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的一个中心范畴。从字义上讲，它指的是通过某种中间手段来确立各种联系。中介本身突出地反映在认识论（参看认识论条目）和一般逻辑学上，它一方面涉及直接的或间接的认识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涉及推理或间接推理的问题。因此，认识的不同形式和多样性可以根据一定的规则和形式上的程序来加以确定，然而对它们的解释和论证则必须通过对存在的研究，而不是在它们本身的分类和规定效验这种框架中进行某种循环的引证。这就是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中，中介要求有一种质的差别的意义；这种辩证法拒绝授予任何传统的哲学派系以自主权，而且把它们的问题（其中也包括从过去的认识论和逻辑学承袭下来的，在特殊的意义上——例如“中间”或“手段”——还是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承袭下来的“中介”问题）看作是对社会存在（包含其客观决定因素、内部联系以及复杂中介构成的总体）进行不适当的研究的不可分割部分。
　　在最早提出中介的概念的人当中，亚里士多德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对道德所下的定义是“一种手段，因为它的目的旨在一种中间的东西”，同时他还坚持认为他的这一关键术语具有社会—人文的特征：“在对象的中间，我指的是来自每一极端的等距离的东西；它是一个东西，而且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跟我们相对的中间，我指的是不太多也不太少的东西，而这不是一个东西，也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见“参考书目” ①，第37—38页）。在认识论中，问题表现为在进行认识的主体和他的认识所及的世界之间的中介的必要性，也就是有必要“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由此可见，在表明什么东西可以被认识以及通过什么方式和方法来保证其成功地实现方面，人的“实践”概念这一作为意识和对象之间的真正媒介，具有越益重要的意义。所以，远在歌德能够说出“实验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中介”之前（在一篇以这一论断为标题的文章里），维科就曾这样说道：“奇怪的是，哲学家们竟竭尽全力去研究自然，而自然由于是上帝创造的，只有上帝了解它；可是他们同时却忽略了对各民族世界即文明世界的研究，而这种世界由于是人创造的，人却是能够了解它的”（见“参考书目” ④，第53页）。
　　跟这种积累在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哲学传统进行联系时，马克思否定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片面的权宜性和它的狭隘的实践概念，即“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在批判黑格尔在《法哲学》中对中介概念的运用时，马克思指出他是通过一些虚构的“极端”来表现一种互相妥协的社会，这些极端“忽而起着极端作用、忽而起着居间者的作用”，因此，“每个极端忽而是对立面的狮子，忽而是中介的史纳格”，尽管事实上“真正的极端之所以不能被中介所调和，就因为它们是真正的极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4页）。不过，他也承认黑格尔的开创性的成就，即抓住“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根据同样的精神，马克思指出劳动（或“工业”）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中介，从而鉴别出在“自我中介的自然存在物”的生产活动中人类自我构成的主要条件。然而，对于黑格尔来说，外化的活动中介跟“异化”是同义语；而马克思则突出了具有历史特点的、可以超越的第二层次的中介——货币、交换和私有制（它们附着在生产活动之上），指出它们应对生产的自我中介的异化转变负责（参看异化条目）。同样地，“商品拜物教的秘密”（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4节）则通过这样的事实得到解释，即使用价值的生产，不得不根据一整套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关系的要求，被交换价值的生产所中介并从属于后者（参看商品拜物教条目）。
　　列宁特别强调中介的动态转化功能，他指出：“一切Vermittelt=都是经过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过渡而联系的。”“不仅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且是每个规定、质、特征、方面、特性向每个他者（向自己对立面？）”的过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85、191页）。他也同样注意强调指出在黑格尔的推理中所强调的逻辑的格的实践基础。
　　对黑格尔说来，行动、实践是逻辑的“推理”，逻辑的格。这是对的！当然，这并不是说逻辑的格把人的实践当做它自己的异在（=绝对唯心主义），相反地，人的实践经过千百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于千百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
　　在这里，如同在马克思主义的其他著作中一样，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通过从中介角度集中强调实践活动及其必要的工具性（参看实践条目）来加以阐明的。中介的其他重要方面还涉及否定以及“具体中介”同“具体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