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敢在此时即萌生此一杀身灭族的阴谋,又岂有公开张扬的道理!
总之,群臣在惠帝死后立即弃守盟约,证明他在坚守盟约之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至死压制了其母的心头大愿,坚守了其父所定的立国盟约,有效行使了皇权。封王封侯之权在皇帝,吕后的愿望在自己当了事实上的皇帝后才实现。可悲的是,实现这个愿望的代价太大了!她尸骨未寒时整个宗族就被灭绝,依据该盟约所建立的帝国结构也几乎完全复辟。
八、高帝是否顾命于吕后?
高帝出生入死以建帝国,他临终前既然昭告天下将以惠帝为继任皇帝,必然对他寄望深重、谆谆告诫、耳提面命。他既担忧吕后的凶狠并对功臣列侯有所顾忌,应会担忧惠帝过于“仁弱”而叮咛他不可软弱。他既担忧吕后会杀害赵王如意与戚夫人,应会嘱咐惠帝要保护如意等刘氏宗族。他既深为废皇后之事所苦并深刻了解立太子的重要性,应会嘱咐惠帝即位后就立太子。他既特别慎重地订定了立国盟约,也应会告诫惠帝要坚守盟约。
除这四大遗嘱外,依常理而论,他也应会对宰相的继任人选预作安排,并嘱咐惠帝要尊重这些宰相。因为,宰相是辅佐皇帝治理天下最重要的人物,而相国萧何当时年纪已经很大。此外,他既担心惠帝过于软弱应会指派元老重臣保护他,就如同指派周昌保护如意一般。然而,《高祖本纪》却记载,他临终前将宰相继承之事交代吕后,也就是以她为顾命之人。这个记载所提到的人与事后的宰相人事大致相符。芮和蒸因而认为,吕后“始终遵循此一(高帝的)人事路线”,颇能“任用贤才”

问题是,这段记述是司马迁的错乱之笔,不可尽信。吕思勉指出,这段记述“尤傅会可笑,高祖果有此言,则倒持干戈,授人以柄,以自绝其冢嗣耳”。的确,高帝晚年常欲废吕后而唯恐不及,岂会托孤于她?岂会将皇帝治理天下的权柄交给她?而且,在当时的男性统治体系下,岂有遗命于女人之理?此外,“上曰:`… …周勃… …'吕后复问其次,上曰… …”等问答显然是司马迁依据后事而虚构的。“安刘氏者必勃”指周勃将在十五年后灭绝吕后宗族;“此后亦非而所知也”指“到那时你也死了!”吕后正是死于其宗族被灭前。高帝连身后数月爱子与爱妃即遭惨死之事都无法预知,岂能预知此二遥远之事?吕后精明异常,听此言后又如何可能重用周勃?
高帝既未嘱咐吕后,那么日后的宰相人事又如何解释呢?赵翼认为惠帝在位时“政由

的安排。司马迁虚构吕后问宰相继承之事的用意可能有三。一在配合前述“高祖… …常欲废太子”的错乱之笔,以吕后为高帝迎良医之事来隐讳他们夫妻的紧张关系。二在配合后来吕后临朝称制之事,以凸显她早有专政的图谋。②三在以隐文记载高帝嘱咐惠帝要重视宰相之事。
这就是说,惠帝始终遵循其父的人事安排,至死坚守其父的五大遗嘱。他并非芮和蒸所指的“逆子”而是孝子。颜师古曰“孝子善述父之志”;孝惠可谓善述父志者也!
九、隐诲的史实:孝子的悲剧
本文依据《史记》与其他可靠史料对有关惠帝的记述做了系统性的考证与诠释。现在总结以这个方法所发现的史实如下:
一、惠帝曾对其母杀害赵王如意的作为进行反击。二、其母召他观人彘的目的在教训他,他对此一残忍之举曾加以反击。三、他曾因其母的阴险而欲死谏,因而救了齐王。四、他的性格仁慈、正直、刚烈,有乃父之风,这是其父最后决定让他继承皇位的主因之一。但他并非刚愎自用之人,他既有主见也能接受劝谏,闻过而惧,知过能改。五、其父晚年并非常欲废他,而是因爱戚姬而常欲废其母,但由于无法废他终于未废其母。六、其父临终前下令杀其母妹夫以削弱其母的政治势力。七、使其父决定不废其母的关键人物是张良,周昌的谏诤是一场闹剧。八、几乎取代他为皇帝的如意当时只有10岁,个性软弱。九、其父确定以他为继任皇帝后,曾为他举行盛宴以昭告天下。十、他并未“日饮为淫乐,不听政”。他既优礼宰相也勤政爱民,具有忧天下之胸怀,在曹参劝谏后改采无为而治的治国方式。十一、他即位后三天就树立太子。其太子继承皇位后,年约十四五岁时被吕后所杀。十二、他的太子母应在他即位后就被立为皇后。十四、他可能因其母废杀其皇后、强立张皇后而授意纵火,假借天象以示抗议。十五、他可能以不与张皇后生子而反击
其母的乱伦作为。十六、他即位之初即因其母欲增封吕氏为王为侯而与其母发生激烈冲突。十七、其父临终前曾嘱咐他宰相继承之事。十八、其父对他的遗嘱至少有五:个性不可软弱、保护刘氏宗族、即位后立即立太子、坚守立国盟约以及萧何死后依序以曹参、王陵等为相。十九、他至死坚守五大遗嘱。
基于前述发现,笔者认为,年轻的惠帝秉性善良,刚毅正直,勤政爱民,既有主见又能接受劝谏,坚守父志始终如一,具有“守成之主”的良好条件。不幸,他的致命政敌竟是亲生母。然而,他誓死遵守父亲的遗嘱,坚决行使皇权,对其母的种种倒行逆施毫不软弱地进行反击。可悲的是,他终于不敌个性刚猛的母亲而抑郁早逝。这应当就是司马迁以隐文所写的汉惠帝的悲剧:一位父皇的孝子,母后的逆子,因孝道矛盾而牺牲的皇帝!
因此,司马迁未将他单独立纪应非由于他软弱颓废,而应另有三个相辅相成的原因。第一个是艺术上的。众所周知,司马迁常将互动关系密切的人合写一传以对比其性格与作为。卷九卷名虽只提吕后,实则母子同传。该卷中与他有关之事虽仅三件,但已表明他与其母的冲突关系。《汉书》将他独立立纪反而淡化了这个关系。二是反映皇权行使的事实,
即高帝去世后十五年间吕后在皇权的行使上具有主导性。她在惠帝主政期间具有压制性的
影响力,形成令出二门、“两主”相抗的局面,她亲政期间则具有绝对皇权。三是在司马迁以天下安危为念的史观,他们母子的冲突无需渲染。因为,这些冲突只是刘吕两大统治家族的家务事而非“天下事”;冲突固然惨烈,但却有如两龙相斗于井,并未殃及人民、危及帝国。吕后主政时所关切的也只是分封吕氏与吕刘联姻等家务事,“政不出房户”;所以,他在《吕太后本纪》中的赞词只强调当时的天下大势而只字未提他们的冲突。

十、奇伟的史才:满纸错乱言,一把春秋笔
本文论证,司马迁记述汉惠帝事迹的主要笔法是“错乱之笔”。他故意误载或虚构史事,在一文中同时撰写“明文”与“隐文”。前者是错乱的记述,后者是隐诲的史实。这些错乱记述,长的多达四五百字,如有关吕后跪拜周昌与高帝重托周昌之事;短的只有一字,如惠帝“请”太后之事。这些记述的共通点是明显违反常情常理、经不起逻辑分析,
但经由系统性的考证而解读出来的隐文却都合情合理。本文析论的错乱记述多达十余笔;其中,绝大多数都有两个以上的“错乱提示”,即以明显的矛盾或错乱暗示该记述是错乱的,需要仔细考证才能了解隐情。
错乱提示的种类繁多,本文发现较多的形式有下列四种:
一、“重述错乱”,即一事两记或同字、同词重复出现以呈现真假对比。前者如,有关毒杀刘肥、周昌拒绝吕后使者及王陵责备陈平等事都是一事两记,一真一假。后者如,杀吕产于“厕”是真厕所;置人彘于“厕”是假厕所;曹参“日饮”为真,惠帝“日饮”为假;周昌骂高帝“桀纣之主”为真,高帝自责“桀纣主”为假。
二、“文法(风)错乱”,即遣词用字明显错误或与文法、文风不符。例如:惠帝“使人请太后”的“请”字应作“让”;王陵“让陈平、绛侯”的称谓不一、文风错乱; “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庙,群臣皆曰:`高祖… …'”的“至”字之前缺主词,“高祖”的
称谓错误;鸿鹄歌全无“兮”字,违反楚歌风格。
三、“时序错乱”,即史事的时间明显错误。例如,惠帝“岁余不能起”并非发生在他即位不久后,而应在他去世前;“太子袭号为皇帝,孝惠帝也”应在“己巳,立太子”之前,而非之后;如意“年十岁”三字,与上句连读是错的,与下句连读是对的。
四、“场景错乱”,即史事的场合错误。例如:惠帝与齐王并非燕饮于“太后前”;吕后也未曾在“齐邸”宴请齐王;她窃听朝议的“东厢”是听不到朝廷对话的;周昌“尝燕时入奏事”之“燕”应为高帝“置酒,太子侍”之“燕”。司马迁为何运用这种奇特笔法呢?笔者认为原因有四:一、他是当朝人修当朝史,与西汉之后后朝人修前朝史的情况不同,对敏感的政事难以秉笔直书;而且,他曾因直言而遭宫刑,必然了解秉笔直书的后果。二、他是皇家史官,也是爱国史官,因而对皇家与帝国的丑闻多所隐讳。三、他也是才气纵横的文人,讲求文艺的美感。当史实的“真”与文艺的“美”互相冲突而不得不取舍时,他不惜牺牲一点真相。然而,他的史才高明极了,他以错乱之笔来弥补这个缺憾。四、最重要的是他是具有宏伟史识的哲人。他的《史记》仿效孔子的《春秋》,具有褒贬的春秋大义,具有以天下治乱、国家安危为根本的政治价值观。他对“真”与“美”的取舍都以此为据,即止于至“善”!
　　　　〔作者郑晓时, 1955年生,台北中研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员〕
收稿日期: 2004年4月20日

笑鼠，有些人说不过就拉黑。回最后一句，刘盈只给刘如意恩惠就可笑，吕后想害刘肥的时候，不知道谁让她放弃了这个想法，难道是她良心发现？另外，朱虚侯造反不假，不过谁不知道那时候把持朝政残害刘氏违背非刘不王的是诸吕啊。说不定吕后不这么肆无忌惮，诸吕也不会被剪除得一点不剩呢

都拉黑了还看啥啊，四皓就是因为刘盈仁慈才来的，这不是刘盈自己请？而且像你这么说，历史上估计没有仁君了，汉文帝不还贬了帮他上位的功臣？不比刘盈厉害？

嗯嗯嗯嗯，刘邦都请不动的人，你吕释之的口才就一蹴而就请动了，真的好优秀

害，不好意思，人家就是刘邦的儿子，就是有商山四皓和一众功臣愿意保着，哪怕后来诛杀诸吕的功臣周勃等人也从未反对刘盈，我就奇怪了，明明你吕太后的身份是因为刘邦的妻子刘盈的母亲才如此高贵，怎么也急着骂让她权力和欲望得以合法化的人呢

顺便说一句吧，私以为吕后值得同情，但大可不必把所有好事都归功给吕后和吕氏。吕后也并非某些作品中处处为儿女着想的辛劳母亲，否则不会做出欲为重亲，将外甥女嫁给舅舅的事情来。在小说《汉孝惠张皇后外传》提到过，刘盈曾以二人辈分反对过吕后的提议，这部作品虽然只是小说，却也反映了古人对于这种伦理关系的态度。而纵观中原王朝的古代史，这样的婚姻几乎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吕后的子女都没有长命百岁，鲁元公主夫妇也在儿子年幼时就去世了，私下揣度，当中也许不乏吕后太过强势的原因存在。而且她对于刘邦的整个后宫都没有心慈手软，只不过不像对待戚姬一样猛烈，薄姬的幸运来源于她没能与刘邦过多接触，可在那个年代，吕后的做法已经堪称离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