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安爬起来，站在冰雪和一整个天地的流光溢彩里，没有流泪。张开口，呼进刀子和自己身上那氤氲，冰冷的香水气。她从地上把人家一道扔出来的皮夹子捡起来，掏出一颗烟点上，抽出几张钞票，又把皮夹扔在雪地里。转身走了。
身后，那“老不死的”的叫骂和小孩子的啼哭，与这硕大世界的新年爆竹和欢声笑语融在一起，在她耳朵和心胸里切割。

老不死的骂：“贱货！勾搭我儿子！狐狸精！他妈的！一个大小伙子非娶个二婚的贱货！水性杨花！”骂着，砸碎了梳妆台，镜子，电视机，站在客厅里，呼呼喘气。
小孩子凄厉地哭号:“妈妈！妈妈！”小小的手抓在地上，被一地的碎玻璃割破了，红，泼泼洒洒。

至于那个男人，他妈妈第一次作闹的时候，他阻止了她，维护他的妻子。第二次，他默默把母亲推出去，抱走了孩子，现在，他只坐在电脑前面抽烟，沉着脸。
——在和第二任丈夫结婚的第三年，除夕夜，她终于被婆婆赶出了家门。

这没什么。她早就够了。瞧吧，她已经瘦得吓人。没什么抛不掉的。
哈，有什么？老公么？男人？得了吧，她想，我从来不缺男人。
孩子呢？那又如何？她都是给别人家生的，姓那些男人们的姓，她能扔下第一个，就能扔下第二个。那老不死的说的没错，她想，我确实是个贱货。
那怎么了？我是漂亮女人。她想，仰着头，呼进满腔的醇香和辣，努力地往下吞咽——生理上的一点儿唾液和泪水，心理上磅磅礴礴的桀骜和疼痛。

她在除夕夜的街道上流连，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下。几小撮儿幸福的人在那儿叽叽喳喳的放烟花。妈的，她想。他们真该死。她想，我和这世界不合。
她打开一听啤酒，就着凛冽的风，刺骨的痛，一仰而尽。
像喝刀子，液体的刀子，哈，真爽。
但是这时候，电话响了。

她拿出手机，破裂的屏幕在黑夜里发着月晕似的白光。她的手还是哆嗦了一下——她还以为到了这种地步，她已经什么都不害怕。
然而屏幕上写着两个字——颜吉。

她怔了一会儿，慌慌张张地开始调节自己的声音和情绪，竭力使自己听上去愉悦和自然。不驯，放荡的女人忽然变成个胆小怕事的孩子，手指微颤，往手机上划了一下——由于冷或哆嗦，或别的什么，第一下没划开，只好又划了一下，开了，通话状态，手机仿佛变成个凶戾的活物，她呼了口气，缓解预备说谎的紧张:“呀，姐姐。过年好！”
她说着，眉开眼笑，仿佛害怕对方通过手机信号看见自己。

“是我，颜安——妈。”对方说:“我用你姐姐电话给你打的，我在她家过年。”
“哦，是妈，是妈啊。”她更笑得——谄媚:“妈，过年好！姐姐好么？姐夫好么？”
她哆哆嗦嗦地——或许只是冻得，空出的一只手不由得掐紧了那冰冷光滑的啤酒罐儿，一使劲儿，酒罐儿瘪了，掐出一条尖锐的棱，割破了她的指肚儿，她也没有察觉，就着一股溢出的暗红，心里紧绷绷的，笑得天衣无缝:“呀！我小外甥还好吧！现在可淘了吧！会说话了吧。”

她说到这里的时候，把割破的指肚儿放在口里吸吮，她不能不疼。脑子里一晃而过扑在一地狼藉里大哭的她自己的孩子，她竭力把这一晃而过的印象抹掉——吞掉，杀掉。——仍保持微笑，仿佛电话那边的妈妈就会看穿她似的。可是她的心在想——我是什么母亲呢？抛了自己的孩子，去谄媚别人的孩子。

她听见电话那边在说，用嗔怪的口吻表达宠溺:“那孩子呀，别提了，顽皮得不像话，呵呵……会说话了，会叫姥姥。可有心眼儿了，会哄人，哈，小东西……来啊，小东西，大外孙，来，来，跟小姨说话。”
接着就听见小孩子哼哼唧唧地哭，小手儿扑打手机屏——她心不在焉地这样猜测。
——然而其实打的是姥姥的脸。

小孩子奶声奶气儿地嘟囔“不，”“不”，当姥姥的忙不迭哄着:“哦，乖孙好，乖孙乖，不，不………不说，不说，好，好……走吧，走吧，找妈妈抱，哎呦，找妈妈抱去吧，妈妈抱，哎呦……”
“这孩子，不爱说话。这孩子……”颜安的母亲重新拿起电话，说:“颜安，你好么？你老公好么？孩子怎么样？这个时候，包饺子呢吧？”
“啊，对，对，妈妈。包饺子啦。我在包饺子。”她说，心慌意乱，手足无措，在空荡荡的公园的长椅上到处摸，出了汗，几乎去找擀面杖。

“那好了，我挂了。你自己也注意身体。我们离得远。不能不惦记你。你也不知道给家里打个电话。”对方说，含着淡淡的责备——想责备又懒得责备。
“是的，好，以后一定打。妈妈。您自己注意身体。”她说。
“好的，再见。”
然后挂机了，手机屏幕黑下去。
她喘了口气，重新坐在长椅上。

她这时候流了泪，真怪，原来到了这一步，她还能有眼泪淌下来，她以为她的心，希望，生命中的柔软和美好全都枯竭了。所以不再哭泣。可是，她毕竟又流了泪。
仰起头，寒风吹乱她的发丝，遮住她的视线，她迷蒙地看见不远处的高楼大厦，万家灯火。没有一个属于我。她想。我是在委屈么？妈的，真奇怪，我竟然会委屈，谁会不说我是他妈的罪有应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