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制度的遵从是以制度的合理性为基础的，即人们只能服从具有合理性的制度。所谓实质合理性，是指制度符合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需要和愿望，即制度应当给遵从者带来一定的实际利益，应当体现社会生活中主体的价值追求。制度作为社会的整合机制是为了减少冲突、维护合作，从而使社会保持一种稳定发展的持续状态。
制度的确定性为主体提供了与环境有关的信息和认知模式，明确了主体的选择范围和行动的方向。制度的确定性能够使主体预先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并对其他主体的未来行动产生一种预期。

个人总是社会中的个人，社会总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不在社会存在的个人是抽象的、孤独的、离群索居的和无道德的生命力的个体。没有个体的社会，或者没有个人道德个性的社会，也必将是空洞的和死气沉沉的。

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每个人一方面发展着自己的社会性，以便被社会接受、容纳，另一方面就是形成自己的个性，以突显自己的独特性。人只有在首先满足了生存需要以后，才有可能需要道德完善。社会道德对个人的要求如果超越了个人这一实际需要，个人必然会视之为异己的强制力量而加以排斥，从而使道德规范无法得以实施。

维持和繁衍生命是人的自然属性，寻求生命意义是人的本质属性。没有“神性”的牵引，人将成为自然力的玩物和牺牲品，只会孜孜以求利害得失。在商品经济的领域，在商品的相互交换中，要想依靠他人的仁慈、利他等道德心的作用而获得自己的一份利益，那是不现实的、行不通的。

在分工与交换的市场条件下，我们的利己是实现他人的利己目的的必要条件和手段，他人的利己也是实现我们的利己的必要条件和手段。我们的利己成为实现他人利己的必要条件和基本前提，每一个人的利己不仅是道德上的正当，而且成为道德上的必须和应当。

个人在道德行为选择过程中具备的基本特征：
一是主体性，任何道德行为在本质上都是个体主体性的行为；
二是自由性，所谓为善与为恶都是行为主体自觉自愿选择的结果；
三是责任性，既然个人的道德行为是主体在意志自由的基础上自觉选择的结果，那么行为主体就应该对其行为承担道德责任。

人之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须以“他人之自由为界”（严复）。也就是说以不能妨碍损害他人自由权利为界。“善”主要指某种东西或行为的目的或结果符合一定社会道德要求的状态。
人是有限的存在者，其生存是短暂的，必有一死，死亡对生命是一种彻底的虚无化，所以我们的生存使命就是为短暂的生命赋予价值和意义。

社会道德的实现必须以个体道德为基础和必要环节，处在他律阶段的社会道德所产生的约束和导向力量，只有通过个体道德所形成的义务感和良心来发挥作用。没有大多数个体的道德自觉，就没有社会道德的良性运行，更不可能有社会道德的进步。社会道德的外在约束力量的大小，终归取决于每一个体的道德自律程度。

美德的本质是道德主体的情感、欲望、气质的优秀状态。美德是情感、欲望等生命中的感性部分与理智相互融合、渗透而形成的一种心灵品质。所谓道德情操，就不是指那种沉溺于一己之私的追求中的狭隘情感、欲望，而是指内涵着普遍性的道德理智素质的情感、欲望。

人对于能够带来感性欲望满足的对象和行为会产生快乐的感情，而对阻碍感性欲望满足的对象和行为则会产生痛苦的感情。如果人只服从自然的欲望秩序，那么，人们追求各自欲望满足的行为必然会相互冲突，而这并不是我们所向往的社会状态。我们并不需要去除自然欲望，而是要让它处在文明的道德欲望秩序的指导之下。

人性中感性欲求的倾向是很强烈的，而对理义的喜悦只有在经过相当艰巨的教养过程之后才可能产生。有美德的人总是不但更善于自处，而且更善于与他人在社会中共处，能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诚实、正直、公平、正义的美德。

个体道德作为对社会道德的内化，它不是一个对社会道德的被动吸纳过程，而是充分体现着个体道德的主体性。任何社会道德都是一定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要求和意志的概括，它总是作为普遍性的社会道德指令而存在着。

人有别于动物，就在于其行为受控于自我反思的能力，这种精神性的自控行为有别于自然界中的物理化学活动、植物的生长过程和动物的本能行为。于是，人不仅生活在一个大自然的客观世界中，而且也生活在支配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的世界之中。

伦理学是以道德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学科，是对道德现象的哲学反思和哲学理论，故伦理学亦被称为道德哲学。道德不论是作为调节群体行为的外在习俗，还是作为指导个体行为的内在品格，均是以行为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近现代以来，西方社会经历了从以德性伦理为中心到以规范伦理为中心的转变。无论现代社会伦理规范系统多么周全和完备，如若缺乏个人自主美德的内在心理基础，都不可能成为健全有效的伦理规范。这一点正是现代社会规范伦理的内在缺陷和弊端。