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术因缘而兴为世风之使然
　　武帝之雄才大略，于其初即位时即已表露无遗。检《汉书·武帝本纪》云（《资治通鉴》此事载之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此日期之差异于下文有关，故在此补明，可以参注（11）：
　　建元元年，冬，十二月，诏丞相、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1]
　　建元元年，武帝年方十七，初即位，即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并可丞相之奏，罢治申、商、韩、苏、张之言者，其意义之重大，无怪乎被后治史者称为“武帝即位辟头第一声，其一朝措施，即已于此露其征兆，定其准的”。[2]于此当注意者，即卫绾所奏罢之治申、商、韩、苏、张之言者，皆法家纵横家者也。然世谓汉兴之七十年，承秦之弊，行修养生息之治，国力大振。《史记·平准书》述汉武帝初年情形云：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栗，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3]
　　依上言，则后世史家盛称之文景之治，亦实矣。[4]然导其盛者，则首推黄老无为之影响，其时君臣，率尚黄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云：
　　汉初，黄老之学极盛。君如文景，宫闱如窦太后，宗室如刘德，将相如曹参、陈平，名臣如张良、汲黯、郑当时、直不疑、班嗣，处士如盖公、郑章、王生、黄子、杨王孙、安邱望之等皆宗之。东方朔戒子，以“柱下为工”，亦宗黄老。[5]
　　然考汉初黄老之实质，“仍然是严酷而毫不放松控制与镇压的‘法治'”。[6]若结合上述卫绾所奏罢之治申、商、韩、苏、张之言者，则可知卫绾所奏罢者，其实则为黄老刑名也。（恐以包括黄老刑名为妥）此开武帝世新兴势力与黄老刑名斗争之始也，然亦仅开大幕之一角也。其续者，则更烈更广也。检《资治通鉴》卷十七汉纪九略云：
　　（武帝建元元年）夏六月，丞相卫绾免。丙寅，以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玢为太尉。上雅向儒术，婴、玢俱好儒，推毂代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望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荐其师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既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余，对曰：“为治者不至多言，顾力行如何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事。[7]

二、儒生与儒表法里政策之构建
　　在此之前，建元元年冬十月[11]，又有董仲舒“天人三策”，此事对汉武世影响巨大，在此当详论之。《资治通鉴》卷十七汉纪九略云（董仲舒对策，限于篇幅只摘取三策之大概）：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之治道，对者百余人，广川董仲舒对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利太学以立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法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至汉得天下以来，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夫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以上为第一策之基本内容）。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治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而耻犯其上……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夫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业，教化之本源……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以上为第二策之基本内容）。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钜，故圣人莫不以暗治明，以微致显……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以……《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辟邪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以上为第三策之基本内容）”天子善其对。[12]
　　上所引文即史书所称之董仲舒“天人三策”，观其大概，对比武帝一朝之改正朔、易服色等诸多复古更化之内政，则谓董生此论为武帝一朝之“定国事诏”或“基本路线”，未尝不可。结合其对策末之“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辟邪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之日后实际情况，则后世称武帝因董生言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自此儒学一家独大，为政府之立国根本，亦非空论。若如此，则余此论文有何立论之空间，所论之儒表法里，又有何立论依据？为解此疑问，在此需一一讲明。

又同书同卷同纪略云：
　　（武帝元朔三年）是岁中大夫张汤为廷尉。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时上方向文学，汤阳浮慕，事董仲舒、公孙弘等……以古法义决疑狱。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与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者，与监、史清平者；上由是悦之。汤于故人子弟调护之尤厚；其造请诸公，不避寒暑。是以汤虽文深、意忌、不专平，然得此声誉。汲黯数质责汤与上前，曰：“公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国富民，使囹圄空虚，何空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为！……骂曰：“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38]
　　据此则可知张汤实为刀笔吏也，然观其与公卿之交，缘饰董仲舒、公孙弘之儒术，阴行奸诈残酷之法，较之公孙弘阿谀之术，亦不下也。而公孙弘、张汤之结合，前者为大儒，供以缘饰而尸位素餐；后者刀笔吏，阴以法术阿谀人主之欢，其两者结合实为汉武帝政策儒表法里之最佳表象也。行文至此，若再高谈汉武帝时儒术独尊，则其自欺欺人，不免为当世及后世有识之人笑矣。
　　汉武帝时其它一些复古更化政策，如改正朔、易服色、兴礼乐、行封禅等，其起源皆可推及董仲舒对策，然其实质均为于民无利、帝王个人之好大喜功之举。其虽根源于董仲舒对策，然距董仲舒之初意，亦远也。对策之空文，只是其缘饰耳。至于汉武帝一世诸多经济政策如盐铁官卖、算缗、均输、铸币、增口赋、鬻爵等，纵使一二政策于客观上些许有利于民，然其实质，仍为在上者所以满足其好大喜功之欲望耳，徒扰民也。钱穆将汉武帝一朝财政，视为汉室中衰之原因，确有创见。[39]
结论
　　文行至此可作结语。本文所论，为汉武帝一朝政策之儒表法里，然归其原因，实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之使然。所谓天时者，盖盛世之黄老无为不足用，儒术之应运而生也；所谓地利，盖汉武帝世功臣、外戚、诸侯均已扫平，国内无大患也；所谓人和，盖大有为之君臣，协大有为之人民，共同奋发也。其结果，于内仍承秦之政，仅加以儒术饰以太平；然于外则驰马塞北，封狼居胥，奠我华夏民族两千年之神威也。论及此，则儒表法里，亦不宜厚非也。
　　检《汉书·元帝纪》云：
　　帝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大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40]
　　宣帝所谓之汉家自有之制度，不知可否断定为儒表法里，还望就教于当世之贤达。
致谢
　　笔者论史，当盛谢者有二先生。先者钱穆先生，虽已作古然不妨与之神交，拜读其书折服其论，后学追友圣贤之心，还期九泉之下钱师之认可。再者邓师子美，道德文章言传身教，晚生受益匪浅，提携之恩更非只言片语可表感激者于万一。已受钱公再传东林之浩然，期闻邓师重演国专之幽香，无奈之旁客有如晚生者，于此一并感谢。

[29]汲黯责公孙弘布被为诈（见《汉书·汲黯传》）。王夫之言黯不责其大而责其小（语见《读通鉴论·卷三·武帝·一二》。王氏所指“小”者，当为其“布被为诈”；王氏之所谓“大”者，推之当为阿谀取宠也。据此则知王氏之一针见血也。
[30]《十批判书》郭沫若著，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85页。
[31]《汉代思想史》金春峰著，第100页。
[32]《中国思想史论（上）》，李泽厚著，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
[33]同注释10第92-94页。
[34]董生、公孙二人，若论学术，后不如前；若论为官，则前不如后也。而正因为董生之学术较公孙为胜，其为儒更醇，因此虽对策第一，仍难重用于汉武帝；较董生，公孙之儒学精义远逊矣，而其“司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得以布衣拜相封侯，位及终身也。然亦不可谓董生、公孙二人之儒术无一可取之处，徐复观认为“（董仲舒）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为政治提供了道德的最高依据，而在观念上也已突破了专制政治……，以致能缓和专制政治而不能解决专制政治”。（语见《中国思想史论集》，徐复观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页。
[35]《史记·酷吏列传》
[36]《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
[37]文帝世废肉刑，因缇萦请代父受刑而致（语见《通鉴》卷十五汉纪七，文帝前元十三年，然其除肉刑，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故有景帝世再减刑之事（语见《通鉴》卷十五汉纪七，景帝前元年条〉，其间虽有反复，然要之减刑之宗旨与趋势不变。然汉武帝元光五年张汤改刑律之举，则一转文景之轻刑之政策也。
[38]《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
[39]同注释2第163-198页。
[40]《汉书·元帝纪》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4]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6]钱穆.秦汉史[M].北京：三联出版社，2005.
[7]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8]钱穆.国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9]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10]W.M.Tu，“The Continuity of Being：Chinese Versions of Nature.”Confucian Thought．Albany：S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5.
[11]郭沫若. 十批判书.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12]李泽厚. 中国思想史论（上）.[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13]金春峰. 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4]Nicholas Emilioa,“The Principle of Propertionality in European law: a Comparative Study”. Lond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