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帝第一次首开大学衍义的经筵的仪式。嘉靖帝研究大学衍义，感触颇深，作诗一首。
御经筵讲大学衍义有感赋此 -朱厚熜 嘉靖帝
帝王所图治，务学当为先。下作民之主，上乃承之天。
致治贵有本，本端化自平。人君所学者，其序有后前。
正心诚其意，志定必不迁。吾志既能定，理道岂复颠。
身修本心正，家国治同然。国治乃昭明，万邦斯协焉。
于变帝尧典，思齐文王篇。万国修身始，朕念方拳拳。

《明世宗宝训》记载。 【○嘉靖六年六月丙午朔先是，上谕内阁，令翰林讲官日轮一员，将经书通鉴撮其，有关君德政事与修省之道者，直录其义，以赞所未晓，庶心得其旨而理自通。大学士杨一清等言，自古经史大义尽具宋儒真德秀所撰大学衍义一书中。请修　　先朝故事，日令儒臣进讲 　　上曰大学衍义，可令直角□羊，参以时事，以开朕学，若日逐进览恐不得精宜，五日一进，不以寒暑废庶，得探索精研，不徒劳精神虗延日月。一清等复请于经筵讲官内与日讲官各分为两班，每逄三八日以次轮讲臣等，仍日轮一员侍班，至于春秋月日和煦凉爽之时，经筵日讲俱照旧规惟三八日，专讲大学衍义】

《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七十六 　　嘉靖六年》记载。○乙酉 上谕内阁令讲官及翰林官，日轮一员，将经书通鉴撮其有关君德政事与修省之道者，直录其义以赞所未晓庶心得其旨而理自通。
大学士杨一清等言，皇上孜孜勤学兹当炎暑之时暂辍日讲，犹欲采录经史之要言，日命儒臣轮讲且博取人善讲官之外兼及翰林是皆 睿旨之传宣非出臣下之建白，臣等以为经书渊微通鉴浩繁有难一一研究窃见 先朝令讲官自经筵之外，日以大学衍义进讲甚为有益，宜将此书令日讲官并经筵官日轮一员，讲折其大义，参以时事，明敷陈则经书之格言通鉴之要旨尽在此书，而治国平天下之道举而措之不难矣
上曰大学衍义可令直解参以时事以开朕学，若日逐进览恐不得精宜，五日一进不以寒暑废庶得探索精研不徒劳精神虚延日月。一清等复请于经筵讲官内与日讲官各分为两班，每逢三八日各轮一人进讲
陛下温言降接虚怀听受有所疑，必形诸顾问有所得，必见诸躬行，仍以别册置之便殿，以备清闲之观沉潜玩索久而贯通，则道术自明，人才自辨，治体自审，民情自知，逸欲去而敬畏崇，言行谨而威仪正，家齐国治而天下平矣。臣等仍日轮一员侍班，至于春秋月日和照凉爽之时，经筵日讲照旧规，惟三八日专讲大学衍义
上曰讲学为治之首，君道当先，朕虚怀以受卿等及讲官，尽心讲说开诚启沃以资朕学。卿一清免侍班，贾咏等日轮一员，如有召论不在此例。至于春秋之时不必以三八日，可于该朝 两宫之日，既免日讲，只于午后进讲衍义，庶并行而无废。
一清等复言进讲大学衍义以五月十三日为始，一如日讲于御案上背讲切近 天颜恐汗气薰渎合无，于地屏下设一小案照经筵例令讲官看讲 上从之已。乃命侍郎温仁和桂萼张璁、詹事董玘、侍读学士徐缙、祭酒严嵩、庶子穆孔晖、谕德顾鼎臣、张璧、许成名、洗马张瀚、赞善谢丕更，直进讲。

《明世宗宝训》，让现代人明白，嘉靖帝的时代是怎样的。
《明世宗宝训》明世宗朱厚熜语录汇编。徐阶、张居正等编纂。万历五年(1577)成书，与《明世宗实录》同进。二十四卷。三十年，吕本校订刊印，改为九卷。凡五十子目，前有明神宗序。
古代中国从宋朝开始编集皇帝的训谕，有的称宝训、有的称圣训。明朝开始规范，统一叫《宝训》。该文即是明世宗的宝训。
通过对比《宝训》与《实录》，发现明代《宝训》的史料价值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比《明实录》与《宝训》内容而发现《宝训》的独特价值，第二部分，《宝训》的内容中涉及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民族等方面，一整部的明代《宝训》深刻反映了明代皇帝的言与行，有着其他史料不可替代的作用。
《宝训》对《实录》的补缺首先是《宝训》中基本将明代皇帝的嘉言一一记录，有些内容为《宝训》独有，成为研究相关事件和人物时可以利用的史料，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明仁宗宝训》《明孝宗宝训》《明世宗宝训》。
永乐二十二年（1424）九月丙子，仁宗继位后首先开始解决民生问题，于是召见京官询问百姓情况，以解决百姓疾苦，并从中认识到在京城内尚且信息不通畅，何况全天下的情况。
《

《明世宗宝训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之一》摘录
敬天上
　　○嘉靖元年八月庚子以南京灾变脩省
　　上敕谕两京文武群臣曰朕以眇躬嗣守
○九月癸巳以四方灾异下诏赈恤诏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必以敬
　　天勤民为首务我国家
　　列圣相仍率由是道朕嗣守鸿业深惟
　　祖宗付托之重臣民属望之深夙夜兢兢不遑宁处自践祚之后
○嘉靖三年二月庚申
　　上敕谕群臣曰近来江北江南并湖广等处水旱相仍地方饥馑人民相食所在盗贼成群应天凤阳河南山东陕西等处元旦同时地震方冬雷雹交作山崩地陷灾变非常近日京城风霾蔽天春深雨泽愆期
　　上天示戒朕心警惕尔文武衙门官员各宜仰体朕怀同加脩省。凡政教有未明刑赏有未当冤抑有未伸固穷有未恤与夫利所当兴弊所当革俱一一从实举行事应奏请者条具以闻礼部仍行在外各处镇巡及三司等官一体遵奉务期弭灾回和以副朕轸念元元至意
○嘉靖五年十二月癸亥大学士杨一清因灾异上＜锍-釒＞言脩省事宜并乞罢免以应
　　天变
　　上嘉纳其言旋遣司礼监官赍敕谕之。曰昨卿所奏疏朕览之再足见诚悃况所言君臣人品天下治道俱论之至切。但朕以凉德仰承
　　天命嗣
　　祖大统日夜图维至治勉脩厥躬以副眷爱。自即位以来福兆未臻怪变非常。岂非朕德仲昧咎多在躬以致
　　皇天垂仁示戒。朕深惧且愧惕然于怀不能仰承至托不敢一时怠逸但求欲转灾为福之术必多访民情□革惟允。故令会官议处又礼部援例请斋戒祭告朕切思之斋戒不过二日服移浅色于外而心存警畏于内不知何如。祭告形于文词不过应事而已。不如常脩厥德上格于
　　帝所以答。谕令实加脩省上下同加戒谨不必虗文故事为也。朕日总万几亲阅奏章未必尽知民欲，必咨卿等辅理庶务。朕今欲求直言而直言者或不实陈颠倒曲直正。如卿言言尽其忠可也。
今咎本实在朕躬。凡庶司百僚责亦不无。卿言或未尽诚或未伸或闻政事之缺失或朕过多不自悟或刑赏未当或民情不遂可一一指陈开导朕心，务以上下一德阴阳各适庶上回
　　天意下安民心。此朕之所愿卿勿得忌以不言是负朕望。方今修省弭变之时岂可求退。
正当展布忠诚匡朕。不逮有疾宜调理如可即出供职
○嘉靖五年○丙寅
　　上敕谕文武群臣曰朕躬承
　　祖训光绍丕图夙夜孜孜罔敢逸豫敬
　　天爱民一念恒切于怀然而志勤道远绩化未孚阴阳愆违致生灾变比年以来坤舆弗靖乾象失常风雨冰雹之异南北相仍旱乾水溢之灾后先继报甚至物怪人妖层见叠出切惟天道人事相为流通和气致祥乖气致异
　　上天垂戒必有其因静言思之皆由朕心有未纯德有未一用舍失当举措违宜上无以格于
　　高穹下无以宁于兆庶省循咎本实在朕躬。岂惟遇变而惧实欲思过而改。尔文武群臣皆与朕共理天职，其间竭忠奉法者固有，狥私忘义者不无武臣无安攘之略而朘削以为家，文臣无弼亮之诚而依违以玩日，贤否混淆而官无惩戒赋歛繁急而民不聊生掌邦礼无以和于神人。典邦政无以威乎夷狄刑狱冤滥而怨声载道。工作无度而财力告竭至于风纪之司尤昧激扬之任爱憎。或狥其意毁誉多失其真以致四方视效贪墨成风下民怨咨无所控诉愁苦之状所不忍闻。
夫君心万化之原朝廷四方之极事关朕躬者不敢自怠，责在百官者当图自新特兹戒谕。尔等各宜洗心澄虑去垢涤污素廉勤者益加砥。砺习玩慢者即为修改官守尽职言责纳忠，毋事因循毋怀顾忌。
两京官员有不职者待考察之时，从公罢斥。在外官员朝觐考察未久，姑且策励戒饬若奸贪不法实迹显著。
抚按亦要悉心访察去其太甚务期弊端革而民心悦庶。几上下交修以成励精之治以答
　　上天仁爱之心。傥或弗思弗庸徒以虗文应故事。岂但瘝乃官旷乃职国法具在。朕不尔私。尔等其勉之慎之故谕
○嘉靖七年○四月庚戌
　　上敕谕文武群臣朕以藩服仰承
　　天命遵我
　　皇兄遗诏入奉
　　祖宗丕绪自即位以来。冲幼寡昧无所闻知。近或心志稍开夙夜恐惕匪敢逸肆而改治未孚比年灾异屡见近日之间大风吹沙尘霾蔽天各处地方或旱潦连闻或地震同日密迩京师盗贼群集南北边境蛮夷猾夏残害民命妨民衣食。
凡斯咎尤本皆朕致欲求弭除之方惟恐不能自知。且君臣共理者皆天事也咎本虽在朕躬尔诸司庶职文武群臣或任大职或司一事均为有责而睹此灾害之来盖尝思省不乎朕过之自知者不敢自恕。未能自知者有言责者当尽言以闻尔等亦宜加省思悔职业之当修。而未修者修之政事之当行而未行者行之。分择庶职必量材而任之，使有禆于国而益于民。钱谷财帛须樽节以用之勿横取于民而费出无经。礼乐务明而三礼重典尤当谨之，军国事大而六军艰困必思恤之刑罚必得其平修缮，必以其度言责之官。其位甚重。风宪之利其职尤严勿外饰虗名而内罔其实。
抚按之任不可频更。守令之官须加询访，勿狥于人情而滋毙端。尔等宜体悉朕心各自省察□□□大者会议奉闻以凭区处其琐细常事，径自改行勿或惜吝庶利可兴，而民咸怀害可革，而民无怨上回
　　帝鉴永祈庇祐于
　　宗社而于朕与尔等亦免多戾矣。尔等其钦哉仍命南京官一体脩省
○嘉靖八年正月戊午
　　上以灾异敕谕群臣曰去岁季冬长星见而数丈今年元旦阴霾作而竟日且连年之灾异数省之旱潦自来所未有者是皆朕躬愆咎钦惟
　　皇天仁爱每垂警示朕敢不思过图改自新厥德以仰答眷爱。然已过不能已知，况尔文武群臣大小百官皆有共理之责未知睹此变异常思之不乎。今已踰月一言未闻。兹朕特降敕开晓尔。凡在位之人当各思省各尽其职，勿视为常如有可弭灾之术。当各自陈奏。朕自采择施行勿怀畏惮勿生猜疑务有知速言言无不尽。庶朕有过得闻以图修改尔等亦免尸官之讥矣。故兹敕谕尔等其钦哉钦哉。于是辅臣杨一清等拟上弭灾事宜
　　上报曰览卿等所奏足见忠诚辅导至意。朕自嗣位以来灾异屡见虽因事省谕而未臻实效朕见近日以来
　　上天垂爱或雨丝或星变朕心惶惧。故命卿等撰旨省察此非下民所咎皆朕之失。卿等所奏其无益之。工役未造者停止见造者着上紧完报各衙门。匠役人等此系旧额已有旨的外再不许来烦扰。京营之军乃备警振武。操练之重事着兵部计议处置。言官职居正谏其当以尽职为实。今因各不法朝廷治罚乃惩戒尽职之意，烦扰轻率之辈亦不可不为，治戒其触忤违逆者乃因欺正挟私朝廷亦不当不以法惩治以正
　　祖宗之法。刑囚有重罪返生穷民冤抑致死者实为不中上干
　　天和，着法司公道议审处置。其余事宜着各该衙门看议来说其有弊利兴革之事卿等一一为朕陈之朕当斟酌施行
○嘉靖八年○二月戊寅
　　上谕礼部朕念去年各处俱奏报灾伤变异频仍人饥至有相食者况一冬少雪今当东作之时雨泽不降若二麦不登则今秋荐饥又有甚于前岁。朕甚忧惧已有旨祭告
　　南郊
　　社稷山川今朕亲往庶尽虔祈之意
○嘉靖八年○癸卯
　　御制祷雨不应自咎说其词曰。朕惟圣人为能享帝惟孝子为能享亲斯非空言实为今日之徵也。夫大舜之为子也唯能尽子职以事父母故瞽瞍终致底豫而天下化焉。成汤之为君也唯能尽君道以事天，故桑林之祷捷如影响终致雍熙太和而天下平焉。先儒皆有言以为人君父天母地诚能以子道事之则父母无不悦之理。有曰事父孝所以事天明事母孝所以事地察亦斯之谓也。苟能尽此则天地无不明察矣。若或外有如事父母之仪，其中实无如事父母之诚未可为事天地而为之子者也。故曰惟圣人为能享帝唯孝子为能享亲。呜呼岂寻常之人可同日而语哉。夫人君之所以为圣未尝不以良臣而赞之，虽汤至圣犹赖伊尹而后能兴，故高宗望于傅说曰，股肱惟久良臣惟圣。夫以高宗为商之令主，犹拳拳责望于说至于如此。况夫庸常之君岂可不资贤良以求事天之道乎。兹今春旱不雨礼部请命顺天府率属以祷朕允所奏。复下诏命择日具仪以躬祷于
　　郊社山川诸坛。该部言宜令群臣从祷以上下同致之意乃十二月十八日祷于
　　南郊山川坛次日复祷于
　　社稷二日之间晴晹如故风霾兼作虽未敢要求速效于
　　神岂非朕积愆无德怠荒失诚所致。否则何乃数日之间
　　上帝不垂昭鉴
　　神不我答是孰之过欤。朕非欲往圣自比而中心实切恐惕无所容措。会言官刘世扬等奏谓祈戒人和以感
　　天神。云百官或有不宿斋所者或有携酒入斋所者或醺醉入坛者或错乱节序仓皇入班者及言卫士于坛兆之内群蹲污秽者请加戒饬以重祭祀。朕惟感召之际正在尽吾之诚何乃专责于人哉。此君子所弗为也。但思陪祀及百执事之人所赖相维以尽事神之道今乃若此奚用彼为乎。人君以一身当负荷之重。凡在位者莫非共理天工辅我以代天出治。罪在朕躬不敢自恕，尚赖文武群臣。今后凡遇陪祀助祭之时务必持洁清之念，秉敬畏之诚相赞祀事以祈昭格，诸司百执事之人，亦要谨以束身诚以趋事将获福利，岂不上下均沾而国家有赖。因自责而识之以此用勉为警省之地云
　　嘉靖八年○十一月辛丑
　　上谕礼部朕闻雪乃丰年之兆今深冬无雪朕忧惶宜虔诚祈祷祭告
　　天地
　　社稷山川等神择日具仪以闻于是礼部具仪言
　　驾出亲祈百官俱宜陪祀
　　上曰雨雪愆期实朕所致罪在朕躬朕宜自祷百官不必陪从礼部再疏恳请乃听仍戒各加敬慎以祈上回
　　天意

位于湖南境内的洞庭湖，往南接收吸纳湘、资、沅、澧四水，对长江进行吞进和吐出，往北汇集长江来水，是调节蓄收长江洪水的主要湖泊，也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在先秦两汉时期，洞庭湖又称为“九江”，魏晋南北朝至宋代的学者，论述了《禹贡》中的“九江”即现在的洞庭湖。
所以洞庭湖最早称九江，这是学术界认可的最早对洞庭湖的文字记载。在魏晋南北朝时，洞庭湖的湖泊总面积是 6000 平方米左右。唐、宋时期洞庭湖的水域范围已比较明确，且“八百里洞庭”一词在唐宋就已广为人知。
明代洞庭湖区洪涝灾害发生频繁，由明朝 1368 年建国至 1644 年灭亡之前，湖区洪灾次数随着人类活动频繁而增加。洞庭湖区洪涝灾害发生的频率，在明太祖建国到嘉靖帝即位前后，为 8.4%，嘉靖帝在位到末代崇祯帝统治时期的洪灾发生频率为 32.6%，高于平均频率 16.7%。所以自明世宗嘉靖皇帝在位时，开始有不断加剧的趋势。
嘉靖一朝从 1522 年至 1566 年一共 45 年，洞庭湖区共发生 15 次重特大洪涝灾害，平均约 3 年一次，相较于洪武时期 10 年 1 次、正统时期 7 年 1 次的频率来看，嘉靖时期洞庭湖区的洪灾发生频率无异是一个重大转折点，在这一阶段内，洪涝灾害的发生频率总体不断提高，灾情不断严重。
从明初到成化末年，人口增加到 1.2 亿多。在许多地方，出现了地寡人众、无以为养的困境。而论述的洞庭湖区就是人多地少的一个典型区域。一方面由于江河互相抬升，泥沙淤积在湖盆底部无处消散宣泄，导致洪水期漫堤溃堤。
另一方面是人口增长过快，大量外来侨民涌入，开拓之前无人耕种的土地造田，非法占有大量本可接纳容水的田地，洪涝灾害便无可避免的爆发，为了满足人口增长的物质需求，两湖地区人与水争地的情况逐渐出现，所以要想占有新出现的江湖淤地种植粮食，就要筑堤围垸以防止洪水越过堤防侵入田地，由此洪灾愈演愈烈，形成恶性循环。

明清时期中国的气候十分寒冷，被称为：明清小冰期。在公元15世纪到19世纪的500年中，是我国近5000年来的第四个寒冷期。一般认为这500年中还经历了3次寒冷的峰期。
1、第一冷期 这次冷期从明成化六年（1470）起，到正德十五年（1520）止，大约持续了50年左右的时间。
2、第二冷期 从明泰昌元年（1620），至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止，约100年之久。
3、第三冷期 从道光二十年至光绪十六年（1840——1890）止的50年间，为第三冷期。

科学家们发现，在过去的300万年里，地球上大概每10万年就会有一次冰期发生，其持续的时间大致是5万年到25万年。在两个冰期之间是气候较为温暖的间冰期，间冰期持续的时间要少得多，大约是8千年到1万2千年，也就是说全球气候始终是在冰期和间冰期之间循环。我们目前所处的全新世，只不过是这些循环发生的冰期中间的一个间冰期而已。这个间冰期已经有1万年的历史了，这正是大多数间冰期所持续的平均时间。
四千多年以来，在人类文明出现的地球上，经过了四次比较大的寒冷期，也叫“小冰期”（注意，这里说的小冰期，和前文提到的持续几万至几十万年的冰期不是一个概念，不要混淆），还有四次比较大的温暖期。
所谓的“四千年前事件”，是我们这里说的第一个寒冷期，时间发生在大约公元前2200年至前1900年。许靖华所著的《气候创造历史》一书中，对这个寒冷期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影响是这样描述的：美索不达米亚一向是流着牛奶与蜜的富饶之地。由于气候最适期结束，人类不得不放弃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农耕居住地长达三百年。早期青铜器时代文明于公元前2200年左右开始消失，农耕民族一直到前1900年才回到此地。
公元前21世纪正是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夏朝诞生的时期，此时气候由温暖潮湿转为寒冷干旱，中原地区降雨减少，水灾也随之平息。

历史上的温暖时期也是征服时代。比如，前1900年至前1250年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第一个温暖期。巴比伦人、亚述人、埃及人和赫梯人此时在中东地区建立帝国；特洛伊人、古希腊人和克里特岛人在爱琴海地区建造宏伟的纪念碑；迈锡尼人的影响力最远可延伸至不列颠群岛。
第二个温暖期出现在公元前650至公元纪年开始的时候。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就发生在这一时期，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先后产生，社会思想极为活跃，社会生产力同样有着长足的进步，更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强大帝国——秦汉大帝国。
第三个寒冷期出现在公元纪年开始至600年左右。希腊罗马温暖期结束后，全球冷化再度降临。气候于公元 2世纪变得更加恶化。地中海一带农作物歉收，经济活动衰退，罗马帝国每况愈下。在远东地区，公元开始时出现了王莽篡位的政变，大量移民向南迁徙。这个寒冷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混乱时期。
公元650 至1280年，新的温暖时期开始，在西方被称为“中世纪温暖期”。 由于农地的扩大和经济的发达，整个欧洲的人口急速增加。据推算，欧洲的人口在公元650年时只有1850万。然而，由于中世纪温暖期的温暖气候以及农耕地的扩大，公元1000年人口增加到3850万，并进一步在公元1340年增加到7350万，700年中人口增加了约4倍之多。也正是在这个温暖期，中国在隋唐时代再度统一，并开始了唐宋时期的经济文化繁荣时代。

1280至1860年，第四个寒冷期来到了。很多西方学者用“小冰川期”特指这一个离我们最近的寒冷期。16世纪时，欧洲仍然十分贫穷。基础设施极其落后，人口多为农业人口。明朝（1368年―1644年 ），明朝中后期，特别是在16世纪之后开始降温，降水减少。1550年至1851年，明代嘉靖至清代道光年间，中国曾发生大规模类似于现在的极寒天气，可以分出三个明显的小冰河期（可以理解为寒冷期）：（1）自明代中叶之英宗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至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2）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至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3）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至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从现有的资料可以看出，北方地区先于南方地区开始降温，西部地区先于东部地区开始降温。华北和西北在16世纪晚期均趋向干旱化，持续至17世纪中叶。明末是一个气候转折期，气候开始走向持续几十年的干冷。
1634年是崇祯年间旱灾的一个高峰，旱灾点激增，范围扩展至晋陕豫三省几乎全境。

明代承宋元的气候，继续为寒冷的气候，但是明朝比元代更干旱。竺可桢在《中国历史上的旱灾》曾说过：“除晋和南北朝以外，雨量特别少者为明代，当时旱灾之总数各世纪之冠”。明代中叶以后，漫天冰雪的奇景再度在降临江南，华中，华南各地，太湖，鄱阳湖，洞庭湖，汉水，淮河都曾经结冰，“夏寒”，“夏霜雪”的天气纪录不绝如缕，而明代中叶期间冬无雪的纪录只有两次——一次是明英宗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一次是明宪宗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江南通志》：孝宗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及十五年（公元1502年）冬天寒，祁阳江水冻合，余姚江水冰合。祁阳在湖南衡阳西南方，有潇水（湘江支流）流经其境，馀姚在浙东，有曹娥江和甬江流经其境，在弘治年间竟然冰封江面，足见当时气候之酷寒。正德元年（1506年）万州（今万宁）雨雪，“撒盐飞絮随风度，……霎时白遍东山路”，降雪已经出现在海南岛的中部，那里的纬度是北纬18.8度……
1892一1893年冬季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近300年以来最寒冷的冬季。这年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不断遭受强寒潮的影响，连续出现了严寒的天气，其中十一月下旬的连续特大寒潮，使江南地区，特别是南方沿海各省，如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出现了极为少见的严寒现象。1892年冬天，上海地区长年滔滔东流的吴淞江和黄浦江也在十二月封冻，河冰经旬不解。江苏苏州一带“冬大雪严寒，太湖冰厚尺许”。1893年1月16日闽浙总督向朝廷奏报:“闽省向来冬不见雪，或偶尔落地即化，从无积雪厚数寸者。光绪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朔风严寒，入夜瑞雪缤纷，至二十九日平均雪深四五寸。”不仅是福州一地大雪，武平、龙岩、上杭、长乐、永泰、莆田、长泰、连城、长汀、大田、霞浦、同安、厦门等地的地方志记载，这些地区都出现了大雪积厚达一尺以上的现象，“问之八十老翁，均以为不经见云”。

古代中国是一个绝对的农业大国。天道天理，首先通过气候展现出了。
由此，可以明白，嘉靖帝、崇祯帝为何重视大学衍义以及大学衍义补了。
大学，摘录。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在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 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 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 倍，是以君子有□矩之道也。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 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矩之 道。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 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 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 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 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 □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由此，白银帝国的美名，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也就水到渠成。
张居正6岁的时候，一条鞭法早已经在地方上实行
一条鞭法的名字首先出于嘉靖十年（1531年），那一年江西南部即南赣都御史陶谐、御史傅汉臣先后提请施行一条鞭法，。
真正有记载的是1534年，南直隶旌德县知县甘澧在较大范围内施行一条鞭法。
嘉靖四十年（1551年）、四十四年（1555年）浙江巡抚庞尚鹏在浙江推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畅行全国后，各种问题开始出现：白银成为唯一法定货币有重大问题
明朝晚期的白银法定货币化，对于社会经济、商品经济、国家制度典章、社会结构变迁、社会文化思潮、心理价值观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明朝中后期的白银，成为法定货币，标志着近代中国商品经济，在嘉靖帝、万历帝时期，全面繁荣阶段的到来。
明初，白银并不是合法货币，明朝禁用金银交易。但在宝钞不断贬值的压力下、明朝政府被迫允许钱钞并用，白银取得流通货币的地位。明中期，朝廷渐次颁定有关白银法偿资格的法律。
明中后期之交的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白银终于发展成为货币职能完备、具有无限法偿资格的正式法定货币，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以银为主，银钱兼用”的货币流通制度和银两制度也随之诞生，白银通行于全社会，占据了货币流通领域的主导地位。
明朝初期，国家质的“大明宝钞”作为市场流通的法定货币，并同时配套发行铜制货币，作为小面额的法定货币使用。这一货币体系在明朝初期的国家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稳定的明朝中后期，随着国内铜矿非法开采的兴起，社会铜储量爆炸式的增长，随着而来的就是“大明宝钞”与铜钱的大幅度贬值，国家经济几近崩溃。同时，私贸盛行，白银流通量增加，白银开始作为新型的一般等价物在市场上流通，并最终演变成了以白银作为支柱的明朝中后期的新型国家货币体系。白银货币体系对于明朝中后期，乃至今后的我国明清社会的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通过明朝中后期的海上贸易，世界上四分之一的白银都流入了中国，由此，白银逐渐取代铜钱，作为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发展中国使用的一般等价物，以白银为核心的货币体系逐渐形成。

嘉靖年间，内忧外患正困扰着明朝社会的发展，在内部，大明宝钞的贬值势头仍在持续，为了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嘉靖皇帝开始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大量的白银也由此输入到中国。由此，明朝的白银储量急速增长，白银储量已经具备了能够取代铜钱作为货币一般等价物支撑的能力。由此，我国明朝中后期的白银货币体系开始建立，白银在社会商品交易中的价格相较于铜钱以及大明宝钞要更为稳定。由于白银的市值始终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白银在明朝商品市场中有着更强的公信力。由此，手中持有大量白银的商人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商业活动，这使得明朝中后期商业的发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明朝中后期商业的发展繁荣使得一些地区形成了商业团体，例如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徽商团体，这一团体的形成最早就能追溯到明朝中后期，这些商人将东部沿海地区出产的海盐输送到了内地，解决内地部分地区缺盐的民生问题的同时，也促进了我国各地区的商业交流。另外，徽商们的经济实力十分雄厚，能够与各地的商户进行更广泛的商品交易。明代商帮的出现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结果，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商帮的出现，商帮的形成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随着明朝中后期我国商业发展形势的变化，扬州地区迎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
史书《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中记载“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故徽郡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大略皆因流寓而著籍者也。而徽扬学派，亦因以大通。。”
山东的临清城作为一个内陆城市，与扬州相隔千里，但在城市内也出现了徽商的身影，史书中描写临清地区“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货财，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
明朝中后期的广州，“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
“江南五府”苏、松、杭、嘉、湖地区更是发展成为江南地区最繁华的城市，杭州城的商业街上商旅熙熙攘攘“绵亘数十里”，“车毂击，人肩摩”。作为明王朝曾经的首都，南京城的商业发展势头也极为强劲,史书中对于南京城经济发展的描述为“五方辐辏，万国灌输....南北商贾争赴。”
在十七世纪三四十年代，世界市场的连动作用使欧洲爆发了“价格革命”，欧洲各国普遍出现了通货膨胀。中国也由于世界白银价格的大幅度下跌在崇祯年间发生了金银比价与欧洲拉平的现象，达到了1/13。当时的中国国内白银价格已经很低，而社会上又面临着既缺少白银又缺少商品粮的窘迫局面，商品市场陷入萧条。
亚当.斯密对此总结说“从1630年至1640年，或1636年左右，美洲银矿发现对降低白银价值的效果似乎已经完结。白银价值相对于谷价价值的降低，从来没有达到过这种地步。”°由于银价值的下跌，同样数量的商品相较于以往需要更多的白银购买,这使得社会各阶层都迫切地需要更多的白银。但此时美洲和日本银矿的开采量在逐渐减少，必然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也在减少。明末社会的动荡加剧

白银帝国给明朝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明代的社会经济与财政体制经历了令人瞩目的转型过程。在此过程中，明代的货币流通体制也出现了重要的转变：历时3个多世纪的“纸钞时代”至此告一终结；铜钱经济也遭遇耐人寻味的式微过程，屡兴难振；传统意义上国家主导的钱法和钞法在明代遭遇严重挫败。结果自下而上、崛起于民间的称量银货币逐步占据市场与财政诸领域，成为主要货币。这个过程宣告了自宋以来(甚至秦汉以来)政府对于货币发行权垄断的动摇，形成了不同以往的货币流通制度，改变了国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形成了新的财政运作方式，较为自由的私人货币制度再度大行其道，对此后5个多世纪货币经济史的影响极为深远。
从时间角度看，明代货币白银化的进程早在正统前后即已开启，成弘时期就已取得较为瞩目的广泛发展，嘉万时期逐步走向深入。而具有跨区域整合特征的长途贩运与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主要是在嘉靖后期方才显著出现。
明前期财政的银纳化并非是以民间白银流通为前提，相反民间逐渐用银是循着国家逐渐推进的赋役折银轨迹而普遍化的，促进明朝赋役折银的主要动因是永乐以降行政、财政体系的变动，必须在相距遥远地方之间进行更为便捷的大规模财物移动这一需求而致。货币白银化所带来的朝廷对货币金融领域的失控，应该是晚近以来朝廷财政能力羸弱一大根源所在。白银除了具备相较于实物之上的货币意义外，也落实了朝廷在货币金融制度领域的缺位，加速社会的失序，这个论断主要是针对晚明而言，但对晚清似乎同样适用。
在当时，商人中有文化的人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没有文化的则可以通过捐钱成为官员。
例如，正统年间的江苏淮安人徐颐、常熟魏姓商人，二人花巨资买了中书舍人的官职，其后魏姓商人还当上了主事。到了1451年，明政府正式允许，大富大商可以买大官，一般商人和地主通过捐钱也可以成为“义民”，好处就是可以头戴纱帽、免除劳役。
仅从咸化十年到弘治元年（1487年），长洲一个县就有差不多三百人花钱买“义民”的头衔，每人40两银。这一个县，仅卖“义民”名号的钱就达到了1.2万两。然而，“义民”们不会做赔本买卖，因为可以免除劳役，这些人变着法儿地将不相干的人收拢在自己的家园内，形成了一大群不用缴税的人。
明政府在一方面增加了财政收入，却在另一方面导致了长期税收收入流失，商人买官、买义民称号，其主要不是为了免除劳役，而是使自己的生意更有保障。
到了明朝后期，商人向官员放贷，例如翰林院修纂沈懋学，为了应付官场越来越奢侈的消费之风，怕被别人看不起，也向商人借了三四千两银子，最终给后世子孙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