一。蓋似道假手廖瑩中，而瑩中又竊據舊文（２）（按：舊文，指計有功《唐詩紀事》），塗飾塞責。後人惡似道之奸，改題袤名，以便行世。」可見《全唐詩話》被改題尤袤，動機在「惡似道之奸」，若以賈似道的名義行世，世人不會接受。
6.避嫌
一般人對於名譽都是十分愛惜的，有些作品雖然能够被普通讀者接受，但為正統觀念所不容。例如描寫男女愛情甚至男女交歡的作品，被認為有傷風化，孔子曰「鄭聲淫，放鄭聲」，即是針對愛情詩歌而言的。《金甁梅》是一部描寫市民生活的作品，事涉淫穢，作者不願直署其名，而是自稱「蘭陵笑笑生」，弄得幾百年來的讀者們猜不透作者的眞實姓名。但是，作者沒有把作品託名別人，而是使用了自己的一个鮮為人知的別號，因而不是作僞。五代時期的和凝在同樣性質的問題面前，就采取了作僞的辦法。《夢溪筆談》卷十六：「和魯公凝，有艷詞一編，名《香奩集》。凝後貴，乃嫁其名於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奩集》，乃凝所為也。」胡應麟説：「有恥於自名而僞者，和氏《香奩》之類是也。」其實，和凝是怕損害自己的名聲，怕因此而遭世人嫌棄，才嫁名他人的。

（三）作僞的主要手段
所謂作僞的手段，是指制造僞書所需要的方法。大體可歸納為以下十一種。
1.作者假託他人
上面舉過的《香奩集》《碧雲騢》《子華子》《天祿閣外史》等，都是由作者本人託名他人而造成的僞書。此類例子較多，不再詳舉。
2.後人改題著者
古書流傳一段時間之後，由於某種原因，作者被改變了。上文舉過《全唐詩話》，本來是廖瑩中代賈似道而作，後人惡賈似道之奸，改題尤袤，這就造成了僞書。又如《管子注》，舊題房玄齡撰。晁公武認為是尹知章託名房玄齡。《四庫提要》根據《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尹知章注《管子》三十卷，幷未另著錄房玄齡注本，認為：「知章本無託名，殆後人以知章名微，玄齡名重，改題之以炫俗耳。」《四庫提要》的結論比晁公武合理。
3.割去序跋
在版本學上，割去原有序跋冒充古本者不勝枚舉，那是書賈僞造舊本的手段。但這種手段有時連眞正的作者也改變了，於是在僞造舊本的同時也造出了一部僞書。例如清初曹溶編的《學海類編》和陸烜編刻的《奇晉齋叢書》都收有《平巢事迹考》一卷，題宋人撰。陸烜還寫了跋，説這部書是元人抄本。《四庫提要》指出：「今考其書，即明茅元儀之《平巢事迹考》，但削去元儀原序耳。蓋溶為狡黠書賈所給，烜又沿溶之誤也。」
4.僞撰序跋
這个手段與割去原有序跋相互補充，有時單獨出現，也有時同時使用。例如《兩宋名賢小集》三百八十卷，共一百五十七種，很有價値。舊題宋陳思編、元陳隆補。有宋魏了翁序、清朱彝尊跋。《四庫提要》指出：「考所載了翁序，與《寶刻叢編》之序字句不易，惟更書名數字。其為僞託無疑。」《寶刻叢編》是宋陳思所編，魏了翁為之序。作僞者為了證明《兩宋名賢小集》是宋人陳思編的，就把陳思《寶刻叢編》的魏了翁序稍加改動移弁卷首。另外，朱彝尊跋也不見於《曝書亭集》而且與朱氏《宋高菊磵遺稿序》矛盾，所以《四庫提要》認為「當由近人依託為之」。又如《家禮儀節》一書，有的本子題明楊愼編，前有楊愼序。《四庫提要》指出：楊愼序「詞極鄙陋」，「核其書，即邱濬之本，改題愼名。」楊序當是僞撰的。
5.沿襲舊名而作新書
有些古書久佚不存，但書名、著者仍然畱在史志中，甚至見於古書傳注中。後人借舊名作新書，幷託名原作者，號稱舊本復出，炫人耳目。例如《關尹子》，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説：「《漢志》有《關尹子》九篇，而《隋》《唐》及《國史》志皆不著錄。意其書亡久矣。徐蕆子禮得之於永嘉孫定，首載劉向校定序，篇末有葛洪後序。未知孫定從何傳授，殆皆依託也。序亦不類向文。」宋濂《諸子辨》進一步分析説：「間讀其書，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而藉吾儒言文之。如『變識為智』『一息得道』『嬰兒蕊女、金樓絳宮、靑蛟白虎、寶鼎紅爐』『誦咒土偶』之類，聃之時無是言也。其為假託，蓋無疑也。」《四庫提要》推測：「《墨莊漫錄》載黃庭堅詩『尋師訪道魚千里』句，已稱用《關尹子》語，則其書未必出於定，或唐五代間方士解文章者所為也。」他如《無上秘要》，《四庫提要》疑為「後人襲原書之名，勦他書以成編」。《孔子家語》也被認為是沿舊名而作僞。
6.節采某書更易新名
把某一部書的一部分獨立出來，換上新書名，《四庫提要》認為是作僞行為。例如《誠齋揮麈錄》一卷，舊題楊萬里撰，《四庫提要》説：「左圭收入《百川學海》中。今檢其文，實從王明清《揮麈錄話》內摘出數十條，別題此名。凡明清自稱其名者，俱改作萬里字。蓋坊刻贋本，自宋已然。」
7.綴合群書造為新編
從古書中廣泛裁取資料，巧加連綴，造成一部新書，而號稱古書。最著名的例子是僞《古文尙書》。現行的《十三經注疏》中的《尙書正義》，是孔穎達以南北朝時期流行的《古文尙書》五十八篇及僞孔安國注為底本作的疏，陸德明《經典釋文》中的《尙書音義》也是以此本為據的。唐、宋、元、明、清歷代都把它視為經典，科舉考試，往往從中命題。其實，所謂《古文尙書》五十八篇，有二十五篇是假的，另三十三篇是眞的。對這二十五篇古文《尙書》，東晉至北宋無人懷疑，南宋吳棫開始懷疑，朱熹開始指出其文風不似，至明梅鷟撰《尙書考異》《尙書譜》，才深入揭示二十五篇古文采掇群書、巧為連綴的痕迹，到清初閻若璩《古文尙書疏證》才眞正使二十五篇之僞成為定案。之所以如此難以發現，發現了又如此難以定案，就是因為二十五篇《古文尙書》是精心之作，漢魏諸儒所稱引的「佚《書》」零句幾乎都被納入，連綴得文從字順，加上僞撰的孔安國注又多本故訓，就更不易被察覺。大經學家孔穎達是這樣評價僞《古文尙書》的：「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尙書正義序》）二十五篇僞古文之一《大禹謨》中有這樣四句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四句被宋儒認為是《書經》中的精華。事實上，《荀子·解蔽》有「人心之危，道心之微」的話，《論語·堯曰》有「允執其中」的話，《大禹謨》即據二書連綴改寫而成。二十五篇僞古文，幾乎都能找到其來源。所以清初以後，很少有人再相信二十五篇古文了。用這種手段僞造古書，當然是難度較大的，猶如采花釀蜜，不是尋常之輩能辦的。也正因為這樣，這類僞書辨識起來也極難。
8.變亂舊例以充新編
此種手段往往伴隨其他手段而施行，不外乎割裂、删削、顛倒、分析諸技。如《筠軒清秘錄》，舊題董其昌撰，實即把張應文《清秘藏》二卷析為三卷，然後改个書名、著者。再如《群賢梅苑》，舊題朱鶴齡撰，《四庫提要》指出：該書實「取宋黃大輿《梅苑》一書而顛倒割裂之」，顯然不出朱鶴齡之手。
9.自著自注
自己僞造古書，又自為作注，以增加可信度。《孔子家語》王肅只承認是作注的，其正文號稱孔子二十二代孫孔猛所傳先人之書。從三國時馬昭以來不斷有人指出正文也是王肅作的。再如《玉照眞定經》，題郭璞撰，張顒注。但自隋至宋從未有人説郭璞有此書。《四庫提要》説：「勘驗其書，多涉江南方言，疑書與注文均出自張顒一人之手，而假名於璞以行。」
10.書以篆籒而充古本
這是從書寫形式上作僞，是一種輔助手段。明代豐坊是个典型。豐坊僞撰《石經大學》《子貢詩傳》《申培詩説》，都以篆籒書寫，聲稱古代秘本。豐坊是个進士，家有萬卷樓，藏書極富，多儲秘本，加上工於書法，所以騙了不少人。《四庫提要》駁斥説：「二書皆以古篆刻之。不知漢代傳經悉用隸書，故孔壁科斗世不能辨，謂之古文。安得獨此二書參用籒體？郭子章、李維楨皆為傳刻釋文，何鏜收入《漢魏叢書》，毛晉收入《津逮秘書》，幷以為曾見宋拓，皆謬妄也。」（《詩傳提要》）
11.以假攙眞竄亂舊帙
這種現象一般叫竄亂。如元代陳誠中為盧琦編《圭峰集》，竟把薩都剌的詩三十二首有意攙入。説他是有意，是因為他做了手腳。如薩都剌《溪行中秋玩月》一首有序云：「余乃薩氏子。」陳誠中就把這首詩的題目改為《儒有薩氏子》。詩末「至元丁丑仲冬書」一句被删去。《四庫提要》認為這「不得謂之誤收」，而是有意作僞。

（四）我國辨僞的歷史
中國古籍之富世界罕見，但由於種種原因，出現了大量僞書，宋代學者朱熹曾慨嘆：「天下多少是僞書！開眼看得透，自無多書可讀。」（《朱子語類》卷八十四）清人張之洞也指出：「一分眞僞，而古書去其半。」（《輶軒語·語學》）為了使學術硏究建立在可靠的基礎上，我國歷代學者用了大量的精力考辨這些為數眾多的僞書，确定其眞正的時代和作者。無論在實踐上，還是在理論上，都積累了豐碩的成果，逐步形成了一門學科——古籍辨僞學。20世紀20年代梁啓超講授《古書眞僞及其年代》一課，其中第三章《辨僞學的發達》專講辨僞學的歷史，是富有開辟意義的。這裏吸取了梁氏的正确主張，也有所補充和訂正。
我國古籍辨僞工作，見諸記載的，要以西漢成帝時辨張霸所上《百兩尙書》為較早。《漢書·儒林傳》：「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幷。」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敍錄》引作：「成帝時，劉向校之，非是。」與今本《漢書》不同。考成帝河平三年，劉向奉詔校書，《百兩》之進於朝廷，正當劉向奉詔校書時，因此陸德明所謂「劉向校之」當有依據。
劉向、劉歆父子的辨僞成績主要見於《別錄》《七略》二書。二書已佚，但班固《漢書·藝文志》是據《七略》「删其要」而成的，保存了劉氏父子辨僞的部分材料。從《漢書·藝文志》看，劉氏父子辨定或懷疑的古書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文子》九篇、《力牧》二十二篇（道家）、孔甲《盤盂》二十六篇、《大𢁰》三十七篇、《神農》二十篇、《伊尹説》二十七篇、《鬻子説》十九篇、《師曠》六篇、《務成子》十一篇、《天乙》三篇、《黃帝説》四十篇、《封胡》五篇、《風后》十三篇、《力牧》十五篇（兵陰陽）、《鬼容區》三篇，共十六部。另外劉向《晏子書錄》有云：「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為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為一篇。」是懷疑《晏子春秋·外篇》非晏子所作，而是後來辯士所作而託名於晏子。
劉氏父子的辨僞方法，可總結為四條：
（1）從文辭方面辨僞。如《伊尹説》二十七篇，《漢書·藝文志》説「其語淺薄，似依託也。」（2）從事實方面辨僞。如道家《文子》九篇，《漢書·藝文志》云：「老子弟子，與孔子幷時，而稱周平王間，似依託者也。」（3）從因襲上辨僞。上面所舉辨《百兩尙書》之僞即用此法。（4）從思想體系辨僞。上面所舉辨《晏子春秋·外篇》為依託，即是其例。
繼劉氏父子以後，東漢又有不少學者做過零星的辨僞工作。例如史學家班固，有感於當時好事者取奇言怪語附會為東方朔作品，便在《漢書·東方朔傳》中羅列了東方朔的所有作品，幷且聲明：「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從而以劉向《別錄》為依據，將東方朔作品的眞和僞劃清了界限。從辨僞的方法來説，班固開創了「從舊志不著錄而定其僞或疑其僞」的辨僞方法，這對後代影響很大，明代胡應麟提出的著名的「辨僞八法」，第一條就是「核之《七略》以觀其源」，應當説這是對班固辨僞方法的繼承。再如經學大師馬融，對當時流傳的《泰誓》從三个角度進行了有力的揭露。第一个角度是文意淺露，第二个角度是《泰誓》中有的內容與孔子思想不合，第三个角度是前人引用《泰誓》而不見於今本《泰誓》者較多。其原文如下：
《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文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為雕。至五，以谷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於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於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其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孔穎達《尙書正義》卷十一引馬融《書序》）
就辨僞方法來説，馬融的第三个角度當是他的發明，即「從古書佚文不見於今本來辨僞」，這也是後代辨僞的一个基本方法。至於清人孫志祖《讀書脞錄》主張漢代出現的今文《泰誓》不僞，只是由於中、下二篇亡佚，才出現了《左傳》《國語》《管子》《墨子》《荀子》《孟子》等所引《泰誓》多不見於其中的現象。那是另一个問題，不在本文探討之列。又如經學大師鄭玄，辨《禮記·月令》非周公所作，理由是「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孔穎達《禮記正義》卷十四引鄭玄《三禮目錄》），這就開創了從典章制度辨僞的方法。還有趙岐，他在注《孟子》時，發現《內篇》七篇外，還有《外書》四篇，經過硏究認為：「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眞，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孟子題辭》）這就繼承了劉向從文辭上辣僞的方法。還有一位學者林孝存，不同意《周禮》作於周公的説法，專門作《十論七難》與鄭玄辯論，認為「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公羊學家何休也認為《周禮》是「六國陰謀之書」（賈公彥《周禮疏·序》）。這都給後人以不同程度的啓示。兩漢的辨僞成績很大，尤其劉、班、馬、鄭，在方法上均有發明，他們奠定了古籍辨僞學的基礎。
兩晉以降，至於隋代，佛門高僧的辨識僞經使古籍辨僞工作出現了新局面。東晉道安《綜理眾經目錄》有「疑經錄」一門，梁代僧祐《出三藏記集》也有「新集疑經僞撰雜錄」一門，隋代法經《大隋眾經錄目》進一步把「疑惑」和「僞妄」分為二錄。他們使辨僞在目錄學中有了獨立的一席地位，使辨僞學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不但如此，僧祐還從抽象的角度提出了辨僞的理論，他説：「昔安法師摘出僞經二十六部，又指慧達道人以為深戒。古旣有之，今亦宜然矣。祐校閲群經，廣集同異，約以經律，頗見所疑。夫眞經體趣融然深遠，假託之文辭意淺雜，玉石朱紫，無所逃形也。今區別所疑，注之於錄，幷近世妄撰，亦標於末。」（《出三藏記集》卷五）僧祐在這段文字中指出了佛經辨僞的起源、佛經辨僞的基本方法和著錄疑僞佛經的基本原則。其中從理論上提出辨僞的方法，在劉向之後還是首次，値得充分肯定。
在此期間，硏究普通典籍而能辨識眞僞且於方法上有一定發明的，南有劉勰，北有顔之推。劉勰針對當時流傳的李陵、班婕妤的五言詩指出：「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文心雕龍·明詩》）這便開了從文體上辨僞的法門。顔之推在《顔氏家訓·書證》中指出《山海經》《本草》《爾雅》《春秋》《世本》《汲冢瑣語》《蒼頡篇》《列仙傳》《列女傳》九部書中均有後人羼入的內容。其中《山海經》舊説夏禹及益所記，《本草》舊説神農所述，但《山海經》中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等秦漢地名，《本草》中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等漢代地名。顔氏據此懷疑為後人竄入。這顯然開創了從地理沿革上辨僞的方法。

唐代辨僞更趨自覺，其最有影響者，前有高僧道世、智昇、史學家劉知幾，後有柳宗元。道世是《法苑珠林》的編者，生活在唐高宗時期，他的貢獻在於從理論上揭示作僞的手段和辨僞的方法，這主要表現在他的《辨道經眞僞表》裏面。他這樣歸納道書作僞的手段：「增加卷目，添足篇章。依傍佛經，改頭換尾。或言名山唱出，或云仙洞飛來。」道世的這一揭露不但可用於辨道書之僞，而且可用於辨一切來歷不明的僞書，梁啓超曾提出「從書的來歷曖昧不明」來辨僞，應當説這與道世的理論是合拍的。道世還針對這種作僞手段進一步指出：「何乃黃領獨知，英賢不睹？書史無聞，典籍不記？」（《全唐文》卷九百二十）明代胡應麟曾提出「核之《七略》以觀其源」的辨僞方法，班固就已經用「劉向所錄」作標準劃分東方朔作品的眞僞，道世所謂「書史無聞，典籍不記」，實際上是把班固的方法進一步發展幷理論化了，這是値得重視的。道世的言論與初唐時期異常激烈的佛、道之爭關係密切，不無感情色彩，但卻道出了道教徒為戰勝佛教徒而僞造道書的事實。另一位高僧智昇的貢獻在於從理論上确立了辨僞在目錄學中的重要地位，他説：「夫目錄之興也，蓋所以別眞僞，明是非，記人代之古今，標卷部之多少，摭拾遺漏，删夷胼贅。欲使正教綸理，金言有緒，提綱舉要，歷然可觀也。」（《全唐文》卷九百十四《開元釋教錄序》）智昇的這一觀點與東晉以來佛經辨僞在佛經目錄中的較高地位是分不開的，智昇把道安、僧祐、法經等高僧的實踐進一步理論化了。
劉知幾的辨僞活動表現在辨《孝經》鄭玄注、《老子》河上公注、子夏《易傳》之僞。開元七年，玄宗令諸儒討論《孝經》鄭注、《老子》河上公注、子夏《易傳》之短長。劉知幾於是年四月七日上《孝經老子注易傳議》（《唐會要》卷七十七，《全唐文》卷二百七十四）。對《孝經》鄭注，劉知幾認為「《孝經》非玄所注，其驗十有二條」，其十二條證據是：（1）鄭玄《自序》備言所注，獨不及《孝經》。（2）鄭玄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著述及應對時人之語作《鄭志》，言鄭所注者唯有《毛詩》、三禮、《尙書》《周易》，都無注《孝經》之文。（3）《鄭志目錄》記鄭玄著述，寸紙片言莫不記載，而無《孝經》之注。若有《孝經》之注，無容匿而不言。（4）鄭玄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相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唯載《詩》《書》《禮》《易》《論語》，不及《孝經》。（5）趙商《鄭先生碑銘》具稱諸所注箋駁論，不言注《孝經》。《晉中經簿》於《周易》《尙書》《尙書中候》《尙書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氏注，名玄」。至於《孝經》，則稱「鄭氏解」，無「名玄」二字。（6）《春秋緯演孔圖》云：「康成注三禮、《詩》《易》《尙書》《論語》，其《春秋》《孝經》則有評論。」宋均《詩緯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玄之傳業弟子，師所著述無容不知，而云《春秋》《孝經》唯有評論，非玄之所注，於此特明。（7）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敍《孝經》云：「『玄又為之注』，司農論如是，而均無聞焉，有義無辭，令予昏惑。」（8）宋均《春秋緯注》云：玄「為《春秋》《孝經》略説」，則非注之謂。所言「玄又為之注」者，泛辭耳，非其實。其序《春秋》亦云「玄又為之注」也，寧可復責以實注《春秋》乎？（9）後漢史書存於當時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松等，俱為鄭玄作傳者，載鄭玄所注皆無《孝經》。（10）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之奏云：「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説為長。」若有鄭注，亦應言及，而都不言鄭。（11）王肅著書發揚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若《孝經》此注亦出鄭氏，被肅攻擊最應煩多，而肅無言。（12）魏晉朝賢論辨時事，鄭氏諸注無不撮引，未有一言引《孝經》之注。劉知幾這十二條證據，就其辨僞方法而言，不外兩途：一是查文獻記載，二是查前人引用。劉知幾在這篇奏議中探賾索隱，引據甚博，在開元時代可謂絶無僅有。對此，他本人也毫不隱諱，他在《重論孝經老子注議》中説：「臣才雖下劣，而學實優長。竊自不遜，以為近古以來未之有也。」（《全唐文》卷二百七十四）所以，對於《孝經》鄭玄注，後人多尊劉知幾説。例如清代阮元《孝經注疏校勘記序》説：「鄭注之僞，唐劉知幾辨之甚詳。」當然清儒主張《孝經》鄭玄注非僞者亦大有人在。這个問題還可進一步硏究，但劉知幾的考辨能力确是不可輕視的。劉知幾辨《老子》河上公注、子夏《易傳》也是遵循這種原則。他的貢獻不在於辨出了多少僞書，而在於他的方法和勇於懷疑的精神。昔人論劉知幾的辨僞主要是以《史通》的《疑古》《惑經》為立論依據，事實上《疑古》《惑經》不過是辨僞事，屬於史料的鑑別，幷非辨僞書。眞正代表劉知幾在古籍辨僞學方面成就的仍當推《孝經老子注易傳議》，這篇辨僞論文可以與馬融《書序》相媲美。宋邢昺作《孝經注疏》全錄此文之論《孝經》者，益可見其久為學界所重。
柳宗元在辨僞上的貢獻有三：一是指明作僞的重要手段——剽掇群書而作僞。如《辨文子》云：「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二是發明從學術源流辨僞的方法。如《辨晏子春秋》云：「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其旨多尙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三是發明從稱謂上辨僞的方法。如《辨論語》上篇，柳宗元認為儒者以《論語》為孔子弟子所記是不對的，理由是《論語》中對孔子弟子都只稱字，唯獨有子、曾子尊稱子。有子是因為像孔子，孔子去世後，孔子弟子們想立他為師，因他不能回答弟子們的疑問，沒有立成。可見有子稱「子」是有來歷的。而曾子在孔門年齡較小，稱「子」是説不通的。所以柳宗元認為《論語》是曾子的弟子編成的。柳宗元的辨僞遠不及劉知幾求證嚴密，但他的辨僞文章已有數篇，對中晚唐的疑古風氣有推動作用。

宋人的辨識僞書，較之唐人大大地進了一步。其特點有三：一是參與此事者多，二是被辨出或被懷疑的書多，三是方法有重大改進。首開這一風氣的是歐陽修，他的《易童子問》洋洋三千餘言，對向來被認為孔聖人作的《十翼》提出辯難。他認為《十翼》中的《繫辭》《文言》《説卦》《序卦》《雜卦》不是孔子所作。他的理由很多，但主要方法是找出其中與《論語》的矛盾，也就是説是從思想體系上辨僞，這是對劉向辨《晏子春秋·外篇》的方法的繼承。另一種方法是從稱謂上辨僞，《繫辭》《文言》均有「子曰」之稱，顯係孔子後學所為。這是對柳宗元《辨論語》的方法的繼承。繼歐陽修之後，鄭樵、葉適、趙汝談、趙汝楳等先後對《十翼》提出辯難，使《十翼》除《彖傳》《象傳》以外均被認為非孔子所作。尤其趙汝談《南塘易説》三卷，據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説是「專辨《十翼》非夫子作」的，這恐怕是辨一書之僞的第一部專著，可惜亡佚了。《易傳》如此，東晉晚出的《古文尙書》也是首先由宋人揭其僞迹的。首發其難者是吳棫，他説：「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一人之手而定為二體，其亦難言矣。」（元吳澄《書纂言·序》引）朱熹受了吳棫的啓發，進一步指出：「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白壽彝《朱子辨僞書語》）其後趙汝談、陳振孫也都有辨識，這就為晚出的《古文尙書》的僞案揭開了考辨的序幕。他如蘇轍、黃震懷疑《管子》、晁公武懷疑《文中子》、陳振孫懷疑《關子明易傳》、鄭樵攻《詩序》等等，先後呼應，呈群起之勢。而最能代表宋人辨僞成就的應是朱熹。
朱熹集兩宋理學之大成，對古書下功夫極深。因此，他旣能超脫注疏家的繁瑣而對古書獨有會心，又能貫穿群籍而有相當的考證。他懷疑的古書在宋人中為最多，他自己説：「欲作一書論之而未暇。」（朱喜《孝經刊誤附記》）可見他是第一个打算專著一書以辨群書之僞的人。白壽彝先生曾輯《朱子辨僞書語》一册（民國二十二年樸社排印本），從中可知朱熹懷疑或辨定的僞書達四十部之多，就个人辨僞來説，這是前所未有過的成績，可以説是劉向以來一人而已。朱熹曾總結自己的辨僞經驗説：「熹竊謂生於今世，而讀古人之書，所以能別其眞僞者，一則以其義理之所當否而知之，二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未有舍此兩途而能直以臆度懸斷之者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答袁機仲·來教疑河圖洛書》條）白壽彝先生更進一步將朱熹的辨僞方法歸納為六條：（1）根據常識來推測。（2）因确知作僞者是誰而知其書為僞書。（3）因一書的內容與歷史上的事實不符辨僞。（4）因一書的思想與所依託的人的思想不符辨僞。（5）因一書的內容抄襲凑合之迹顯然而知為僞。（6）從一書的文章氣象辨僞（《朱子辨僞書語·序》）。朱熹治學的領域較寛，辨僞猶其餘事，但即此而論，已是理論與實踐均能遠邁前修的了。
元人的辨僞，向來以為成績很小。梁啓超曾説：「元朝在文化史上是閏位，比較的任何學術都很少貢獻，在辨僞方面也是如此。」（《古書眞僞及其年代》）所以他在講辨僞發展史時根本不講元代。這是梁啓超對元朝的成見太深。元代的詩、戲曲、小説、書畫、天文、地理、醫學等均有獨特的成就，這裏姑置勿論。即辨僞之學，也有承前啓後的作用。首先，在辨僞《古文尙書》方面，《四庫提要》曾説：「《古文尙書》自貞觀敕作《正義》以後，終唐世無異説。宋吳棫作《書稗傳》始稍稍掊擊，《朱子語錄》亦疑其僞。然言性、言心、言學之語，宋人據以立教者，其端皆發自《古文》，故亦無肯輕議者。其考定《今文》《古文》自陳振孫《尙書説》始，其分編《今文》《古文》自趙孟頫《書古今文集注》始，其專釋《今文》則自澄此書始。」（吳澄《書纂言》提要）又説：「自吳棫始有異議，朱子亦稍稍疑之。吳澄諸人本朱子之説相繼抉摘，其僞益彰。」（閻若璩《古文尙書疏證》提要）可見元代的趙孟頫、吳澄是繼宋代吳棫、朱熹等之後進一步辨《古文尙書》之僞的人。尤其吳澄，他在《校定古文尙書二十五篇序》中明确指出二十五篇係收拾遺佚連綴而成，對後來梅鷟、閻若璩等啓發最大，所以《四庫提要》認為經吳澄進一步硏究，晚出之《古文尙書》「其僞益彰」。另外，郝經、王充耘對僞《古文尙書》也有辨證。僞《古文尙書》的問題可説是古籍辨僞史上的第一大案，歷宋元明清四代，牽涉學者數十人，才最後定案。元代學者能抓住這一問題作文章，是有歷史意義的。
元人辨僞的第二个値得重視的貢獻，是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辨群書之僞的專書——宋濂的《諸子辨》。這部專書作於元順帝至正十八年（1358）。當時宋濂有感於諸子書「有依倣而託之者」，要「辭而辨之」（《諸子辨·序》），於是在至正十八年三月為逃避兵荒馬亂進入句無山期間，「因舊所記憶者」作了《諸子辨》一卷。在這部書裏，宋濂對上起周秦、下至唐宋的四十部子書逐一進行審辨，共得僞書二十七部（包括疑僞）。其辨《管子》云：「是書非仲自著也。其中有絶似《曲禮》者，有近似《老》《莊》者，有論伯術而極精微者，或小智自私而其言至卑污者。疑戰國時人采掇仲之言行附以他書成之。不然，『毛嬙西施』『吳王好劍』『威公之死，五公子之亂』，事皆出仲後，不應預載之也。」其辨《關尹子》云：「間讀其書，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而借吾儒言文之。如『變識為智』『一息得道』『嬰兒蕊女、金樓絳宮、靑蛟白虎、寶鼎紅爐』『誦咒土偶』之類，聃之時無是言也。」（按：關尹子與老子同時，故云。）其他諸書大抵如此，由此可見宋濂的辨析相當細致。他在後記中説：「第以家當屢徙之餘，書無片牘可以稽質，不能必其無矛盾也。」宋濂是在元末顛沛流離中寫成這部具有歷史意義的專書的，這是我們不能不深表敬佩的。宋濂這部專書的出現，打破了古書辨僞的零散狀態，明代胡應麟作《四部正訛》、清代姚際恆作《古今僞書考》，乃至近人張心澂輯《僞書通考》，可以説無不以《諸子辨》為先導。
元人辨僞成績還有第三个値得重視的地方，那就是陳應潤的《周易爻變義蘊》首發《易先天圖》之難。《易先天圖》前人如邵雍、朱熹均尊信不疑，陳應潤認為先天諸圖雜以《參同契》爐火之説，非《易》之本旨。《四庫提要》認為：「自宋以後，毅然破陳摶之學者，自應潤始。」《河圖》《洛書》的僞案在辨僞史上僅次於《古文尙書》，而這一僞案的首訟者是元朝人。他們的貢獻不容低估。

明代的古籍辨僞在宋元基礎上得到更大發展，最値得強調的是胡應麟的《四部正訛》和梅鷟的《尙書考異》，這兩部各具特色的辨僞專著的出現，使古籍辨僞學進入了一个新階段。
《四部正訛》已不像《諸子辨》那樣限於一類圖書，而是把辨僞的範圍擴大到經史子集四部，這就使它成為第一部綜合性的辨僞專書。《四部正訛》辨出的僞書共有九十七部（包括疑僞之書）之多，這在辨僞史上是空前的，即使後來姚際恆的《古今僞書考》也不過辨出八十八部僞書。從辨僞理論上講，胡應麟更稱得上古籍辨僞史上的第一位專家。他在《四部正訛》卷首和卷尾系統提出了關於作僞的手段、作僞的動機、僞書的類型、辨僞的方法等一整套辨僞學理論。尤其是他在自己堅實的辨僞實踐基礎上幷大量借鑑歷代辨僞經驗而提出的辨僞八法，至今仍是辨識僞書的基本方法：
（一）核之《七略》以觀其源。（二）核之群志以觀其緒。（三）核之幷世之言以觀其稱。（四）核之異世之言以觀其述。（五）核之文以觀其體。（六）核之事以觀其時。（七）核之撰者以觀其託。（八）核之傳者以觀其人。（《四部正訛》）
我國古籍的辨僞一向以實踐為主，理論的闡發往往是零星的，缺乏系統，如梁釋僧祐、唐釋道世、智昇、宋儒朱熹等都是如此。《四部正訛》的出現打破了這種只重實踐不重理論的格局，從此古籍辨僞學不但有大量的堅實的實踐，而且有了基本系統的理論。所以梁啓超針對這一事實指出：「辨僞學到了此時才成為一種學問。」（《古書眞僞及其年代》）
梅鷟的《尙書考異》是現存最早的專辨一書之僞的專書。《古文尙書》之辨，前有吳棫、朱熹等，後有吳澄、郝經等，但他們都沒專著一書仔細探究這个問題。梅氏在宋元人基礎上專門作了《尙書考異》和《尙書譜》兩書來解決這一問題，尤其前者，《四庫提要》認為「指摘皆有依據」。梅氏最突出的方法是「參考諸書，徵其剽剟」（《古文尙書疏證》提要），雖然他「見聞稍狹，搜采未周」（同上），但這種方法卻對清代辨僞學産生了直接影響，閻若璩作《古文尙書疏證》、惠棟作《古文尙書考》、孫志祖作《孔子家語疏證》、范家相作《家語正訛》、王國維作《今本竹書紀年疏證》等，都以這種方法為主。梁啓超認為梅鷟「漸漸的用科學的方法來辨僞，開了後來辨僞的許多法門」（《古書眞僞及其年代》），這是毫不過分的。

清代是學術文化高度發達的朝代，古籍辨僞也是這樣，其成就遠遠超過前人。這主要表現在兩个方面：一是考證精密，二是成果豐碩。清康熙中，山西太原人閻若璩以三十餘年之力作《古文尙書疏證》八卷，「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僞乃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條，毛奇齡作《古文尙書冤詞》百計相軋，終不能以強辭奪正理」（《四庫提要》）。雖然閻氏也偶有失誤，有的證據尙未掌握，但乾隆時官修的《四庫提要》仍給他以崇高的評價：「反復釐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證之學則固未之或先矣。」顯然，從梅氏到閻氏，最大的進步在於考證的嚴密。稍後，惠棟又作了一部《古文尙書考》，「采摭《史記》、前後《漢書》及群經注疏以辨後出古文之僞」，「爬羅剔抉，句梳字櫛，摘其僞之由來」（王昶《惠棟墓志銘》）。惠氏此書創始於雍正十二年，至乾隆八年他從友人處看到閻氏《疏證》，慨嘆「閻君之論可為助我張目者」（惠棟《古文尙書考》卷二識語），於是采閻氏精到之語附於己説之後，以「閻若璩曰」為識。惠氏此書僅兩卷，不如閻書博贍，而考證更趨精密，所以錢大昕認為閻氏書「未若先生之精而約也」（《古文尙書考序》）。如果説閻若璩《疏證》還不够精嚴，那麽，自惠棟此書出，晚出的《古文尙書》的僞案便成了無懈可擊的定讞了。閻、惠之外，辨《古文尙書》之僞的還有姚際恆《尙書通論》、程廷祚《晚書訂疑》、丁晏《尙書餘論》等，據梁啓超統計，「這案的卷宗，或是專著，或是單篇，總計不下數百種，百數十萬字」（《古書眞僞及其年代》）。
《古文尙書》如此，《河圖》《洛書》的辨識也是如此。北宋初陳摶推闡《易》理，創《先天圖》。由於該圖據《易》而作，所以後人以《易》硏究這个圖，無不符合。傳授的人便認為《易》是據《先天圖》繪出的。後又有人因為《易·繫辭》有「河出圖、洛出書」的話，便造出了《河圖》《洛書》，其陰陽奇偶也與《易》一一相應。於是愈傳愈神，認為《河圖》《洛書》上古已有，伏羲據以作《先天圖》，從而繪出八卦。宋代邵雍、朱熹均承用其説，無人懷疑。朱熹還把《河圖》《洛書》繪在他的《周易本義》卷首。元代陳應潤始疑《先天圖》是「道家假借《易》理以為修煉之術」。至清，毛奇齡作《河圖洛書原舛編》、黃宗羲作《易學象數論》、黃宗炎作《圖書辨惑》，均旗幟鮮明地指出《河圖》《洛書》之僞妄。但諸公未能窮原竟委，一一指其來歷。至胡渭著《易圖明辨》十卷，「皆引據舊文，互相參證，以鉗依託者之口」（《四庫提要》）。該書考證之精，在清初與閻氏《古文尙書疏證》、惠氏《古文尙書考》相頡頏，《河圖》《洛書》之僞亦成定案。其他辨《河圖》《洛書》之僞的還有李塨《周易傳注》、張惠言《易圖條辨》等，其群起而攻之之勢亦與辨《古文尙書》相似。由此可見，清人辨識僞書來勢之猛烈，考證之精密，實在是前無古人的。
清人辨僞的豐碩成果，前人往往語焉不詳，有的甚至根據《古今僞書考》估計清人的辨僞成果。《古今僞書考》固然是清初惟一的辨僞專科目錄，姚際恆疑古的精神也是不同一般的。但這部書辨出的僞書只有八十八部，還不如明代胡應麟的《四部正訛》，而且多取前人成説。因此，它不足以代表清代前期辨僞的成績。眞正能够代表清代前期辨僞成績的是《四庫全書總目》。
《四庫全書總目》集我國古典目錄學之大成，是清代考據學興盛的産物。在辨僞學方面，它也同樣是集大成者。我曾將《四庫提要》中的辨僞資料鈎稽出來，初步總結了《四庫提要》的辨僞成就，發現該書辨定或懷疑的僞書有五百七十餘部，而朱熹、宋濂、胡應麟、姚際恆四家辨出的僞書總共也不過一百七十三部（除去重複）。由於《四庫提要》涉及僞書眾多，因此僞書的類型也複雜多樣，這就決定了它的辨僞方法是多種多樣的。我曾把《四庫提要》的辨僞方法歸納為二十條（詳下文《辨識僞書的方法》），可以説歷代辨僞學家們創造的方法幾乎無一例外地被《四庫提要》利用了。雖然《四庫提要》不是專門的辨僞目錄，但它在古籍辨僞學上卻是眞正的集大成者，它無愧為清代辨僞學的代表之作。
在清初，値得一提的還有顧炎武，他在辨僞書方面幷無驚人的成績，但在方法上卻對後人有相當的啓發，那就是從文字和詞彙上辨僞。顧氏云：「『相』之名不見於經，而《説命》有『爰立作相』之文。劉氏勰謂《論語》以前經無『論』字，而《周官》有『論道經邦』之語，皆梅氏之漏義也。」又云：「業」字在三代古書中只作「大板」或「敬謹」講，無作「事業」講的，但梅賾所上《古文尙書》有「業廣惟勤」之語，因此絶非三代之書（惠棟《古文尙書考》卷一引）。近人吳世昌在那篇受過胡適表揚的論文《釋〈書〉〈詩〉之「誕」》中，正是利用《今文尙書》《詩經》之「誕」字均作「其也，當也」講，而《古文尙書》和《列子·黃帝》之「誕」字卻截然不同，作「大也」講，這一詞彙上的矛盾，「替僞《古文尙書》找出了一个強有力的反證」，同時也證明《列子》一書，至少《黃帝》是漢以後人的作品。因為「誕，大也」是漢人對《詩》《書》的一个誤解，而僞《古文尙書》和《列子·黃帝》卻把這種誤解當作「誕」的本來含義用到行文之中去了。吳世昌這種強有力的辨僞方法與顧炎武的方法顯然是一脈相承的。

在清代嘉、道以後以至民國，辨僞學又出現了新氣象，這種新氣象完全是今文經學復興和古史辨派勃起的結果。
今文經學的先驅是莊存與、劉逢祿，繼之者是魏源、龔自珍。劉逢祿作《左氏春秋考證》，主張《左傳》原名《左氏春秋》，與《呂氏春秋》一樣，是獨立的史書。西漢末劉歆利用獨有的地位把《左氏春秋》篡改成為《春秋》的傳（即注釋），《春秋》中獲麟以後的事是劉歆竄入的。魏源作《書古微》，不但認為梅賾所上《古文尙書》是僞書，而且認為西漢出現的《古文尙書》也是僞書，是劉歆一手僞造的。至光緒間，康有為作《新學僞經考》，進一步認為《周禮》《逸禮》《古文尙書》《左傳》《毛詩》《爾雅》等古文經均係劉歆僞竄，目的是為新莽篡漢制造理論根據。康氏有兩个弟子，一个是受業弟子梁啓超，一个是私淑弟子崔適。梁啓超在辨僞學史上是繼明代胡應麟之後又一个在理論上做出卓越貢獻的人。他在《中國歷史硏究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書的有關章節中對辨僞學方法進行過系統總結。1927年2—6月，他在燕京大學曾專門講授《古書眞僞及其年代》一課，對辨僞的必要性、僞書的由來、僞書的種類、辨僞的歷史、辨僞的方法等進行了非常簡明系統的分析總結。這部講義由弟子姚名達等記錄整理問世。這是我國第一部古籍辨僞學理論專著。梁氏在辨僞學史上的地位不可磨滅，但他和他的老師康有為在辨僞學上的觀點，尤其是對劉歆的看法，是一脈相承的，他仍然認為：「王莽謀篡，劉歆助之」，僞造了大量古文經。崔適本是古文經學家兪樾的弟子，但看了《新學僞經考》大受影響，於是大講今文經學，認為劉歆僞造《左傳》，為了讓人相信，又篡改了《史記》等書，《史記》中出於《左傳》的內容皆為劉歆竄入，於是著《史記探源》一書，逐條進行揭示。崔氏在北京大學任教，影響了不少後進。對近代史學影響深遠的古史辨派的産生及發展與他關係密切。以最激進的人物之一「疑古玄同」來説，他本出古文家章太炎門下，但後來轉而專宗今文。他在1921年3月22日致顧頡剛的信中説：「1909年細繹劉申受、龔定庵二人之書，始『背師』（章太炎師專宗古文，痛詆今文）而宗今文家言……尙未排斥古文。自1911年讀了康、崔二氏之書，乃始專宗今文。康氏之《僞經考》本因變法而作，崔師則是一个純粹守家法之經學老儒，篤信今文過於天帝。他們一个是利用孔子，一个是抱殘守闕，他們辨僞的動機和咱們是絶對不同的，但他們考證的結果，我卻認為精當者居多，此意至今未變。」（《古史辨》第一册）由此可見其學術淵源。古史辨派對古書眞僞的考辨是對古史眞僞考辨的一个組成部分，他們固然有過於大膽的地方，但他們的發明也很多。例如在辨僞方法上，他們利用了古史進化的新思想，使《周禮》《爾雅》的託名周公獲得了新證。早在1921年顧頡剛在致錢玄同的一封信中就指出了利用文章風格辨僞的流弊，幷提出了利用文法辨僞的設想，他説：「這種『文氣』『文格』似是而非之談，不説則覺得實有這个意思，説則又是言之無物，這樣的辨僞是不确實的。先生對於音韻文字之學這般有硏究，若是從文法上去考究，眞不知道可以發現多少僞迹。」（同上）在辨僞史上，顧頡剛當是較早提出從文法上辨僞的人。
在今文經學派的對面是古文經學派，在辨僞方面較著名的有章太炎、符定一、錢穆等。章氏有《春秋左傳讀》《劉子政左氏説》，符定一有《新學僞經考駁誼》，錢穆有《劉向、歆父子年譜》，都是駁今文家言的。其他如顧實《重考古今僞書考》，往往否定姚際恆的觀點，實際是與顧頡剛竭力表揚姚際恆的做法唱對臺戲的。楊寛的《劉歆冤詞》也是專對今文家而發的。其中駁之簡明精切者似為錢穆的《劉向、歆父子年譜》。由於古文家的多方攻駁，今文家的不少不够嚴密的地方被揭示出來了。1981年問世的徐仁甫的《左傳疏證》一書，可以説是在竭力克服今文家們的疏漏之後做出的新成果，該書倣閻若璩、惠棟等辨《古文尙書》之法，列舉《左傳》采摭先秦至西漢十六種古書的例證三百一十六條，幷歸納出《左傳》采摭群書的公例。該書一反前人所謂劉歆遍改群書以助王莽篡漢之説，認為劉歆幷未竄亂群書，只是遍采群書中關於春秋的史料，加以別擇，創為《春秋左氏傳》，其目的僅僅是託古傳道。蘇淵雷先生認為：「其言至辨，可備一説。」（《讀史舉要》）關於《左傳》的眞僞之辨，在清後期及民國以還，其熱鬧程度過於清初《古文尙書》之辨，但由於證據薄弱，僞書之説迄無定論。
晚近的辨僞著作或與辨僞有關的著作還有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黃雲眉《古今僞書考補證》、馬敍倫《列子僞書考》、羅根澤《諸子考索》、郭沫若《靑銅時代》《十批判書》、瑞典高本漢《左傳眞僞考》等。王國維的方法與閻若璩等一致，結論可靠。黃雲眉主要是增加《古令僞書考》的證據，其中來自《四庫提要》的材料較多。馬敍倫辨《列子》之僞，列舉十二證，今天看來不出清人窠臼，所以日人武內義雄有《列子冤詞》之作。郭沫若有不少新鮮看法，但武斷者太多，如以為《今文尙書》的《堯典》《皋陶謨》《禹貢》的僞託者「論理該是孔丘」（《中國古代社會硏究》），又説：「據我的看法，這人也就是思、孟一派的人。」（《十批判書》）其結論有相當的隨意性。高本漢是較早用文法辨僞的人，對近世辨僞有一定影響。楊伯峻先生《從漢語史的角度來鑑定中國古籍寫作年代的一个實例——列子著述年代考》是運用文法辨僞較成功的一例，這種成功無疑是以顧頡剛、高本漢為先導的。羅根澤《諸子考索》幾乎對所有子書（包括現存的和亡佚的）算了个總帳，求證扎實細密，是一部很有價値的書。
辨僞學到了近世，已積累了極其豐富的資料，絶大多數有問題的書都已被提出來了，許多書都經過眾多學人反復辨證。這些材料散在各處，顯然很不利於參考使用，於是張心澂用多年精力編成了《僞書通考》，彙集辨僞資料，共涉及經、史、子、集及釋、道古籍一千一百零四部，網羅極富。近年鄭良樹教授又編成《續僞書通考》三巨册，搜集張書之遺及後出辨僞材料甚備。張、鄭二氏的書，為我們全面總結古籍辨僞學的成就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為古籍整理與硏究工作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工具。

古籍辨僞工作是否到此為止了呢？不，面對這一大筆遺産，新時期的古籍硏究者們采取了一種更新的態度，那就是冷靜地重新審視那些僞書或被懷疑的書。例如胡念貽先生《左傳的眞僞和寫作時代問題考辨》一文，仔細審查了前人關於《左傳》眞僞的兩方證據，認為：「總之，關於《左傳》，我們所能知道的是：它作於春秋末年，後人雖有竄入，但它還是基本上保存了原來面目。傳説它的作者是左丘明，否認他的人都提不出确鑿的證據材料，還是無法把舊説眞正推翻。如果采取老老實實的態度，目前只能作出這樣的結論。」又如王洲明師，精硏賈誼《新書》，作《新書非僞書考》一文，證明《新書》不是僞書。鄭良樹認為：「這是一篇態度相當平實的論文，作者不但能够冷靜地掌握問題爭論的癥結，而且也很能够平心靜氣地搜存證據來解決問題。」（《續僞書通考》）尤其値得我們重視的是考古的新發現，更為古籍辨僞提供了不少新證。例如《孫子兵法》，唐代杜牧《注孫子序》曾指出：「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三）姚際恆《古今僞書考》沿其説。日本漢學家齋藤拙堂《孫子辨》又認為今本《孫子》是孫臏所著，孫武與孫臏是一个人，孫武是名，臏是號。另一位日本漢學家武內義雄雖然認為孫武、孫臏非一人，但仍認為《孫子兵法》為孫臏所作（詳江俠庵編譯《先秦經籍考》中册武內義雄《孫子十三篇之作者》）。金德建先生則主張孫武是傳説中的人物，「《孫子》這部書的作者，當為戰國時的孫臏無疑」（《古籍叢考》）。他們都提出了一繫列證據，幷非隨意立説者。但在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中同時出土了《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竹簡本。其中《孫子兵法》二百餘簡，就其與今本相應的部分比較，篇名和內容都與傳世的宋刻本《十一家注孫子》基本一致，足以證明十三篇《孫子兵法》，幷非曹操删定的，而是先秦傳下來的，杜牧的説法是錯誤的。而兩部兵法同時出土則使種種舊説不攻自破。這就提醒人們，前人認為僞的不一定就僞，對於前人指為僞書的，我們要以謹愼的態度作一番審查和考證，胡念貽先生、王洲明師等學者的硏究代表了一種方向，李學勤先生近年根據出土文獻也在重新審視古書眞僞方面作了許多有益的探討。今後的辨僞工作恐怕要更多地朝這个方向發展，這種工作和揭示僞書的面目同等重要，其目的也同樣是求眞求實。

（五）辨識僞書的方法
上面在談辨僞歷史時涉及到一些方法。我曾把《四庫提要》的辨僞方法總結為二十條，下面結合《四庫提要》以外的實例作簡要説明。
1.從授受源流上辨僞
一部古書從産生那天起，總是一代一代地流傳下來，經過抄寫和刊刻，聚集和散亡，在其他古書中，尤其在歷代目錄中，會畱下或多或少的記載。因此，查授受源流往往是古籍辨僞的入手方法。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舊題宋李燾經進。《四庫提要》云：「考《宋史·藝文志》及燾本傳，惟載所著《續通鑑長編》，無此書之名。……亦當時麻沙坊本，因燾有《續通鑑長編》，託其名以售欺也。」此可謂查源。
《關尹子》，舊題周尹喜撰。《四庫提要》云：「考《漢志》有《關尹子》九篇，劉向《列仙傳》作《關令子》，而《隋志》《唐志》皆不著錄，則其佚久矣。南宋時徐蕆子禮始得本於永嘉孫定家……或唐五代間方士解文章者所為也。」此可謂查流。
《豐溪存稿》，舊題唐呂從慶撰，是一部文集。《四庫提要》云：「其集歷代史志、書目皆不著錄。此本為乾隆庚申其裔孫積祚所刊，稱其從叔高祖元進所手錄。黃之雋、邵泰、儲大文皆為之序，稱其湮沒八百年而始顯。然其書晚出，授受源流渺不可考，越宋元明至今，忽傳於世，論者頗以為疑。」此可謂查源又查流。
查授受源流最能發現問題，但最終解決問題還需要進一步找證據。
2.從被依託的人辨僞
胡應麟《四部正訛》談辨僞八法，其第七法云：「核之撰者以觀其託。」即指此法。有的人因為有某種專長或傳説有某種特長，後人有類似的書，為了大其傳，往往託名於這些人。班固在《漢書·東方朔傳》中曾指出：「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眾庶，童兒牧竪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應是最早揭示這種現象的。唐代李淳風是著名天文算學家，因此，後代有關天象、算學、占驗乃至陰陽五行書多託名於他。《觀象玩占》五十卷，舊題李淳風撰。《四庫提要》云：「考《舊唐書·經籍志》有淳風《乙巳占》十卷、《皇極曆》一卷、《河西甲寅元曆》一卷、《緝古算術》四卷、《綴術》五卷。《新唐書·藝文志》有淳風《注周髀》二卷、《注五經算術》二卷、《注張丘建算術經》三卷、《注海島算經》一卷、《注五曹孫子等算經》二十卷、《注甄鸞孫子算經》三卷、《天文占》一卷、《大象元文》一卷、《乾坤秘奧》七卷、《法象志》七卷、《太白通運逆兆通代記圖》一卷。《宋史·藝文志》有淳風《太陽太陰賦》一卷、《日月氣象圖》五卷、《上象二十八宿纂要訣》一卷、《日行黃道圖》一卷、《九州格子圖》一卷。陳振孫《書錄解題》有淳風《玉曆通政經》三卷。尤袤《遂初堂書目》有淳風《運元方道》不載卷數。錢曾《讀書敏求記》有淳風《天文占書類要》四卷、《乾坤變異錄》四卷。夫古書日亡而日少，淳風之書獨愈遠而愈增，其為術家依託，大槪可見矣。」這是一條非常典型的例子。李淳風的書《舊唐志》著錄僅五種，《新唐志》新增十二種，《宋志》又增六種，陳《錄》、尤《目》又各增一種，錢曾《敏求記》又增二種，總計增至二十七種之多，難怪《四庫提要》有愈遠愈增之嘆。還有一位用兵如神的諸葛亮，《將苑》《十六策》《心書》等兵書均託名於他，《四庫提要》云：「蓋宋以來兵家之書多託於亮。」（《將苑》提要）其他如相宅相墓之書託名郭璞、劉基，也屬此類。熟悉這些常常被依託的人，對我們迅速發現僞迹有很大幫助。
3.從首先傳出該書的人辨僞
譬如有的商店或商業區是僞劣商品的集散地，喫過虧的人一看到那裏的商品馬上就會懷疑那是假的。有的人好造僞書，三國時的王肅、宋代的魏泰、明代的楊愼、豐坊都是《四庫提要》多次指責的好造僞書的人。看到這些人傳出的書，就應該警惕，好好考察一番。胡應麟所謂「核之傳者以觀其人」，即指此法。《四庫提要》利用此法辨楊愼所傳《古文參同契》云：「明楊愼稱或掘地而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其説頗怪。愼好僞託古書，疑其因《唐志》之言，別《三相類》於《參同契》，造為古本。」（《參同契章句》提要）又辨題元邱處機撰的《攝生消息論》云：「其眞出處機與否，無可驗證……然曹溶《學海類編》所收，僞本居十之九，不能不連類疑之耳。」因為《學海類編》內僞書多，所以其中各書均受懷疑，其道理是不難理解的。當然，到底是否僞書，還要進一步求證。
4.從該書與作者行事的矛盾辨僞
《太清神鑑》，舊題後周王朴撰，是一部論相法（相宅、相墓）的書。書前有自序云：「離林屋洞下山三載，遍搜古今，集成此書。」《四庫提要》云：「考朴家世東平，人仕中朝，遊迹未嘗一至江左，安得有隱居林屋山之事？其為依託無疑。蓋朴以精通術數知名，故世所傳奇異詭怪之事，往往皆歸之於朴。」
《浩齋語錄》，舊題宋過源撰，末附其從孫過勛《祖光賦》，稱「宣和乙巳，余在遼陽」。《四庫提要》辨之云：「乙巳為靖康前一年，兩國兵交，信使且艱於往來，遊學之士安能越國至是？其僞尤不問而知矣。」
《梅花道人遺墨》，元吳鎮撰，乃其鄉人錢棻捃拾題畫之作，薈萃成編。內多僞作，如《題竹詩》：「陰凉生硯池，葉葉秋可數。東華客夢醒，一片江南雨。」《四庫提要》辨之云：「考鎮杜門高隱，終於魏塘，足迹未至京師，不應有『東華客夢』之句。核以高士奇《江村銷夏錄》，乃知為鮮于樞詩。鎮偶書之，非其自作。」
用此法辨僞不可絶對化，應持審愼的態度。有的人雖然行迹未至某處，但卻寫出了關於那地方的佳篇。例如元薩都剌《京城春日詩》有「御溝飲馬不回首，貪看柳花飛過墻」之句，據楊瑀《山居新語》，元制，御溝不得洗手飲馬，畱守司派專員巡視，犯者治罪。可見薩都剌所寫恐非實情。但幷未有人因此懷疑這首詩是假的。因此，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分清寫實與想象，同時參照其他證據，方可下結論。
5.據當世人的揭發辨僞
胡應麟辨僞八法有「核之幷世之言以觀其稱」，大抵近此。
《關氏易傳》，舊題北魏關朗撰。《四庫提要》云：「陳師道《後山叢談》、何薳《春渚紀聞》及邵博《聞見後錄》皆云阮逸嘗以僞撰之稿示蘇洵，則出自逸手，更無疑義。」《後山叢談》原文云：「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及關子明《易傳》《李衛公問對》，皆阮逸所著。逸嘗以草示蘇明允，而子瞻言之。」可見眞正的揭發者是蘇軾。在《李衛公問對》條，《四庫提要》又進一步申述：「今考阮逸僞撰諸書，一見於《春渚紀聞》，再見於《後山叢談》，又見於《聞見後錄》，不應何薳、陳師道、邵博不相約會，同構誣詞。」何薳比蘇軾稍晚，其父何去非曾被蘇軾薦為武學博士（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春渚紀聞》），因此，何薳《春渚紀聞》中所記蘇軾的話應當是可信的。
《正易心法》，舊題宋麻衣道者撰，又題希夷先生受幷消息。《文獻通考》載李潛序云「得之廬山異人」，馬端臨注曰「或云許堅」。又載張拭跋，亦信為陳摶所傳。《四庫提要》引《朱子語錄》云：「……後二年守南康，有前湘陰主簿戴師愈者求謁，即及《麻衣易》。因復扣之，宛然此老所作。」又云：「《麻衣易》是戴師愈所作，太平州刊本第二跋即其人也。昨親見之，甚稱此《易》，以為得之隱者。問之，不肯明言其人。某適到其家，見有一册雜錄，乃戴公自作，其言皆與《麻衣易》説相類。及戴死，其子弟將所謂《易圖》來看，乃知眞戴所自作也。」館臣即此斷定：「是書之僞妄審矣！」據朱子揭露而辨識其僞的尙有《孟子正義》，此書舊題宋孫奭疏，《四庫提要》云：「其疏雖稱孫奭作，而《朱子語錄》則謂『邵武士人假託，蔡季通識其人』。今考《宋史·邢昺傳》，稱昺於咸平二年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不云有《孟子正義》。《涑水紀聞》載奭所定著，有《論語》《孝經》《爾雅》正義，亦不云有《孟子正義》。其不出奭手，确然可信。」
據當世人的揭發辨僞，可靠程度要高一些，但這類材料幷不太多，因為造僞者無論出於什麽目的，掩蓋眞相則是共同的手段。

6.從文體上辨僞
文體具有鮮明的時代性，任何一種文體都有它産生、發展、成熟的過程，這个過程是不可倒置的。因此可以從這个角度辨僞。
《易衍》，舊題漢東方朔撰。《四庫提要》云：「其歌括皆作七言律詩，則僞妄不待辨也。」七律一體，以庾信《烏夜啼》較早，但只是暗合，到初唐沈佺期、宋之問才固定下來，東方朔生當西漢武帝時，豈能預作此體？所以《四庫提要》説「僞妄不待辨」。
《兵要望江南歌》，舊題唐李靖撰，講兵家占候，分三十二門，各以《望江南》詞一首括其大義。《四庫提要》云：「按段安節《樂府雜錄》，《望江南》詞本李德裕為亡妓謝秋娘作。則其調起於中唐。世傳《海山記》隋煬帝作《望江南》八闋，實出僞託。靖在唐初，安得預制此調？」
7.從文章風格辨僞
所謂風格就是文章從內容到形式所共同體現出的總體特徵。一个成熟的作家一定有鮮明的風格。一代作者一般也有共同的時代風格。風格是由个人經歷、个人性格、文化修養、時代風尙、民族心理等多種特殊因素促成的，是不易僞裝的東西。眞正的行家利用風格辨僞，往往能收到奇效。
《神異經》，舊題漢東方朔撰。《四庫提要》云：「觀其詞華縟麗，格近齊梁，當由六朝文士影撰而成，與《洞冥》《拾遺》諸記先後幷出。」《洞冥》即《漢武洞冥記》，舊題後漢郭憲撰，《四庫提要》認為：「詞句縟艷，亦迥異東京，或六朝人依託為之。」通過以上三書相互比較，發現其風格近似，與六朝文風一致，因此斷定《神異經》《漢武洞冥記》均六朝人作而託名漢人者。
8.從特殊語詞的起源辨僞
詞彙總是隨著人類認識能力的發展和新事物的産生而逐步豐富和發展的，一个詞的出現尤其是一些特殊詞的出現是有一定條件的，而且當它被人們接受後會很快見之於書面材料（指書籍大量産生之後），因此，一般的詞總可大體找到其源，即大體确定其産生年代。利用這種方法确定一部書産生的年代，從而幫助我們辨僞，是極有價値的。
《銀海精微》，舊題唐孫思邈撰，是一部眼科醫書。《四庫提要》辨之云：「其曰『銀海』者，蓋取『目為銀海』之義。考蘇軾《雪詩》有『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句。《瀛奎律髓》引王安石之説，謂『道書以肩為玉樓，目為銀海』，銀海為目，僅見於此。然迄今無人能舉安石所引出何道書者，則安石以前絶無此説，其為宋以後書明矣。」案：蘇軾《雪詩》指《雪後書北臺壁》二首之二。元宋褧《雪寒書事詩》「氣清華蓋爽，光爛銀海眩」句，顯係承用蘇詩。我們至少可以認為，「銀海」一詞用來指眼睛，在蘇軾以前很少有人使用。孫思邈為隋末唐初人，卒於682年。蘇軾、王安石乃北宋中期人。前後相去三四百年。假如孫思邈已用「銀海」一詞作書名，代指眼睛，當時及其後三四百年間文獻應有所反映。所以，《四庫提要》斷為宋以後人作，是有道理的。近人余嘉錫先生進一步考證，此書唐、宋、元公私目錄絶無記錄，至明末黃虞稷《千頃堂書目》醫家類才有記錄，幷且置於明代「不知撰人」中，因此推斷為「方技家輾轉傳抄，因其書不著姓名，恐其術不足以取重，遂妄取古人之名以實之」（《四庫提要辨證》卷十二）。可見，該書非但是僞書，而且産生時代當在明代，與孫思邈毫不相干。又如《六韜》，舊題周呂望撰，《四庫提要》云：「今考其文，大抵詞意淺近，不類古書。中間如避正殿乃戰國以後之事，將軍二字始見《左傳》，周初亦無此名，其依託之迹，灼然可驗。」也是利用「將軍」這个特殊語詞出現的時間晚於被依託的人來辨識《六韜》之僞的。當然，單靠个別詞語未必能判定全書眞僞，但這無疑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佐證。現代出現了詞彙統計硏究法，用統計法得出的結論也可參考。
9.從聲韻系統和時代的矛盾辨僞
明代陳第《毛詩古音考序》説：「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為我國古音學走上科學的軌道奠定了基礎。其後，清代顧炎武、江永、戴震、王念孫、孔廣森等在這一觀點指導下，進行了更深入的硏究。到修《四庫全書》時，古音系統已漸趨明朗。音韻學家戴震、王念孫均在四庫館任職，館中其他纂修官也大都已接受顧炎武、江永的音韻學理論。這就為利用古代音韻系統辨僞造就了成熟的條件。
《韻經》五卷，舊題梁沈約撰類，宋夏竦集古，明楊愼轉注、郭正域校。前有郭正域序稱：「沈韻上平有九咍、十八痕，下平有二十二凡，上有十六混、十九豏，去有八祭、十代、十七焮，入有十六昔，而今韻無之。」《四庫提要》辨之云：「沈韻雖不可見，而其集猶存。今以所用之韻一一鈎稽排比之（１），惟東、冬、鐘三韻同用，魚、虞、模三韻同用，庚、耕、清、靑四韻同用，而蒸、登兩韻各獨用，與《廣韻》異。餘則四聲幷用。又安得如正域所云九咍之類？其為贋託，殆不足辨。」這是利用沈約詩歌的押韻系統與《韻經》的矛盾辨僞。
《蕊閣集》，舊題辛棄疾撰，集六朝及唐人詩句為五七言近體，平聲上下三十韻，韻為一首。所用為平水韻。《四庫提要》辨之云：「棄疾當高、孝、光、寧之朝，平水韻未出，安得而用其部分？」斷非出棄疾之手。
利用此法辨僞最能服人，但只適用於有韻之文，而且語音發展緩慢，只可根據聲韻系統劃定某書出現的大體年代，而不能斷定具體年代。
10.從因襲上辨僞
如果一部書與以前的書內容相似，有明顯的因襲痕迹，那麽這書很可能出於僞託。就造僞者來説，這是較容易的一種。就辨僞者來説，卻要博覽群書才能找出因襲之源。
《廣夷堅志》，舊題明楊愼撰。《四庫提要》云：「及核其書，乃全錄樂史《廣卓異記》，一字不異，可謂不善作僞矣。」
《搜采異聞錄》，舊題宋永亨撰。《四庫提要》云：「今考其文，皆剽取洪邁《容齋隨筆》而顛倒其次序。」連洪邁稱他父親「忠宣公」、洪邁自述「余奉使金國」等字樣也未及改去。若出永亨，當不至此。
《湖州竹派》，舊題明釋蓮儒撰。《四庫提要》辨之云：「今以所載考之，其李公擇妹、蘇軾二條乃米芾《畫史》之文。黃斌老、黃彝、張昌嗣、文氏、楊吉老、程堂六條乃鄧椿《畫繼》之文。劉仲懷、王士英……十條乃夏文彥《圖繪寶鑑》之文。吳璜、虞仲文、柯九思、僧溥光四條乃陶宗儀《畫史會要》之文。皆剽竊原書，不遺一字。惟趙令庇、兪澄、蘇大年三條未知其剽自何書耳。可謂拙於作僞。」即黃山谷自稱「余作詩」「余問子瞻」云云亦未及改，若出蓮儒，必不至此。
其餘如《筠軒清秘錄》，舊題董其昌撰，實即張應文《清秘藏》，唯二卷析為三卷而已。《群賢梅苑》，舊題清朱鶴齡撰，實即宋黃大輿《梅苑》而顛倒割裂之。《四庫提要》均一一指其剽襲之迹而判為贋鼎。
11.從稱引上辨僞
一部書只能稱引前人或當世人的著述，稱引都有一定的習慣。如果在這兩方面出了問題，那這書就値得懷疑。
《漢舊儀》二卷，舊題漢議郎東海衛宏敬仲撰。《四庫提要》辨之云：「其中多引胡廣語，廣為安帝時人，宏為議郎則在光武帝時，先後相隔六十餘年，不應宏書之內先有廣名。又時時稱『衛宏曰』，亦必非宏自著書之體。其注中幷引及《周禮注疏》，注出鄭康成，疏出唐賈公彥，宏益不得見之矣。」顯係後人輯本，而混入衛宏以後人語，徑題衛宏撰，誤人非淺。
《中庸合注》一卷，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元吳澄序。《四庫提要》辨之云：「書中所載雙峰饒氏、新安陳氏所説，皆澄同時之人。而郊社之禮一條乃引『吳氏澄曰』云云，其不出於澄更無疑義。《元史》澄傳亦不言澄有此書。考其所引，皆明永樂中所修《四書大全》之説，必書賈摘錄《大全》，僞託澄名以售也。」
從稱引上辨僞必須分清是全書皆僞還是部分僞。周秦漢魏舊籍往往經後人重輯，混入他書條文者比比皆是，偶有一二，不必指為僞，其大量竄入者，則可定為部分僞。至宋元以來新出之書，稱引乖違，則什九僞帙。

12.從佚文上辨僞
從稱引辨僞是就本書引他書或他説而言，從佚文上辨僞則就本書而言。一部古書經長期流傳，一般要被他書引用，早期的引文顯然更接近原書。所謂佚文，是指那些被引用的文句已不見於今本。利用那些佚文與今本對照，往往可以發現今本已與原書相去甚遠或者面目全非，則今本可能是僞撰。
《竹書紀年》二卷，傳説是晉太康二年出土的魏襄王（一説魏安釐王）時的竹書，沈約注。《四庫提要》對當時的傳本進行了非常詳細深入的考辨，以宋以前舊籍所引《竹書紀年》與清初傳本對照，發現舛互脫漏比比皆是。例如《穆天子傳》郭注引《竹書》七條，與今本同者僅三條；《水經注》引《竹書》七十六條，其中五條不見今本，其餘各條紀年方法也與今本全異；《史通》引二條，與今本全異；《文選》李注引五條，今本僅有一條；《開元占經》引四條，今本全無；《戰國策》鮑彪注引一條，《廣川書跋》引一條，均不見今本。其沈約注，《四庫提要》云：「惟五帝三王最詳，他皆寥寥。而五帝三王皆全抄《宋書·符瑞志》語。約不應旣著於史，又不易一字移而為此本之注。」所以，《四庫提要》斷定當時流傳的《竹書紀年》及沈約注均係後人僞撰，且謂「觀其以《春秋》合夏正，斷斷為《胡傳》盛行以後書也」。近人王國維作《今本竹書紀年疏證》，實際是把世傳《竹書紀年》的辨僞工作徹底完成。王氏又作《古本竹書紀年輯校》，將晉代以來諸書所存《古本竹書紀年》的佚文一一收集起來，編輯成書。王氏受《四庫提要》的啓發與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四庫提要》用此法辨僞的例子還有不少，如《搜神記》《博物志》諸條均是，茲不詳述。
13.從史實的先後辨僞
一部書若涉及作者死後的史實，則不全僞即竄亂。正如一部書不能徵引作者死後才出現的書一樣。
《譚藏用詩集》一卷《集外詩》一卷，舊題唐譚用之撰。用之為唐末五代宋初人，但詩中涉及史事頗多出譚氏身後者，如《送趙容詩》：「武林楊柳舊依依，甲第樓臺有是非。莫道天崖龍已化，但看雲際鶴還飛。」《四庫提要》認為：「其意似指南宋之亡。若唐末五代時，則錢氏據有臨安，勢方全盛，安得有此語？」今按：武林本山名，即杭州西靈隱山，漢代已有記載，但借指杭州城，則今可見者以蘇東坡《送子由使契丹》「湖山應夢武林春」句較早。此云「武林楊柳」「甲第樓臺」顯指杭州城，其産生當不在唐末五代。即此亦可見《四庫提要》的分析是可信的。
《歷代地理指掌圖》，舊題宋蘇軾撰，但書中有建炎二年改江寧為建康府、紹興三十二年升洪州為隆興府等事，皆在蘇軾身後二三十年間，所以《四庫提要》采用南宋費衮《梁溪漫志》的觀點，斷為僞書。
古人有續書的習慣，也有為前人修改書的行為，所以有些書中有原著者身後的史事。動用此法辨僞要審愼，不可抓住一點即否定全書。
14.從稱謂上辨僞
古代稱謂至為講究，家有家諱，國有國諱，自稱名，稱人字號，死者稱謚等等，是較常見的。後人依託前人作書，免不了這方面的漏洞。因此，可從這一角度辨僞。
《編珠》，舊題隋杜公瞻撰，首載大業七年公瞻自序。《四庫提要》云：「顧煬帝諱『廣』，故『廣川』改『長河』，《廣雅》改《博雅》。而此書《桂林水》條下引《廣州山川記》，《治雞水》條下引《廣州記》，《柏心桂》條下引伏滔《北征記》稱『廣陵縣』，《城南門三條路》條下引班固《西都賦》『披三條之廣路』。隋高祖之父諱『忠』，故《隋書》『忠節』改『誠節』。而此書《斬馬劍》條下引《漢書》王莽斬董忠事。」又該書引及《樂府解題》，《樂府解題》宋《崇文總目》及郭茂倩《樂府詩集》始見記載，其書晚出，非公瞻所能得見。明《文淵閣書目》《內閣書目》均不著錄，《永樂大典》采摭極廣，亦不見徵引。館臣因此判斷《編珠》一書「出明中葉以後」。
《元經》，舊題隋王通撰，是部編年史，起自晉太熙元年，止於隋開皇九年。唐高祖李淵之父諱「虎」，所以《晉書》「神虎門」作「神獸門」。《四庫提要》指出《元經》於康寧三年書『神虎門』為『神獸門』，則顯襲《晉書》」。又隋文帝諱「堅」，《四庫提要》指出《元經》「於周大定元年直書『楊堅輔政』。通生隋世，雖妄以聖人自居，亦何敢於悖亂如是哉」。此書為阮逸僞撰，曾以稿示蘇洵，何薳《春渚紀聞》、陳師道《後山叢談》、邵博《聞見後錄》均記其事。《四庫提要》斷《元經》為僞固然以宋人記載為據，但《元經》稱謂上的漏洞無疑是有力的內證。
15.從制度上辨僞
制度就是人們共同遵守的尺度，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等各个方面。制度隨時代演變，有較強的時代特點。後人要僞造前人的著作，在制度上容易出錯誤。因此，可以利用制度上的舛誤辨僞。
《古玉圖譜》，舊題宋龍大淵等奉敕撰。《四庫提要》云：「今即其前列修書諸臣職銜，以史傳考證，舛誤之處不可枚舉。」《四庫提要》共列舉職官舛誤十二條。有當時無其官而強立者，如張掄題為「提舉徽猷閣」，《四庫提要》云：「徽猷閣為哲宗御書閣，據《宋志》只設學士、待制、直閣，幷無『提舉』一官。」有職名與當時規制不合者，如修書處列舉「總裁」「副總裁」等職，《四庫提要》云：「宋制，凡修書處有提舉、監修、詳定、編修諸職名，從無總裁、副總裁之稱。」有文武官銜混淆者，如葉盛列銜稱「帶御器械汝州團練使直敷文閣」，士祿列銜稱「帶御器械忠州防御使直寶文閣」。《四庫提要》云：「帶御器械、防御、團練皆環衛武臣所授階官，而直閣為文人貼職，南宋一代從未有以加武職者。」如此之類，皆由不明當時職官制度而致，《四庫提要》據此認定《古玉圖譜》「必後人假託宋時官本，又僞造銜名以證之。而不加考據，妄為捃摭，遂致舛錯乖互，不能自掩其迹」。這是從職官制度上辨僞的佳例。
《金丹詩訣》，舊題唐純陽眞人呂巖撰，宋雲峰散人夏元鼎編，是一部道書。其中《下棋歌》一首，有「因看黑白，愕然頓悟，曉三百六十路」之句。《四庫提要》辨之云：「唐人棋路，黑白各百五十，故《棋經》有『枯棋三百』之語。」以後代三百六十路（即今三百六十一目）的圍棋制度加於唐人頭上，其僞迹顯然，不待詳辨了。
16.從地理沿革上辨僞
地理沿革一方面指自然地理變更，如河流改道、干涸、消失或新河出現等。另一方面指地名的沿革和行政區劃的廢置等。這裏所謂地理主要指後者。
《水經》，舊題漢桑欽撰。《四庫提要》云：「班固嘗引欽説，與此經文異。道元注亦引欽所作《地理志》，不曰《水經》。觀其涪水條中稱廣漢已為廣魏，則決非漢時。鍾水條中稱晉寧仍曰魏寧，則未及晉代。推尋文句，大抵三國時人。」按《水經注》卷三十二：「涪水出廣魏涪縣西北。」酈注：「涪水出廣漢。」又云：「南至小廣魏。」酈注：「小廣魏即廣漢縣地。」《水經注》卷三十九：「鍾水……又北過魏寧縣之東。」酈注：「魏寧，故陽安也，晉太康元年改曰晉寧縣。」然則，《水經》為三國時魏國人作。
《竹書紀年》，舊題沈約注。《四庫提要》云：「考《元和郡縣志》，魏武定七年始置海州，隋煬帝時始置衛縣，而注『舜在鳴條』一條稱『今海州』、『夏啓十一年放武觀』一條稱『今頓丘衛縣』，則非約語矣！」
《星經》二卷，不著撰人，《隋志》有《星經》二卷，與四庫館臣所見本同。《四庫提要》云：「是書卷數雖與《隋志》合，而多舉隋唐州名，必非秦漢間書也。」
從地理上著手，對考定僞書的産生年代有很大幫助，僞書的年代一旦确定，其價値即可發揮出來。

17.從本書與作者的思想觀點矛盾辨僞
一位成熟的學者，其思想觀點、學術見解應當是比較統一的。如果一部書説是某人所作，而書中的觀點與作者矛盾，那麽這書是否出自其人之手，値得懷疑。
《孔北海集》一卷，漢孔融撰，館臣所見為明人輯本，內有六言詩三首，盛稱曹操功德。《四庫提要》云：「其六言詩之名見於本傳，今所傳三章，詞多凡近，又皆盛稱曹操功德。斷以融之生平，可信其義不出此。」
《三禮考注》，舊題元吳澄撰。其書據《尙書·周官》改《周禮》六官之屬。《四庫提要》指出：「澄作《尙書纂言》，不信古文，何乃據《周官》以定《周禮》？即以澄《三禮敍錄》及《禮記纂言》考之，所列篇目亦不合，其經義混淆，前後矛盾者，不一而足。」所以四庫館臣采用清初學者張爾岐《蒿庵閑話》的主張，斷此書為僞書。
從這一角度入手，必須審愼，應對被託者一生的思想立場作通盤硏究，才能确認書中思想确實與被託者矛盾。
18.從被依託者的學術水平與本書矛盾辨僞
僞書一般託名於大家名家。而造僞之人十之八九只是略識學問門徑而已。這就造成該書與被依託的人之間學術水平的差距。辨識這種僞書，在了解被依託者的學術修養之後，往往有「一望而知其僞」的收效。
《珍珠囊指掌補遺藥性賦》，舊題金李杲撰。《四庫提要》辨之云：「是編首載寒、熱、温、平四賦，次及用藥歌訣，俱淺俚不足觀，蓋庸醫至陋之本，而亦託名於杲，妄矣！」今按：杲字明之，號東垣老人，從張元素學，盡得元素醫法，「而名乃出於元素上，卓為醫家大宗」（《四庫提要·李杲內外傷寒辨惑論》），李杲是如此高明的醫學家，而《珍珠囊指掌補遺藥性賦》「淺俚不足觀」，與李杲的高深造詣大大脫節，所以《四庫提要》認為是庸醫陋本託名於李杲。
19.從被依託者的學術專長與本書矛盾辨僞
造僞者一般是要託名於有關專家，如上文所説，兵書託於諸葛亮，天算託於李淳風，地理託於郭璞、劉基等等均是。但有時所託之人雖屬名家，但學問專長幷不在此，造成矛盾現象。
《杜天師了證歌》，舊題唐杜光庭撰。《四庫提要》云：「考光庭所著，多神怪之談，不聞以醫顯，此書殆出僞託。」
《山水松石格》，舊題梁孝元皇帝撰。《四庫提要》辨之云：「元帝之畫，《南史》載有《宣尼像》，《金樓子》載有《職貢圖》，《歷代名畫記》載有《蕃客入朝圖》《遊春苑圖》《鹿圖》《師利圖》《鶼鶴陂澤圖》《芙蓉湖醮鼎圖》，《貞觀畫史》載有《文殊像》。是其擅長，惟在人物。故姚最《續畫品錄》惟稱『湘東王殿下工於像人，特盡神妙』。未聞以山水松石傳，安有此書也？」
20.從學術思想發展史的倒置辨僞
任何一種學術思想都有其發生發展的過程，如果某書超越了這種歷程，那是値得懷疑的。
《東園叢説》，舊題宋李如篪撰。《四庫提要》辨之云：「其天文曆數説，謂『今之渾天實蓋天之法』，亦似歐羅巴書旣入中國之語。宋以前，即推步之家未明此理，無論儒生。」今按：蓋天、渾天為兩種觀測天象之法。《四庫提要·周髀算經》云：「渾天如球，寫星象於外，人自天外觀天。蓋天如笠，寫星象於內，人自天內觀天。笠形半圓，有如張蓋，故稱蓋天。合地上、地下兩半圓體，即天體之渾圓矣。」可見蓋天、渾天又是相通的。《四庫提要》認為先秦即有蓋天、渾天二説，但後來蓋天説失傳，所以「自漢以迄元、明，皆主渾天」。直到明萬曆中，「歐羅巴人入中國，始別立新法，號為精密」（見《周髀算經》提要）。就是説，西法輸入後，中國人才又重新認識到蓋天、渾天的關係。從科技發展史看，《東園叢説》旣已認識到「今之渾天實蓋天之法」，那該書的出現應在明萬曆以後。所以《四庫提要》的結論是：「或近時好事者，因如篪書名，捃摭舊文，益以所見，僞為此帙。」利用此法辨僞難度較大，非通人不辦，但結論一般是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