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向刘秀提出可以凭借渔阳、上谷两郡之力抗击王郎的，是青年将领耿弇。耿弇是耿况之子，与刘秀一见倾心而归附。刘秀在蓟县进退维谷时，一度主张向南撤退，耿弇明确表示反对：“今兵从南来，不可南行。渔阳太守彭宠，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发此两郡，控弦万骑，邯郸不足虑也。”[1](卷19，《耿弇传》)耿弇强调彭宠可以结为奥援的理由是，彭宠与刘秀是同乡。这种乡党关系，在乱世之中，确实可以成为政治联盟的感情基础。彭宠，南阳宛人，其父彭宏，西汉哀帝时为渔阳太守，有威名于边塞。彭氏在渔阳一带是大有影响的家族。王莽末年，彭宠与乡人吴汉逃亡至渔阳，投奔其父旧时属吏。更始政权建立，派遣谒者韩鸿持节徇北州（特指幽、并二州），赋予“承制得专拜二千石已下”的特权。韩鸿也是南阳宛人，在到达蓟县之后，遇到彭宠、吴汉“并乡闾故人，相见欢甚”，随即任命彭宠为偏将军，行渔阳太守事，同时任命吴汉为安乐令。彭宠得以控制渔阳，除了其家世影响之外，主要就是有任命权力的韩鸿恰恰是他的同乡。出于同样的道理，彭宠与刘秀结交是完全正常的。耿弇的劝说刘秀依靠渔阳、上谷两郡而自立，其依据就在于此。
而对于彭宠等人而言，是支持处于劣势的刘秀，还是归附势头正盛的王郎？完全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因为当时王郎也正在招抚地方实力派。“会王郎诈立，传檄燕、赵，遣将徇渔阳、上谷，急发其兵，北州众多疑惑，欲从之。”[1](卷12，《彭宠传》)在众人狐疑不定的情况下，彭宠的选择，就是决定性的因素。按照《后汉书》相关列传的记载，彭宠决定支持刘秀，是因为内部有吴汉的建议，外部有上谷太守耿况派遣功曹寇恂前来邀约。彭宠在二人的影响之下，选择了支持刘秀。关于吴汉发挥的作用，史书有这样的记载：
吴汉字子颜，南阳宛人也。家贫，给事县为亭长。王莽末，以宾客犯法，乃亡命至渔阳。资用乏，以贩马自业，往来燕、蓟间，所至皆交结豪杰。……
会王郎起，北州扰惑。汉素闻光武长者，独欲归心，乃说太守彭宠曰：“渔阳、上谷突骑，天下所闻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锐，附刘公击邯郸，此一时之功也。”宠以为然，而官属皆欲附王郎，宠不能夺。汉乃辞出，止外亭，念所以谲众，未知所出。望见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汉使人召之，为具食，问以所闻。生因言刘公所过，为郡县所归；邯郸举尊号者，实非刘氏。汉大喜，即诈为光武书，移檄渔阳，使生赍以诣宠，令具以所闻说之，汉复随后入。宠甚然之，于是遣汉将兵与上谷诸将并军而南，所至击斩王郎将帅。及光武于广阿，拜汉为偏将军。既拔邯郸，赐号建策侯[1](卷18，《吴汉传》)。

吴汉、王梁在追随刘秀征战之后，与刘秀的关系密切起来，而且确实立有军功，从刘秀酬谢功臣的角度而言，重用二人有其合理性，但对彭宠却无任何奖励甚至于没有安抚性的虚言相加，总不能说是处置得当吧。那么，刘秀对彭宠的礼遇失常，是一时的思虑不周，还是另有隐情？彭宠造反之后的一个举动，同样值得治史者深思：“（彭宠）又自以与耿况俱有重功，而恩赏并薄，数遣使要诱况。况不受，辄斩其使。”[1](卷12，《彭宠传》)在彭宠看来，上谷太守耿况同有大功，而且同样蒙受“恩赏并薄”的待遇，耿况也就有造反的理由。尽管耿况没有与彭宠结盟造反，但是，汉光武帝刘秀对他也有压抑之实。是否我们应该考虑：刘秀在有意冷落、贬抑彭宠与耿况？
刘秀何以有意贬低彭宠？一方面，可能出于他对彭宠的不信任。在刘秀势力弱小，王郎声势较盛之时，彭宠对刘秀的支持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彭宠似乎自始即带有犹豫之情。在官属皆欲附王郎时，彭宠不能定夺，在吴汉等人的说动下支持了刘秀，却只派遣吴汉、王梁等南下追随光武，自己镇守渔阳，在刘秀看来可能并非倾心向己。王夫之曾论及此事：“意者宠之初发突骑助光武讨王郎，宠无固志，特为吴汉、王梁所胁诱，而耿况、寇恂从臾之，以此有隙焉……则宠有犹豫之情可知矣。”[2](卷6，《光武七》)看来彭宠似有犹豫之情、窥视之心。另一方面，彭宠没有直接参与刘秀对王郎的征伐活动，而是镇守渔阳，直接立下的战功很少，而在刘秀进据中原时，彭宠也未带兵追随，仍坐守河北的大后方——渔阳，刘秀对其当然是疑忌和防范的，更不用谈功劳了。这与吴汉、王梁、耿弇等人不同，他们直接追随刘秀平定王郎，其后又南征北讨，立下的战功卓著，当然可以显封。此外，彭宠自负其功，对刘秀的礼遇期望过高，很可能增强刘秀的反感心理。

正是出于对彭宠的不信任，刘秀才选择了一位自己的心腹之臣——朱浮来出任幽州牧，而州牧的主要职责之一便是对地方郡守的监察。朱浮对刘秀的心思也揣摩得很透彻，他明确自己作为一个监察者的身份，因此，他与彭宠的不相安自然也是情理中事了。
彭宠发起的渔阳之叛，并非出自彭宠初衷，而是遭受疑忌而被逼造反。从表面看来，直接的诱因是幽州牧朱浮与彭宠的矛盾，这是《后汉书》一再强调的原因。
是时北州破散，而渔阳差完，有旧盐铁官，宠转以贸谷，积珍宝，益富强。朱浮与宠不相能，浮数谮构之。建武二年春，诏征宠，宠意浮卖己，上疏愿与浮俱征。又与吴汉、盖延等书，盛言浮枉状，固求同征。帝不许，益以自疑。而其妻素刚，不堪抑屈，固劝无受召。宠又与常所亲信吏计议，皆怀怨于浮，莫有劝行者。帝遣宠从弟子后兰卿喻之，宠因留子后兰卿，遂发兵反。拜署将帅，自将二万余人攻朱浮于蓟，分兵徇广阳、上谷、右北平[1](卷12，《彭宠传》)。
从彭宠上奏愿意与朱浮同时受征来看，彭宠曾经自信地以为，只要同时面见皇帝，就有把握为自己洗刷朱浮强加的诬陷之词。而且，彭宠还分别致信昔日的部属、现在皇帝身边的重臣吴汉、盖延，显然是希望他们二人代为在刘秀面前申明冤情。可惜的是，吴汉、盖延并没有发挥这样的作用。彭宠被“逼反”的详情，《朱浮传》记载更为详细，而且对朱浮的谴责也更为明显。“浮年少有才能，颇欲厉风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属，以为从事，及王莽时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发诸郡仓谷，禀赡其妻子。渔阳太守彭宠以为天下未定，师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属，以损军实，不从其令。浮性矜急自多，颇有不平，因以峻文诋之；宠亦佷强，兼负其功，嫌怨转积。浮密奏宠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货贿，杀害友人，多聚兵谷，意计难量。宠既积怨，闻，遂大怒，而举兵攻浮。”逼反彭宠显然是朱浮处置失当造成的。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彭宠举兵相逼之时，朱浮还致信彭宠，给予训斥与贬辱，有“伯通与吏人语，何以为颜？行步拜起，何以为容？坐卧念之，何以为心？引镜窥影，何施眉目？举措建功，何以为人”之说，还指斥彭宠“若以子之功论于朝廷，则为辽东豕也”[1](卷33，《朱浮传》)。如此文字，只能是加剧矛盾，使得彭宠再无改悔的余地。 

朱浮对彭宠的排斥、诬告，是他的个人行为，还是与刘秀也有某种关系？种种迹象表明，朱浮的所作所为似有刘秀的暗中授意。若非如此，朱浮也不太可能肆无忌惮的诋毁、诬告彭宠，举奏其过。
值得注意的是，彭宠与朱浮的矛盾公开化之后，刘秀仍然在有意袒护朱浮，贬抑彭宠。彭宠要求与朱浮当面对质的要求，刘秀不予理会。而且，刘秀还故意将朱浮劾奏彭宠的文书漏泄，似乎在有意扩大事态。袁宏《后汉纪》的记载，值得我们关注：“是时北州残破，渔阳独完，有盐铁之积，宠多买金宝。浮数奏之，上辄漏泄，令宠闻，以胁恐之。是春，遣使征宠，宠上书愿与朱浮俱征。又与吴汉、王梁、盖延书，自陈无罪，为朱浮所侵。上不许，而汉等亦不敢报书。”[3](卷4，《光武皇帝•建武二年》)这里的记载，出现了两个问题：其一，这样的“胁恐”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是震慑还是刺激？其二，吴汉、王梁、盖延三人为何不敢给先前的上司复信？合理的解释是，他们在刘秀身边，得知刘秀对于彭宠的真实态度因而有所忌讳。
因此，从表面来看，彭宠之叛出于朱浮的逼迫，但背后却隐藏着更深的原因：刘秀对彭宠的不信任与猜忌。由于对彭宠的猜疑防范，在他暗中支持和授意下，其心腹朱浮一再逼迫彭宠，事态逐渐扩大，终于出现彭宠的叛乱。可以说，彭宠之叛从根本上是刘秀处置失当而酿成的。对此，古代已经有人论及。明人于慎行即说：“光武成功河北，皆渔阳、上谷二郡之力也。及天下已定，二郡所遣校将，如吴汉、王梁、耿弇、皆至三公上将，而彭宠、耿况，曾无一尺之组，以筹其功，此宠所以反也。况不反者，弇乃其子耳。以光武之英略明达，而不能御一彭宠，岂别有说邪，直计失邪？”清人黄恩彤就此继续发挥：“光武即位……令王梁为大司空，封武强侯。邯郸之围，彭宠转运粮食，厥功甚伟，王梁侯矣，而彭宠不赏，朱浮复构陷其罪，能无叛乎？”[4](P103)明清之际的史学家王夫之也有主旨相同的评论：“光武之处彭宠，不谓之刻薄而寡恩，不得矣。……光武之刻薄寡恩也，不得以宠之诈愚而谢其咎也。”[2](卷6，《光武七》)这些评论，建立在洞察人情世故的基础之上，至今仍是我们分析相关问题的重要参照。

三、刘秀平叛“从缓”原因蠡测
在彭宠于东汉建武二年（公元26年）二月举兵造反之后，刘秀采取的应变之策十分缓慢，表现得顾虑重重。我们来看看刘秀对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
首先，迟至东汉建武二年（公元26年）八月，刘秀才派出游击将军邓隆率领一支规模不大的军队救援朱浮，按照史书的记载，是“时二郡畔戾，北州忧恐，浮以为天子必自将兵讨之，而但遣游击将军邓隆阴助浮”[1](卷33，《朱浮传》)，自以为了解刘秀心态的朱浮这次似乎有些“失算”，他没有预计到刘秀不来亲征，而仅仅是派遣一支小规模部队支援。而“阴助”一词也体现出刘秀的心态，他似乎不愿朝廷公卿知晓此事，扩大事态，似乎顾忌着某些方面的影响。但邓隆一战即败。“隆军潞南，浮军雍奴，遣吏奏状。帝读檄，怒谓使吏曰：‘营相去百里，其势岂可得相及？比若还，北军必败矣。’宠果盛兵临河以拒隆，又别发轻骑三千袭其后，大破隆军。浮远，遂不能救，引而去。”此后，刘秀对幽州事务竟然采取了置之不顾的处理方式。而彭宠则从容布局，吞并州县。“（彭）宠遂拔右北平、上谷数县。遣使以美女缯彩赂遗匈奴，要结和亲。单于使左南将军七八千骑，往来为游兵以助宠。又南结张步及富平获索诸豪杰，皆与交质连衡。”[1](卷12，《彭宠传》)

刘秀不得不“放缓”处理彭宠之叛，或许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这是刘秀为了笼络河北豪强势力而刻意作出的姿态。彭宠控制渔阳，对河北的局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刘秀的部下又集结了大批北州人士，甚至是彭宠的旧部，对彭宠的处置很可能会发生微妙影响。在彭宠起兵之前一个月，还发生了真定王刘扬“谋反”被杀之事。两事先后相继，对刘秀经营河北大业，形成了极大冲击。因为，刘扬也是帮助刘秀在河北立足的关键人物。在刘秀与王郎争夺对河北的控制权之初，“真定王刘扬起兵以附王郎，众十余万”，当时，刘秀的势力有限，拥众十万人的刘扬举足轻重。刘秀遣人游说刘扬，刘扬乃归降。刘秀对真定王刘扬曾经采取过尽力笼络的手段，甚至于把结发爱妻阴丽华置于不顾，而娶刘扬的外甥女郭圣通为妻。这是标准的政治婚姻：“因留真定，纳郭后，后即扬之甥也，故以此结之。乃与扬及诸将置酒郭氏漆里舍，扬击筑为欢，因得进兵拔邯郸，从平河北。”[1](卷21，《刘植传》)由此可见，刘秀为了笼络河北豪杰，是何等曲意逢迎。而后来诛杀刘扬是因为他“造作谶记”、图谋天下之心暴露无遗，刘秀才密嘱大将耿纯借机加以掩捕[1](卷21，《耿纯传》)。在刚刚处死了刘扬之后，假如刘秀对彭宠的处置过于“刚性”，难免会在河北豪强势力中间引发不安。
刘秀曾经标榜自己“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1](卷1下，《光武帝纪下》)。他处理彭宠之叛的手法，当是例证之一。而这一方法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势使然。从客观效果而言，刘秀的“从缓”处理方式有助于他争取人心，不仅有利于他巩固在河北的统治，而且也为他经略天下创造了有利的舆论氛围。论史者往往愿意比较“汉之二祖”的区别，在这个传统的比较框架内，其实可以增加如此视角：汉高祖取天下，倚重兵事战略与权诈之术；而汉光武帝取天下，则注重道德战略与兵事战略的交互为用。东汉平定天下之后，大局趋于稳定，没有出现西汉前期那般波涛汹涌的多变之局，或许与汉光武帝在开国之战中，就注意道德秩序建设的大格局、大战略直接相关。

注释：
① 如张启琛《汉光武帝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刘修明《从崩溃到中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张鹤泉《光武帝刘秀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臧荣《东汉光武帝刘秀大传》（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及安作璋与孟祥才《汉光武帝大传》（中华书局2008年版）等著作中均有对刘秀经营河北的相关论述。特别是黄留珠的《刘秀传》（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以一章的篇幅论述刘秀经略河北的发展状况，并且分析了其取得成功的五个方面的原因，其中就包括“刘秀获得了河北地方豪族势力及官僚集团的支持”及“刘秀成功地争取到幽州突骑为己所用”两条，论证清晰明了，切中关键。
【参考文献】
[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袁宏．后汉纪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4]于慎行，黄恩彤．读史漫录[M].济南：齐鲁书社，1996.NU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