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最后在大渡河败亡这段历史，是近年来太平天国研究者所着重讨论的问题之一，但论者大多探讨石达开的结局，即真降、假降和“舍命全三军”的问题，亦即晚节问题。对于石达开如何进入紫打地，是不是因听了曹卧虎的主意才“误入”紫打地，而导致最后败亡，却很少有过专题探讨。论者大多认为曹卧虎出了馊主意，把曹卧虎当作无能之辈加以贬斥。其实，这是不公平的。曹卧虎是入川后石达开的军师，从他替石达开起草的致骆秉章书，以及致王应元借路和要求通商等文件看，是个才思敏捷的知识分子。但其人身世已不可考。石达开的军师原为元宰张遂谋，但离开广西时即不见其活动，可能在出广西时牺牲了，曹卧虎大约就在这时接任军师。但对曹卧虎有史可征的只有大渡河畔石达开败亡前不到一个月时间，才见其在军中有所谋划，其余皆未见记载，这里我想就曹卧虎在这段时间的献策，略作一些分析和评述，并对曹卧虎其人作出应有的评价。

一、曹卧虎为什么献策进入紫打地
石达开两次入川均未能立足，但能不能入川，并在成都一带站住脚根，是关系到能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战局的大问题。石达开为争取有一个新的局面，必须再度入川。为此，于一八六二年冬，派中旗赖裕新率兵沿川、康边界北走，本意是策应石达开再度入川之军，但这支部队在一八六三年三月到越□厅小哨汛、中州坝一带，被清军击溃，赖裕新牺牲，中旗败亡。石达开在失去前军策应的情况下，仍按原计划，取道川、康边境，想抄近路抢渡大渡河，然后挥师东向，直抵成都平原。遂于一八六三年二、三月间自滇北昭通府境内，经米粮坝渡过金沙江。四月间到达宁远府（今西昌县）的白果湾。五月初自宁远北上，但自此要到达大渡河只有两条路，即大路和小路。大路当时有土司兵和清军拦阻，而且大渡河自安庆汛到万工渡二百里只有十三个渡口，此时大多已有清军驻守。骆秉章在一份奏折中说他在击败赖裕新的同时，已经估计到石达开会“乘势急进”的，于是便“急调总兵萧庆高、何胜必湘果中右两军兼程驰赴雅郡荣经以为后劲，而防奔逸，并札饬邛部土司岭承恩带领夷兵，将越□大路各隘口札断。”（《太平天国》第二册，第782页。）这样一来，大路是不可通行了，要想抢渡大渡河，就只有抄小路到紫打地。在这种情况下，曹卧虎向石达开献计，其计曰：“询诸冕人，便捷莫如小道，且无妖（清军）。看大王鼓行而西，军到即克小河，直据松林土署，珍奇米粟，俱为我有，用以犒军，自松林入泸定，经天全，绕邛州油榨沱，转瞬军逼成都，兵家乘虚主速行。”（都履和：《翼王石达开□江被困死难记》，《新中华》复刊第三卷第九期。）这个建议的要点是：一，大路不通，只有走小路；二是紫打地没有清军驻守；三是军到紫打地即克松林河，并占据松林土署；四是兵家乘虚主速行。

从上面计策看，如果要追究曹卧虎应负的责任，那就是石达开部该不该走小路，是听了曹卧虎的计策才走呢，还是石达开非走小路不可呢？当时石达开的总目标是抢渡大渡河，直抵成都平原，大路走不通，只有走小路，这也是石达开的主张。后来石达开在追述这段历史时说：“经宁远，恐大路有官兵拦阻，改走西边小路，只要抢过大渡河，即可安心前进。”（《太平天国》第二册，第781页。）可见，走小路在当时是势在必行的。况且，走小路到达紫打地也并非只有死路一条。事有凑巧，恰好这个行军路线和七十年后中国工农红军抢渡大渡河的路线是一样的。据一氓《从金沙江到大渡河》一文说：“过大渡河，由会理出发，有一条路是经过西昌，翻小相岭，从越□到大树堡渡河，对岸是富林，这是走成都的大路，另一条是经西昌到泸沽后，向左走到冕宁，经一个倮倮区域，直下大渡河边的安顺场（即紫打地——引者）。这是不容易走的小路。第一条走不通，敌人已在富林、大树堡布置了重兵，堵截我们，只得选定后一条。”处境和石达开非常相似，但事在人谋，紫打地并不是肯定的绝路，否则工农红军就不会选择在紫打地渡河。石达开的军师曹卧虎当然知道紫打地是险境，所以他主张“军到即克小河，直据松林土署”。这里说的小河当指松林河，如大军跃过松林河，占据松林土署，在部队取得补给之后，便可由泸定桥，趋天全、邛崃，直抵成都平原。过松林河虽然不如过大渡河后顺当，但却比紫打地险境来说要安全得多了。事实上，大军只要过松林河，清军凭几个土司兵力是很难阻挡石达开前进的。

然而，石达开却没有接受曹卧虎的建议，兵到紫打地之后并没有“即克小河”，以致贻误军机，最终导致全军覆灭。石达开部是一八六三年五月十四日凌晨到达紫打地的，当时土司王应元只有土司兵五百人，团练五百人助守松林土署。而石达开军有二三万人，而且松林河上的铁索桥还没有撤除。如果石达开到达紫打地之后，立即克松林河，占据松林土署，是不难成功的。但是，石达开军到紫打地后，却按常规的行军作战进行了部署，让部队休整，征集粮食。一直到当天下午，才对大渡河进行试渡。据薛福成在《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中说：“按达开初到大渡河边，北岸实尚无官兵。而骆文忠公奏谓唐友耕一军已驻北岸，似为将士请奖张本，不得不声明其防河得力。”（见《庸庵文续编》卷下。）北岸无兵，薛福成说是唐友耕亲自告诉其弟的，唐友耕是大渡河拦截石达开的主要当事人，其言当属可信。可知，石达开在这一天是足有回旋余地的，如按曹卧虎之议，即克松林河，形势当有很大改观。退一步说，如果石达开不想走松林河经天全这条路，就应在到达紫打地后立即抢渡大渡河，乘北无清兵，先控制一码头，然后再从容飞渡，也不至于全军覆灭。

但是，就在第二天一早松林小河、大渡河的河水陡涨数丈，薛福成在上引文章中说，第二天一早，石达开“遣贼探视，忽见大渡河及松林河水陡高数丈”。骆秉章在上引奏疏中也说“是夜松林小河及大渡河水陡涨数丈”。石达开在“自述”中也说是“河水忽长”。由于河水陡涨，水流过急，加上两三天后，唐友耕已带清兵到达北岸，王应元拆除了松林河上的铁索桥，给抢渡造成难于克服的困难。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如果按曹卧虎关于“兵到即克小河”，“兵家乘虚主速行”的建议去做，石达开就不会被困在紫打地，可是石达开动作缓慢，丧失时机，其错恰恰在于兵家没有“乘虚主速行”。可见，紫打地被困，其错在石，而不在曹，这是历史事实。

二、关于罢战求和及南撤突围策
河水陡涨一直到五月十七日才稍平静，当天，石达开组织抢渡，由于水流急，北岸已有清兵轰击，没有成功。自此以后，大规模抢渡至少有三次，即五月二十一日、六月三日和六月九日，但都没有成功。这时，石达开部伤亡惨重，粮食奇缺，士兵已处于饥饿状态。在第二次强渡失败之后，曹卧虎再次献策，以石达开名义致书于应元，要求罢战让路。这件致王应元书自然出自曹卧虎之手，其中写道：
缘予恭奉天命，亲统雄师，辅佐圣主，恢复大夏。路径由兹，非取斯土。贤台不知师来之意，竟尔抵拒，姑无足怪，幸尔（我）两边，兵未损折，不特我师所来尔境，不犯秋毫，而且许赠良马两匹、白金千两与贤台，为犒军之资。他年天国一统之后，定有加封贤台也。（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1640页。）

王应元本是奉清军之命来堵截石达开部的，如今石达开身处绝境，正是王应元报效清廷的好机会，自然不会同意给石达开部让路的。于是王应元给石达开复了一信，表示要与石达开“一战必尽乃止”。曹卧虎此计没有见效，石达开处境更加困难，军中宰马为食，尤不能供将士一饱。曹卧虎无可奈何，又献一策，“即希望王应元“令”四面通商，俾得军民两便，庶军需易得购买。我军免进攻小河，则不独松林兵勇安宁，而松林百姓通商受益”（都履和：《翼王石达开□江被困死难记》，《新中华》复刊第三卷第九期。）这个献策同上一个计策一样，被王应元拒绝，亦在意料中之事。
石达开强渡不能，求和罢战不得，周围敌军又步步进逼，清军谢国太、王应元两军已逐步挤过松林河，土司岭承恩占领马鞍山，居高临下，监视石达开军的行动。南面的王松林部也在逐步北移。石达开部既无粮食，又无弹药，再次抢渡已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曹卧虎在极度紧迫中献了第三策，即劝石达开“由海棠大道突围南行。”（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1555页。）在当时处境下，这个计策恐怕是唯一可行之路。虽然突围，损失可能十分惨重，但还有保存一部分实力的希望。但当石达开正在犹豫之际，西面的谢国太、王应元已率部风涌而至，南面的岭承恩也直扑紫打地。六月十一日中午，即曹卧虎献突围计后的第三天，石达开率余部七千余人东走，取道岩□。当时紫打地三面受敌，惟岩□一路可通，但是路极狭窄，峭壁参天，一面是河水急涌，部队行动已很困难，大河北岸清军周岐源部又用枪袭击岩□。后有王应元派兵追击，王应元本人率部用木、石滚打石达开部。石部损失严重，走了二十多里，损失兵员达十分之五六。都履和在上引文章中继续写道：石达开“是夜宿此，应元复整队围之。未及旦，达开统残部溃围而去。应元跟追，夺获印信、旗帜、军械、马匹亦复不少。至利济堡，应元复集队驻营山民舍堵截。达开见老鸦漩水势险恶，料不能涉，亦收队据其地。入夜昏黑，饥甚，觅食无所得，有相杀噬人肉者，达开莫能禁。”石达开部队陷入到无法坚持的最后阶段。

在这段时间，曹卧虎献计于危难之中，综观三计，前两计愿望虽好，但不可能实现。作为军师，曹卧虎当然知道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要使王应元同意通商和让路都是不可能的。但他还是献了两计。第三计南走突围，看来石达开没有决心，曹卧虎献计也为时过晚。如能在谢国太，王应元、岭承恩兵逼近之时突围，还是有部分成功的希望。这三个计策，不算馊主意，都是在无可奈何之下的一线希望，可惜都没有能获得成功。

三、关于背水一战之策
石达开被困在利济堡时，尚有部队二、三千人，惟粮食基本断绝，继续生存下去已有困难。但这些士众大多身经百战，也大多知道清军的残酷，并不主降。面临全军覆灭之际，军师曹卧虎献了最后一计，即主张背水一战，胜则突出重围，败则全军自主帅到士兵一起投河，付诸清波。本来曹卧虎此策是和石达开的原始思想相一致的。石达开在要求王应元让路被拒绝之后，曾写下“大军乏食乞谁□，纵死□江定不降（许亮儒：《擒石野史》。）”的字句。石达开是想血战到底，最后死于□江的。应该说，曹卧虎的建议石达开是应当接受的。但与此同时，宰辅曾仕和则献诈降计，主张到洗马姑诈降于杨应刚、岭承恩部，等部队过河即劫粮，反戈突击，越出重围，石达开从其议。对此，许亮儒的《擒石野史》有过较详细的记载，许亮儒是当时参与军事的，在王应元部为记室，对石达开在大渡河覆灭情况当比较清楚，尽管《擒石野史》有文学夸张，但也不至于过多虚构，所记事实当基本可靠。有关石达开不采纳曹卧虎背水一战之策，而采纳曾仕和的诈降计是这样的：
至利济堡，应元复集队驻乡民舍堵截，达开见老鸦漩河水势险恶，料不能涉……叹曰：“孤畴昔攻城略地，战无不利，今误蹈险地，一蹶不振，此天绝孤，非孤不能为诸卿解危之过也。”……曹卧虎曰：“事急矣，明旦请收拾余众，妖来背水一战，幸而胜利图前进，不胜则主臣越彼清流，断不受斧□，惟王留意焉。”达开日：“诺”。曾仕和又进言曰：“王请勿虑，适谍报南去溯谷流而上十里即梁（凉）桥，逾桥则为洗马谷（姑）场，越□营参将杨应刚、土司岭承恩各率数百人阻去路，明日我军诣梁（凉）桥，宜表诈降，侯济河劫粮，斩木猝攻，声威则无不复盛者，何待毙为？”达开壮其言，即令曹卧虎引炬据石为席，援笔成表，达开怀之。至半夜，突报曹卧虎已投江。

曹卧虎违心地替石达开写下了一个诈降表，据后人推断，这个诈降表可能就是后来见到的石达开致骆秉章书。但许亮儒这个记述并没有交代诈降表的内容。记述只说曾仕和献诈降计，石达开从之。以曾仕和谈话内容看，是率部到凉桥向杨应刚、岭承恩献降表，等到过桥之后，再“斩木猝攻”，杀出一条血路。应该指出，曾仕和的诈降计确是主张诈降的，和石达开后来的“舍命全三军”的投降决策并不是一回事。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诈降和真降是没有严格界限的。在军师曹卧虎看来，诈降是不能成功的，因为杨、岭即使相信石达开的降表，也绝不会让石达开率部轻易渡过河去。所以，曹卧虎写完降表之后，即投河自杀，以此劝谏石达开不要行诈降计。
决战和诈降，在当时都是关键性的决策。曾仕和之所以提出诈降计，并为石达开所采纳，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清军乘石达开进退维谷之际施展对石达开的诱降活动。清军诱降的根据是石达开“四面受敌，又困于雨，断桥不能渡，四面营盘，日出锐师轰击，夜遣悍勇砍其营寨。夷兵惯用飞石，名曰长靶锤，不时飞击贼寨，贼又粮尽无所掠，进退战守俱穷，颇有降心。”（光绪《越□厅全志》卷六《武功》。）这是清将周岐源的判断，这种判断当然也不是一点根据都没有的。首先是石达开穷蹙，粮草全无。其次是一部分部众由于饥饿而无斗志，有个别不坚定分子，甚至已在进行投降活动。但是，石达开和其他大部分将士并没有降意。后来清军派王松林、杨应刚到利济堡石达开营劝降，尽管杨应刚等先“贻书约誓，待以不死，贼未之信也，而贼之伪李宰辅、伪曾宰辅等俱欲伤应刚。”当石达开决定“舍命全三军”时，“达开信之，与之订盟。翌日并马出紫打地，（应是出利济堡——引者）至乔白马，贼之卫队刀枪围绕者万众，应刚不为动，但同王松林力劝使行。”（光绪《越□厅全志》卷六《武功》。）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石达开的大部分部众并不主降，如果以石达开为核心，这种凝聚力量尽管在最后时刻，还是可以奋战一阵的。如从曹虎卧所议，背水一战，尚有可使能一部分将士突围成功。

但石达开既然同意了曾仕和所议，并令曹卧虎写了诈降表，虽然表示“（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但却希望清军能“宏施大度，胞与为怀，格外原情，宥我将士，赦免杀戮。……则达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然达舍身果得安全吾军，捐躯犹稍可仰对我主，虽斧□之交加，死亦无伤。”（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61页。）从这些内容看，石达开对清军的诱降是产生了幻想的，他以为只要割掉自己的脑袋，就可以保全将士的生命。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石达开从同意诈降到同意投降，中间的质变是清军诱降造成的，但石达开主降的起点却是从接受曾仕和诈降计开始的。看来，石达开过于讲义气，也过于善良，他只知道牺牲自己在所不惜，却没有想到敌人既要石达开的脑袋，也要石达开部众的脑袋。骆秉章之流，为了诈骗石达开投降，他们可以答应“达开降免死”，也可以在洗马姑竖立“投降免死”旗，至于石达开提出全三军等条件，敌人如何答复，无史可征。但清方既然早定“密计”来“诱擒”石达开，他们是可以全盘答应石达开提出的任何条件的。
石达开毕竟是一个久经沙场的悍将，当他同意盟约投降，并率曾仕和及五岁儿子石定忠赴清营后。看到敌人并不信任他们，并于第二天，即四月“二十六日，应刚复令应元等戒备，以防诈降。二十七日，唐友耕兵自北边来。应刚即协释达开父子及官佐护送渡河，部属二千余仍留堡地安置，并允以数日休息，给资遣还。五月一日，友耕复石达开，亦诳抚之。惟达开见所部阻渡，诈降计绌，阴自悔恨。越日，友耕竟派队送达开诣成都，旋被害。部卒二千余，则于五月五日，悉杀于大树堡。”（许亮儒：《擒石野史》。）这段记述，透露了石达开投降之后，第二天当清军把他和部众分开时，他已省悟过来，悔恨当初不该从曾仕和的诈降计。并且已经意识到自己受骗，被杀在所难免，而部将的安危也使他忧心重重。从这时起，他在敌人面前枭杰之气，见于眉宇，没有半点求生之意。说明他对敌人已经不再抱有任何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