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长兄才常，生于清同治六年四月九日（1867年5月12日）辰时，籍居浏阳西乡，世务农业，到先父寿田公时才改业儒。因家境贫寒，迁居邑城孝义里，以授徒维持生活。先长兄性聪颖，七、八岁能够作诗，十一、二岁已通诸经，光绪三年（1887年）至十七年（1891年）肄业于长沙校经书院和岳麓书院，学业日益精通。当时浏阳最有名的学者欧阳中鹄，笃好经世致用之学，先长兄及谭嗣同，都事以师礼，获得很大的教益。是年冬，四川学使瞿鸿禨聘先长兄教其子女，次年正月（1892年2月），先长兄到了成都学署，与瞿鸿禨见面，招待周到，致送修金，特为优厚。当瞿鸿禨按试各州县时，又委托先长兄评阅试卷，担任总校之职。这固然由于器重先长兄的才学品行，也是欧阳中鹄推毂的力量。四川书籍，多湖南所不经见，先长兄嗜书若命，选择购买，不惜重价，准备带回家中，与诸弟共同研究。光绪十九年（1893年）秋，由川回湘，路上目睹祖国雄壮的山川和丰富的物产，胸襟为之开爽，眼界因而扩大。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先长兄入两湖书院肄业。在这一个时期，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中日战争爆发、清兵节节失败之际，他认为国势危如累卵，必须全国一致，抵御外侮，因此，他激烈地反对李鸿章“出洋议和”，在写给莘畬祖舅的信中，“李中堂出洋议和，似当割天下之大半，方能了事”；特别是在写给先父的信中，指斥李鸿章投降卖国，“跋扈之迹，路人皆知”；“和议已成，所约条款，非是和倭，直是降倭，奸臣卖国，古今所无。”在写给仲兄的信中，又谓“中倭和议已成，可耻万分”。甚至主张将李鸿章严惩。他既然认识了清朝政府的腐朽无能，益知非变法不足以图强，遂集中精力，研究各国政治外交情况，自号“洴辟子”。（“洴辟”出自庄子“逍遥游”，意谓于水中击絮。先长兄以此为号，是表示他除旧布新、变法图强的意愿。）这个转变，为他以后的从事维新变法运动奠定了基础。我保存了先长兄在两湖书院肄业时的部分课卷，这些课卷未曾刊布，知者甚少。从课卷中可以看出：在甲午中日战争震撼之下，先长兄学术方面的态度有了转变，他本来兼重汉，宋，至此逐渐倾向于经今文学。他在“孝经六艺总会说”一文里曾有这样的议论：
“……按春秋为圣人刑书，上本天道，中用王法，下理人情，其于商臣、蔡般、赵盾、许止，犹显无父无君者也。若翚于帅师，而隐公之祸肇，讥世卿于尹氏，而子猛之忧伏；仲遂之弑赤，先见于如晋；隐如之逐君，先见于宿之入运。温城董君云：悖乱之微，细乱不绝之所致，故君子于纤芥之所失，不少宽假。诚以君亲无将，将则必诛，而君父之祸，多起于隐微之㕁也。
盖孝经所致意者，曰敬爱，曰不敢，曰不忍，而春秋士大夫多畔弃天常，肆其敢心、忍心而不顾，故陈招之杀偃师，楚弃疾之杀公子比，卫侯毁之灭邢，皆以王法绳之。治家者不敢侮鳏寡。而况戕其天亲乎？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况灭其同姓乎？然春秋虽三科九旨，谊例杂然，而其恉悉于孝经五刑章。故春秋为刑书，而五刑章数语，所以定春秋之讞也。若乃外大恶书，内大恶讳，又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皆爱敬之心之所不容已也。
董君又云：春秋为礼义之大宗，而礼义从爱敬出。故张三世例，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所闻杀其恩，鲁愈微而春秋之化愈广，内诸夏不言鄙疆，世愈敌而春秋之文愈治，讥二名书西狩获麟，盖欲拨乱世反之正，而亦于所见将其不敢不忍之心也，孝经爱敬之至意也。
由是言之，易所以推孝之神化，至于阴阳太极也，然第求之窎远幽深，而不切于人事，所谓易之失贼也；害所以见孝之功用，至于政事文章也，然第求之䋣缛藻丽，而无裨于心身，所谓书之失诬也；诗所以广孝之性情，至于劳人思妇也，然第求之草木虫鱼，而不原其根柢，所谓诗之失愚也；礼所以实孝之敷设，至于度数仪文也，然第求之拜跪升降，而不节以天理，所谓理之失烦也；乐所以虑孝之蕴积，至于郊庙房中也，然第用之发舒宣鬯，而不深以内省，所谓乐之失奢也，春秋所以正孝之终始，至于天道天法也，然第求之攻伐争斗，而不衡以律意，所谓春秋之失乱也。盖学有古今二派，周官仪礼，一本周制，孔子初年从周之古学也，久而受命政制，参以夏殷，故以春秋当新王，而礼记如王制千乘等篇，多用四代之制，乃垂教万世而开今学一派也。书之夏侯，诗之齐鲁韩，春秋之公羊公羊谷梁，礼之大小戴，多今学家言，故与周官仪礼及左氏所说，不无龃龉，正郑君所谓题目不同，指趣殊别者，孔子知其后必有入室操戈之祸，乃以孝经为今古学之总会，但举其意而略其制可也。”
在这里，先长兄基本上据春秋公羊学派的观点，解释郑玄的孝经为六艺总会的学说。特别是分析“今古二派”时，其论点与经今文学大师廖平的见解，颇为吻合。先长兄在“汉书艺文志群经次第与史记儒林传不同考”里，认为“西汉至成哀之世，纬学大兴，而纬学惟易中名目最多，言纬者幸其可尊而托也，故余经仍依史记次第，独表易而出之，以为学者首宜从事于此，乃可以察于天人之际，以应当世之求。刘歆尤喜言占侯纬识，求附于新室国师之职，其所奏七略，安知其非私窜其父之旧而售其私乎？班固不之察而仍之，可谓短于识矣。”明显地从经今文学派的理论的角度来攻击经古文学派。而其否定刘歆的“七略”，并讥议承其说的班固，更是当时今文经学派企图根本推翻古文经学的重要论点。先长兄当时之所以推重经今文学，是希望利用公羊传的“微言大义”，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其用意与康有为、梁启超是一致的。
先长兄由于受了经文学派“秦王改制”的学说的影响，就往往以“圣人”的经典为依据，参酌“泰西”的情形，对当时的社会提出具体的改革意见。他在“历代商政与欧洲各国同异考”中指出：
“……夫泰西为商国，人人而知之，而不知其精要之谊，在在与周官合。鲰生小儒，辄瞠目眂，相駴为异论。良自暴秦变法制愚黔首以来，不独学校井田，沦胥以铺，商政亦无一存者。习焉不察，至以西学相诟病，而自忘吾中国帝王本来之制度，遂与九章、算术暨各光学汽学化学重学力学同为古圣绪余者并斥勿道，抑何弗思之甚也。
周官泉府、质人、肆长、贾师、胥师司虣司稽，同奉令司市以隶地官，官商一体，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祭祀丧纪军旅会同，与有事焉。西人雅重商民，多方护持，无论君主民主之国，商民胥得自达于其主。有大役，必使议政院及商民杂议然后施行，务使上下之情，无所壅蔽。所立商埠要区，俱设公使领事，屯泊水师兵舶，以资护卫，而壮声威。其资本多由集款，君民共之，商无私肥，法出大公，与周地官之制何以异！
尝略举其大纲以相比坿：其国都设有总会，延爵绅为之，其权足与议院相抗。每有屈抑，许经愬诸巴力斗，故商民得恃无恐。各均商埠设商会领事官，周官司市之职。每平贾则设公正一人，亦暗符质人、师之职。又各埠有巡捕、保正等人，皆司虣、司稽之遗意。其税务司会计其成以储国用，乃泉府之所以经营国服也。至或开矿器等事，派立各公司必禀请国家，由商部派员查勘，事实可凭，利益操券，始行开办。每一公司由各股主人公保董事十二人，由众董事再推总办正副各一，而每人亦必有多股于中。总理受成于各董事，各董事受成于各股主人，上下钳制，耳目昭著，弊乃无自而生，此皆与周礼命官之制合，而其事尤得古井田大意。夫古井田合力以奉公，则其商政亦出于公可知。
若夫西人丕登之法，遇有工商创成一技一艺，即献诸国家，由商部考验：上者锡以爵禄，中者酬以宝星，下次亦许以专门名家，或传为世业勿替，子之文凭，以杜他商抄袭仿造。窃意古周官如某人某氏，制亦如此。且其农中有士，商中有士，工中亦有士，艺成之后，皆曰出其新法以笔之书，垂为宪典。西人之不歧视商民而倚为性命，安得而不强且富也。……”
这是先长兄要求清朝政府振兴商业、改善工商业者待遇的主张。虽不免有牵强比附之处，但其希望旧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则昭然若揭！

先长兄认为清朝的赋税制度，应该加以改革。他在“唐租庸调法得失考”里指出：
“……我朝定鼎以来，法制悉沿明旧而损益之。地丁徭役，皆并入田赋，其取诸民也，不可谓不简矣。惟以保甲丁额造报，举天下之人之数，责之县令；县令即假手胥役，于是烟户门牌，以意造之，遂无从周知户口之数。其弊也，轻去其乡，五方杂处，有不流离转徙，聚而为奸者乎？
国朝地大物博，远轶汉唐，然近日西土言中国五十年前，生齿约四百兆，以欧洲一岁每百增多一人之例推之，则五十年后之滋养生息，应增至六百兆而赢，而稽其报册，仍不过四百余兆而止，然则户部所上之数，尚得为有实耶？至于版宇之沦陷，银币之漏失，又不待言矣。
夫古者受藏之典，民物之数，登于王府者，王拜而受之。盖以民者田赋所从出，国之存亡系焉。后世惟知取赋于民，而不知赋所由出，甚则以人满足忧；不知人满不足忧，人满而不图所以富之，乃足忧也。
近日欧洲各国，于富民之策，讲求不暇，而视民尤重，岁籍其人数以达于户部，至丁口之税无定额，男子数入二百英金者始征，征亦甚轻。礼失则求诺野，未可因其夷而夷之也。”
这是先长兄从清查户口，讲求富民之策等方面提出来的改革赋税制度的主张，这在当时说来是切合实际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先长兄认为中国要成为富强的国家，除在经济财政方面加以改革，仿效欧、美，积极地使中国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化外，还应改革军事制度，首先是兵役制度，他在“征兵养兵利弊说”里指出：
“……养兵之害，夫人而知之，而征兵之说，世多以其迂谬而不用，或畏难苟安而不敢主其议论，以谓井田封建之不行，断无合兵务农之理。学者动言法古……不知师古人者师其意而已，师其意无他，在斟酌今日之形势，知其有万不容已者，变通成法以求济实用而已。
即以今日欧洲各国兵制言之，德尽人为兵，男二十岁至三十岁，皆隶军籍，无富贵贫贱皆不能免。其逾三十二岁限满之后，遇有敌兵压境，仍听征调，已及四十五岁者免役，其法与周官暗合。俄亦无论士农工商，大员子弟，皆十五充兵，二十五还家，不愿充者需费巨万方免。充兵时留宿营中，不得归家。英凡步马技艺，三年而成，不成者斥，成者授之名粮，食粮三年为届，愿留则六年，再愿留则九年，若至二十一年，则以年老放归，给原日口粮，赡其终身。法有战兵，有守兵，其入伍之法亦大略相同。要之西人四民多出于兵。其攻战之法，又别有额，以为国兵，犹中国养兵之制。额兵不足，则征民兵补之，犹中国征兵之制。在周官有征兵，无养兵；在西人有养兵，又有征兵，与周官异，而其兵民合一，呼吸相通，虽三代不是过。
且其征兵固周官小司徒之法，而其养兵非中国养兵之有名无实。中国养兵自神机绿营驻防外，又有湘淮各军，屯守各要隘。其绿营驻防兵自嘉道以来，已成强弩之末，岁费千百万金钱，养此委琐无用之徒，视唐中叶之六军卫，殆又甚焉。彼即安于坐食，又无业可图，并人与食而虚掷之，诚为可怜！湘淮各军，虽平巨寇未久，而将领狃于无事，刻薄寡恩，军饷半充私橐，每营十虚其五，简阅军实，褒如充耳。遇大敌副仓猝驱乌合之众，骈死枪林弹雨间，蚩蚩者氓，何辜于天，罹此大厄！且创立海军三十余年，而骄惰习气，牢不可破：近不识测量之准，远不谙沙线之则。假手强邻，一旦歼旃，可为痛心！
西人倚兵如命，……养一兵得一兵之用，而又先储一人人可兵之势，以待不时之征调，民兵国兵，交为指臂，虽欲不强，乌得而不强？中国养兵既不足用……假非变通成法，令人人知兵，娴于枪炮攻守之法，精于制造船械之原，徒事事仰给他人，虽募兵百万，只自溃之势耳。
为今之计，当力振积习，仿泰西之法，参以古人精意，汰制兵，修军政，令士农工商，皆得自占军籍，于各郡县及乡村僻壤，仿古立学法，广设武备学堂，多置切用等书，教之测算，教之隘要，教之击刺，而又实求矿务以裕军饷之源，覃心格致以通制造之理，不时驾驶以习波涛之险，出洋游历以知中外之情。要其立教必先从士始，士者四民所则仿者也。次工、次商、次农，父以是其子，兄以是勉其弟，视火器如常物，狎大海为坦途，功勤事习，临大敌不惊，庶几国耻可刷，士气可伸，五洲之大，可以唯吾欲为；况我中国精华所萃，金铁坌溢，一经振刷，各夷则帖耳俯首而相昵。
然欲为此，必先去帖括无用之业，彼方营营焉日抱所长以鬻一第，或反诋讲武为多事，其有志者亦无暇深求；惟夺其所恃，使不得不从事于此，待其稍有会悟，而推而广之：为士者可以备将帅之才，为农工商者可以赴征调之急。古大司徒教士以车甲，庶子国子有大事致于太子，授甲车，合卒伍，以军法治之，及小司徒任地之法，制皆如此，奈何以其西学也而诋之，而忘我中国圣人手定太平之业乎！
夫苟空言复古，而无法以为课最之实，则养兵弊，征兵亦弊。士骤失所图，且相率以簧鼓天下，今惟以机器算法山川夷险兵械利钝五洲强弱情形课士，乃寓兵于士；以炼铁制船枪炮子弹迟速课工，乃寓兵于工；以矿局银行公股国债课商，乃寓兵于商。举士与工商，皆历练戎事。其愿充额兵者，优其廩给，谋其身家。或于驻兵之处，仿屯田之法，耕战交修，即寓兵于农之意。其士农工商，虽不愿充额兵，而测绘制造，公筹国饷，及技击超距之法，皆所熟谙，敌兵压境，仍敷调遣，非驱市人而赴汤火。且四民皆出于兵，将相疆吏，又皆出于四民，有军旅之事，举而措之裕如耳。……”
先兄提出改革清朝兵役制度的意见，涉及的范围很大，在当时固难实行，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却从这里突出地表露出来了。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先长兄返归浏阳，兴办算学馆和群萌学会，与谭嗣同联系密切，共同提倡新学，酝酿维新变法。先父寿田公，精于古乐，嗣同常向其学习琴操。琴止以后，嗣同和先长兄即讨论学术，兼及时事，谈到清朝政治腐败，丧权辱国，都感到无限愤慨。每到深夜，犹闻书室内高谈雄辩，声情激越。从此他们的友谊更加浓厚，决心为挽救中国而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这时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和其继任的徐仁铸，都是维新派人物，与谭嗣同及先长兄等合作，创办时务学堂和南学会，共同讲学以开风气，而“湘学新报”和“湘报”，亦于是时先后发行，宣传维新变法的意义和必要性。这样一来，湖南出现了蓬蓬勃勃的新气象，获得社会舆论的赞扬。

时务学堂是湖南新政中重要的一环，它于光绪二十三年成立，八月二十八日（9月24日）试，考取头班学生四十人，我是其中的一个。光绪二十四年春夏间，陆续招考二班和三班学生，与外课生并计，共师生二百余人。学堂的总理是熊希龄，他与总教习梁启超研究教学宗旨，是以振新政艺为大宗，而振新政艺，又以发明“孔教嫡传”为第一义；功课以孟子、公羊传为主。总之，时务学堂的教学，主要是宣传康有为的“秦王改制”的学说，为维新变法创造有利的条件。本来总数习梁启超及分数教习韩文举、欧榘甲，叶觉迈，皆康有为之门弟子，他们之所以阐扬师说，借此培养变法人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不过，梁启超去湘以后，韩，欧、叶三人讲学，已不株守师训，而力求与时势相适应，甚至有某些论点，如赞成资产阶民主政治，已超出了改良主义的范畴，在当时表现了较大的进步性。后来韩文举迭任上海“时务报”横滨“清议报”、“新民丛报”主笔，自号“扪虱淡虎客”，宣扬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欧榘甲著有“新广东”一书，主张广东脱离清朝统治者的羁绊，宣布独立，文长六七万言，在当时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至于当时与梁启超感情最浓厚、主张维新变法最坚决的谭嗣同，虽没有在时务学堂任职，但他对时务学堂是极力支持的，对学堂的学生，也很爱护。光绪二十四年夏，我偶患病，而他将赴北京参预新政，我持一团扇，请他留言以作纪念，忆有二句云：“我不病，谁当病者”，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微意，这也可以看出他伟大的自我牺牲的精神。
我在时务学堂读书，学习了一些新的功课，思想上得到很大的启发，星期日又往南学会听讲，得周知国内外大事和古今学术源流，裨益尤多。当时南学会谭嗣同及先长兄等，认为要挽救中国，首先应“作育人才”，否则百废莫举。有些人则认为应以治兵为急，兴学校次之，但谭嗣同及先长兄反对这种意见，而赞同当时维修派所提出的“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的主张。嗣同及先长兄的这种主张，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先长兄在写给仲兄才中的信里，谈到了这一点：
“……陈佑民（陈宝箴）中丞到鄂时，即闻浏阳有改书院之举，深以为然，且云省中亦当照办。湖南风气之开，当于是乎在。可喜之至！惟外闻时局日非，中外公，绝无振兴气象，国势危如累卵，未可如何！如我湘省得陈佑老力加振刷，厚植人才，则将来挽回大局之人，又未必不出自湖南，拭目俟之可耳。……”
在当时的形势下，陈宝箴这样的“力加振刷，厚植人才”，起了一定的作用，所以湖南的主张维新变法的先进知识分子，日益增加，连反动的洋务派头子张之洞也不能不承认。
时务学堂的学生，在我脑筋中印象较深的是慈利的李炳环，湘阴的林圭和邵阳的蔡艮寅（后改名锷）。李炳环与我同班，又同住一宿舍，两人意气相投，就换帖为兄弟。他对我说：“我们求学，所为何事？但求起衰振敝，上利于国，下泽于民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我们参加自立军起义，我留守上海，与狄葆贤共同担任后方接济和海外联系的任务。炳环赴汉口时珍重道别，除勉励救国外，没有说其他的话，其爱国热情，殊令人钦佩。林圭素仰慕谭嗣同之为人，谭亦甚器重之。他为时务学堂第二班学生，入学后，与我意气投合，常常谈论国事。有一天，他对我说：“朝廷纲纪败坏，达于极点，曾（国藩）左（宗棠）诸人掌握兵柄，苟举义旗，则倾复清室，反掌事耳。舍此不为，坐失良机，宁非大错：吾人今日求学，应以挽救国家为第一要义。”这在当时确是非常大胆的话。蔡艮寅考入时务学堂时，年龄较小，但他赋性性聪，在堂中的功和每月的月考，必居前列。他的母舅樊锥，学识淹博，思想激进，在邵阳颇有声名。艮寅幼年受到樊锥的教导，故早已蕴藏了改革弊政的思想。其次，他认为一个人要在社会上有作为，必须注意品德修养，他会对我说：“我们求学，是为了探孔之教精蕴，以匡济时艰，应淬励品德，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决不可随俗浮沉以自污！”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艮寅的见解和志气。
我们平日除得到学堂教习的教育外，还热情地和湖南力主变法的官僚如黄遵宪等联系，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新的启发。黄遵宪曾作有怀李炳环、蔡艮寅、唐才质的诗：
“谬种千年兔园册，此中埋没几英豪；国方年少吾将老，青眼高歌望尔曹。”
可见黄遵宪对我们的期望，是非常殷切的！
我们在时务学堂，都非常兴奋：一面求学，一面论政；而对于以王先谦、叶德辉、孔宪教为首的旧派的猖狂进攻，又要随时注意防御和反击。因此，我们当时的生活相当紧张，“堂内空气日日激变”（梁启超语），部分同学热情地追求着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且保持着一定的警惕心，坚决突破一切困难，进行维新活动。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1898年8月），湖南考选学生，赴日留学，时务学堂学生，多半投考，而录取的约七十人。大家正准备出发，而北京的政变突然发生，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时务学堂总理熊希龄，都革职永不叙用。省内创办的新政，绝大部分废除。考选留学生一项，亦无形取消，时务学堂的名义虽暂保存，但熊希龄已去，由汪贻书继任。教习欧榘甲、韩文举、叶觉迈、李维格等都已离校他往。留校的学生不过四十人左右。这一年十二月举行甄别，留校的学生更少。次年，时务学堂改名为求实书院，迁于落星田的求贤馆，另招新生开学。
我和一些同学离开时务学堂后，打算到湖北学习，但武昌两湖书院，对于时务学堂的退学生，拒不收纳，其他的地方也没有适当的学校，可以插足。光绪二十五年夏五月（1899年6月）我同范源濂、蔡艮寅（锷）三人，前往上海，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七月（8月）间，梁启超听说我们来沪，自日本寄函相招，又得到先长兄才常的资助，买轮东渡。到日本后，梁启超用以前在时务学堂教书的方法，让我们读书，写札记。随后时务学堂的学生林圭、李炳环、田邦璿、蔡锺浩、周宏业、陈为镒、朱茂芸、李渭贤等，都分别冒危险经上海而到日本，并我共十一人。梁启超在东京小石川久坚町，租了三间房屋，给我们居住，又延请日人重田，讲授日语等课，为投考日本学校的准备。
时务学堂被顽固派勒令改组的前夕（1898年9月下旬），先长兄应谭嗣同电召，将赴北京参与机要，才抵汉口，忽闻政变发生，万分骇愕，折回湖南，将家务处理安善后，即前往上海。其后周游香港、新加坡、日本各处，与海外侨胞联系，希望在他们的支持下来挽救中国。先长兄曾与康有为一度会晤，陈说清政不纲，国势危殆，孙（文）康（有为）两派亟宜团结合作，不可再背道而驰。但康有为坚持反动的保皇党的立场，拒不接受，先长兄怏怏而退。在日本时，先长兄由毕永年介绍，与孙中山先生相见于旅次，讨论在湘、鄂和长江一带的起兵计划，孙先生认为可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间，郑士良奉孙先生命，与武汉自立会相约，在广东惠州，同时起义以相策应。随后又介绍兴中会会员容星桥，与武汉自立会主事者林圭见面，谓可使参与机密；筹谋赞助，极是周到。从此先长兄的思想逐渐倾向于孙先生；至于与康有为，虽常通声气，但在思想深处已产生了一定的距离。

关于自立军起义的经过，史册上已有具体，但对富有票的性质及制发情况，则知者甚少，兹略于下：富有票是自立会入会的凭证，故自立会案，也称富有票案。富有票与当时的票币式样有点相同，中一行直下曰凭票发足典钱一串文，上面横写“富有”二字，右旁注明×字××号，遗失不挂，左旁注明年月日，并钤印曰“自立”。此票制版和印刷二事，主要由我负责办理。在自立军起义的前夕，先长兄恐起义以后，累及家庭，就派人前往浏阳，将祖父母以下老幼九人，迁至上海，在虹口租界隆庆里，赁屋居住。当年城市工业，犹不发达，上海人口稀疏，住房也多空虚。我在虹口租赁空屋一间，陈设家具，在夜深人静时，刻印票布。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将富有票散布于南北各省，并未为清朝统治者发觉。直到大通先期起事，机谋破露，富有票三字，才开始与世人相见。但是有许多人不了解它的性质，以为可以代替钱币，如款项缺乏，也可以向会友销售票布，以充军实，这是与事实不符的。当日发行富有票，目的在于使加入此会的人，能够通过此票，更紧密地联系，切实遵守信约，因此，它可说是自立会会员入会的凭证。
先长兄被捕前夕，已得到张之洞派兵围捕的消息，坐待之，李荣盛跟随先长兄多年，担心先长兄的生命危险，涕泣着对先长兄说：“公上有父母在，为什么不赶快逃走呢？”先长兄答道：“予早已决为国死，汝行可也！”李荣盛说：“公舍生，我岂是怕死的人。”亦留不去。未几兵至，遂被捕，清吏开庭严讯，先长兄厉数西太后罪恶，并说明起义勤王的重要意义。七月廿十八日，先长兄与林圭、李炳环、田邦璿、傅慈祥等二十八人，同就义于武昌天符庙，时称二十八烈士。清吏举烈士遗骸，葬于洪山，成一大塚。
戊戌年的夏天，先长兄在长沙送梁启超，韩文举和叶觉迈去上海，曾作五古一篇，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中只录了两句，辞句并有错误。
原诗是：
“丈夫重意气，孤剑何雄哉。良宵一灯青，啼匣风雨哀。不斩仇人头，不饮降王杯。
仰视天沉阴，揽衣起徘徊。民贼与乡愿，颈血污人来。我闻日本侠，义愤干风雷。
幕府权已倾，群藩力亦摧。翻然振新学，金石为之开。觥觥三杰士，市骨黄金台。
回首痌zhina，消歇无良材。庸中或铮佼，狺狺纷疑猜。我辈尊灵魂，四大尘与灰。
生死何足道？殉道思由回。岳岳三君子，蕴德妒琼瑰。浩然决归志，弃我沟中埃。
前席以置词，恨血斑云罍。欢会不可常，转眄黄发衰。湖山那歌舞，雾霿何昏埋！
吁嗟二三子，奴券惊相催，要当舍身命，众生其永怀！”
这一首诗，刻划了当时顽固守旧者的凶恶面目，戊戌变法时先长兄的政治抱负，刚强不屈的意志和不惜牺牲生命来挽救祖国危机的精神，更是跃然纸上。后两年，先长兄于为他所仰慕的理想而英勇地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