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鸟试飞时，模仿成鸟；我们呀呀学语时，模仿大人。模仿，对于智慧尚未觉醒的婴儿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种学习手段，但它同样也是一种最为初级和低效的学习手段。模仿是为了学习，学习是为了开创，但如果学习变成了模仿，那就完全是舍本逐末了。但在中国从来都不缺乏这样的人，“小人”模仿“大人”，“大人”模仿祖先，一模仿就模仿了一辈子，却从无建树，为何？因为他们缺乏独立之精神。我们不是一直到现在都还热衷于树立“模范典型”，推崇“以身作则”，奉行“上行下效”吗？那什么样的人会需要有模范来参照模仿？没有自己独立意识的人；什么样的人会需要有大人来以身为教？始终觉醒不了智慧的低能儿；什么样的人会人云亦云，人行亦行？不会独立思考的人。

“言传身教”、“以身作则”这种理念，仅适用于教育和管理低能儿。而如果始终以“言传身教”来教育人，却不懂得启发他们的独立思维，那么教育出来的就是一群不会独立思考的弱智；始终以“以身作则”来管理人，却不懂得启发他们的自主意识，那么管理出来的就是一群只认头羊而不能实现自我管理的蠢羊。语言所能传达的东西，并非真知；我们所能模仿的东西，只俱其形。学习却不能得到真知真神，除了知识量的累加而最终变成一个人形图书馆之外，又有何益？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想答案也就昭然若揭了，因为我们自幼儿开始，就在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中，被泯灭了独立之精神。

让民众丧失独立之精神和自主之意识，从而失去独立思考和辨识真相的能力，只知道盲听盲信盲从，这，就是“愚民”。中国的愚民教育，源始于两千多年前的儒家，根源于其稳固君王统治的政治理念，然而直到两千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还在举国举民承受其害，从家到国，随处可见儒式教育余毒的残留。

比如，儒家认为天下是君王的私产，孩子是父母的私产，以至在家庭教育中，很多父母根本不把孩子当成一个具备独立人格的个体。要求其听话，抹杀其个性，摧残其身体，随意把自己的个人意愿附加给孩子，左右其婚姻，决定其喜好和前程。更有甚者“母凭子贵”、“养儿防老”，纯粹把孩子当成是工具。

而在学校，几乎就是家庭教育的延伸，区别只是把“大人”换成了一群填鸭工作者——教师。他们拿着标准答案去灌输，扼杀一切与标准有偏差的思想，取缔一切独立而特行的行为，最终把学生打造成同一条流水线上的产物。同时又以分数排座次，以成绩论优劣，从小就给孩子植入三六九等的高下对立思想。

入了社会，真正的“大人”出现了，他们高高在上，地位尊贵，享有诸多特权，我们得像孝敬父母一样把他们伺候好，“上行”则“下效”，“主忧”则“臣辱”，“闻风”则“影从”。唯一不需要的，就是有自己的个人想法，有独立的个人见解，有出格的个人行为，因为个人服从集体，而他们就代表了集体。确实，在没有自己独立思维的羊群中，头羊的意志完全就能代表整个羊群，所以中国人很容易被代表。而在这种充斥着愚昧和服从的整体大环境之下，又还奢谈什么独立之精神，自主之意识呢？连独立的人格都没有，又还需要什么人权呢？

儒家就完全不一样，他们一面以“仁义忠孝”来划分贤愚，一面以“上智下愚”来区分高下，一而以“君子小人”来对立分割人群，同时把百姓教育成没有自己主见的、不会独立思考的奴才，所以必须要上面有人来“管”着，就好像对待没有自主能力的儿童一样。低级教育手段再加上尊卑、贵贱、高下思想的植入，于是儒家的愚民教育成功了：官成了父母，成了“大人”，君王成了高高在上的天子，成了万民主宰；民自认卑贱，自认无能，自认无知，而自觉服从。同时在整个群体内，又因为儒家阴阳对立思维的影响而互相内斗不休，但是站在君王的角度上，却是方便维持平衡，统一管理。而且在儒家把持住全国基础教育和文化阶层之后，社会文化已定，大气候已成，君王也难以逆流而行，所以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历朝历代的君王们，无不尊孔尚儒。

众所周知，我们当下正处于一个“文化断代”的时期，由于文化断代，中国人失去了自己的“根”。近些年“国学热”、“汉服热”、“现代私塾”的兴起，可以说都是中国人在寻“根”的表现。但如果说中国文化的“根”就是华夏衣冠，就是三纲五伦，就是四书五经，就是忠孝仁义礼，我并不认同。长期以来，国内外都普遍流行着的一种学术偏见，即似乎儒家文化就可以代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一说到中国传统文化，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儒家文化的身上，认为道家文化可有可无、毫无价值，其实这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

春秋时期，齐国遵从姜太公“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以道治国之策，率先崛起，把一块人烟稀少的盐碱地发展成春秋五霸之一的强国。更由于其兼容并蓄、开放自由的特性，还创建了“稷下学宫”，直接催生出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盛况。反观毗邻齐地奉行“尊尊亲亲”，崇尚“周礼”的鲁国，也就是儒家“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诞生地，虽有“周礼尽在鲁”、“礼乐之邦”的美称，却不断上演弑君弑父、父夺子妻等丑剧，而且常年积弱，固步自封。

儒家学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完善，但在这大争之世却如同丧家之犬，被众诸侯王所弃；而道家学说自成型以来，就不断在治国、经济、民生、军事、文艺、医术等各个领域大放异彩，一直发展到战国末期“黄老独盛压倒百家”的局面。《史记》评价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不吝溢美之辞；而批评儒家“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事实上儒家也是直到乱世平定，汉朝开创之后，它所讲究的那一套东西才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大儒叔孙通为汉高祖刘邦编排宫廷礼仪，隆重肃穆，让刘邦不由高呼“我今天才算是知道做皇帝的尊贵了！”，儒家遂得以入主朝堂，并迅速发展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盛行中华。

《史记》有云：“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儒家既然已经独尊，道家之学自然也就像这汉朝国力一样，慢慢衰微，后至唐又复兴。唐朝李氏以老子后裔自居，并一度把道家经典列入科举考校的范围。然而由于统治者的需要和扶持，在儒、佛始终大兴于中华的形势下，道家最终渐渐隐没。

道家虽隐，但是传承不会断绝，因为道家学术“皆仰取诸象于天，俯查诸度于地”，效仿天地而为，“无为”而又“无不为”，如此则天地不灭，道家传承不绝。因此几乎每至汉民族从危亡到复兴之时，都有道家文化引领，力挽狂澜。当此文化断代之时，道家，又悄然复兴。因为“道”，才是主导宇宙万物“生生”的根源；因为道文化，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才是华夏巅峰文明的缔造者，才是中华民族散发活力和创造力的源泉。

对中国道家文化极感兴趣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曾提到一个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失去了道文化的土壤，中华民族的创造力被扼杀了。回顾历史，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黄金时代，是在汉朝，而巅峰其实也是在汉朝，自儒术独尊之后，就一直在走下坡路，尤其是古中医学。《伤寒论》在当时只能算是本通俗读物，而到现代尽然无人能通能懂，因为道文化断了，最重要的理论体系丢了，结果中医从“覆杯而愈”的神奇疗效，发展到现在的“只能养生，不能治病”，甚至面临被取缔之难，一代不如一代。

李约瑟也说：“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像一棵烂掉了根的大树。”道家思想为何能成为中国之根柢，因为它高度释放了人的自我，觉醒了人的独立思维和创造能力，所以“中国人性格中有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源于道家思想”。道家的代表人物中，无论是老子的“道德”，还是庄子的“逍遥”，还是杨朱的“一毛不拔”，无不把自我精神的独立性体现到淋漓尽致，因为只有在精神独立的基础上，才能与天地相往来，才能感悟自然，才能领悟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