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朱翊钧向各地派遣矿监税使，掠夺性征收矿税银两，以及其后的三饷加派，正是晚明应急财政和白银财政相结合的突出表现。此事对当时经济影响重大，加剧了社会危机，“识者以为明亡盖兆于此”。那么，这一被视为明亡之“兆”的事件，是如何经多方博弈，由掠夺城乡财赋的矿税银两转变为带有工商税性质的正额税课，继而成为明朝税制改革的契机与尝试？在矿监税使活动的20多年里，矿税银两/正额税课究竟征收了多少，在晚明财政中居何种地位？当争议趋于平静时，正额税课为何在神宗去世后就被废止，又给晚明政局带来怎样的影响？本文拟对以上问题进行讨论，揭示晚明国家财政如何在应急与原额间进行协调，政治制度与社会发展、各阶层利益的矛盾如何导致严重后果，以及晚明财政又是如何与其他因素一道，将明亡之“兆”变为明亡之实。

一、岁额的提出与矿税银两向正额税课转变
万历二十四年（1596）六月至二十七年正月，原奏官提供的关于矿源及税源的信息，使神宗及其支持者产生严重误判，即市场流通的白银中，相当部分是“奸民”采矿而来。神宗因此不断派出矿监税使往各地开矿征税，但一段时间后，几乎所有派出的矿监都反复报告：矿脉细微，开采得不偿失；各地大量遗税、漏税的说法，多属夸大其词。然而，皇帝、矿监税使及追随开矿征税的奏带官等对财富的欲望已被挑起，不可能轻易放弃。于是，神宗不断下诏，严厉指责开矿征税不力的宦官，惩治抵制开矿征税的文官，导致矿监税使、奏带官及随行人等在各地强征暴敛，不但引发各地民众的谴责和抗争，也遭到文官的进一步批评和抵制。

为满足皇室的财富需求，同时避免无序开矿征税引发社会动荡，万历二十六年十月，直隶巡按御史秦懋义根据“开采之处，岁解已有成规”的事实，提出“酌为定额，责之抚、按”的主张：
臣查邸报，万历二十四年起至今二十六年，历两年，顺天之所解进者共四万余两，或秋盈而夏缩，或彼多而此少，臣按岁而派分之，则每岁可二万者，其大都也。山东则解二万四千余两，每岁可得一万两。河南、山西各解二万两，每岁可各得八九千两。浙江共解二千两，每岁可得八九百两。诚即此定额，责成抚、按，令廉能府佐兼任其事，另立开采银两名色，如数勒限解进，怠缓者罚无赦。

秦懋义主张，以矿监派出两年以来所进矿银为基数，设立新税种“开采银两”，并确定各地开采银两即矿银岁额，各省不管有矿无矿、矿多矿少，皆按所定岁额征收。由于加征开采银两加重了各地负担，“犹愈掘坟发冢、卖妻鬻子之惨也”，因此他提出作为交换，确定岁额后应撤回矿监，矿银由当地官府征收。这一征收矿银、撤回矿监的方案，开启了矿税银两岁额确定之端。秦懋义上疏半年后，河南矿税太监鲁坤也因矿脉细微，建议“照旧匀派，或再行包课”。与秦懋义相同，鲁坤认为与其四处开采、无序征收造成社会动荡，不如确定岁额，以保障矿银征收，约束相关人员，稳定人心。

尽管反对开矿增税的文官与部分参与的宦官立场不同，但对于确定岁额的主张，双方逐渐形成共识。随着税使的全面铺开，本来只是针对矿银的岁额也拓展到税银，成为矿税银两的岁额，此处之“矿”为开采税，“税”为工商税，税银在其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包括秦懋义、鲁坤在内，时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提出的岁额和新税种，竟然成为改革现有税制、摆脱过度依赖农业税的一种尝试。

矿税银两岁额的确定，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途径。所谓自上而下，指神宗采纳原奏官或矿监税使的建议，直接下达，命各地抚、按与矿监税使共同议定，然后由神宗批准的岁额。万历二十七年三月，命税监张烨等在北直隶征收税银，岁额13万两。当年十月，命广东税监李凤督原奏官戴君恩等征收方物及税课，岁额20万两。万历二十八年七月，命广西每年纳矿税银两4万两。这是神宗自上而下给北直隶、广东、广西的初始岁额。但是，这一岁额遭到三地抚、按等官乃至矿监税使的反对。先是经过汪应蛟、张烨等反复上疏力争，北直隶七府的岁额由13万两减为7万两。接着，广东也因巡按御史顾龙祯特别是李凤力争，岁额由20万两减为13万两。但由于得不到矿税太监沈永寿的支持，尽管巡抚杨芳不断上疏，广西岁额仍为4万两。

所谓自下而上，指由当地官员与矿监税使共同达成协议并经神宗认可的岁额。山西巡抚魏允贞与税使孙朝达成妥协，并经神宗认可，将山西岁额定为4.5万两。万历三十四年八月，广东、广西、山西三省巡抚“各上税课额数”，其中岁额包括正额和方物公费两项。广东正额15万余两，方物公费3万两，共约18万两；广西正额5.1万余两，方物公费0.6万余两，共约5.8万两；山西正额4.5万余两，方物公费0.5万余两，共约5万两。三省岁额调整，均得到神宗认可。

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矿监税使的态度对岁额的确定至关重要。相对各地抚、按乃至阁、部，以及府、州、县官，皇帝更信任矿监税使，认为他们反映的情况更可信。为早日确立岁额、减轻矿监税使及其随员的骚扰和掠夺，文官被迫作出各种让步。万历二十八年正月，山西巡按御史赵文炳上疏，宁愿在宦官解进银两的基础上，再加一成作为“土宜”。矿税加土宜的做法后来成为惯例，上述山西等三省正额税课之外的方物公费，正是由土宜转化而来。同年二月，应天巡抚陈维芝上疏，对于庐州等四府增派的牙税，徽州“勉认六千”、安庆“勉认五千”，附带条件也是矿税由地方官府征收解进，不必另行委官。

岁额确定过程中的斗争和妥协主要发生在上层，即皇帝、宦官和文官集团之间；岁额的征收则与下层利益密切相关，涉及奏带官及委官、参随，特别是各地民众，故而引发动荡。皇室、宦官各衙门和矿监税使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但他们对岁额的期待并不相同。皇帝希望通过岁额保证皇室收入，宦官各衙门则希望通过岁额分成满足内府需求，对他们而言，岁额越高，获利越多。但是，负责征税的矿监税使却不希望岁额定得过高。第一，他们和各地抚、按一样，担心岁额过高难以完成征收，地方亦难以承受。第二，他们中部分人将自己的利益和奏带官及随行人等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担心岁额过高会挤压敛财空间，甚至不希望因征收岁额而断了财路。由于将开矿征税视为利薮，矿监税使成为众多宦官追逐的肥差。有机会成为奏带官、委官，进而谋求私利，更是诸多低级军官及各色人等提供矿税信息的动力。因此，岁额的征收过程，某种程度上便是部分矿监税使及其随行人等巧取豪夺、中饱私囊的过程。

虽然从矿监税使派出之日起，就受到上自内阁、六部，下至各地官府及民众的反对，但地方官的强力抵制特别是民众大规模的反抗，主要发生在岁额全面征收、矿监税使特别是委官参随人等疯狂搜刮的万历二十七年至三十年。在此期间，江西湖口、鄱阳、上饶，南直隶仪真、凤阳，浙江杭州，湖广武昌、汉阳、黄州、襄阳、宝庆、湘潭、承天，山西蔚州、太原，广东新会，云南腾越，辽东前屯、松山、广宁、山海关，特别是山东临清、南直隶苏州及湖广武昌、承天、荆州等地，以商人、工匠、生员为主体的城镇居民发动声势浩大的暴动。数以百计的官员因同情、支持民变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惩治，有的甚至直接下狱并死于狱中，有的直到神宗去世后才获释。

一系列反抗迫使神宗开始加强对矿监税使，特别是奏带官及参随人等的管理和约束，并在万历三十四年撤回所有矿监。掠夺性的矿税银两在此过程中逐渐转化为工商税性质的正额税课，其转折点发生在万历三十三年、三十四年间。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神宗诏谕户、工二部：
其开矿抽税，原为济助大工，不忍加派小民，采征天地自然之利。今开矿年久，各差内外官，俱奏出砂微细。朕念得不偿费，都着停免。若有见在矿银，就着矿差内外官员，一并解进，驰驿回京，原衙门应役。凡有矿洞，悉令各该地方官封闭培筑，不许私自擅开，务完地脉灵气。其各省直税课，俱着本处有司，照旧征解税监。一半并土产，解进内库，以济进赐供应之用；一半解送该部，以助各项工费之资，有余以济京边之用。其各处奏带员役，止着押解催攒钱粮，行文差用，不许私设关津、指称委官，容令地方棍徒肆行攘夺，致民生不安、商旅不行，反亏国家正课。

诏谕要点有四：其一，停止开矿，撤回矿监。矿监的最后一项使命，是将已征收的矿银押解进京。其二，矿银保留，和税银一道由矿税银两转化为正额税课，实物土宜同时转化为货币化的方物公费，由当地官府一并征收。在官方文献中，矿税银两与正额税课混用。其三，正额税课的一半及方物公费解进内库，作为“进赐供应之用”；另一半解送户、工二部，作为经费。其四，税使留任，职责是解进由地方官府征收的正额税课，但不得参与其他活动。诏谕发布于万历三十三年底，落实在三十四年，所以，相关文献对于这一事件有记三十三年者，也有记三十四年者。

撤矿留税的决定，是在权衡各种利害关系基础上作出的。作为皇室和宦官集团的阶段性敛财工具，矿监税使的使命已经完成，要尽快结束由其引发的社会动荡，以确保皇室和明朝政权、文官集团、宦官集团乃至普通民众的利益。撤矿期间，除了因矿监最后一轮掠夺而引发的云南、辽东兵变及陕西官变外，其他中心工商城镇均未发生成规模的民众运动，说明作为新税种的正额税课，逐渐被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城镇居民无奈地接受。

二、正额税课的岁额、总量与性质
从万历二十四年到四十八年，有40多位矿监税使及6位文武官员被派往南北直隶及除贵州外的十二布政司等地开矿征税。笔者据《明神宗实录》、王圻《续文献通考》、文秉《定陵注略》及其他史料记载，以万历三十四年撤矿留税为基准进行比对、估算，各地新增矿税银两/正额税课岁额约124.1万两，总征收额为2700多万两（见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