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到1949年，岳父到冀北电力公司北平分公司会计科工作。那时候，岳父对国民党的腐败认识的越来越清楚。有一次，有人托岳父到一个国民党团长家里捎一个信，岳父来到他家以后，一敲门，开门的不是人，而是一条恶狗，恨恨地咬了岳父一口。从此以后，岳父不仅对狗很反感，而且对国民党的统治更加反感。
1949年初，北平刚刚和平解放，岳父马上就带头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第四野战军军需后勤部工作。为此，刚刚诞生不久的人民日报还刊登了他报名参军的消息。
岳父参军以后，还积极报名南下，到了武汉。
岳父又报名参加剿匪，未获组织批准。于是，1952年，岳父转业到了国家计委统计局综合处工作。
1953年，岳父又到了北京煤炭干部学校数学教研室任教。
1957年，因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言论，岳父被打为右派，个人及家庭都受到了影响。
1962年，岳父到北京矿业学院数学教研室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矿业学院被迁到了四川省合川县三汇坝，除儿子插队外，岳父全家都被迁走，北京矿业学院也改名为四川矿业学院。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四川矿业学院迁到了江苏省徐州市，更名为中国矿业学院(后又更名为中国矿业大学)，岳父随校来到了徐州，在四川矿业学院数学教研室工作工作。
1978年，岳父被评为中国矿业学院院先进工作者。
1979年，岳父的右派问题终于得到了更正，他的第二个春天来到了。从此以后，他更加努力工作，在数学教育领域耕耘不止。1982年又被评为系先进工作者。
1985年，岳父光荣离休。然而，他仍然在讲台上继续耕耘，一直到1999年才离开了心爱的讲台。
我是1988年春节前夕认识的岳父。那时，我刚结婚，爱人带我第一次来徐州。下火车后，岳父到站台上来接我们。虽然是严寒的冬天，他上身只穿着一件黑色的呢子大衣，头上戴着一顶蓝色的呢帽。岳父把我们接到一辆普通的轿车上，由司机送到了家中。后来，我了解到，由于岳父属于离休干部，每个月都可以享受60公里的轿车待遇，但是一直到他离开徐州，他只叫过三次车，这是一次，那两次是送我爱人去医院生孩子和接孩子出院。

在工作上，岳父是精益求精。虽然他教了几十年的高等数学，但每次上课以前，他都要认真备课，有时甚至工作到深夜。他教的课，深入浅出，得到广大学生的好评。
在做人上，他待人真诚，没有半点虚伪。每次我到他家里去看望他，临走的时候，他都要把我送到楼门以外，挥手而别。
在生活上，他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对自己，他很苛刻，有时甚至到了吝啬的地步，绝不乱花一分钱。但是有一次，一位校工得了脑淤血，他毫不吝啬，一下就送去了五千元钱。
想写的内容太多了，但总觉得会挂一漏万，干脆不写了。总之，岳父虽然驾鹤西去了，但是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和音容笑貌却总是那样鲜活地留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