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化满为汉，逐步取消国族称号，形成统一之民族帝国”：
关于化满为汉，似乎是诸条改革意向中最敏感的。但事实上，这一点，恰恰是满族内部改革派一直以来讨论最多的。
谁第一个提出这个建议，还需要详细考证。但可以肯定，至少晚清“六朝贵重”赛尚阿，就向咸丰皇帝提出个这个建议。
这位历史上有名的“草包大臣”，军事上乏善可陈，两次作为钦差领衔围剿太平天国，被揍得大败亏输，直接导致太平天国运动一发而不可收拾。不过，其对政治形势的判断，却颇为清醒。在连续遭到太平军与各地起义民众的打击后，其上书咸丰帝，说：
“……民不助官而助匪，士绅畏匪亦不助官，湘赣之地，民情汹汹，皆非属意朝廷……或云国族显赫，不近汉民，两相峙立，宛若云泥……国族势微，生口日希，其并立之根由，当又思之……”
虽言语模糊、语气委婉，但质疑满族作为一个“人口稀少”的统治民族，是否还有必要独立存在，确实显而易见。

“2、化八旗高层为世袭贵族，剥夺其行政权”
这个建议，是清朝的英籍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提出的，并得到了后来英国政府中同情清廷改革派的官员的支持。
英国负责殖民事务的官员，在会见清朝出洋大臣时，详细介绍了这个建议：
“统治民族并不是一个整体，他们的上层和中下层，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统治者需要重点呵护的，是上层，而不是中下层……将统治民族上层转变为贵族，让他们可以世代传承荣誉，但不可负担行政责任……中下层则等同于主体民族……欧洲的经验表明，这是转变主体民族对统治民族敌意的最好方式……”
后来，载泽在上书慈禧时，曾解释：
“国族勋贵守旧、因循，无能为也。空置荣衔而捧之，不可任事，亦不可给钱粮，数代则泯然汉民也。”
可见，载泽的意见是更进一步，将满洲勋贵阶层搞搞挂起，既不让当官，也不让发饷，直到他们自己承受不住这种“荣耀”，而主动化入汉族。

”3、化八旗中下层为民，授予口分田，自谋生路“
这个建议，其实是对已经逐步实施的政策，加以理论化与正常化。
早在乾隆时代，就实施了大规模”出旗为民“的措施，所出八旗超过40万人，占当时八旗总丁口的七成以上。
当然，乾隆实施”出旗为民“，更多的考虑出于维护满洲八旗生计，并暗含着对汉八旗的民族防范心理。
但至甲午战争后，八旗钱粮的沉重压力，已经让清政府不堪重负。而大规模克扣钱粮、截留钱粮，又让各地驻防八旗生计无着，以致出现大规模持续性的”逃旗“。
据民国时代的统计，截止辛亥年，除南北两京外，各地主动”逃旗“的人丁数超过35万人，占八旗总人数的五分之一。
也就是说，无需清政府做任何改革，只要再持续20年，八旗自动消亡了，因为都”逃光了“！
鉴于此，主动解散”八旗“组织，让八旗兵丁变为农民，并主动融入汉族民众，是当时满族内部改革派的一致要求。

“5、承认国初覆明之屠戮过重，化汉民之民族情绪为统一帝国之爱国情绪”
对于满族统治者而言，极力掩饰明末清初时对汉民族反抗者的残酷杀戮与迫害，是一项一以贯之的“历史任务”，也是维护其统治合法性、贬低南明历史地位的主要行动。对此的政策调整，在满洲勋贵内部，阻力巨大。
但是，满族改革派已经意识到，当国内阶级矛盾以民族冲突的形式暴露与激化后，主体民族的民族意识觉醒，将首先以对统治民族的愤怒为祭献，并通过毁灭统治民族来彰显其主导性。
这种情况下，唯一的解决方案，按照当时德国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的话说，就是：
“诚恳地顺从主体民族的民族情绪，说让他们高兴的话，做让他们高兴的事，融入他们，成为他们……将他们的民族情绪，推进为热爱整个国家的情绪，将民族情绪转变为爱国情绪，并利用这个情绪，巩固我们的地位……”
事实上，整个满族改革派，一直以“变民族情绪为爱国热情”为核心，制订了种种计划与政策，试图诱导满洲统治阶层“低头认错、换取谅解、携手为国”，同时希望推进“国家观”来取代“民族观”，淡化汉民族士绅阶层的对抗情绪。
当然，从历史发展看，这样的行为在整个时代大趋势下，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6、皇室名义统领新军，以外聘之英法退役军人领军，以军校之优秀汉臣继任，期以二十年为限彻底淘汰旧式军旅”
清末的中国军队，八旗早不堪战，绿营亦已腐朽，用以拱卫皇权的，是以乡勇民壮为基础建立的“临时治安军”，即湘军、淮军、楚军等。这些军队，本质上仅仅是以自卫名义聚集、以获取基本生存资料为目的“武装集团”，而并非近代民族国家的经制武装。
他们普遍存在“一次性消费”的特性，即只能打一场打仗，如湘军之于平太平泰国、淮军之于剿捻、楚军之于扫浙闽余匪等等。仗打完，金银子女抢够，军队整体就失去了继续战争的欲望，倾向于成为安享胜利果实的利益集团。
也正因如此，左宗棠平甘陕回乱，只挑选少量楚军嫡系，而遣散大部军士，却到战乱的西北自行募兵，喊出“与关中豪杰共事业”的口号。不是其不想用嫡系楚军，而是大战方定，楚军已不堪战，过了“一次性消费”期，只能另起炉灶了。
满族改革派在二次鸦片战争后，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在甲午战争中，彻底看清农耕时代“乡勇壮丁”与近代民族国家国防军的差别，并得出“建新军以卫社稷，断不可用八旗、亲贵、勋旧子弟，其人守旧无耻，用之而新军亦旧军矣。”
以皇帝本人为名义统领，以外籍雇佣军为教员，以汉族新一代军事主官为骨干，建立一支近代化国防武力，是满族改革派认为唯一可行的军事改革道路。
当然，这一计划在实施过程中，竟然成为绞杀满清政权的第一道锁链，就不是其所能预料的了。

“7、取消一切满族皇庄、皇田、皇社，择各省失地难民分发，以十五年地租抵折，伺后地权属民”
皇庄、皇田、皇社在清时，既属于爱新觉罗氏的私有财产，亦具有国有资本的部分属性。它们的来源比较复杂，大致有三类，即清初曾短暂施行的跑马圈地运动、历任皇帝对八旗旗产的剥夺、以及各时代对犯官家产的抄没。
与八旗制度的逐步败落不同，皇庄、皇田、皇社从诞生之日起，就因其高度垄断性与非竞争性，而具有后世国有企业的几乎一切特性：权责不清、人事关系混乱、生产效率低下、灰色交易频繁等。
这种情况下，满族内部的改革派们，一直将改革皇庄、皇田、皇社作为重点要务，其认为“天子之德，唯在惠民；天子之贵，不在私产；国初圈地，本自弊政，残民之苛，犹甚诛掠……宜化皇田、社为民产，略做折价，授予细民，务使田土不荒，产出丰盈……”
这个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实践。1905年至清亡，清廷陆续转让皇庄、皇田、皇社合计250公顷，约占爱新觉罗氏名下私产的一半。但需要指出，这些转让出的田产，绝大多数流入地方乡绅、宗族手中，并未实现改革派“择各省失地难民分发”的目的。
（最后说一点，据统计，清中后期皇庄、皇田、皇社总数约550万公顷，这个数字占当时全国有效耕地总量的1/10，更是所谓“贪刻尤甚”的明朝皇族占地数量的30余倍。这有力回击了所谓“有清一代，皇室自奉之简，秦汉以下，当居第一”的谀词。）

“8、取消满族内务府、皇商、皇场，成立独立核算之国有公司运筹国计商事，不限民间自营工商；”
满清内务府、皇商、皇场，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奇葩存在：
在顶层，内务府将一切有关皇室的商业经营活动，转化为行政垄断行为，从中牟取高额利差；
在地方，皇商、皇场蒋一切商业、工业行为转化为垄断性经营活动，并随时准备接受内务府的二次提现。
这个奇葩的垄断经营体系，在明末支持满洲军事集团掠夺中原财富、人口起到了较大作用，并对清初清廷发动重大军事行动起到了财政支援作用。
但是，其产权不清、行政主导、资产模糊的特性，注定了其根本不具备正常的工商产业优势，只能依靠垄断权力获取利益。至清末外国资本蜂拥而入，这种垄断经营权力被打破，这个三位一体的垄断体系，再也不具备权力优势，迅速衰败。
满族改革派在重点参考日本“殖产兴业”和英国“产业立国”的国策后，认为：
“内务府、皇商、皇场析产不清、易货不明、官商不辨，断无扶植之理……
以军需、冶铁、船舶之重，私商断难衢当，宜建国有之巨商，本金国初，经营任贤，不预官设，全由商营，一为足供国家府库之需；
其余商业，如纺织、治器、机巧等项，皆任民商经营，但需引照缴税，官府断无干涉之理；
总需公、私两宜……”
简言之，就是攸关国计民生的重工业，由国有资本经营；而轻工业与奢侈品制造业，由私人企业经营。
这个改革理念，因为与当时流行的“实业救国”理念暗合，故直到清亡后，依然常常被民族资产阶层所引用。

“9、核算一切之流通银钱，逐步铸造银元，回收银锭，挤斥外币，实现货币之自主”
满清的货币体系就是一个闹剧，至晚清时，闹剧更变成了悲剧。据英国驻华外交人员的统计，20世纪初的中国，同时通行约170余种货币，其中竟没有任何一种是清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
这种异常的货币结构，不仅造成了显著的息权外流，更严重影响了中央政府干预社会经济运作的能力。
事实上，1900年代的清廷，甚至不具备历代中原王朝政权通常具备的平抑粮价、食取银息的基本能力。
对此问题，满族改革派认为一切的根本是“实银易物，取息不易”，因此，应该“以币易银，枢府统发”，也就是由中央政府发行基础货币，来取代市场中的现银交易，同时“法币衡定，渐逐外币”，在经过一个逐步淘汰过程后，将外国货币排挤出中国市场。
现代看来，以上认识仅仅停留在货币政策的最肤浅阶段，并未触及实体经济支撑、货币基础度量等实质问题，不可能真正的解决晚清政府面临的严峻货币形势。
事实上，直到19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发行法币，才初步做到了对中国货币体系的整合。

“10、取消科举，实行官吏一体考核，逐步剥夺地方乡族之族权，由基层枢府之组织全取代。”
这一条，其实分位两部分。
第一部分，废科举，建立公务员考试制度；
第二部分，废除乡绅宗族体制，建立近代垂直政府干预体制。
其中，第一部分在清末所有改革中，争议最小，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就不断被各改革派提出，并最终在1906年完全废止；第二部分则遭到异乎寻常的强大抵制，而抵制力量，则完全来自于汉族乡绅地主阶层。
应该指出，在催化清王朝坍塌的一系列变革中，以上两项是直接的导火索。
虽然满族改革派的本意，是通过建立近代化国家公务员准入机制，加强国家对社会事务的干涉能力，强化国家管控手段。
但是，废除科举直接将几乎所有汉族知识分子的“入仕”通道切断，从而完全割裂了这个阶层与满清政权的利益联系；
而废除乡绅宗族体制，则直接向延续千年的中国基层权力统制模式发起挑战，赤裸裸地剥夺士绅基层的基础权力，从而引发了全面的报复性反抗。
需要指出的是，国家政权与乡绅对社会基层权力的争夺，跨越整个清末、民国时代，一直延续到共和国初期，并以乡绅阶层的集团性毁灭终结。

分析满族改革派提出的改革措施是否可行，不能单纯的从政策合理性、措施可执行性着眼，而应结合清末特殊的时代背景，以及中国上千年代代相袭的特殊社会结构。
清末中国国内的矛盾，既有满汉民族矛盾，也有帝国中枢与地方督抚的利益矛盾，还有汉民族内部乡绅宗族阶层与贫雇农阶层的矛盾。这些矛盾彼此纠缠，时而此重，时而彼轻，其根源完全在于矛盾主体间的利益碰撞：
太平天国、捻乱、义和团等运动期间，当反体制的汉民族起义武装对现行乡村统治秩序构成巨大威胁时，乡绅宗族阶层便暂时放弃与满清统治集团的角力，而全面顺从与支持满清统治，打击本民族的武装斗争；
“同光中兴”时代，满清统治阶层鉴于“天下督抚，国族其一，汉官其九”的局面，以种种权谋挑动汉族官员集团内争，从中取利，直至清末，终于又出现“满汉各半”的局面，重新激化满汉民族矛盾；
而无论汉族督抚，还是满人地方官僚，借助洋务运动截留地方财政，编练省际新军，招募私人幕僚，甚至沟通外洋，则又无分满汉，皆与满清中枢拮抗，造成中央与地方矛盾的持续激化。
各种社会矛盾彼此深结，为满族改革派提供推行改革计划的政策空间。
当然，此空间异常狭窄，其中闪转腾挪处，非极其高明的政治权谋不可驾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