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意蕴的三个层面是层层递进的。《红楼梦》的人物、情节构成一个历史的、生动的、具体的社会生活画面。这是第一层。作者的审美理想突破这个现实。这是第二层。再进一步，从根本上追问和体验人生的终极意义和价值。这是第三层。《红楼梦》意蕴的第一个层面和第二个层面(对当时社会生活、人情世态的反映和悲剧性)，都是和特定的历史时代相联系的，但又超出一定的历史时代。它写出了不同时代的人所共有的体验和感受，这是艺术作品中带有永恒性的东西。《红楼梦》意蕴的这三个层面是互相联系的。第一个层面和第二个层面有联系：《红楼梦》的悲剧性在于作家提出的审美理想在当时社会环境中必然要被毁灭；正是当时那个时代和社会生发了这个理想，又毁灭了这个理想。第二个层面又和第三个层面有联系：“情”的悲剧，往往不仅是时代的悲剧，而且是人生的悲剧。再合理的社会，也不可能使一切有情人都成眷属。悲剧上升到人生的悲剧，就有了形而上的味道。人们都追求春天，但是春天是短暂的。人生的归宿在哪儿？“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这就是对于人生终极意义的追问。在贾宝玉、林黛玉的身上，这两个层面结合得很紧。第一个层面和第三个层面也是有联系的。第一个层面写得深刻了，也会上升到第三个层面：从一个封建贵族大家庭的盛衰兴亡、悲欢离合、世态炎凉，引导读者去深入体验整个人生的荣枯消长。贾府的由兴到衰，表层看，是社会的、政治的原因，是内内外外的罪恶，是人祸，但从深层看，是不是也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的力量？

太平闲人谓：“黛玉之玉，与宝玉之玉，是一不是二。得情之正为通灵，一涉人欲则受染而失通灵，为黛玉矣。以宝玉演明德，如黛玉演物染，一红一黑，分合一心。”说宝玉黛玉关系，未必即是，但亦正是有见于这一心开二门之义。依其说，黛玉死，妄心息，真心乃现，宝玉才能豁悟出家。

江怡顺《读红楼梦杂记》云：“《红楼梦》，小说也，正人君子所弗屑道。或以为好色不淫，得《国风》之旨，言情者宗之。明镜主人曰：《红楼梦》悟书也。其所遇之人皆阅历之人，其所叙事皆阅历之事，其所写之情与景皆阅历之情与景，正如白发老人涕泣而谈天宝，不知者徒艳其纷华靡丽，有心人视之皆缕缕血痕也。人生数十寒暑，虽圣哲上智不以升沉得失萦诸怀抱，而盛衰之境，离合之悰，亦所时有，岂能心如木石，漠然无所动哉?缠绵悱恻于始，涕泣悲歌于后，至无可奈何之时，安得不悟?谓之梦，即一切有为法作如是观也。非悟而能解脱如是乎?”
梦痴学人《梦痴说梦》：“红楼梦三字，世俗以闺阁红颜薄命解之，非也，红楼者，肉团心之别名；梦者，幻妄之谓。根尘积垢高厚，如楼无人，惟妄居者之不疑，如海市蜃楼，鸟雀认为真实，众趋群赴，自投魔口，身遭妖噬，是谓红楼梦。”……《红楼梦》有实难与世俗讲论处，世俗只知看文人小说的一个看法，不知看仙佛小说的看法。
方玉润《星烈日记》卷七十：“《红楼梦》一书……大旨亦黄粱梦之义，特拈出一情字作主，遂别开出一情色世界，亦天地间自有之境，曰太虚幻境曰孽海情天，以及痴情、结怨、朝啼、夜怨、春感、秋悲、薄命诸司，虽设创名，却有真意。又天曰离恨，悔曰灌愁，山曰放春，洞曰遣香，债曰眼泪，无不确有所见。盖人生为一情字所缠，即涉无数幻境也。”
讷山人《增补红楼梦》序：“其书则反复开导，曲尽形容，为子弟辈作戒，诚忠厚悱恻，有关于世道人心者也。顾其旨深而词微，具中下之资者，鲜能望见涯岸，不免堕入云雾中，久而久之，直曰情书而已。”
明斋主人《石头记总评》：“或指此书为导淫之书，吾以为戒淫之书。盖食色天性，谁则无情?见夫钗、黛诸人，西眉南脸，连袂花前月底，始是莺俦燕侣，彼村妇巷女之憨情妖态，直可粪土视之，庶几忏悔了窃玉偷香胆。”
太平闲人《红楼梦评》曰：“是书无非隐演《四书》《五经》，以宝玉演‘明德’，以黛玉演物染，一红一黑，分合一心，天人性道，无不包举，是演《四书》。政、王乃所自出，政字演《书》，王字演《易》。合政、王字演《国风》。若贾赦之赦，邢氏之邢，则演《春秋》之斧钺也。至‘毋不敬’三字，冠首《曲礼》。礼主春生，故东府之主曰敬，乃大有期望之意。奈其背敬叛礼，为造衅开端之罪首，遂至所出为珍，伦理澌灭矣。珍之转音通烝，即禽兽行上下乱之名，不必指定以下烝上。总一乱《春秋》之大僇而已。必如此看法，是书本意，自然洞澈。

看官听说：虽然事有前定，无可奈何；但孽子孤臣，义夫节妇，这“不得已”三字也不是一概推诿的。此袭人所以在“又副册”也。正是，前人过那桃花庙的诗上说道：“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袭人嫁给蒋玉菡是姻缘前定的，她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没有寻死。这在伦理上不是毫无可议吗?可是，作者偏要于此下一转语，说在事已前定，无可奈何之中，毕竟仍有人自己那个“我”在起作用，不可忽视。孽子孤臣、义夫节妇，并非命中注定了他要当孤臣孽子义夫节妇。而是命中注定了事已不可为，臣不可存国、子不可存家、妇无法有夫、夫无能举事，这些臣子夫妇却偏要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命运不屈从的态度，对已被破亡或消失的家国朋友丈夫尽忠尽孝尽义。这种人，才是作者敬重的。那些在命运之前，以“不得已”三字为自己辩护，或随顺命运安排者，则被他放在较低的位置。他解释袭人之所以列入“又副册”，即本于这一观点。

非非子曰：《红楼梦》悟书也，非也，而实情书。其悟也，乃情之穷极而无所复之，至于死而犹不可已，无可奈何而姑托于悟，而愈见其情之真而至。故其言情，乃妙绝今古。

宝玉遁入空门一段，文笔虽觉飘渺，而事属荒唐，未免与全书笔墨不称。

可是，《红楼梦》不是简单的小说，不是亦真亦假，读者只需拨开它的假叙述就可见着真相的。它同时谈空，又同时证有。顽石以情悟道，历劫归来，回首前尘，固然如梦如幻，但历劫所经，却是“亲见亲闻”，“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毫不失真的。事是真，幻也是真。为了使人能悟万法皆空，故它要说万法皆本因缘，缘散则空；又要说天理福善祸淫，故人应戒除凡情，以归入天性；更应明白人生自有夙缘、自有定分，不必强求。
但是，天理福善祸淫，人间的喜怒哀乐已发之情更有是非对错可言，并不能说是虚幻的；人在此，亦须行善戒淫。这一方面批判了“皮肤滥淫”或“意淫”，另一方面则亦揭出了一种“得性情之正”的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以及救世济民的圣贤人格来。这情淫情正的有情世界，也一样是实而不虚的。宝玉再游太虚幻境时，见着牌坊上写着“真如福地”四个大字，转过来便见一座宫门，上书“福善祸淫”，就是这个道理。《红楼梦》善于利用佛教义理和儒家学说中合而不尽合之处，开创了这种情悟双行的格局，以情悟道，而不舍其情，遂开千古未有之奇，读者须于此善加体会。

兵临城下，直到蜀国濒临危亡关头，才有人想起他的后代子孙，力荐他的儿子孙子们去力挽狂澜。到这种时候，作家才猛然醒悟，觉得需要交代一下诸葛亮原是有儿子，而且他的儿子原是有母亲的：“其母黄氏，即黄承彦之女也。母貌甚丑，而有奇才，上通天文，下察地理，凡韬略遁甲诸书，无所不晓。……武侯之学，夫人多所赞助焉。及武侯死后，夫人寻逝，临终遗教，惟以忠孝勉其子瞻。”这些话已是第一一七回的事了。如果不是国难当头之时有人想到诸葛瞻，黄氏其人就永远难见天日了。这也算是母因子而传世吧。
至于关、张、赵等人的婚姻状况和妻室信息，比诸葛亮还惨。他们压根儿一律被省略了“妻”。他们的儿子，都是在他们或战死或病亡或被害的那一刹那间突然蹦出来的。作家让他们的儿子蹦出来的唯一目的，就是为父辈报丧，然后，接受一种世袭性质的荣誉。这一模式的存在，愈加证明了黄氏被追认一事的得天独厚或可有可无。
结语：《三国演义》的女性观，是古代小说名著中最具父系文化之非人特征的。其代表性言论是刘备对张飞所说的“妻子如衣服”那段话，其代表性行为是刘安残杀无辜妻子以飨刘备那段故事(分别见第十五回、第十九回)。
当作家不把女人当作“人”的时候，在艺术表现上必定远离了写实，甚至远离了逻辑。

《金瓶梅》作者的头脑里，显然跃动着两种对立的文化观念和艺术追求，并因此形成了其女性系列的二律背反现象。
一方面，作家天才地发现(触及)了女人之所以是女人的某些性别特征以及与之相关的生理心理需求。这本是至为宝贵的，它让《金瓶梅》闪烁着人本主义的色调。但另一方面，作家又有意无意地夸张了他的发现，把女人中间最鲜活的分子自知不自知地扭曲成为欲壑难填的性变态狂，从而冲淡甚至边缘化了其人文色彩。
一方面，作家把观察的视点投向了市井女子，还创造性地选择生活琐事和日常波澜作为完成性格的新天地；可另一方面，他又把女人中间的多数描绘成市井女子中的另类，是任凭男人驱动、支配、轻侮、戏弄的下流坯、贱种。由此，消解着这个以市井女子为主体的崭新女性王国的价值根基，使它本应具有的历史性重量减轻了。
要之，《金瓶梅》的女人世界是小说史上戛戛独造的新景观，那里边的女人比《三国演义》、《水浒传》更贴近寻常女人圈，但同时又过分集中、过分密集地让她们充当男人变态性需求的宣泄伙伴，让古今健全女性蒙受了巨大耻辱。
对此，常常让我们想起郑振铎先生早在七十年前就提出的“佛头着粪”的精彩比喻。
结语：《金瓶梅》发现了女人，又亵渎了女人；它发现了寻常，却又亵渎了寻常。

特征一：美，是散落的，不追求“集大成”。红楼女性美是不偏不倚地散落在多数女子特别是少女少妇身上的。每个年轻女子都拥有某种单项优势，却没有全能冠军，是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态势。
特征二：美，又是有分寸的、适度的，不追求绝伦超群。就像作者借石头之口所宣告的，他书中的女子没有班姑蔡女之类的样板，而是一群“小才、微善”、“或情或痴”的寻常“异样女子”，各有一份儿智慧，一份儿善良，一份儿真性情，是古往今来凡身心健康之女子人人拥有的普泛的基础的美。
特征三：红楼女子的美，又是有个别性、互补性的。“小才”，有种种；“微善”，有种种；真性情，更有种种。单以真性情而论，可谓千姿百态、光怪陆离，呈现出中国文化人所喜爱的种种文化人格。有些女子，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展示着任情之美，而另一些女子则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展示着中和之美。少有重合，少有雷同。
尤为重要的是，不同文化人格的女子之间，是一种正衬的互补的排列组合，而不是反衬的逆向的排列组合。用俞平伯的话说，是此美与彼美的“两峰并峙，双水分流”，而不存在什么抑此扬彼的“九品人表”。

任情美的性格核心是较多地推重个性，较多地推重自我(那时候并没有这些语词)。像李贽《焚书》(卷二)中所说，“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动”。这种女子或活得洒脱(如史湘云、芳官等)，或心智锐敏(如林黛玉、龄官及贾探春的某些侧面等)，或性子刚烈(如直面戕害时的鸳鸯、尤三姐等)，是古已有之 的“不谄”、“不趋”、“不惕”的人文精神的自知承传与任意流淌。
中和美的性格核心是珍重自己、体恤他人，是对儒家“修己安人”、“和而不流”等积极内涵的认同与实践。这种女子大都活得安详(如邢岫烟、李纨、麝月等)，待人宽容(如薛宝钗、花袭人等)，且品性坚韧(首推平儿，还有薛宝钗、贾探春的某些侧面等)，是古已有之的“不矜”、“不伐”、“不卑不亢”的人文精神的自知承传与清醒高扬。

寻常而鲜活的女性世界，必定是不完美的。用脂砚斋的话说：“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庚辰本第二十回双行批注)。这些陋处，在形貌、才智、性情诸方面，都被自然、本真、原汁原味地透露了出来。

模糊性，是《红楼梦》观察与表现女人愈益深邃愈益灵动的又一重要表征。有些女性在整体上具有模糊性；有些女性的某一性格子系统具有模糊性；还有些女性虽则在整体上和主要性格侧面上都较透明，但诸多言谈行止却让人掰扯不清。模糊性又增重了红楼女子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