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尸官的报告里说，死因是脑部被人从后面敲扁，造成脑震荡并大量内出血。
致命的伤口有成年人的巴掌大。受害者倒地后用手脚爬行几步身亡。胃里剩余物化验结果显示，山岸死于晚饭后三小时左右。习惯于自己做饭的山岸一般在6点30分吃晚饭，这说明谋杀案发生在晚上9点到10点之间。
房间里没有被搞乱的迹象。显然是山岸自己为凶手开门的。门被一根相当粗的门闩闩住，不可能从外面打开。当尸体被发现时，门闩搁在门旁，只能是山岸本人拿掉门闩的。肯定有一个山岸认识的人来造访。
邻居都没有听到过敲门或喊叫开门声。卧室角落里有电话，凶手可能打电话说要来访，山岸起床拿掉门闩等着他。他一定和来访者很熟悉，没想到这个人要来谋杀他。
存放债据的银箱被盗，与凶手也有关联。凶手肯定知道银箱存放在什么地方，里面有些什么东西。他的企图是为了偷去债据；而在一座佛像下面，警探发现有十五万日元的现钞，却安然无恙，没有踪迹表明凶手曾经试图找到这笔巨款。

案发两天后，警方逮捕了上木寅郎。在调查中，有位中村吉屋先生说那天晚上从家中浴室窗口，看到一个人走向山岸家，这个人很像在火车站附近开面馆的上木寅郎。上木寅郎三年前在火车站隔壁开了一家面馆。结果，生意并不红火，顾客越来越少，面馆亏本，背上一大笔债，他陷入了困境。这个上木寅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时曾在市区一家旧书店当过营业员，做面馆生意完全外行。现在糟了，欠山岸的利息已四倍于他借的钱。到谋杀案发生时，上木共欠山岸七百五十万日元。山岸讨债时冷酷无情，他知道上木永远还不了债，打算把上木抵押的地皮和店铺占为己有。上木恨透了，曾经在一些人面前扬言说：“我要杀死这个老家伙！”
在案发现场没有发现凶手的指纹。屋里指纹很多，但已被抹得模糊不清。楼上有清晰的指纹，是两名房客的，他们在案发前三天回九州岛了，足以证明不在现场。
余下的一些指纹也许是山岸其他债务人的，都旧了。

“10月18日，我在离火车站约两百米的万园麻将馆，从傍晚约7点开始打麻将，同桌有三个朋友，中田、前田和西川。我们打了三圈，柴田来看我们打牌。他也想打，我就说我有事要回家一趟，让他坐在我位子上打。他很高兴。我离开了麻将馆，时间也许是9点。”
“但是我没有回家，我在火车站前面的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给山岸说我要跟他谈谈债务的事，我已经弄到了两百万元，带在身边，马上到他家去。他听到我有这么多钱了，一口答应我到他家去，甚至用迫不及待的口气，说他先开好门等我。”
“果然是山岸为我先开好门。我知道教师夫妻三四天前回九州岛去了。教师到我店里吃面条时，曾亲自告诉过我。”
“在我进门前，我转到房子后面，因为我知道那里有柴堆，就去拿了一根木柴，藏在背后。”
“山岸引我到客厅，从墙角里一堆坐垫上面拿了两只，放在一张桌子旁。我坐下时赶紧把木柴藏到坐垫下面，我说我带两百万日元来了，请他给我写收据。说着，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用报纸包好的东西，其实里面包的是废纸。他一看以为是钞票，高兴得跳起来，走到隔壁房间去拿空白收据。”

我想时机已到，也跳起来跟他进去，从背后用木柴猛击他的头部。他脸朝下倒在地上。我弯身再在他后脑打了三下，他没有动静了。为了让人认为是盗贼而不是来客作案，我把两只坐垫放回原处，然后在这间房里寻找银箱，在壁橱里找到了。我要撕掉我借他的债据，可是不懂得怎样打开那把数字锁，决定把银箱带走。出门以后，我到屋后把木柴放回柴堆上，不记得放在柴堆的什么地方了。整个经过大约半个小时。”
“月亮升起了，我走到路边草地里，找到一块石头，砸开了银箱。借着微弱的月光，我把有我名字的债据放到口袋里，然后把银箱丢进右面的池塘里。我走到不远处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操场上，拿出口袋里所有债据，点了一根火柴就全把它们烧成了灰，随即用脚把地上的灰抹掉。”
“当警方告诉我说，银箱已被找到，我的债据仍在箱里，我真的感到很惊奇。在山岸的账薄里有一个债务人的名字和我的很相似，警方以为我搞错了，在黑暗中误以为这个人的债据是我的。我烧掉了他的债据，因此他的债据不在警方找到的银箱里了。由于当时我很兴奋，很可能出这样的错。”
“回到麻将馆，四个朋友仍在打麻将。我在一旁看了十分钟，等柴田‘胡’了，我换他的位子，打了一圈。他们都不知道我已经杀死了一个人。如果我说出来也会很镇静的，因为我杀死山岸神没有负罪感。”

“我那天夜里睡得很好，债据被我烧了。山岸没有继承人，谁欠他的债全一笔勾销了。我感到快乐和轻松。”
原岛看完后，感到本案果然简单。他所要做的，只有请求对被告从轻发落；然而，又有一份材料使他大出意料。上木在公诉人面前翻供了，说警方对他搞逼供，还进行诱供。
上木寅郎对公诉人说：“我说我和中田、前田和西川在万园麻将馆打牌，打了三圈我让给柴田打。我到火车站前面的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给山岸，说我要跟他谈谈债务的事。他说他起床等我去。以上我说的都是真话。至于其他我在警察局里说的则都不是真话。
“我在电话里没有对山岸说我已经弄到两百万日元。我怎么也弄不到这么多钱；可是警方坚持说，如果我不说带钱去，山岸不会起床等我。他们说，如果我只说要去见他，他一定会叫我明天去。他们说我把一包看起来像一捆钞票的纸包放在口袋里，然后到山岸家去。我明白他们这样说的意思。的确，根据山岸的为人，任何第三者都会同意警方的说法，因此我承认他们是对的。实际上，我对山岸说我有办法还债，想跟他商量。他说他愿意听听我到底有什么办法，才同意我去，并先开好门等我去。”

“于是我走到他房子那里，但不能进去，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什么该死的办法。我真怕失去我的店铺和地皮，只想要求他耐心等待我还债。我知道这只会使他大发脾气。我不敢面对他，因此我没有进屋去，只在屋外徘徊了半小时左右就往回走了。”
“回到麻将馆接柴田的位子打了一会儿。因为我没有做什么错事，所以我很镇定，我的朋友可以作证。我妻子说我那天夜里睡得很熟，我毕竟问心无愧。这就是发生在那天晚上的真实情况。”
“再说说我伪供的事。一开始我就告诉警方，我没有谋杀山岸。他们不信，说他们已经有了全部证据。照他们所说，被盗的银箱已经在一个池塘里找到，数字锁被砸坏了。他们在银箱里找到十七张被水浸湿的债据，包括我的，我共欠七百五十万日元。天哪！他们说对照了山岸的账本，有一个人的名字与我名字相似，他的借据不见了。说我偷了银箱后要拿出我的借据时，由于月光暗淡，我看不清楚，拿错了。”
“另一个警探走进来，很得意地说，在案发那天夜里大约9点5分时，中村从家里浴室窗口，看到我急急忙忙朝山岸家的方向走去。他咧嘴笑我当时没有注意到中村在看着我，如今要否认已太晚了。现在他们有了看到我在现场附近的人证，有那只银箱作物证，又有我说过要杀死山岸的明显动机，这可是铁证如山，无可动摇。天啊！他们接着说，由于同情我，如果我招供，他们可以请公诉人同意释放我，从此结案。他们如此说，我当然愿意尽早回到家里做生意。我只好说，好吧！我承认是凶手。他们高兴得什么似的，点香烟给我抽，到附近饭馆买饭菜给我吃。他们要我画一张山岸家的平面图，我画了。根据他们的指示，我开始写供词。”

“跟着，他们问我打了山岸几下。我说一下。他们说打一下不至于把山岸打死，喝问我到底打几下。我说六七下。但这又太多了，因为真打这么多下，山岸头部不会出那么少血。有一个警探说据他猜测是三下，并自言自语似的说打三下的伤口就会符合验尸官报告里所说的了。哄小孩似的问我是三下吗？我只好承认。”
“接着谈到银箱问题。什么砸开银箱、拿错了债据等等，都是警探们要我承认的。他们问我把银箱丢进哪个池塘。我说左面的一个。他们要我再想想。反正一共只有两个池塘，一左一右，我就说右面一个。再者，如果银箱上有真凶的指纹，我可就清白了；可是警探们说银箱上的指纹已被池塘里的泥巴涂掉了，还说我是为了涂掉我自己的指纹而故意把银箱丢到池塘里去的。”
“他们把我移交给拘留所，警告我不得翻供，否则将把我带回警察局重新开始讯问。后来我发现如果我照他们所说的招供，就能被释放回家等等，全是谎话，因此，我决定说出事实真相。”
原岛比较了上木的供词和翻供，两者的语气都很自然；但是，现在的警察局是有逼供和诱供的事，因此，作为被告的辩护律师，原岛倾向于相信上木第二份供词。

公诉人却不相信这第二份供词，认为上木欠了山岸一大笔钱，还不出，面临抵押物将被没收的威胁，谋杀动机是明显的。上木有时间作案而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明。
中村古屋证明他看到上木走向山岸的房子，但没看到上木走进山岸的房子，因此他提供的是间接证据。
物证包括银箱和木柴。银箱上没有指纹的原因已经解释过了。警方调查报告里关于木柴上的指纹问题是这样写的：“问：你用什么敲打山岸的后脑？”“答：一根松木柴，像人们烧老式炉灶用的。”“问：那根木柴约有多长？”“答：大概有三十厘米。”“问：木柴在什么地方？”“答：噢，堆在山岸屋后的屋檐下面。”“问：你说你早知道木柴堆的地方？”“答：是的。”“问：你在作案后怎样处理那根木柴？”“答：我放回原处。”
“问：如果一起到木柴堆那里，你能指认那根木柴吗？”“答：当然，如果没人移动过。”“问：从尸体被发现以来，房子已被警方封锁，一切保持原样。”“答：当然，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到了那里，能从柴堆里挑出那根木柴。”
接着，报告写了挑木柴的情况：“被告被带到山岸屋后屋檐下的柴堆处，那里有一堆约三十五层的木柴。他迅速地从顶上第二层认出一根来。他说：”就是这一根，就是我用过的一根。‘一名警探戴上手套，拿下那根被指认的木柴。被告也戴上手套，用右手接过木柴，左右挥舞了两三下，又朝下挥打了五六下。他说：“就是这一根，没错。’”在提供这一证据时，被告最合作了。”

原岛没有看过原始调查报告的全文。审判的日子快到了，他到拘留所去会见上木。上木表现得很有礼貌，原岛不大相信这个长着女娃娃脸的人会是凶手。他注视过上百双被告的眼睛，但并不能百分之百看穿对方是否真诚。
“上木寅郎，我已经接受你的案件。如果你想得到正确的辩护，你必须全部实话实说。”
“当然，是的，我懂了。”
原岛问道：“你仍然要说你的第一份供词是伪供吗？”
上木立刻回答说：“绝对是伪供，我上了警方的当。”
“他们说你很合作，你甚至当着警探们的面指认出那根木柴。”上木摇摇头说：“不是这么回事。我似乎在第二份证词里说了，警探们告诉我该说些什么。”“你对此能证实吗？”“当然。”“好吧，那么，我们就根据这些进行辩护。”

上木强调说：“原岛先生，我能证实我在供词是被逼出来的。”
“能证实？”
“是的。”
于是，上木从坐垫的事谈起。他说警方一定要他说，他进屋后山岸曾拿两只坐垫来坐，谋杀山岸后他把坐垫放回原处，以制造不是来客而是盗贼作案的假象。他只好承认是这么回事。他说：“其实山岸从未拿坐垫招待任何一个债务人。我去过他家好多次，没有一次坐过他的坐垫。不信你可以去问一些到山岸家借债的人。”
“他为什么要把坐垫放在墙角里？”
“摆气派呗，懂吗？他的债务人没人坐过，因为坐下谈话时间会长。他强迫我们接受他的条件，当然不希望我们久待而要我们立即离去。我也不是说他不会拿坐垫给客人坐，只是不会给像我这种人坐。警探对这一点并不了解，就想当然认定我坐过山岸的坐垫。”
“你还有其他证据吗？”

“那只银箱，原岛先生，我不知道警方在哪里找到的。他们说是在有水的地方，我想起了两个池塘；但当我说在左边池塘时，他们骂我笨蛋，因此我告诉他们说是右边池塘。再说，原岛先生，我的债据仍在银箱里，这应该足以证明我没有谋杀他。
请你想想看，一个为取回债据而进行谋杀的人会拿错债据吗？警方说因为天黑，我拿了一个名字和我相似者的债据；但他们又说我稍后在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操场上烧毁了债据。这样的话，我必须身带火柴，对吗？我不是可以点燃火柴，看清楚我从银箱里拿出来的债据上的名字了吗？又怎么会拿错呢？不管怎么样，银箱上没有我的指纹，凭什么说是我偷的！“
“很好，还有什么？”
“有的，而且也很重要。那根被认作凶器的木柴，其尺寸与山岸头上的伤口符合吗？”
“你什么意思？”
“请听好。我看过法医报告的复印件。山岸后脑有一处头骨被敲得凹下去，伤口约有一个成年人巴掌那么大；而警探逼我指认的那根木柴是三角形的，每一面约四厘米宽。原岛先生，我认为用这样一根木柴打三下是不可能造成那样的伤口的。

我的意思是伤口不可能那么平坦。凶手一定是用更大的凶器只打了一下，山岸就倒地死了。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但也许你可以调查证实。“
原岛在归途中想，上木说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值得考虑。到了办公室，他看案宗的观点有了改变，印象也就不同。他的天平倒向上木一边。
有关坐垫的事，十来个人证实山岸从未拿过坐垫给他们坐过。看来警方只是根据常情，认为山岸会拿坐垫给任何来访者坐，从而认为是上木把坐垫放回原处以制造盗贼作案的假象。
接着，原岛把验尸官的报告，给他一位当法医的朋友看，并征求他的意见。法医说：“我要说的只是设想。我看根据山岸致命的伤口情况，他是被一根八厘米以上宽的凶器敲一下就死的。奇怪，警方怎么会看不到这一点。他们看不起我们，经常不把我们的报告当回事。”
原岛开始相信自己会有好运。在法庭上，他请那位法医作证，陈述对伤口和凶器的意见。又请几个与山岸有往来的人作证，讲了有关坐垫的事。他还请三名讯问过上木的警探出庭，他们都说上木是自愿招供的。

——你是否对被告上木寅郎先生说过，“我们知道你杀死了山岸神，你逃脱不了；但是，如果认罪，我们会让你获得自由，请公诉人同意免予起诉？”
——证人甲：我从未说过诸如此类的话。
——在问讯过程中，你们是否曾用暗示办法，使被告承认他把坐垫放回原处？
——证人乙：不，那是他自己说出来的。
——你们是否曾使被告联想到木柴是他用的凶器？再者，你们是否引导被告挑出了现在法庭上出示的木柴，还说他用这根木柴从后面敲打了木岸的头三下？
——证人丙：当然不是，这都是他自供的。他自己挑出这根木柴。他说“就是这一根”之类的话，还挥动了几下，然后又说：“没错。”他很合作。
上木相当愤慨地对原岛说：“听到吗？他们说的正如我告诉过你的，怎么能这样当众撒谎呢？”
三个月以后，因为证据不足，上木被裁定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